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下，究竟有着多少隐秘的角落？
那些被统称为“困境儿童”的孩子，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陷入困境，他们的童年缺少爱，没有光。
在上海，困境儿童的人数也是一个隐秘的数字，未曾公开。但记者在长宁区民政局困境儿童登记册上看到，仅长宁区，困境儿童就有302名。
【第一幕：恨意·我要从山上把你推下去】
“平时你不是凶得很吗？平时你不是很凶吗？”说这些话的时候， 12岁男孩小涛的语气是挑衅的。
“再破坏东西，我照样打你，你信不信。下次再这样把我所有东西砸掉，把奔驰车的油漆铲掉，再用批灰刀弄的话，我照样会打你。”大伯坐在椅子上，双手环抱胸前。
上海老式居民区里传来争吵声。未成年人小涛和他的监护人大伯，因为管教问题，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大伯要求小涛不再破坏东西，孩子不服管教。这样的场面，在大伯赵启明拿到小涛监护权的这5个月里，隔三差五就会上演。他们的关系，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一直说要杀掉大伯，对他大伯就是有一种恨意在，莫名的恨。”在公众场合，小涛从不避讳他对大伯的厌恶和恨意，而面对大伯本人，他更是“直截了当”。
“（小涛）威胁我说起来，我带你去旅游
，爬山去，到时候我把你从山上推下去。他还会说，我们去游泳，把你淹死。”对于这样的威胁，赵启明早已习惯，也并不放在心上。
【第二幕·灰暗·隐秘的童年】
12岁的小涛为什么那么恨大伯？孩子灰暗的童年，也许能给出一部分的答案。
2008年，小涛出生，但他的母亲也是一个16岁的“孩子”。小涛的父母是在大伯厂里上班的时候相识的，两人非婚生子有了小涛。但在生下孩子不久后，母亲便因为父亲懒惰、不求上进离开了，此后小涛一直跟随父亲生活。
童年留给小涛的都是一些模糊的碎片记忆。比如，他和父亲搬了很多次的家，最后一处住所就是这个老式小区里的一个简陋单间，常年照不到阳光。小涛记得家里的气味是腐败的，痰盂里是父子俩的排泄物，等到满了才会去倒。吃剩的东西到处乱丢，因此经常招蟑螂，甚至还有老鼠。
比如，父亲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棋牌室，一待就是一整天，甚至记不得给他吃饭，因此小涛经常一饿就是几天。所以小涛从很小就有胃病，最严重的一次甚至胃穿孔。
再比如，有一次下雨天，他在大理石的地面摔倒，磕到了脑袋，流了血，父亲问他疼不疼，小涛说当时就觉得很温暖。
小涛的童年，没有爱，更没有光，他就在大街小巷晃荡着，独自长大，最终长成了外界定义里的“坏孩子”。
“事实孤儿，遭受过一些虐待，父亲不给他饭吃，就是不管他，还把他遗弃掉之类的，发生过几次这样的现象。”王超是小涛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民政干部，第一次知道小涛，就是因为父亲将他丢弃在警察局门口。
但在孩子心里，相依为命的父亲依然是他最爱的人。当小涛回忆起那个被他称为“长毛叔叔”的父亲时，他依然用三个“很好”给出了评价。
【第三幕：独居·住在隔板间的孩子】
2020年1月23日，为遏制新冠疫情进一步蔓延，武汉封城，至此全国进入到对抗疫情的警戒状态中，但此时能和小涛一起抵御病毒的人，却在这场“大战”来临前，先离开了。
“小涛父亲是因为身体原因，突发疾病，在家中猝死的。”父亲离开时，小涛就在身边。
事情发生后，经过各方努力，终于找到了小涛的母亲。此时，小涛的母亲已经在外省市成家，有了新的丈夫和新的孩子，而新家庭对于她的这段过往并不知晓。由于担心影响到现在的生活，小涛母亲表示没有办法履行监护职责，放弃了监护权。各方权衡之下，最终小涛的监护权判给了大伯赵启明。
就这样，小涛和大伯，陌生的双方突然进入了彼此的生活。
其实，小涛父亲去世后，大伯第一时间就将小涛接回了家中，“父慈子孝”的场面仅仅持续了3天，他们就因为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闹得不可开交。
“我说以后我们住在一起，你要把个人卫生弄好。然后我再说说他，他就跟我说，当心我把露露，露露是我女儿，只有4岁，他说把露露丢下去。那我一听我就怕了。”最终因为这句话，12岁的小涛搬离了大伯家，住进了大伯名下理发店一楼的隔板间里，独自生活。而大伯作为监护人，日常主要通过摄像头和手机进行监护。
独自生活的一个月里，小涛仍然经常因为不服大伯管教，情绪失控。洗发店的玻璃、绿植都被他破坏过，而房间内的监控摄像头，总共换了7个。
“我现在才知道我爸为什么不让我跟着大伯，他说大伯有点不好。我现在和他生活一起了才知道他这么坑。总是和我说扣饭钱，扣饭钱。然后还有损害我利益的事情，做了一大堆。”从小无人管教的小涛，无法忍受大伯突如其来的管教。
大伯在管教中使用“做错事，扣饭钱”的方式，令小涛反感。而对于大伯曾经在管教中，甩了他两个巴掌的场景，他至今难忘。
记者：你理想的监护人，或者遇到的大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小涛：对我特别好的那种，真心对我好的那种。
记者：你觉得大伯不是真心对你好？
小涛：是的。
