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131岁生日马上就到了。虽然既不逢十，也不逢五，官方不会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了，但同往年一样，全国各地的广大人民群众还会自发地举办各种活动，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为实事求是地把毛主席的所谓晚年错误正名为晚年辉煌，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完全回归，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最终解放的崇高共产主义事业，毛泽东热也必将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为什么就能把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压迫、欺凌和统治中苦苦挣扎、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能够打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国内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通过又一个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就把一个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老大穷国、老大弱国建成了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具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朝气蓬勃、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我想，根本原因无非有三条：一是因为我中华民族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能够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唤醒亿万人民群众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二是因为领导我们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里面集合了一群掌握了人类历史上最科学理论——马列毛主义的中华民族优秀子孙，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组织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但是，光有这两条还不够，第三，中国人民还必须配之有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这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的最大本事就是能够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个平台，转化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都来“关心国家大事”的实际行动；有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人就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组织、团结、凝聚在一起，形成无坚不摧的无敌力量。
所以，我要集中说说这第三条。
毛主席是谁？毛主席就是一位同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就是一位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普通村庄——韶山冲农家小院里走出来的一位普通人。即使由于他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及其功绩、经历、才华、胆略和气魄，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他仍然是一位普通人，绝不高人一等，也绝不允许他的妻子儿女高人一等。毛主席又是一位伟人，而且是伟人之中的伟人，比古今中外可以称为伟人的一切伟人更伟大的伟人、古今中外第一伟人！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如果毛主席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最伟大的伟人。因为他所代表的不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代表的是全国几亿人民、甚至是全世界几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
那么，毛主席作为一名普通人，何以又能够成为古今古今中外第一伟人？毛主席作为古今中外第一伟人，归根结底表现在哪里？在中国共产党长达五十六年的那个既艰难、又辉煌的历程中，毛主席的智慧往往比他的众多战友、甚至比“集体智慧”还要高明，这又是为什么？个中道理，人们也许会讲出一千条、一万条还不止。但是，也许没人会想到，如果高度概括起来，从归根结底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毛主席之成为古今中外第一伟人的最深厚的根源与最集中的表现，均可以高度浓缩地概括为四个字：相信群众。
在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中，群众、人民、人民群众、人民大众、工农大众、民众，甚至老百姓、“卑贱者”……都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可以把它们统统看成含义相同的同义语。一句话，毛主席心目中的“群众”，有着十分确切的含义，就是专指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
相信群众，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只有相信群众，才谈得上依靠群众，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才谈得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目的）；才谈得上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上（这是辨别真假相信群众、真假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试金石、分水岭），让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为人民自己当前的共同事业以及人类最终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而不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千方百计地要把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重新打成一盘散沙）；也才谈得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保证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
相信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说起来容易，人们在口头上也都会赞成（有人就极力主张把群众路线确定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之一），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因为他们能够看到的“群众”，几乎都是有不少缺点而没有多大本事的“群众”，所以根本就看不起群众。至于说要放手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有人可能立马就会火冒三丈，因为他们已经公开声明，再也不愿意看人民群众的脸色行事啦！提到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们更会一百个不愿意，从来都不会相信“底层设计”！而一个人只要不想、不愿意组织发动群众了，不管他嘴上说得怎样好听，其所谓相信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云云，就统统都是假的；如果他还表现为千方百计要把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重新打成一盘散沙，那性质就完全变了，变成人民的敌人了。
