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dang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对于高岗反dang集团的五虎将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马洪、郭峰的处理比较宽，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只是给予降级处分。对于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长杨帆，给予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会议根据教员的建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为副书记。
教员在会议上发表了结论性长篇讲话，他说：
4月1日，公安部以反GM罪将饶漱石逮捕入狱。
4 月2日，潘汉年由于受到饶漱石一案的震动，带着写好的一份检查材料去见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请他将这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看了潘汉年的报告及材料，大吃一惊，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材料亲自送到教员那里。教员看罢材料，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4 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汉年，罪名是潘汉年在检查材料上所检讨的两件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据有关材料说：潘汉年在1943 年秋随李士群前往南京见汪精卫的事，有一个绝好的解释机会，他没有抓住。那是在1944 年，他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杨家岭见到了教员。那时，教员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这本是极好的解释的机会，但潘汉年几次欲言又止，终于没有把事情说出来，离开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汉年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4 月4日，教员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批准了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 饶漱石反dang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4 月5日，教员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
4 月7日，周恩来、陈毅一行人驱车到北京西郊机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刚要登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见上面写道：“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周恩来看罢情报轻蔑地一笑，与陈毅等人飞往重庆，再转昆明。周恩来到了昆明，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告诉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之前，将罗青长送给他的情报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 月1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将情报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斯。是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情报向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通报。
4 月11日上午，驻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让收买的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5小时后爆炸，机上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此时，周恩来、陈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难。
4 月14日早晨，周恩来一行从昆明出发，开始了亚非会议的行程。
这天下午，教员在刘庄与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谈话。朱琏是在13日午夜匆匆从北京抵达杭州，被安排在离教员下榻处刘庄不远的一招待所里。
4 月15日下午，工作人员通知朱琏去见教员。教员在谈话中说：“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教员在跟朱琏谈话的时候，还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
《新针灸学》这本书是朱琏在3月23日送给教员的。教员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书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教员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说是吗？”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教员也频频点头，又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是日晚上，教员请朱琏和他一道吃晚饭。和教员一起用餐的人坐满了一张大圆桌，其中有蓝屏、叶子龙、林克、田家英，徐涛和洪敏大夫，还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毅胜等。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也在座。他说他已经吃过晚饭，教员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边“观餐”。 教员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教员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些什么祝酒辞呢？”叶子龙建议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教员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他做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说：“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卫士送上一盘油烤馒头片，教员指着推荐道：“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尝尝。”说着，便随手夹了两片送给朱琏和洪敏大夫。众人围坐一桌，谈话喝酒吃饭，都很随意，气氛十分融洽。有时一个话题，东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
说到锻炼问题，教员自有他的见解，他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钟，第二天散步15分钟，第三天散步20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25分钟。我突破了医生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适应程度，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规定。”他夹起一片猪肝，颇有些得意地放进嘴里，说：“医生不叫我吃动物内脏，说是增加什么胆固醇，我已经上了整整两年当了。今天开戒。”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夹起一片，接着说：“他们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鸡汤，说是外国出版的杂志上讲到鸡汤增加胆固醇。经过一段时间，又同意林老喝鸡汤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为看到外国杂志上说鸡汤不增加胆固醇。殊不知外国人是没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国医学上有的还把动物内脏用来治疗人的内脏病，常常用之有效。” 教员最讨厌的是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吃完饭，众人没有马上散去。教员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身边有人说，吸烟对身体有害。教员笑了，并不把烟掐灭，只是说：“吸纸烟，有了习惯，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强，倒是应该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农民，从十来岁就会吸烟，工具是用木头自制的烟嘴，把烟叶装进去吸。从来就没听到过农民因吸烟吸死的。”
晚上近10点钟了，大家知道教员晚间还要办公，请他先去休息一会儿。劝了几次，他才动身。
4 月22日，教员结束了近20天的调查研究，乘专列回到北京（很遗憾，有关此次南下活动的记载，只能见到只言片语，请看下面5月9日的谈话，而详细的资料至今无法搜寻到）。
4 月25日傍晚，教员在菊香书屋会见了17年未曾谋面的卫立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卫立煌回忆起1938年4月17日访问延安，曾受到热烈欢迎，并和教员第一次晤面。教员听后说：“时间过得真快啊，想不到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他对卫立煌的归来感到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向卫立煌介绍了解放后中国的变化和将来的发展蓝图。卫立煌为之欢欣鼓舞，感谢教员的关怀，表示向往新中国的建设。是日晚，教员设宴招待卫立煌，饭罢，又一起观看了一场电影。卫立煌十分感激教员的热情款待。