也许在成人世界的逻辑里，大伯能够接下这个“烫手”的重担，并且花时间管教，花金钱满足小涛的衣食住行，已经“仁至义尽”。但在孩子的逻辑里，大伯依然是他不喜欢的“监护人”。
小涛和大伯之间的裂痕，一时间难以消除。但作为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如果矛盾日益激化，孩子终究无法得到有效的照管。目前小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暴力倾向，如果不及时加以干预，任其愈演愈烈，甚至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涛的生活该如何回归正轨呢？
【第四幕：光束·90后的儿童主任】
“他（小涛）不喜欢吃这种桶的，一定要袋装原味薯片。我们也不要一次性买这么多，分几次买，不然他饭不吃了。”周六，上海的气温突破了35度。居委会民政干部王超带上零食，顶着高温，“加班”去看小涛。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王超的另外一重身份：儿童主任。
“小涛叫我王超哥哥，其实他并没有把我当做他意义上的大人，我们在他面前也是小朋友。”王超和小涛相处的秘诀就是在“成人”和“孩子”两种面孔之间，来回切换。王超是个“90后”，从2019年开始担任儿童主任至今。作为儿童主任，王超的主要工作就是排摸社区内的困境儿童，做好政策上的对接，提供及时的资金救助和心理帮扶。王超对于小涛的关心，其实早就超出了文件中规定的工作范围。
“这个给你带的薯片，还有上次你说的牙刷牙膏，也帮你准备了一下。等会要看着你刷一次牙。” 看着小涛脏乱不堪的住所，王超撸起袖子帮他整理。
在王超身边，这个暴躁的12岁男孩像是变了一个人。打扫期间，小涛也会搭把手，帮忙丢垃圾。看到王超满头大汗，小涛递上纸巾。而之前大伯怎么劝都不肯刷牙的小涛，今天竟然也乖乖地刷了牙。
王超和小涛之间，从陌生，到熟悉，再到产生信任，也是经过了整整两年的相处和积累。
“那个时候，爸爸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就赶紧跑了，然后王超哥哥他们追上来了，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子认识了。”小涛对王超的第一印象，就是解救他的大哥哥。
从那以后，小涛经常跑去居委会玩，王超也真的像哥哥一样，和他分享零食，给他买衣服、买袜子。“我跟他说以后居委会就是你的新家了，让他觉得心理上这里是个归宿。”
有时候，小涛也喜欢用文字游戏“耍”王超。比如，小涛会问王超有没有绿豆糕，王超回答没有，然后小涛就笑得前俯后仰，解释说：“你怎么那么矮，都没有绿豆高。”
笑话很冷，但却是小涛生活里难得的温暖。
“我只能说是大伯和小朋友之间沟通的桥梁。”王超心里明白，他的首要职责是恢复小涛和大伯之间的关系，毕竟大伯才是孩子真正的监护人。关系修复，孩子才能回到家庭，正常地长大。
【第五幕·搬家·不受控的孩子】
“钥匙在我这里，大伯不陪你去，我们陪你去。”
考虑到小涛现在的居住环境太差，大家决定要给他在小区里重新租一个单间。跑了好几趟，房子终于定了下来，小涛却始终不肯配合搬家。
“大伯你离我远一点，不然我不去了。保持9米以上。”原来是因为大伯要求小涛在搬入新家后，在开学前，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小涛抵触。终于在王超的劝说下，小涛同意先上门看看。
“以后大伯不太来，我以后经常来，多来。”
“大伯不要来。”
“你现在未成年，大伯不能不来，必须要来。”
刚要达到新住处，小涛却又突然逃走。大家只能先把新住所整理出来，以便在小涛同意后尽快入住。
像突然逃走这样的突发状况，在小涛身上经常发生。王超觉得即便自己有足够的耐心、爱心，但因为缺少儿童心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而正当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小涛却又突然回来。
大伯试探性地询问小涛是否对新住处满意，小涛说：“不满意，一点也不好。”
然后，他坐在新房间的沙发椅上，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用威胁口气说道：“这个是我上次买的那把吗？这个能扎人吗？我正准备拿东西扎大伯。”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小涛的表现让王超很失望。这一个多月以来，王超几乎牺牲了自己大半的休息时间陪伴和劝说小超，就是希望能够缓和他和大伯之间的关系。然而小涛这样的表现，让他觉得努力似乎没有成果。
“小涛，你能不能稍微有点转变。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好孤独，现在你开学后上初中，换了学校，有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你可以用全新的面貌跟他们交朋友，你自己为什么要放弃呢？我们不要求你明天就完全改变，你先刷一次牙，然后过两天再洗一次澡，一点点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推进，你大伯也是为你着想。”听了王超的劝说，小涛不说话，许久之后，他开口表示自己愿意试试看，还对录像的记者说，如果不信，你们可以录下来。
