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甲才:共产主义很渺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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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很渺茫吗?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简要描述

  李甲才

  西方帝国主义应该革命而不革命,中国革命了他们却一贯殊死的反对革命。不是要革命要争取解放的人们无充分理由,找出一点不能全面代表整个社会的个别特殊事例作依据,非要执拗偏见的推倒走资派,反对帝国主义。而是这条道路现在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普遍追求生存标准提高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反公反社阻碍社会正常前进,开倒车把已经取得的进步摧毁葬送;把己经消灭的剥削制度再度恢复;把不再受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再度塞进备受欺凌、剥削压迫的人间牢狱;把已取得的国家独立再度陷人殖民地、半殖民地。因而当资本主义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再继续存在就显得十分落后反动。

  共产尘义很渺茫吗?不,就在我们的身边。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短期内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但却可以使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每天都在生长。公有制和免费为社会成员提供的服务就是具体的体现,雷锋事迹就是共产主义的榜样精神。

  社会主义干不成、搞早了?不是!就存在于社会现实中。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因素,是人类摆脱苦难所能体验到的唯一出路。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已具备了条件。只要察看资本主义(私有化)是多么黑暗、惨无人道、社会浪费多么触目惊心,很不合理,自然会认识毁社走资具有完全反动的落后性。也从反面证明重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多么的迫切,扩大共产主义的因素非常必要。资本主义如慢性毒药,既有硬刀子也有软刀子在“毒杀”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和人民本身。这绝不是无据之谈,而是有全社会普遍的事实依据。

  难道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都如十几个小岗村人一样?几十年前只知道不理智的谋私利分田单干,到头来仍然难以摆脱困境,仍不觉悟,难以救药。几十年后还低能狭隘近视的只知道“自私”二字,再不识别的?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能世世代代解决好农民的问题?千百年前分田单干不能解决,千百年之后就能解决?应该永远不变?难道他们原始的就如无任何主观能动性的动物一样,只能只知依靠自然的一点恩赐存活?封闭保守的只知道土地自个耕种同谁都合作不成,能冒生命危险分田单干,就不能干别的?18个人能团结一致不怕坐牢硬搞单干,就不能团结在一起走集体化道路?

  在一块搞社会主义没有积极性难以合作下去,以此作始点,被走资派恶意利用,又使千百万农民重新进人千百年来万劫不复的私有化旧制中,逐步在全国扩大到工商业中。用“改革”之名行倒退复辟之实,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干的事情。为工人农民找到好出路了吗?

  只要把现实社会的普遍弊病,同革命导师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蓝图的描述相对照,完全能改进能干好而未能改进干好,就会认为复辟倒退是多么地荒唐迷误,刻不容缓的打倒是顺理成章之举。拯救全世界无产阶级、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把在黑暗中挣扎的人民引向光明幸福,这是一切不甘随意浪费掉自己有限生命的人们的崇高使命、壮丽辉煌的伟业。

  从宏观俯瞰,从微观上着眼,两种比照就会十分鲜明的展现在任何一个良知还没泯灭的人们眼前。资本主义包括复辟的资本主义如作恶多端的罪犯在恶作刷一样,故意捣乱破坏能干成的社会进步,以便实现其剥削压迫的目的,自私是万恶之源名符其实。革命导师全面的论述了资本主义自然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乎规律的消亡,无期限的延续是反动的、落后的。

  国内外几十年以来,社会主义被各类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叛徒、骗子等涂抹、修正、篡攻,歪曲、诽谤、侮蔑、反对的面目全非,搅乱了基本的判别界限。只有大段引证,才能认识觉悟到革命导师们从社会发展前进的实际出发,揭示阐明共产主义,包括其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要合乎规律的产生。用革命导师描绘的蓝图,来对照现实社会存在中可以克服的种种实际的乖谬弊端,仍然在蔓延扩散,一再复制人类的灾难和不幸,从而拨正已经迷失的社会方向。

  恩格斯1845年2月8日,也就是163年前“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是这样描述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难道我们现在做不到吗?做不到一部分吗?反其道而行之,扩大革命导师指出的能克服的普遍的社会弊端难道是先进的?