与这些人完全不同，毛主席伟大就伟大在，他整整一生都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认为人民群众之中蕴藏着改造中国与世界、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但这需要有人去组织。任何一个单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一盘散沙式的“人民群众”也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人民群众真正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更形象地说，一滴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亿万滴水汇入大江大河、汪洋大海，才会排山倒海，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可以说，毛主席是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放在做好一件事上：做动员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最科学的理想信念把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组织、团结、联合、凝聚在一起的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自己坚强的组织，自己教育自己，从而形成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就能打败一切强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自己解放自己，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这才是毛主席之伟大的最终力量之源。如果你也能像毛主席那样相信群众，你也会成为毛泽东；如果人人都能像毛主席那样相信群众，人人都会成为毛泽东！
但是，要把毛主席相信群众的伟大而真实的历史及其深刻影响滴水不漏地全部说出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几个或几方面具体历史实例出发，窥一斑而见全豹就足够了。
（一）
从《民众的大联合》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一出道（一接触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卓越感悟力，就坚信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坚信把人民大众高度组织起来，让人民大众自觉地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极端重要性。
早在毛主席怀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梦想，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三本小册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认清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真理，在《湘江评论》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毛主席满怀激情地指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主席还振聋发聩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要害与核心，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与根本。现在想起来，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指出的，这个“民众大联合”的口号，虽然内容上还不是十分成熟的，可一旦充实、完善起来，不仅可以同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相媲美，而且比这两个人人皆知的口号更通俗，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尽管人们至今还没有注意到、更没人提到与想到这一点。
（二）
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雄文，旗帜鲜明地告诉我们，往往最被人们瞧不起的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一旦充分组织起来了，就足以爆发出改天换地、改造中国与世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主席就积极投身到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组织起来的工作，直接参与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等一系列罢工斗争，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又趁回韶山养病之机，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并积累起了推动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领导工农运动与深入湖南省的广大农村实际考察蓬勃开展起来的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中，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自己的亲身实践相结合，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雄文，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等根本问题，更发现了推动中国革命的最大力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庞大农民阶级队伍，必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是更需要“民众的大联合”，需要把广大农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组织、团结起来。
毛主席站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在对当时湖南全省几个主要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宣传下深入开展起来、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进行了长达32天的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论述了农民运动“好得很”，对“糟得很”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对人们普遍瞧不起的人民大众组织起来能够形成的排山倒海般的磅礴力量做了热情的讴歌。毛主席满怀激情地预言，“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在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口头革命派；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才是完全的革命派”。这就把立场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高度，至今都是检验一个人真假革命者、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与分水岭。
两篇雄文，深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奠定了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雄厚底气、理论基础、力量之源，也在事实上成就了他老人家成为古今中外第一伟人的坚实基础。后来，毛主席又特别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把农民与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科学高度。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而且在整个国际共运范围内都无人能够企及。现在，人们为什么会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甚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在这两篇雄文发表时，就已经注定了！
（三）
毛主席从秋收起义到遵义会议的伟大革命实践，充分展示了他老人家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坚决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不动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务实作风和伟大人格，从而展现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打败一切强敌、无往不胜的伟大力量。