“拉钩，明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王超的存在，就像是粘合剂一样，柔软地连接起了儿童和家长。第一阶段的搬家难题总算解决了，王超松了一口气。
【第六幕·临时照护点·10个照护点，两年内仅1个启用过1次】
在上海，在全国，都有不少像小涛这样的困境儿童。在隐秘角落里，他们有些因为自身的重大疾病而陷入困境，有些因为单亲加之贫困而陷入困境，也有些因为父母入狱而陷入困境。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之下，仅长宁区，登记在册的困境儿童就有302名。
2019年，民政部、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居委会一级设立“儿童主任”。今年儿童节，上海市又进一步下发了完善困境儿童保障的工作通知。这些儿童主任，他们大多就像王超一样，由居委会的民政干部兼任。而他们的存在，成为照进隐秘角落的，一道道亮光。
“我叫梁敏，是一名70后的儿童主任。有个小孩，去年就应该参加中考，但因为一直拿不到户口本，然后他母亲觉得不读就不读了，然后在学校里面休学了一年，很可惜。”
“我叫童玲玉，一名80后的儿童主任。有一个小女孩，当母亲生病过世了以后，她从小公主变成了一个灰姑娘，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小孩品学兼优，一直以为他爸爸是出国工作了。然后今年年初，爷爷去世才知道父亲在狱中服刑，崩溃了，好长一段时间不去上学。”
儿童主任，虽然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名字，但面对的困境儿童，都是千差万别的个例。从困境原因、家庭环境，到孩子的性格、心理状态，都不尽相同。为此，儿童主任都会为困境儿童设立一人一档，以便更好地进行案例跟踪。
“每一个小朋友我们都给他建立详细的信息数据采集表，包括他的各种情况，最后我们对他帮扶的建议。有些是不需要我们特别介入的，有些需要我们心理方面，或者教育方面、医疗方面介入或者帮困之类的。”王超辖区内共有8位困境儿童，小涛是其中状况最复杂的，虽然目前王超已经为他申请了每月1900元的困境儿童补贴，廉租房补贴也正在申请当中，但就算未来生活无忧，小涛作为未成年人，将来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自居住，令人不放心。
而在记者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在困境儿童保障体系中有一项：困境儿童临时照护点。目前上海市共有37处困境儿童临时照护点，以小涛所在的长宁区为例，共设有10处。小涛暂时住在临时照护点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临时照护点的启用，又应该符合什么样子的标准呢？
“我们的困境儿童照护点，每周会有专门的人来打理一次。这里有小朋友的玩偶，还有玩具，小朋友日常用的毛巾和牙刷也有。”这是一处设立在养老院内的困境儿童临时照护点。单独的房间，单独的卫生间，整洁而富有童趣的床品，书桌上还整齐摆放着儿童的课外读物。
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局长章维说，这是长宁区的第一个困境儿童临时照护点，也是全国首创。
困境儿童临时照护点除了设备齐全，定期整理维护，还指定了相关的专业人员作为入住困境儿童的同性别照护者，在照护期间提供生活照料、心理关怀和学业指导。一旦区域内发生突发状况，家庭、学校、居委会都可作为主体强制反馈，进行报警，警察将孩子带离危险处境后，就可以入住。
不过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所以称之为临时照顾点，是为应对突发状况而设置的。像小涛这样的，有实际监护人，又需要长期居住，确实不太符合启用条件。
“临时照护点主要是给那些在突发情况下，吃住有困难的儿童准备的。另外，小涛虽然没有父母，但是他有近亲属，我们一定要强调家庭尽责的理念。并不是说困境儿童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推卸到临时居住的地方。”
在上海，从2018年开始，就以街道为单位，设立儿童临时照护点，形成严密的保护网络。但在实际过程中，它们启用的次数十分有限。以长宁区的10个照护点为例，在投入使用的两年间，仅一个照护点被启用过一次。而我们探访的首个临时照护点，从开设至今就从未被启用过。
一面是面临独自居住，但没有办法符合入住条件的小涛。另一方面，是两年间，十个仅启用了一次的，设备齐全的临时照护点。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资源有没有可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呢？另外一方面，记者在与儿童主任王超的沟通中发现，他对临时照护点的存在和功能，并不知晓。记者随即与小涛所在社区的民警联系，办案民警也表示，不知道有临时照顾点的存在。