  现在发生的美国金触危机转变成全球普遍的经济危机,对全世界破坏何其之大,千百万人失业,在非常苦难中挣扎,就能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本身固有的矛盾,应该合乎规律的灭亡,退出历史舞台。商业危机也是一种经济危机。

  循序深入,导师继续剖析:“这样,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会消除。但是,如果我们再稍稍地多从细节方面来考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组织的优点还不止此。这些优点还表现在消灭其他许多缺点上,今天我只举几个经济方面的例子。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象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劳动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在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人们怎样不顾血本地抛售自已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我们看到,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大批资本怎样由于所有主的破产而从他们手中飞掉了。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投机倒把多余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举一包北美产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场主之手转到密士失必河某个码头上的一个经纪人手中,然后顺流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在这里棉花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经纪人已经从种植主那里买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给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转卖给出口商。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说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又伸出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给一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比如说,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往鹿特丹,再溯莱茵河而上,经过十来个转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经过十来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但是还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用,然后把纺成的棉纱交给织布的人,织布的人将布交给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转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费者手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即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

  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纺织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难道这才不是清楚地证明了人们的利益的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费吗?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

  现在我们继续谈这个例子。正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费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纺织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费量。只要这种统计工作组织就绪,这种工作在一两年内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每年的平均消费量就只会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变化  因此就容易适时地预先确定,每一种商品要有多少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所需的这些商品也可以按批购的方式直接在产地订购,并且可以直接取得,不必经过中间人,不需要任何停顿和装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给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润。还不仅如此,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中间人非但不再为害社会,而且甚至会对社会有利。他们现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大发其财;因此,他们现在是直接损害公共福利而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们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员而出现,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现。”

  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做挽救全人类的工作,将大批人从毫无任何社会有效劳动的“软杀”中解救出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贡献,这样,很多人的存在就会告别自觉不自觉地“害人虫”行列而得到升华。如果一个人终生都未干出与社会有益的事情,其存在是很可悲的,无产者要解放全人类就有这个含义。

  专政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为了使自已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费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机关也将无限地加以简化,而这正是因为(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在这种社会里,管理机构必须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一切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把全社会纳入合理有效的有利于人民的全面管理之中。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愚弄、欺压、毒化人民,人民中形成的许多认识、习惯、观念同自己的幸福和美好相矛盾,抵消了本身应有的积极性力量。被反动派所利用,又无限期的为害自身和他人。“文革”要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既符合人民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对马列主义的运用。现在社会的反动派们从不讲这些道理,而是逆向引导,使这些本来可以逐步减少的社会肿瘤不减反增。苏中革命取得的社会进步全部丧失,又说成是人民的选择,争取一点进步是何等之难!只有这个比较才能清楚有力的证明,资产阶级、走资派罪恶深重。把人们引向对立敌视,在向人民灌输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中,把大多数人引向被剥削压迫的苦难深渊,大批人失业证明了什么?这是不能改变的吗?

  革命导师娓娓而谈,说理是那样的鲜明具体,雄辩有据。“我们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我们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因而就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目前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是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的了。现在因情欲而犯罪的现象已经愈来愈多地让位于因利害得失而犯罪的现象,就是说,侵犯人身的犯罪次数愈来愈少,而侵犯财产的犯罪次数不断增加。在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现代社会里,文明的增进已经可以减少情欲上的强暴表现,要是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啊!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别的地方,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发生了。刑法会自行消失,民法(它几乎只是专门处理财产关系或者至多是专门处理那些以社会的战争状态为前提的关系)也会不再存在。社会管理的费用就会大幅度下降。

  现在的各种争端是人们互相敌对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到那时就只是罕有的例外,并且很容易通过仲栽法庭来调解。现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也是针对经常的战争状态的,就是说,警察机构和整个行政机关都专心致力于使战争保持隐蔽的和间接的形式,使战争不致变为公开的暴力行为,变为犯罪。如果说,维护和平要比在一定地区内进行战争容易得多,那末,管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知要比管理笼罩着竞争的社会容易多少倍。如果说,文明甚至在现在就已经教人们懂得,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已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变成多余的东西,那末,在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多少倍啊!现在是违反社会制度而实现的东西,在社会制度不再阻碍、反而予以促进的时候,将不知要传播得多广呵!因此,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理由预期,由于当前的社会制度从社会那里夺走人手的事情不再发生,劳动力将会增加很多。”

  国家的管理费用非常巨大。在一个时期内,几乎耗尽所有税收,甚至收不抵出,而况这都是可以减少的,但却逐年上升,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人民头上,无效损耗所占比例很大。只要看看现在非常庞大的社会管理机构,经费支出惊人又浪费严重,大批人成年累月无所事事、虚度人生,就会明白导师的看法多么深邃。

