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船工，1917年，（美）甘博（SidneyD.Gamble）摄
红军长征路过贵州半年后，“旅行家”薛子中来到这里。
薛子中，河南济源人，中共地下党员。在失去党组织联系，地方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找党未果的他，在报纸上看到红军长征的信息，决心从山东濮县（今河南范县濮城镇）南下，以“旅行家”的名义，沿着红军长征路线，寻找红军长征部队，回到党的怀抱。
他先后走过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八省，虽然最终没有追上红军长征部队，却留下了珍贵的社会生活史料。
比如在贵州，薛子中就见证了土豪劣绅的“黔味”。
“旅行家”薛子中
滇黔古道上一处歇脚的小地方，叫做腰站（今属威宁），两个保董为争夺交通控制权，各领保商队百余人，展开血战，死伤无数。
所谓“保董”，原是保甲制中的保长角色，基本相当于今天的村干部。传统上多由有功名的士绅担任，然而在后科举时代，乡村社会在政治上出现了权力真空。过去长期处于乡村社会的边缘化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头子、帮会分子等趁机控制基层社会，占据乡村社会的权力中心位置。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民国乡村社会的“新士绅”阶层，从而导致土豪劣绅化。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为了镇圧人民和反共的需要，又为其披上一层合法的制度外衣，结果就是基层权力被这种恶势力所吞噬，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发强烈，乡村政治也更混乱。
薛子中一家
威宁境内的保董，不下三百，都是当地土豪，各有势力范围，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农民，多数都是他们的佃农，佃农的生命财产完全掌握在土豪手中，所以必须为之驱使。这种保董战争，经常发生，死伤的都是佃农，而且善后各种花销，都要自己承担，死伤都跟老爷无关，都是你自愿的！
大开眼界后的薛子中，进了威宁县城，赶紧找县长反映情况，县长冷笑道：“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在威宁境内，这一类事没有半月不发生，他们这些保董都是有枪有势的人，打死人谁也不告状，告状政府又无实力我制他们，只有装聋作哑，任他们随便干好了。”
告别威宁，薛子中下一站是赫章。
这里的特色风味是“保商队”，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保护商人，保护商路，实际上呢？
1910年，四川小相岭北侧的村子，（德）魏司（Fritz Weiss）摄
乱设税卡，私字征税不说，关键是名为保商，实为土匪。
“保商是他，抢商也是他，杀商还是他。小商人则保之，货物较值钱者即抢定，货物多而又值钱者，则不惟抢其货物还要杀其人。咸宁保商队，大都是如此。”
问题是交了买路钱，就能保平安吗？
答案是否定的，保商队和土匪各管一段，两拨人两笔费用，一个都不能少，这还得是你不值什么钱，如果是外地商人，本地没有关系户，那基本是管杀不管埋的节奏了。
没人管管保商队和土匪吗？
重庆的乞丐，1917年，（美）甘博（SidneyD.Gamble）摄
当然有人管，这两拨人其实是一个主子，就是本地土豪，手心手背都是肉，土豪怎么能厚此薄彼呢？
不过土豪老爷“仁义”，也有“心善”的时候，有三种人：公务人员、军人和外国人，既不许保商队收过路费，也不许土匪抢劫杀害，而且要严加保护。
此时在六百多里外的黔北，国民党赤水县淋滩区（今属习水）区长刘纯武，也在筹建一支保商队。刘家是当地兼营工商业的大地主，刘纯武的父亲刘春和，也曾担任过淋滩区长。
失散红军刘湘辉，正在古蔺太平渡艰难谋生。但他时刻不忘自己红军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深入群众，组织群众，一个又一个把失散在当地的战友们集合起来，希望能重新归队，或者能找到当地党组织。
淋滩、太平渡，分居赤水河上下，水旱码头造就了太平渡的繁华
淋滩在赤水河上游，离太平渡不远。听说这里的刘区长为拉起保商队，收容了大批失散红军，而且据说此人名声不错，对抗日比较积极，对失散红军也非常宽容。再加上太平渡乡公所多次胁迫他当乡丁，地方反动当局显然是盯上刘湘辉了，所以他决定暂时离开太平渡，以卖黄豆做掩护，到淋滩和战友们见见面，顺便摸摸刘纯武的底牌。
稳妥起见，刘湘辉先找了古蔺地下党负责人熊少阳，此前他们已经接上关系。同时，熊少阳也在做争取刘纯武的工作，希望后者能把保商队搞成抗日武装，换言之就是我党有联系的地方武装，以应对未来的局势变化。
俩人一拍即合，一起去找刘纯武。当然作为地方势力，刘纯武有自己的小算计，毕竟阶级局限性在那里，但他的保商队的确可以庇护一些已经“红”起来的同志。于是刘湘辉就留在了淋滩，并暂时加入了保商队。
曾流落太平渡的老红军刘湘辉
到了1937年10月，一天淋滩街上，忽然人声鼎沸，甚至有人手舞足蹈，边走边喊：“中国军队终于打胜仗了，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消灭日寇精锐部队板垣师团！”
一问才知道，不知是谁，在街口的墙壁上，贴出了一大片“号外”。大家得到了胜利消息，就来自上面。刘湘辉也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去看，但他看完却疑窦顿生。
