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
祖母的牙齿，好多年前就已经掉光了。
但她很会享福。哥哥、姐姐、大伯母他们都会给她钱。乡下人花不了多少。她都存起来了。但不像我的另一个祖母，什么都不舍得吃，不舍得用，不舍得买，虽然她定居国外的儿子和在广东做生意的两个儿子每个月固定寄许多钱给她——她都尽可能攒着，说是留给她的长孙，那个老跟隔壁班小男孩打架，总是考个十来二十分回来的捣蛋鬼。
天气好的时候，我的祖母就到别的祖母家串门，或者在屋檐下坐着，跟邻居的阿明婶拉家常。有时我进门，她叫住我，随便教训我两句，扯上一些无聊的、鸡毛蒜皮的旧事。我不安地坐在门前石凳上，望着山坡下面的公路，和公路那边的田野，听一句忘一句。
我的祖母，当我家的房子被台风吹得七零八落，摇摇欲坠的时候，父亲不得不着手筹些钱把房子重新盖过的时候，她——还有那时还活着的祖父——出了两仟块。这是个好大的数目，在那年头。条件是，新盖的房子一半归他们。
村里人，每家每户削尖了脑门钻去日本，钻去美国，钻去台湾。新房一幢盖得胜过一幢，一幢比一幢空敞。铁门也越做越大，越漂亮。许多户人家都养起了大狼狗，有的还养了三只、五只。而我那个生病卧床的祖母，每天念叨着这些，羡慕这个，抱怨那个。唉，我宁可爬到天台上躺着，听蟋蟀和蛙鸣，看星星，看月亮早早升起。
同龄的孩子们穿得那么好，那么时新。我把费好大劲才考了五十几分的卷子往抽屉里一塞，愣愣地望着窗外：云低低的，沉沉的，楼前成排的木麻黄一动不动，只有几头麻雀在操场上东蹦蹦，西跳跳，有时在地上啄几下。
没有一个祖母不曾说过我母亲的坏话，有时我隔着门听见，有时是在路过别人家的篱笆和窗口的时候。我心里酸酸的，眼泪不知不觉掉下来。而她们当着我母亲的面说的那些，我听得出，很假。
而我的自小做童养媳的母亲，我知道，她心里有恨。她做了那么多事情做得那么劳累，到了年轻结婚以后，又要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她哪能攒什么钱。她苦恼，心里有恨，我知道。但每年她都会把地里的收成——新摘的枇杷、桔子、龙眼什么的——挑一份最大份的，送到祖母阴暗的房间里，摆在那张早已落了漆的八仙桌上。
· 母亲
当姐姐从台湾打电话回家，告诉母亲她和她姐夫还有小柔柔都过得很好，“最近没有吵过架”，或者她已经汇了些钱回来，家里人过些天应该就能收到，“你们不要愁吃愁穿的，不要太俭省，要保重身体”的时候，母亲——还有父亲——总会高兴好几天。
有时她走进房间里，坐在床沿，呆呆看着玩电脑的高中成绩怎么也上不去的儿子——我的弟弟。呆呆的，嘴唇动一动，想说什么又终于什么都没有说。
但也许我知道。我的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两个月前，我才接她到城里，到我打工的宿舍里住了几天。那时厂里没生意，好不容易才放了几天假。我带她去街上走，去看衣服买衣服，软磨硬磨让她买了一件回去，还有一瓶药酒——她和父亲都因长年的田间劳作患上了关节炎。此外，她还时常头晕，头痛，有一回独自从田里回来的时候昏倒在路边沟里，幸好给村里人看见。以后，父亲就再也不让她一个人到田里去了。
最近一次，她趁父亲外出，自己赶许多里山路到林间收桔子，来回挑了四五趟。傍晚时分，一阵剧烈的疼痛钻进她的太阳穴，狠命地撕扯她的脑神经。好几天下来她都无法入睡。
我不像我的姐姐那样懂事。我奇怪为什么我总是说不出好听的话来安慰我母亲，就像当姐姐从台湾打电话给我，不停地诉苦，不停诅咒着这个“人间地狱”，甚至说到她多么想要离婚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放下电话，呆呆地坐着，呆呆望着窗子上的天空。
（2003）
· 素描本里的国家
i
没有用的东西支撑起生命
资本和铁轨
祷告和塔尖
读着执政党出版的报纸
从清晨
读到末日
ii
放心地打个哈欠
iii
光是这一带就有
四十七家工厂
有恐怖份子
提交的
军备预算案
和反恐合作计划
有补鞋匠，和一切
iv
别墅啊，别墅
棚屋，啊棚屋
两个络腮胡子
倒立在路旁
一个撒尿，一个站岗
v
有树，但蛀空了
有泪，但是不干
有英雄，在暮色里
有千种风情，在广告上
答案，不在风中
长成了椰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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