  恩格斯又讲到占比重很大的常备军费用:“常备军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费最大的设施之一,它夺走了一个国家中最强壮、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们。从我们的国家预算中可以看出,我们为常备军花费了多少:每年花钱2400万,从生产中夺走20万双最结实的手。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谁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军。

  要常备军来做什么呢?为了维持国内的安宁吗?我们已经知道,谁也不会想到去破坏国内的安宁。对革命的恐惧只是人们的利益互相对立的结果,只要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惧。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吗?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损失人员和资本,而它取得的至多只能是几个怨声载道、因而也只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省份,它又怎么会进行侵略战争!是为了自卫吗?自卫也不需要常备军,因为要使每一个适于作战的社会成员,为了保卫国家而不是为了参加检阅,在自已的本行职业之外学会掌握武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请你们注意一下,一旦发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

  你们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象的祖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做出了怎样的奇迹,你们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这样,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现在由于维持军队而从文明的人民那里夺走的无数的人力就将重返劳动岗位,他们不仅会生产出自已所消费的产品,而且还能生产出比供养他们自已、比补充社会储备所必需的还多得多的产品。”

  军费的消耗性支出是双重的,既有人也有物。全球军费开支数量在现代社会里居高不下。根据瑞典斯德歌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2008年年鉴显示,2007年比2006年增幅6%,达到1.339万亿美元,全球人均为202美元。美国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5468亿美元,占全球的45%。前10名的国家依次是:英国497亿美元、中国483亿、法国462、日本424、德国348亿、俄罗斯324亿、意大利278亿、沙特263亿、印度239亿。这些巨大的开支如能用于和平建设事业,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这仅是一年的,多少年来加起来有多大?而军费开支不能逐年下降还不断“继续呈增长之势,”不仅仅是开支,还有无数的人,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现代发动侵略战争最频繁的是美国。争夺霸权、资本扩张导致战争,资产阶级是屠戮人类生命最大的“刽子手”。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很大一部分类似革命导师指出的人们,从毫无意义的、既有害个人,又有害社会的“无功折旧”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而以往时代的漫长岁月,无数人被无端的“折旧报废”,其存续毫无任何价值上的积极意义。从中就可以理解毛主席等革命领袖竭尽全力坚持社会主义是使所有人实现其人生的最大价值,也是对所有人最深厚的关爱。

  革命导师进而叙述剥削阶级对人力的普遍浪费:“在现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费表现在有钱人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谈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已而占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但是请你们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馆、富翁的内室,然后告诉我,许多人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费。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车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钟他们是真正用来使他们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已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钟点他们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马车的侍从座上,满足主人的癖好,牵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们不再成为老爷们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的社会里,目前浪费在服侍人们过奢侈生活的劳动力自然就转而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已造福。”

  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使全体社会成员得到解放,赋予人生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使人的存在得到升华飞跃,但现在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存在巳经多得见怪不怪了。无数人在无任何人格尊严中消蚀自己的生命,在无任何应该的奉献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至生命终结。还有无数无所事事的宗教神职人员。人类社会需要改进而能改进的地方是多方面的,而资产阶级企图永恒资本主义社会,反动、荒谬是明显的。已经消灭了此类社会弊端,又复辟重现是非常罪恶的倒退行为。

  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造的失业竞争随之而来的恶果:“此外,在今天的社会里,直接由于竞争的影晌,产生了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因为竞争使大批的人失了业;他们很想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工作。既然社会根本不是从考虑劳动力的真正使用上建立起来的,既然每一个都得自已去寻找生活,那末,在分配真正有益的工作或者似乎有益的工作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很自然地就没有工作做了。这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表现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就是:竞争迫使每一个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已的一切可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高价的劳动力,而文明的日益增进也为此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抢夺别人的饭碗,用一切办法挤掉别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而且这个失业人数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

  我们看到,人们用一定的方式出卖自己:他们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别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杂货叫卖:或者像我们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穷人家的姑娘一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弹着吉他卖唱,仅仅为了赚几个小钱而不得不听各种无礼的和侮辱人的话。而终于真正不得不去卖淫的人们又不知有多少呵!这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式出卖自已的失业者数量是很大的,我们的慈善机关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虽然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益处,社会还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养活他们。既然社会要负担养活这些人的费用,那末社会也就应该关心这些失业者,使他们能正大光明地谋生。但是在竞争统治着一切的现代社会里,这是无法办到的。”

  失业、两极分化,多数人非常艰难屈辱地生活。那些人力市场等待挑选的失业者,找活干的谋生者,如同待价而沽的牛马一样,亵渎了人类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此类矛盾。帝国主义一贯标榜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公平、正义之类的鬼话谎言;资产阶级社会同其主宰者们一面佛口高唱毫无廉耻的高调,一面残酷毫无人道的在继续扩大社会的黑暗和残忍,这难

  道不应打倒扫除?