当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大刽子手向革命人民挥起了罪恶屠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奋起反抗，掀起了三次大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均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不屈不挠、不怕流血牺牲，甘于为民族、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风貌。其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参与的革命力量还要远远大于秋收起义，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原因不仅在于反革命力量的残暴与强大，还因为在周恩来、张太雷等诸多同志（而且远不止周、张，当时几乎全党同志）的心目中都只有十月革命的模式，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力量，大多数同志是看不起农村与农民，没有看到农民阶级中蕴藏着伟大力量的，只想着首先要去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再向全国发展，完全没有顾及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以及依附于它们的中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分割统治中国人民的反动势力太强大；而强大的敌人又主要盘踞在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它们统治的薄弱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则极其弱小，完全无法直接面对强敌；相信只有广阔农村中受苦受难的亿万农民群众才会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当时的全党可以说唯有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当毛主席率领队伍发起秋收起义后，由于投入的力量本来就少，又遭遇起义队伍中邱国轩部叛变，起义遭遇到严重挫折，只剩下不足一千人的队伍，继续攻打长沙已经不可能，但上级仍然命令部队必须打长沙。毛主席审时度势，果断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进行三湾改编。毛主席决定，把不足一千人队伍缩编为一个团，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党支部建在连上，班和排建立党小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的领导；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官兵平等，长官不能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的规定，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政治和经济管理，监督军队长官；毛主席还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毛主席还强调，红军不仅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打土豪筹款子，规定红军有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这些措施的实行，为建立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士兵群众等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旧军队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基础与制度基础，开始探索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进程。这不愧为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本应受到高度赞扬。但结果却是，毛主席为此还遭受当时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严厉处分，且长期受到党内主流的非议，甚至一度被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被谣传成开除党籍），连军队党代表都做不了，只能当师长。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毛主席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主席为党代表，这才正式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此后，也不是一帆风顺，首先由于敌强我弱的情势表现得极其悬殊，根据地建设与人民军队的建设都遭遇到严重的困难，许多同志产生了“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为此毛主席接连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三篇雄文，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告诉同志们，由于中国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深了各自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同时，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我们还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其中大多也是经由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而且，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使得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来。
毛主席这些入情入理的分析，处处都是建立在充分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基础之上的。然后，毛主席还以磅礴的激情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同时，毛主席伟大的建军思想在三湾改编之后继续发展：毛主席继三湾改编规定红军三大任务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军队绝不是单纯打仗的；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把广大农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组织到农民协会等自己组织之中，做好在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帮助地方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并通过苏维埃政权不断扩充红军队伍；还要完成筹款与发展生产等任务，规定红军要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和生产队；毛主席还规定了“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原则；规定在军队中要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是为了更好地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等。这些制度、原则、措施的实行，包括不虐待俘虏、救治被俘伤兵、优待俘虏等瓦解敌军原则的实行，不仅是相信一般的人民群众，而且包含有相信被俘虏的大量国民党基层官兵，也会在人民军队的感召与熏陶下迅速融入我军队伍，促使我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告诉我们，尽管红军“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现在“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毛主席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但是，对毛主席实行这些，我们的同志、包括毛主席的战友们都不是很快就能接受和理解的。为此，毛主席还同朱德、陈毅等同志有过长时间的争论（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能够成为我党历史上真正的“铁三角”，同他们之间发生的这些争论不无关系——毕竟真理是越辩越明嘛），最后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红四军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还被选掉了，毛主席不得不选择抓紧学习马列和指导地方工作，红四军则接连打败仗。直到陈毅同志到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和周恩来同志一起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主席工作后，陈毅、朱德同志亲自把毛主席重新请回到红四军，并及时召开了红四军“九大”，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认真纠正了此前红四军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的新型建军原则全面获得通过，并很快在我党领导的整个红军部队中全面推广开来，在我党绝对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才普遍建立起来了。此后，朱、毛两人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思想上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农村革命根据地更是处于不断巩固扩大中。
但这些，都是毛主席的独创，都是毛主席实行一系列坚定地相信与积极组织领导工农兵群众的制度、原则、措施结出来的硕果，统统同所谓集体智慧无关，同当时的党中央集体乃至共产国际完全无关，因而不仅不能得到应有的高度赞同，相反，却一直遭受非议。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还先后派出周鲁、杜修经、刘安恭、涂振农、周以栗等人到根据地，指责毛主席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要求按照他们的一套干这个、干那个，竟然也能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与支持，使没有了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每一次都无一例外地遭到大败，其中的刘安恭本人也战死沙场。毛主席则越挫越勇，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每一次都能让红军队伍与根据地地盘更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起来。