4 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刚刚结束的这一次亚非会议，巴基斯坦也是发起国之一。教员在同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谈话中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亚非会议要不是由5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关于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巴美结盟问题，毛泽东坦诚地表达了中国的态度，他说：“你们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我们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甚至也不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而是美国。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 教员还说：“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他们的代表有了接触。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5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5 月5日，教员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作为台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教员在会议休息时，示意叫徐萌山过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说：“你是第一次来吧？过去没有见过。”徐萌山说：“我叫徐萌山，在台盟工作，1946年从台湾来念大学的。”站在教员旁边的徐冰副部长介绍说：“他是台盟的秘书长。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教员笑了说：“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教员幽默的话语，使徐萌山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了。教员转对徐萌山说：“你还年轻，要很好学习，做好工作。”徐萌山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只说了声：“好的，谢谢。”
5 月5日晚，邓子恢向教员汇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 教员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5 月6日，邓子恢在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总结，他没在会议上传达教员昨天晚上和他谈话内容，仍然照3月间教员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情发展，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5 月7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这天中午，周恩来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下午，教员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陈毅汇报了亚非会议的情况。教员请大家一起用餐。
5 月7日傍晚，教员派秘书和专车把文炳璋、毛泽荣、毛仙梅及毛泽荣的养子毛会华接到中南海叙旧。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应教员之邀来京的，他们住在中南海外面一个招待所里。 教员的堂弟毛泽荣这一次已经是第2次来京了。此时，毛会华刚从部队转业，忙着找工作，他知道养父和教员的关系，便央求父亲到京找毛泽东帮忙找个工作。毛泽荣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教员见到毛会华，当即叫秘书拿了200元人民币，作为见面礼交给了毛会华。教员还勉励毛会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荣借此机会提出，请主席三哥帮忙找个工作。教员闻言，沉吟不语，半晌才说：“这个事情不大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亲属、故旧、同事的利益。”毛泽荣听了，心中有些不悦。
毛仙梅是教员的远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农民运动。他一身农民打扮，上穿一件补丁青衣，腰系一条旧围裙，还带着一杆旱烟袋。教员见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毛仙梅喜欢抽旱烟，一抽就烟雾沉沉，很呛人。教员看他一个劲地抽，就说：“仙梅大哥，你还是把烟袋脑壳丢了，抽纸烟吧。” 教员向文炳璋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和农民、教师及转业军人的生活情况。毛仙梅向教员反映了杨林蒋梯奎烈士的胞弟蒋浩然被划为地主成份引起亲属不满的事，并把蒋浩然写给教员的信交给了教员。
此时，工作人员端来了晚餐，毛泽荣在吃饭的时候见教员爱吃红烧肉，便对他说：“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 教员高兴地说：“那好！那好！你们能经常吃到红烧肉吗？”毛泽荣闻言，立时放下筷子，不高兴地说：“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 教员忙问何故？毛泽荣说，去年秋天，中央来了文件，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1斤。对庄稼汉来说，1天1斤哪里够吃？眼下春季青黄不接，借贷无门，韶山有40%的人没有饭吃。教员听了，沉默了许久，歉意地说道：“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他立即让秘书把在家的中央领导都请到这里来。不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教员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又让毛泽荣介绍一下乡下缺粮的问题。毛泽荣说：“你们领导闹革命，我举双手赞成，就是粮食要充足点。”接下来，他详细汇报了乡间因为统购过头而造成春荒缺粮的情况。周恩来解释说：“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只吃两顿饭。”毛泽荣说：“乡里没有多少油吃，城里还有副食卖，当然够了……” 教员见谈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话说：“好，好！泽荣暂时莫讲了，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
送走刘少奇等人后，教员和毛泽荣出去散步，兄弟俩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荫大道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泽荣，你有困难，不要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你的困难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要耍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不会只为你们考虑。至于你的儿子要参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顾。”
这一天，教员让摄影师为他与毛仙梅、毛泽荣、文炳璋、毛会华合影留念。 、过了两天，毛仙梅从住所去见教员，他说：“三弟，我在北京住不习惯，我要回去了。” 教员有些诧异，问道：“怎么不习惯？这里生活不好吗？”毛仙梅说：“很好。可惜的是我丢了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 教员急切地问；毛仙梅扳着手指说：“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 教员闻言，哈哈大笑，说：“呵！就是那两件东西。我不是都给你换了吗？”毛仙梅说：“我舍不得。”在教员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来。
5 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
5 月9日晚，教员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他说：“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他问邓子恢：“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邓子恢不同意大发展，仍然坚持3月间教员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教员勉强地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他说起4月6日至22日到南方视察的情况。那时候，他穿着白衬衣到田里察看庄稼，看到小麦长势很好，有半人高，心里便嘀咕：看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蛮高嘛，怎么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说农民生产消极呢？即使消极，也是一小部分呀。到了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在县、区、乡3级干部中，有30%的人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他们是反映农民要‘自由’、不要社hui主yi的情绪的。这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无关系。” 教员沉吟一下，接着说：“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他加重了语气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