  导师说:“诸位先生,你们想一想上面所谈的一切(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现代社会如何浪费劳动力),你们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根据这一切,你们就可以断定,担心公正地分担社会活动以后每个人的劳动负担就会大得使他不可能去作别的事情,那是多么没有根据。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的组织下,由于利用了现在完全没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当的劳动力,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时间就会比现在缩短一半。”从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中可以认识社会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是具体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无法解决的种种弊端、弊病而产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希望和未来,是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和千百年追求的幸福与美好。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几百年来一切为建立社会主义而不懈努力的人们辉映千古,一切背离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和腐朽思想,终将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难道不应该将其送入垃圾堆?

  有破有立,引用欧文的建议,进一步指明社会主义的构架:“但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因利用目前被浪费的劳动力而表现的优越性还不是最重要的。把个别的力量联合成社会的集体力量,以从前彼此对立的力量的这种集中为基础来安排一切,才是劳动力的最大的节省。在这里,我赞成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一些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最实际、最完善。欧文提议建造一些大公寓来代替现在那些房屋分散而且彼此妨碍的城市和村庄。每一公寓占地长宽各约1650英尺,附有大花园,可以舒适地居住两三干人。显而易见,建造这种能使住户享受现代最好的住宅设备的房屋,比起为同样多的人建造单独的、多半没有那么舒适的现有式样的住宅来,要便宜得多和容易得多。现在几乎每幢大厦都存在的许多房间常年空着或者每年只使用一两次的现象就可以消灭,而且不会有任何不方便;储藏室和地下室等等的用地也同样可以大大节省。要是深入地看一下家务琐事,那末公共经济的优越性就再现得特别明显。

  现在的分散经济,就拿取暖来说,不知浪费了多少劳动和物资!每一个房间必须有一个火炉,每一个火炉必须分别生火、添煤和照顾;必须把燃料送到每一个房间,而炉灰还得加以清除。可是像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工厂、教堂等,装置一个巨大的总的取暖设备,比如说,用一个发热中心和一些蒸汽管子来代替这些单独的火炉,是多么简单和便宜。其次,瓦斯灯目前费用还很贵,因为连最细的管子也得敷设在地下,而管子又因为我们城市里需要照明的面积很大,必须敷设到很远的地方。可是,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来安排这一切,所有一切就都集中在1650英尺见方的地面上,而瓦斯灯的数目并不会减少,结果,这种照明的费用无论怎样也不会比一个中等城市所花的费用更多。再其次,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莱,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子,单独在市场上、在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假设,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地完成自已的工作。最后,看看收拾房屋的工作吧!要是这些工作也组织起来和正确地加以分配(在那种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末打扫和收拾这种建筑物难道不比打扫和收拾两三百幢单独的房屋容易万倍吗?而像现在这样安排,两三百幢房屋中住的人也就不过两三千人呵。”

  资本主义不单是摧残穷人糟蹋人力资源,使他们长期处于被剥削的羞辱地位,而且在浪费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资源,资产阶级完全成为历史的罪恶的阶级。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走的路程还很艰辛复杂漫长,革命导师的理论如万丈光芒的灯塔,指明了争取光明道路而得到永远祟敬。

  这是革命导师160多年前指出的,而160多年后仍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未被消灭是全人类的最大悲剧,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社会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继续存在,其罪恶用“磬竹难书”形容是恰当的。建成社会主义又复辟成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倒行逆使。许多人赞扬、拥护复辟倒退,表现出人类社会前进的进程是多么的曲折。毛主席说:“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恩格斯从点到面,又进一步指明:“这不过是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组织在经济方面的无数优点中举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用不多的几句话向你们阐明我们的原则,适当地、全面地论证我们的原则。我们根本没有给自已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能够,而且也只希望阐明几点,促使那些还不熟悉这个问题的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至少已经向你们阐明了一点,那就是共产主义不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论。”