这终于引起从军阀混战中腾出手来的蒋介石的极度恐慌，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先后派出10万、20万、30万大军，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还是他亲自坐镇指挥，并请德、日、英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对阵红军3万，兵力超出我军十倍。毛主席则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分别歼敌九千、三万、三万余人，缴枪无数，接连三次反"围剿"均取得重大胜利，每战后又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等广大地区，红军兵力也逐渐由三万扩大到七万，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不断扩大。
毛主席几乎从白手起家开始，短短三年时间，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就是因为把域内的工农兵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红军实行平时分散以发动群众，战时集中以对付敌人的方针。秋收起义后，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党在赣西、赣南和闽西地区领导农民们发起了万安起义、吉安起义等一系列起义，促使红军建立了江西独立第二、第三团和闽西红军第十九师以及众多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1月，毛主席和朱德带领红军第四军进入赣南、闽西，进行了大柏地、长汀、龙岩等战斗，协助这些地方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1930年3月15日，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担任主席，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覆盖300多里，80万农民实现了土地分配，建立了六个县级政府。 6月，红军第四军、第六军、第十二军合并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他们在赣南、闽西地区展开了活跃的军事行动。11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省瑞金县成立，毛泽东担任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任副主席，中革军委也在同日成立，朱德任主席。自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确立。
这样，红军每到一地，都会密切联系周围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解决切身利益问题，协助建立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建立苏维埃政府，并把军队、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置于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军队搞好拥政爱民，政府和群众不忘拥军优属，军政、军民实现了高度一致。军队内部官兵平等、实现了官兵一致。到了战时，官兵一心为人民作战，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作战，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作战，同心同德，不怕牺牲，奋力夺取胜利；政府和人民则全力支持红军，万众一心。只要军队指挥员审时度势，珍视我们包括各级指战员在内、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珍贵的革命力量，实行正确战略战术下的周密作战计划并灵活机动地指挥，必定无往而不胜。这里，毛主席坚定地相信群众，坚决地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思想（而不是一味地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盲从共产国际指示）显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党中央那里，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续三次占据统治地位，均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特别是王明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后，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又相继叛变，我党的白区工作力量几乎全盘丧失，党中央本身也无法在上海立足，先是项英，接着周恩来，最后博古、张闻天等人不得不搬到毛主席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来。
谁知他们下车伊始，不经过任何调查研究，就只知道一味地盲从共产国际的瞎指挥，认为山沟里不能出马列主义，完全不相信毛泽东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紧紧依靠中国的老百姓，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自己革命问题的能力。先是项英主持赣南会议，指责毛主席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主席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接着，周恩来到达苏区，传达了临时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决定，一战而败，不得不请回毛主席后，又主持了宁都会议，对毛主席正确路线做了彻底的否定和打击，实际上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周总理日后能成为公认的仅次于毛主席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因为他具有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具备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卓越的领导才华，更重要的还因为他真正从这些错误经历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又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理解到了毛主席的伟大）；最后是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之后，毛主席和他的正确路线遭受了更大规模的错误批判和排斥，最后更是完全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让毛主席彻底靠边站了。
这时，1933年1月底，蒋介石又调集了50万兵力，亲任总司令，发起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这时，由于积累了连续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成功经验，毛主席正确革命军事路线已经在全军占据了统治地位，虽然毛主席已经被排挤在外，在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下，红军此时7万余人的兵力，主动采取退却步骤，以一部兵力将敌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则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敌人误认为红军主力往东向黎川地区转移，即令其中路军三个纵队向广昌、黎川地区集结，企图迂回包围我军。2月27日至29日，在宜黄之黄陂地区，红军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52、第59师，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在三天的时间内，红军取得了一仗歼敌两个整师的重大胜利，敌军则完全陷入被动。敌人被迫调整其中路军部署，将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其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纵队，向广昌方向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而主力则向北移动。当敌后纵队与前纵队相距100里，前后处于孤立态势时，红1方面军于3月21日，在草台冈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歼敌第11师大部。22日，敌第9师一部企图增援第11师，在东陂地区遭到我军沉重打击。敌第11师被残后，敌中路军其他各部纷纷后撤。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神奇的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兵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扩大到8万余人。
