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两党在政治极化日益严重背景下，就预算“极限拉扯”，拖到最后一刻才勉强维持联邦政府运转的情形屡屡发生。最近，美国政府又差点“关门大吉”，在最后时刻紧急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这背后隐藏着什么端倪？特朗普的“妥协”表明了什么？
12月21日，美国会众议院在众议长迈克·约翰逊的主导下通过了最新的临时拨款法案，再次避免了白宫关门危机。
老墨留意到，从2018年起，国会从未按时（即当年10月前）通过下一年度的综合拨款法案（Omnibus Spending Bill），白宫几乎每年都要靠临时拨款法案（Continuing Resolution）撑过头几个月。
2018年12月中旬，由于参议院民主党始终反对在2019年度的正式预算中纳入特朗普的“边境墙”计划，众议院共和党退而求其次，提出临时拨款法案将政府拨款截止日期延长至2月8日。
特朗普的“造墙计划”
其中编列了 13 亿美元临时预算用于修建边境墙，但该临时拨款法案在参议院遭到民主党坚决反对，而特朗普亦拒绝签署不包含“边境墙”预算的临时拨款法案。
于是，政府于2018年12月22日关闭。
2019年1月，116届国会启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立刻通过了参议院提出的不含“边境墙”内容的临时拨款法案，并发动舆论抨击特朗普此举是以政府为人质绑架国家政策。
最终特朗普让步，于1月25日签署临时拨款法案，允许政府重新开门至2月15日，条件是必须在2019年度的综合拨款法案中为修建边境墙拨付资金。
2月14日，两院通过2019年度综合拨款法案，但全年仅为“修墙”拨款13.75亿美元。
至此，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事件画上休止符，白宫总共停摆35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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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法案是党政矛盾的集中体现
拨款法案作为美国政治，尤其是国会政治中的核心议题，反应了两党在不同时期的核心关切。
2017年特朗普首次胜选后，极右翼迅速崛起，政治极化加剧导致两党利益诉求日趋迥异，而双方试图重点推进的工作无一不需巨额财政支持。
因此，在美财政预算总额有限的前提下，两党愈难达成妥协。
临时拨款法案原本作为年度综合拨款的补充手段，近年来却几乎成为常态，变为两党博弈下的畸形产物。
在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史上最长政府关门事件后，年度综合拨款法案从未在前一年度10月之前按时通过，甚至在民主党“府院一体”优势的那几年也不例外。
2019年底疫情爆发后，尽管两党就大规模提高预算应对疫情达成共识，但极端财政保守派仍然极力阻挠综合拨款法案如期通过。
“2020年综合拨款法案”延迟到2019年12月20日通过；“2021年综合拨款法案”延迟到2020年12月27日通过。
2021年民主党携“府院一体”优势执政后，于当年4月就早早在众议院提出了高达近2万亿美元的2022年预算规划为拜登“绿色新政”护航。
如此无节制的预算计划立刻招致共和党及民主党温和派的竭力反对，直到2022年3月，当年的预算法案才获得通过。
2023和2024两个财年，由于两党矛盾进一步激化，白宫需靠临时拨款法案“苟延残喘”近半年之久，次年五月前后两党方能就综合拨款法案达成妥协。
两党从2023年7月起围绕2024财年预算进行博弈，民主党被迫将政府预算拆分成若干部分，直到2024年4月20日才勉强完成当年预算的编制。
其中部分政府预算仍需依靠临时拨款法案来维系，期间众议长麦卡锡更因在预算问题上向民主党轻易妥协而遭本党极右翼弹劾下台。
2024年，白宫三度面临关门危机，每次都是靠众议长约翰逊的斡旋才于最后时刻通过临时拨款法案化险为夷。
可以说，整个118届国会期间，临时拨款法案已经“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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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渐显“建制化”端倪