  社会主义不是生编硬造的,是从社会矛盾运动的内在需求中自然而生的。在马恩之前,就有许多追求进步,要挽救全人类的先驱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学说,如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马恩列斯毛在社会革命实践中,充实提高、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在前进中遇到的种种矛盾。社会主义在继续前进中遇到的矛盾还需要继续努力寻求解决的方式与途径,革命远未完成,还是要继续革命。

  导师从理论到实践,又提出三条具体措施:“也许有人要问:如何实现这种理论,我们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实现这种理论?达到这个目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英国人大概会从建立一些单独的移民区开始,然后让每一个人去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移民区;法国人却刚刚相反,他们也许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和实行共产主义。至于德国人从什么地方着手还很难说,因为社会运动在德国还是一种新的现象。我现在只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许多办法中间提一下近来谈得很多的一种办法,这就是采取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们的穷弟兄来说,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已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结果的时候,它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显而易见,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受了教育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现代无产阶级所受的那种压迫,那末从另一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才能具有。但是现在连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也不愿意继续处于目前的状况了。甚至在德国我们也能够找到证明,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就是例子。至于别的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教育不只是单纯科技文化的传授,而且还要有先进思想的教育,从而使受教育者彻底摆脱旧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对人的误导“毒害”,使之接受人类先进的思想、文化财富。摒弃一再延续、复制、循环旧的思想文化,扫除延续以私有制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和持续创造能持久运行的思想文化,达到教育为人民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不失败服务。

  “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为全移民造福。到目前为止,济贫所还把掌管的资本用来放债生息,这就为有钱人剥削穷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现在毕竟应该是把这些资本真正用来为穷人造福的时候了,应该是把这些资本的全部收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三给穷人的时候了,应该是做出资本和劳动的联合的卓越榜样来的时候了!一切失业者的劳动力都应当像这样用来为社会谋福利,而这些被迫堕落的受尽压迫的赤贫汉将会转变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快就会使没有联合起来的工人感到羡慕,并且为彻底改组社会开辟道路。”

  在私有化社会里的一些救济救助机构,实际上成为统治者继续其统治的工具之一。

  革命导师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要贯彻这两个措施就需要钱。为了取得这些钱,同时为了改变到现在为止一切分担得不公平的赋税,在现在提出的改革计划中就应该建议采取普遍的资本累进税,其税率随资本额的增大而递增。这样,每一个人就按照自已的能力来负担社会的管理费用,这些费用的重担就不会像一切国家中以往的情形那样,主要落在那些最没有力量负担的人们的肩上。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后面这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好吧,诸位先生,我们现在就只要求大家遵守这个原则,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我们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的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这样,诸位先生,你们就看到,我们谈的不是不顾民族的意志立即实行财产共有,而是首先要确定目标和保证我们能够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办法和途径。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将来的原则这一点,一切文明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证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制度的迅速瓦解可以证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证明。”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2月8日)

  用革命导师的阐释,对照现在的中国和全世界现实,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社会管理机构和人员,不但抵消了人们的有效劳动,其本身既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又是对正常有效劳动、工作的破坏。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可以实现人力和费用的最大节约。日常繁琐的文件、账簿可以精简到最少,消除流通领域的多余环节,实现生产和消费的短程衔接,就可以最大限度实现社会资源、公共财富合理有效的利用,就能消除资本主义几百年无法克服的种种社会弊端,比如经济危机、失业、医疗、住房而愁肠百结。人正常的生存可使身心愉悦,免疫力提高,生病率下降,寿命普遍延长,所积累的聪明智慧、经验技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诚信已不言而喻,保安、警察和各类管理人员减少到极限,整个社会的犯罪行为和欺诈、假骗消除到最低程度。全社会成员完全可以每周工作4天或3天时间,就能达到生存所需的第一二部类的平衡协调,幸福愉悦的生存使人们对劳动成为自觉追求。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事情。

  不是社会主义搞早了,而是被资产阶级反动派阻挠破坏地难以成功,革命导师在160多年前叙述的以上社会存在难道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吗?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虚无缥渺、远不可及的吗?不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的因素就广泛存在于我们社会中。只要我们把革命导师的阐述对照现实,就会客观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美好幸福之路,反社会主义“犯下了多重罪过”。所谓的生产力决定论是多么的错谬!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全面论述共产(社会)主义社会的原理时间分析,“马克思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已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会充分地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发展,将怎样迅速地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许多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后,就由“不可能知道”变成了知道。