这时，一些人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离开了毛主席仍然能够打胜仗。其实，至今人们都应该地看清楚，没有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第一功劳仍然属于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已经确立起来的军事路线才是取得这个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改开四十年，我们取得一切成就同样要首先归属于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任何人贪天功为己有都是无知+无耻！
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加上200架飞机，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大规模"围剿"，又在政治上推行“保甲连坐”，经济上严密封锁苏区。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失利后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根据地越来越小，终未打破敌军"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遭到失败后又实行逃跑主义，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被迫长征——其实“长征”还是以后的说法，当时就是实行盲目的逃跑主义，不顾一切地只想着怎样尽快地同二、六兵团会师这一条“出路”。这时候，蒋介石又在红军撤退的路上连续设立了四道封锁线，前三次都被红军英勇地打破，其又后在湘江两岸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阻挡红军。红军血战湘江，虽然最终突破重围，但损失极其惨重！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红军本来有八万多兵力，血战湘江后，一下子锐减到只剩下三万多！以致两岸人民“两年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
我们要问，这时候，是红军突然变得不勇敢了吗？是根据地的农民群众突然不支持我们了吗？是国民党反动派突然间变得更强大起来了吗？当然都不是！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之惨烈，用无与伦比来形容都远远不够！《血战湘江》、《绝命后卫师》等电视剧也只能从中呈现一斑！至于苏区老百姓同红军的血肉深情与国民党兵的腐败、拉胯更无须多说了。那么，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得这么惨呢？路线！一切都在于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完全脱离我国国情、对革命极不负责任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这条路线的要害与核心就是不相信群众，他们既不信任亲手创建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毛主席，也不相信苏区广大人民，又拒不听取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正确意见地瞎指挥。如果不是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条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结局将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有人扬言长征队伍带上了毛主席，挽救了毛主席，那是完全无视毛主席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铁的事实。可以预见，如果毛主席留在沦陷后的苏区，怎么知道毛主席不能历经千难万险，不会重新带领苏区党和人民，重新打出一片新天地呢？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一下子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胜利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师，一年后又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
接着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又进行了八年抗战（如果不算以前党已经领导群众坚持了六年的十四年抗战的话）与三年解放战争，就战胜了国内外一切强敌，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期间，毛主席还写出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被称为《老三篇》，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础，又已经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心与中国人民的民心。当时毛主席年富力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完全成熟，显现出来的对敌斗争艺术更是炉火纯青，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英勇奋斗，创造出来的奇迹更是惊天地泣鬼神，数也数不清。陈老总总结说，淮海战役是华北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其实，从1937，到1949，到1953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与成就，哪一次不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在这中间，毛主席的个人智慧与殚精竭虑，同全国各族人民聪明才智与艰苦奋斗过程已经融为一体，想分开都不可能了。今天也不必细说那么多了。
（四）
建国后，毛主席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不停步、不动摇，更坚定地相信群众，一刻也没有脱离群众，而是带领亿万人民群众不断艰苦奋斗，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与每一阶段的具体目标披荆斩棘，奋力前行。
对建立新中国后还应该怎么办，是否要像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要不断革命等问题，毛主席早就未雨绸缪，认真仔细地深刻思考很久了。早在1944抗战即将迎来胜利曙光时，毛主席就要求全党同志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牢记李自成进驻北京不久就不得不退出去、彻底失败的惨痛教训；第二年，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在著名的“窑洞对”，回答黄炎培先生关于共产党如何破除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律时，更明确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就是说，早从那时起，毛主席就深思熟虑地考虑过要让人民当家做主，就必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监督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防止众多人民公仆脱离群众，变成社会主人等问题了。直到今天，我们如果能将毛主席“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制度真正建立并不断巩固发展起来，至于使贪官遍地并那么猖獗吗？
据说电影《建国大业》中，当开国大典过后，毛主席和当时的五大书记饮酒庆贺，均喝得大醉，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显然是极其不靠谱的恶意杜撰。毛主席自己就说过，建国以后，他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看见有农民群众自觉地组织互助组,表现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意愿,毛主席才高兴起来。因为毛主席深知，在战争年代，革命者离开人民群众就活不下去，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都不成问题；但建国以后，一些人做了大官，似乎离开了群众会生活得更好，这就时刻面临脱离群众、蜕化变质、走向反面的危险；党也时刻面临能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早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当党中央决定离开西柏坡到北平（已经确定到北平建都）去时，毛主席神色凝重地告诉身边同志，这是进京赶考。我们一定不要学李自成，不要脱离群众，使革命半途而废。