对此，长宁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承认，因为儿童主任人员流动性大，因此在政策宣传上，可能会出现没有纵向到底的情况。未来要参与困境儿童保障体系的各方，要做到对政策更加熟悉，还需要各方的不断融合。
【第七幕·不专业·社会力量和儿童主任如何打好配合】
“以我目前的专业能力，没办法化解小涛和大伯之间的矛盾。”王超坦言，在处理困境儿童问题上，很多时候他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说得合不合适？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小涛到底需要鼓励，还是严格的鞭策？他都拿捏不准。
这并不只是王超的困惑，不够专业也是采访中众多儿童主任共同的担忧。经常和孩子们面对面，他们能够明显感知出困境儿童的不同：敏感，脆弱，习惯性地关上心门。虽然针对儿童主任专业性的培训，每年都会开展，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王超还是觉得远远不够。
专家表示，儿童主任只是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当中的第一个环节，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发现那些在隐秘角落里的困境儿童，报告出来，然后对接上各项政策。在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应该将一部分的职责转介出来，之后将由儿童社会工作者介入，弥补专业性不足的困境。
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长宁区民政局从去年开始就进行了相关服务的购买：困境儿童的家庭救助问题，有伴关爱、艺术课程等资源都进行了相关的匹配。在处理小涛的个案上，专业的家庭救助顾问就已经介入。
“听说他最近的卫生习惯……”
“对，还是不行。”王超发现，住进新家的小涛并没有像当时承诺的那样，改变自己的卫生习惯。眼看着开学日不断临近，无计可施的王超找到家庭救助顾问，商量该如何采取措施。
经过家庭救助顾问、王超和大伯的商量，他们决定拟一份“卫生状况保证书”让小涛签订，而其中设置了一些奖励和惩罚措施，对孩子进行约束。离开前，家庭救助顾问提出要见一见小涛。
“这个哥哥跟你聊天。”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出门了。”
小涛用枕头蒙住自己，缩在角落，不肯互动。担心镜头的存在，会干扰救助的开展，记者暂时退出了房间。觉得气氛有点尴尬，王超也退了出来。
“小涛，是不是人太多了，你不舒服。是的话，你就动动脚……你脚也不动。”小涛依然不肯有回应，最终家庭救助顾问也退了出来。
救助过程，显然开展得并不顺利。家庭救助顾问已经介入3个多月，但因为中途换人等原因，此次提供服务的救助顾问，在此前和小涛仅仅见过两面。救助顾问和孩子之间的信任没有建立，交流必然存在障碍。另一方面，救助顾问和儿童主任之间的配合也存在观念上的冲突，王超觉得救助顾问在很多问题上给出的解决方案都过于理论，难以落地；而救助顾问则认为，儿童主任在处理孩子的很多问题上可能会产生反向作用。
“你比如，儿童主任他习惯性用家长式思维看孩子，习惯用问题的角度去看待，而不是优点的角度去鼓励孩子。”
第三方人员的专业理论，在面对困境儿童问题上，是否能够经受住复杂现实的考验？
社会机构的介入，能否像儿童主任正在努力的那样，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
专业力量和儿童主任，又该如何形成合力，帮助孩子健康地长大？
困境儿童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毕竟才刚刚开始，相信有关各方，都将在未来的几年里，一点点探索前进。
“未来上海要建立一批专业的儿童社会工作的组织和工作者。不仅仅是社会工作能力，一定是儿童社会工作的能力。而儿童主任经过培训，也要有和儿童社工一起工作的能力。那么，当一个家庭的监护能力受损的时候，就可以有专业力量加入，配合起来，帮助这个家庭恢复它的监护能力。”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任赵芳给出了这样的建议。而对于儿童主任的设立，她是欣喜的，这个结果她们已经等了整整十年。
困境，往往并不单一，它可能涉及监护权、心理需求、学业困难、人际交往等多个方面，这就需要整合更加多元的力量。而即便各项环节已经建立，要真正打通，没有障碍，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下去，也需要不断纠错和完善。但以儿童主任为代表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终归是为那些生活在隐秘角落里的孩子，洒下了第一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