  “因此,我们只能说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像夏洛克(夏洛克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典型的高利贷者。——译者注)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领取。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过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的话来搪塞,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的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党内的走资派也用刮“共产风”的做法从“左”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

   列宁继续“说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中的教会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白白地糟蹋坏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走卒,如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

  “这里我们也就要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不恰当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着重来谈它就很可笑了,至于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也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规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毛主席1975年前后说“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就建设了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走资派“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列宁又说:“ 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地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干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质是通过生产资料和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公有制,真正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民主制度,民主在财富的共有上。因而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简单满足程序化的表像性民主。定期选举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之后,一如既往的照旧延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私有制还是私有制,资本家仍是资本家,从未民主出另外的社会制度,可见其民主是保护资本主义延续的一种方式,于人民利益与地位的变化有害无益。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欺骗人民的魔术。

  “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本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警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构里‘受了训练而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统计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统计和监督是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淮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的领职报酬。对这些事情的统计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统计,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丑恶现象,并且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已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制愈完备,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即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已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已来进行统计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象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末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已开玩笑),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第85-91页)

  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里面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至于共产主义,它是这种社会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不要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统计、监督和检查的情况下共同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习惯,如劳动的单独进行、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以及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等等,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我们所谓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大家工作已成了普遍的现象。”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12月20日)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首先就是说,那里不会有任何阶级存在: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无产者,因此也就不会有剥削。那里只会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那里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因此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雇佣者和被雇用者存在的余地,(工人阶级不再成为商品劳动力)那里只会有自由的劳动者这最后就是说,那里随着雇佣劳动的消灭,任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消灭,那里不会有贫民无产者,也不会有富翁资本家,那里只会有集体占有一切士地、一切矿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厂和一切铁路等等的劳动者。

  由此可见,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这里不会有商品生产、争夺利润等等现象存在的余地。

  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它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

  这里不会有生产的分散性,不会有竞争、危机和失业现象存在的余地。

  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现存资本主义所有制阻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估计到未来社会中不会有这种所有制,那末显而易见,生产力一定会增长许多倍。同时还不应忘记,在未来社会中,现在的数十万寄生虫和失业者都会担任工作而补充劳动者的队伍,这样就会大大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人们的‘野蛮’情感和观点,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永恒的东西:有一个时期即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是不承认私有制的;后来一个时期即个人主义生产的时期,私有制掌握了人们的情感和理性;现在一个新的时期即社会主义生产的时期快要到来,那时人们的情感和理性浸透着社会主义的意向,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存在不决定人们的‘情感’和观点吗?”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注:斯大林这个地方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指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

  “要是对共产主义社会做一个简略的解剖,那末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甲)在那里不会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只会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乙)在那里不会有阶级和国家政权,而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他们将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经济上自已管理自己;(丙)在那里按计划组织的国民经济,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的;(丁)在那里不会有城乡的对立,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戊)在那里产品将按旧时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实行分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已)在那里科学和艺术将获得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可以达到全盛的境地;(庚)在那里每个人将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为糊口而操心,也不必迎合‘当代有权有势的人’。如此等等。”(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

  斯大林在全世界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局势中独擎社会主义大旗,从列宁1925年去世到1953年亲自干了28年,非常艰难的推进社会主义,使“十月革命“的苏联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之后的“苏共”反其道而行之,最终使“共社”败亡。国内外诅咒斯大林的恶棍们反的是斯大林坚持的社会主义。

  很少有人正确中肯的评价斯大林当时是否应“宜将剩勇追穷寇”?强力支持法共意共在法国和意大利建立社会主义;在亚洲支持日共夺权上台;同中国一道支持朝鲜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中国统一解放台湾,强化社会主义阵营;支持南共发展扩大社会主义的版图;向印度也“输入”社会主义。是否当时应抓住这个机遇,争取社会主义在多个国家取得胜利?

  为什么失去了这些建立社会主义的机遇?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在“一大”和“二大”通过的党纲中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私有)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毛主席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几十年前是这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从资本主义旧状态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过苏、东欧、中、朝、古巴等成功的先例。由党内的走资派“改革”掉已建成的社会主义之后,如何重建真正的社会主义?目前尚无先例,但肯定会出先例,就如同自然科学上的发明创造一样,绝无可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失败了再干,就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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