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虽然毛主席的反复告诫言犹在耳，建国不久，就在天津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件，而且涉案金额总计（合新人民币）高达171.6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而这二人均不是普通人，他们都是早年参加革命，年龄不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曾为革命做过卓越贡献，而且均经受过战场与刑场的双重严峻考验。就是这样的两个人，竟然在解放后做了“大官”不久，就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严重脱离群众，蜕化变质、贪腐成性了。刘青山还有这样的口头禅：“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脱离群众，严重犯罪，竟然还能理直气壮！毛主席异常震怒，人民法院
在铁证如山情况下，果断判处二人死刑立即执行。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惊醒了、也挽救了成千上万名革命干部，新中国官场上保持了几十年风清气正。这显然是对我们的干部队伍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而今天，贪腐过亿，竟然也几乎一个不杀，这怎么行？！
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干部队伍脱离群众、不想继续革命，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危险的。
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毛主席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又为全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俗称“一化三改造”。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其实质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所有制问题，把我国引向社会主义大道，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更紧密地组织、团结在一起。这绝对具有名副其实跨时代的伟大意义。
如此，如果说抗美援朝胜利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包括土地改革全部完成，“耕者有其田”全面实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完成与中国近代史的结束；那么，“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启与中国现代史开始的显著标志。1953年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定程度上焕发出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有着不可否定的积极历史意义；但同时又存在让农民群众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重新变成一盘散沙的风险（因为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必要的凝聚力我们已经没有了），持续下去，两极分化更是不可避免的。要把广大农民群众更紧密地组织、团结、凝聚在一起，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就必须及早着手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步地协调发展起来。
但这时，党内马上就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有人就公开鼓吹要“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他们又像小脚女人一样裹步不前；农业合作社大规模建立起来了，他们更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一下子砍掉了二十万合作社，千方百计地阻挠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毛主席及时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为该书撰写了104篇按语，亲力亲为，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合作化乃至整个一化三改造工作的高歌猛进，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原定三个五年计划，用十五年时间完成的“三改造”任务，到1956年底，短短三年时间就胜利完成了。虽然由于时间过于短促，后来看来并非完美无缺，但期间运行得还是十分平稳，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了显著提高。其体现出来的伟大而深远历史意义是不容否定的，这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根本无法比拟的。
但这期间，党内由于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明显，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完全没有顾忌我们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流血牺牲、艰苦奋斗，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民打天下，却循几乎每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之初都要论功行赏的“惯例”，学习苏联，毫无必要地搞起了军衔制。可想而知，对此，毛主席是十分反感的。但苦于跟着他南征北战、浴血奋斗的大量战友们几乎一致地（虽然也有个人同志表示有疑虑）强烈要求，一贯保持民主作风的毛主席又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是坚辞大家一致“献”给他的“大元帅”，没有态度坚决地予以否决。一旦他老人家想清楚了，短短十年时间后，还是果断地将其取消了。没想到，毛主席逝世后，人们还是立马把它恢复过来了。毕竟只有这样（同把国家公务员划分为从正国级到副科级十个等级相辅相成）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才会彰显出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显赫”与“荣耀”，才能让自己的整个下级都乖乖的绝对服从自己，满足自己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一切私欲。这就把干部队伍脱离人民群众而高高在上的倾向和欲望完全“合理化”地释放出来了——这是不是如今我们的干部队伍腐败高发、久治不愈的一个不容忽视重要原因呢？我看，没人能令人信服否定这一点。
总而言之，随着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党内因骄傲自满而脱离群众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加上苏联的赫鲁晓夫篡夺了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领导权，做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造成了国际共运的极大混乱，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开始盛行；帝国主义趁机在舆论阵地向社会主义阵营猖狂进攻；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匈牙利都有人闹事，也对中国党和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群众闹事等未曾预料到的波折。对此，毛主席针对我国面临的内外形势，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深入探讨了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源与性质，旗帜鲜明地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该坚决消灭他”，提出了正确处理各类社会矛盾的理论与对策；并接着决定，要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党内出现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动员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一起起来，帮助党开展一次像延安整风那样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大量基本群众纷纷向党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意见与建议，对各级党组织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严肃认真与负责任的批评，民主气氛十分浓厚。可惜，这样良好的社会氛围并没有维持多久，不少民主党派人士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意志，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触动了资产阶级利益十分不满（当年他们主动配合社会主义改造，就并非心甘情愿）。于是，趁此机会，他们纷纷以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向党疯狂进攻，公开喊出了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轮流执政，其实是逼共产党下台的反动口号。