“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怎么原先没听说过，国民党的军队能消灭日寇精锐部队，以什么战法呢？以当年在中央苏区，跟他们过手的经验来看，实在想不通！
毕竟刘湘辉是红军大学毕业，在部队曾是团参谋长，红军又进行抗日爱国教育，所以对前方战局非常关心。他先找了原红三军团警侦连连长吴正国和另一位伤员刘少武，又找了刘纯武打听。刘纯武上过学，也曾是个热血青年，有看报纸关心时事的习惯。
古蔺地下党负责人熊少阳（熊绍阳）
刘湘辉一问，刘纯武笑了，说：“嘿，这你都不知道吗？现在国共合作了，你们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北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打鬼子去了。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你们的队伍。”
说着，刘纯武又找来几张报纸，把八路军相关的报道，也指给刘湘辉看。从中，刘湘辉知道八路军编成三个师，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
刘湘辉高兴得跳了起来，说：“那我给八路军总部写信行不行？”
“行，你写吧，我保证给你邮出去！”边说话，刘纯武边找纸笔信封信笺，递给刘湘辉。
平型关大战中我军机枪阵地，1937年，苏静 摄
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刘湘辉赶紧就近找来战友吴正国、宋加通、胡金标等，接着串联起五十多位失散红军，开了个会，一起商量如何给朱总司令写封信，要求归队，上前线打鬼子！
今天的我们，恐怕很难理解刘湘辉同志他们当时的复杂心情：
遵义会议召开后，红军上上下下，很多同志都感觉到，“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但是怎么有希望，有希望之后，党和红军走向哪里，失散红军们并不知道，他们渴望胜利的消息，他们太需要胜利的消息了。如今终于听到长征胜利的消息，听到红军改编八路军，初上抗日战场就取得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怎么能不激动呢？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亲爱的同志们，阶级深情和牵心挂肚的思念，怎么写得完啊？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动员大会
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决定，给朱总司令写一封短信，简单汇报这里的情况，提出明确的归队要求——死也要跟党在走，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死在抗日前线！
1938年9月，刘湘辉路过太平渡邮局门口，被邮局负责人陈良达叫住：“刘红军，前方给你来了一封挂号信！”
这是一封周恩来同志从武汉寄来的双挂号信。
所谓双挂号信，又称回执邮件，寄信人交寄国内挂号信件，填写国内邮件回执，随信交寄，经收件人签收后，邮局再将其寄退给寄信人，以证明挂号信已经妥收，相当于双重保障，确保邮件不会丢失。
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合影。左起：张云逸、叶剑英、王明、秦邦宪（博古）、周恩来、曾山、项英。
大致内容是：“你们给朱总司令的信早收到了，前方转告我给你们回信。对流落在川南地区的同志们，组织上一直非常关心，但限于交通阻塞，不便联系。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今后可与重庆机房街七十号八路军办事处周怡同志联系。”
不久，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通过熊少阳，通知刘湘辉，组织上准备正式恢复你的党籍，约你到泸县（今泸州市）了解情况。
熊少阳陪着刘湘辉，从古蔺步行二百四十里，赶到泸县。在一处茶馆的僻静处，化名“姜伯文”的一位中心县委领导，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要了一壶茶，大摆龙门阵，实际上却是刘湘辉汇报1930年9月在苏区入党以来的工作思想状况，熊少阳介绍刘湘辉流落古蔺后的表现。随后，姜伯文代表泸县中心县委宣布，正式恢复刘湘辉的党籍。
二三十年代的泸县全境
回到太平渡，刘湘辉找陈良达接关系，俩人这时候才知道，既是熟人，更是同志。他们又一起发展了前面提到的，刘湘辉刚到太平渡就认识的熟人，对红军极有好感的茶馆老板柳淮清。三个人成立了太平渡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刘湘辉，组织委员陈良达，宣传委员柳淮青。由此开始，太平渡支部在红军失散人员中，选择表现好的同志，陆续恢复党员的党籍，又发展了几位新同志。
1938年12月，刘湘辉向古蔺和泸县党组织提出，他已经太“红”了，这样不利于地下工作的开展。征得地方党组织同意后，刘湘辉就找到重庆八办，联系周怡同志，正式要求归队。
周怡是老资格的地下党，此时任八办副主任，实际上是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协助后者作情报工作，负责与大后方的地下党组织联系。周怡动员刘湘辉仍回太平渡，尽量联络更多的红军失散人员，以后相机奔赴前方。
重庆八办最初办公地机房街70号，在当年苍坪街端头，毁于1939年5月日机轰炸