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其所代表的极右翼意识形态在全美迅速蔓延并一直蓬勃发展至今，大批极右翼政客凭借特朗普的背书走上政治舞台，国会众议院也开始出现不少极右翼议员。
他们普遍政治经验浅薄，也不遵守议会制传统规则，却能够利用年度预算谈判绑架整个国会来实现本派系的意识形态目标。
政府关门会在政治上损害两党的利益，因此临时拨款法的重点是维持政府服务，而非意识形态斗争。
这一点上，两党心照不宣地达成“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政府关门”的共识。
但极右翼崛起后，极右翼共和党议员在很大程度上拒绝“磋商与妥协”的议会制政治传统。
他们将年度预算谈判视为实现本派系意识形态诉求的筹码和绑架国会的工具，使得综合拨款法案和临时拨款法案越来越难实现两党共识。
极右翼在国会的代表性组织是众议院自由党团。116届国会该党团拥有29名成员，118届国会增长至45人，119届国会估计至少达到52人。
虽然人数上仅占众议院共和党的1/4，但背靠特朗普这棵“大树”，自由党团的反对者往往面临在下一届选举中被特朗普“清洗”的威慑。
这导致大多数共和党建制派议员对自由党团成员拒不妥协的行事作风敢怒不敢言，沦为“绥靖派”。
因此，自由党团能够撬动的众议院支持者远远多于其本身的人数，这是他们绑架国会所倚仗的最大资本。
然而，去年12月21日通过的最新临时拨款法案上，作为候任总统的特朗普态度较其第一任期出现明显变化，呈现出“建制化”转变趋势，表态其“能够接受”。
从该法案投票过程来看，特朗普未号召共和党人集体反对，仅以个人名义表达了对其中涉民主党利益部分内容的不满。
最终，大部分共和党建制派在特朗普无明确授意的情况下，皆从“避免政府关门”的传统大局出发，投票支持了这一明显对民主党更有利的临时拨款法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在胜选后的这次预算谈判中，展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建制派风格，“学会”了妥协。
老墨认为，这标志着特朗普政治上更加成熟，其未来四年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的斗争博弈将更具策略性，助推极右翼势力将民意优势逐渐转化为全面优势。
其实，特朗普的这种“建制化”端倪早已显现。
迈克·约翰逊原本是公认的极右翼议员，其接任众议长后，在包括临时拨款法案在内的多项议案谈判中，并未与格琳、盖茨、罗伊等极右翼坚定站在一起，反而经常“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促成两党妥协。
迈克·约翰逊
2024年3月22日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谈判是最典型的体现。
当时离2023年12月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有效期仅一天，约翰逊于3月21日凌晨3点提交了一份长达1012页的法案文本。
按照规则，众议长有权要求72小时的文本阅读时间，但约翰逊主动放弃了这一权利，只留给议员们24小时的阅读时间，很多被强留下来加班至深夜、疲倦至极的极右翼议员根本来不及从中找出自己要攻击的拨款内容。
直到法案通过并经拜登签字生效后，很多极右翼议员才发现其中包含不少完全背离保守主义政策的拨款项目，以至于他们纷纷扬言要弹劾约翰逊。
但特朗普却罕见地未对约翰逊作出任何批评。
如果没有特朗普的默许，约翰逊敢擅自“背叛”极右翼吗？格琳、盖茨等极右翼议员宣称要弹劾约翰逊，最终却并未真正付诸行动，又是谁安抚了他们的愤怒情绪？
约翰逊接任议长后多次斡旋促成两党建制派妥协，为何其今年竞选连任期间仍一直得到特朗普的坚定支持？
众所周知，特朗普是极右翼的核心人物，任何忤逆他的政客都可能遭到“清洗”。
约翰逊如此行事却仍得到特朗普支持，是否意味着他其实是按照特朗普的授意行事？
最新的临时拨款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作为少数反对者之一的德克萨斯州极右翼联邦众议员齐普·罗伊接受美国政治媒体Politico采访，心直口快的罗伊透露自己投反对票前电话听取了特朗普的意见。
既然特朗普能够暗中指挥罗伊等极右翼议员如何投票，自然也能够指使众议长约翰逊如何行事。
要知道，约翰逊能接任众议长，特朗普的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毕竟此前他只是400多名众议员中一个无名之辈。
当年长达35天的政府关门，对特朗普的政治形象产生了巨大伤害。