1939年4月，周怡同志又寄来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说，为防止国民党以“八路军在后方收容红军掉队人员”为借口，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刘湘辉立即停止组织红军失散人员。
这下刘湘辉可急了，赶紧去找熊少阳，表示：“集体上前方不行，我一个人也得要走！”
最终经请示泸州中心县委批准，熊少阳正式通知刘湘辉，可以去重庆找党，而且还要以“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组织古蔺、泸州的几所中学的学生热烈欢送，同时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和成绩。
听说这么要搞这么大阵势，刘湘辉立刻表示反对，说这不是明摆着把地下党组织和我们的干部，还有受我们影响的青年学生，都暴露给国民党吗？同志们就差把“共产党”三个字，直接写脸上了。今后的斗争形势必然是复杂的，国民党虽然现在抗日了，但阶级本性决定了，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所以必须做最坏打算，更做长远打算，不要暴露组织，千万别搞大张旗鼓的欢送会。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交代完工作，一天深夜，刘湘辉乘一艘木船，从赤水河上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太平渡。为了避免暴露身份，走时组织关系都没带走，怕万一被国民党军警沿途搜查到，就不好办了。
9月16日，刘湘辉到达重庆八办，随即被介绍到西安八办，坐着八办的卡车，一路到陕北，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接着进抗大学习，学习结束被分到太岳根据地，继续从事军事工作。并再次恢复组织关系，党籍仍从1930年计算。
刘湘辉归队了，其他失散红军怎么办？
人常说：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团第一营之印”，木质印章，现藏古蔺红军四渡赤水陈列馆
太平渡周围的失散红军里面，刘湘辉无疑是大家的主心骨，如今他走了，剩下的同志怎么想？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是自暴自弃，消极颓废，用今天的话说，来颗超级大药（要）丸（完）吗？是觉得党和上级都不要我们了，对不起我们的一片苦心忠心诚心，我们今后走哪算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也别管谁了吗？是娶妻生子，就这样过小日子，混同与一般老百姓，躺平过生活，当个全身心的“日子人”吗？是这革命谁爱干谁敢，反正我不干了，革命不要我，我就彻底黑化，走黑道甚至跟国民党，跟地方“乡贤”同流合污吗？
……
细思极恐啊！同志们。
番外篇：找不到“故事”的隐蔽战线烈士
查阅失散红军刘湘辉同志的史料，发现了一位神秘人物，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主任的周怡同志。
北京陆军医学院（北洋政府时期）
通过手头的相关资料，可以大致勾画出轮廓：
湖南人，毕业于北京陆军军医学校（后迁往南京改名中央军医学校），老资格的革命者和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党的隐秘战线的先驱者，原北方特科成员。
1930年初曾任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单线联系潘文郁，做张学良、黎天才的工作。
抗战爆发后，任周恩来秘书，相继参与筹建和负责过八路军武汉、重庆办事工作。同时负责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接洽关系，指导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工作。
1940年，重庆八办合影，中为处长钱之光，不知副处长兼情报科长周怡在里面吗？
后调任晋绥根据地，担任晋绥分区社会调查部长兼晋绥军区情报处长。
抗战胜利前，病逝延安。
著名法学家李木庵同志在其《窑台诗话》中，曾有《哀周怡》，载曰：
“周怡，湘籍，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副处长，后任晋绥军区调查局长。一九四〇年，我过重庆来延，晤面于红岩嘴上，多承照拂。人极诚笃，办事明敏周到，心仪其人。今（1944）闻病故，年仅卅余。英才中折，为之惋惜。诗以悼之：
忆昔巴渝路淹迟，红岩嘴上雨如丝。遇君戎马倥偬候，为我征车计划时。心热能宏阶级爱，才长不滞事机宜。匡时徒作英才想，日落风嘶树影驰。”
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合影，左右两边分别为邓颖超、张玉琴
顺便说，周怡同志的爱人和革命伴侣张玉琴同志，也是老资格的隐蔽战线工作者，更是经过红军长征考验的女战士。
搜了一天，大致就这些资料了，中华英烈网上更是语焉不详。
想想就心痛，就无奈。
这么多默默无闻的革命者，他们当年的革命事迹，真的让我仅仅看这些自己梳理出来的资料，就感到真的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可有关部门都没有太多他们的资料，我这个体制外的“个体户”，又该去哪里找呢？
只能留下愧疚，一笔带过。
对不起你了，周怡烈士，请原谅我的糊弄！
一片空白背后，能想到的只有隐秘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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