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显示，71%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修墙”导致政府关门，而华盛顿邮报的民意调查则显示53%的美国人将政府关门归咎于特朗普。
目前看来，特朗普已经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在大选年煽动极右翼造成政府关门，对自己的选情不利。
因此，授意约翰逊斡旋推动临时拨款法案如期通过，避免政府关门，同时指挥右翼媒体抨击其中民主党“乱花钱”的行为，趁机拉拢中间选民，这才是对自己选情最为有利的策略。
这种高明的政治斗争策略，在第一任期的特朗普身上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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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建制化”转变或助推共和党掌握全面优势
在特朗普已经胜选的背景下，此次临时拨款法案更像是民主党的垂死挣扎。
从公布的法案内容上看，几乎全都对民主党有利。
对共和党有利的内容，除了1000亿美元救灾款将惠及南卡、北卡、佛罗里达、俄克拉荷马等多个红州外，就只剩“允许特朗普总统参与2025年预算拨款过程”了。
特朗普最终选择暂时隐忍，并未号召两院共和党人坚决抵制，反映出其政治上更加成熟：
一方面，此时与行将下野的民主党硬刚，导致白宫关门，影响自己1月20日就职后的初期施政，可谓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以满足民主党一系列诉求为代价，换来自己能够参与2025年预算拨款过程，这在特朗普看来是一笔非常重要的交易。
正常情况下，下一年度的预算法案应在上一年度末敲定，因此新任总统实际上无法参与自己就职首年的预算拨款过程。
但此次临时拨款法案将2025年度综合拨款法案的确定时间延迟了三个月，意味着特朗普1月20日就职后，可以利用共和党“府院一体”优势拿到一份接近完美的正式年度综合拨款法案。
用3个月的隐忍换来剩余9个月的予取予求，政治上日渐成熟的特朗普从建制派政客那里真正学到了政治交易的精髓。
在老墨看来，特朗普这一“建制化”转变，可视为“特朗普主义”自我调整适应美国主流政治生态的结果。
上一任期，特朗普带领少数极右翼政客在移民、预算等保守主义议题上与民主党“寸土必争”，结果其四年施政可谓举步维艰。
这或许让特朗普意识到，纯正的极右翼意识形态根本无法在当前美国主流政治生态环境中生存。
如果众议长约翰逊确如前文所料，是特朗普在众议院的隐藏代理人，则证明特朗普的政治策略已从原先的“寸土必争”转变为更加务实的“丢卒保车”。
他更加懂得在特定时间，哪些目标对自己更重要；哪些目标可以暂时战略性放弃，作为实现更重要目标的筹码和工具。
然而，特朗普必须保持自己作为极右翼核心人物的政治形象，因此不能亲自向民主党妥协。
此时，新任众议长约翰逊便成为其在众议院代理人的不二人选——凡是需要跟民主党谈判，做出一定程度妥协以换取更大利益的事，由约翰逊去做。
特朗普自己隔岸观火，最多以个人名义批评一二，但绝不呼吁自由党团成员大规模有组织地反对、抵制。
这样既维护了自己极右翼核心领袖的形象，又暗中通过政治交易获取了实际利益，充分体现了如今特朗普的政治成熟。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的“建制化”转变，不仅不代表其向建制派妥协，反而预示着其试图让“特朗普主义”长期霸占美国政坛的野心。
第一任期，特朗普所领导的极右翼手握民意优势，却因政治上的不成熟，无法将民意优势有效转化为府院博弈中的政治优势。
如今特朗普意识到，唯有自己治下的白宫、两院配合默契，各项主要保守主义政策推进顺利并取得可观的政绩，才能使“特朗普主义”得到更多中间派选民的认同和追捧。
从而不断扩充白宫、国会和整个美国社会的极右翼势力，将民意优势充分转化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优势。
随着极右翼势力日益壮大，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能够逼迫特朗普及其后继者妥协让步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直至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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