他们所一心追求的，就是要学习美西方，在中国复辟（实行）美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当然是无法容忍的！于是，毛主席批准决策，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斗争由此展开。那时，毛主席已经退居二线，直接领导、指挥反右斗争的就是处于一线的同志：刘少奇同志负总责，具体工作放在邓小平同志的身上（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则主要负责领导经济建设工作）。有人正中下怀：看到这是他们大展拳脚的好时机，可以趁机打压大量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好同志；从而乘机扩充他们个人的权势；并顺势让他们极其讨厌、反感的整党运动立马夭折（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愿意通过整党自我革命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毛主席本来估计，真正的右派分子最多不过五千人左右，他们则一下子扩大了一百倍，抓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把大量相信党和社会主义的好同志戴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严重地伤害了大量基本群众的感情（比单纯的脱离群众、不相信群众还要严重得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极大地伤害到了我们党的民主信誉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更严重地打击了真正革命的力量。后来，他们又把反右扩大化的帽子一股脑地扣到毛主席的头上，还“高姿态”地表述：反右扩大化（以及日后出现的大跃进等问题）难道只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吗？我们这些人不是也都举了手吗？
但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还是愿意跟着毛主席、共产党不断革命的，就是要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不断探索如何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进一步调动工农兵群众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以力争尽快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贫穷落后面貌，逐步赶上（或基本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让已经建立起来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终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推进人类彻底解放的伟大共产主义事业。所以，在整风反右斗争告一段落后，因没有彻底清算反右扩大化错误、一些人仍然延续反右扩大化时形成的过热的头脑，没有完全冷静下来的情况下，就在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实践证明，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乃至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情况下不可避免（又能通过后续的工作逐步完善起来）的，其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全盘否定它是完全错误的。单从那时在一穷二白面貌没有根本改变，老百姓均非常贫困、有时甚至没能吃饱饭的情况下，全国人民靠着顽强的战斗意志，使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依靠集体的力量，硬是修建了8万多座大型水库等众多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量之大更是惊人（虽然这些大工程并非1958年大跃进一年干成，而是此后在毛泽东时代多年建成，但大多是1958年大跃进高峰时起步的）。周总理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九五八年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举办的限额以上的新建和扩建的工矿企业共有一千多个，其中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而投入生产的约有七百个，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而投入生产的工矿企业的总和五百三十七个还多;由省、市、自治区、专区、县兴办了大量的限额以下的洋土结合的工矿单位，这些工矿单位绝大部分在一九五八年内已经建成或者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由于年老记性差，网上看到更多这方面的许多数据大多忘记了，网友们完全可以予以更多的补充。
但是，我们还必须知道，大跃进时期，我们党不少同志延续了反右扩大化时头脑过热的毛病，犯下“浮夸风”、“穷过渡”、“共产风”等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是造成往后连续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犯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是谁？我想经过这么些年网上的不断曝光，一切正直的网友应该都基本上弄清楚了。单从近年来出版发行领袖们的《文集》就能看出，在此期间，身处二线的毛主席的文章、指示、批语等被选入《文集》最多，而且其中更多是关于批“左”倾冒进的；其他身处一线的同志被选入本人《文集》的竟然还不足毛主席的一个零头，往往还是同反冒进完全无关的。这是为什么？是为尊者讳？也许是吧。但这些个“尊者”绝不是毛主席！至于是谁，聪明的网友们都会心知肚明。
所以，在此期间，毛主席也有错误，但却是中央领导同志中犯错误最少、纠正错误最力的一位，因为毛主席始终相信群众，实事求是，始终不忘党的群众路线。其他有的同志可就难说了。
至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矛头指向的绝不是毛主席，而是身处一线的同志。其实所谓《万言书》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彭德怀同志本身确有问题。如他率团访问苏联，曾单独会见过赫鲁晓夫，此事他就从头到尾，始终没有认认真真地向中央汇报清楚，从而一下子让人抓住了把柄，说他是“里通外国”，甚至干脆被人抓住不放；小人李锐，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有功”，以求自己能够“上位”当总理（这并非笑话），凭空捏造，说有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毛主席为了大局着想，只能力保他内定的接班人。这才让彭德怀同志受到了不该有的委屈。
另外就是三面红旗中的人民公社。这才是毛主席的独创（虽然最初来源于基层群众的首创，但只有毛主席才赋予它独特的意义）。毛主席制定的“一化三改造”是“一化”与“三改造”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同时并举。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个工业化，就不能仅仅是城市的工业化，而且必须包含有农村与农业的工业化。而这是原有的农业合作社根本无法承载的；更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办不到的。只有建立一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结构，让一切内含的社会成员都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才好。而这是任何单方面的社会组织都难以办到的，只有将政府融入这个社会组织之中，实行政社合一才行。那只有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才完全符合这些条件。所以，人们才会喊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人们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工农商学兵并举并进，才能让人全面发展，并从社会主义出发，逐步创造条件，不断接近、并最终达成共产主义崇高目标。由此想来，如果当初我们不是学习小岗分田单干，一声令下，彻底毁掉人民公社，而是坚持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不动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日，必定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接近实现之时。至少我们建成四个现代化的时间，在上世纪末肯定会如期实现。绝不会到了2020年建党接近百年时，才勉勉强强地奔到“小康”。
直到现在，一提起毛泽东时代，人们想到的，还是一个字：“穷”。那时候穷不穷？的确是穷。但为什么穷？穷，是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造成的吗？一个甲午战争战败后，卖国贼李鸿章同小日本签定的《马关条约》，不仅被小日本割去了大量领土，还赔偿人家白银两亿两，是当时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一下子掏空了中国国库，更养肥了小日本，严重地助长了它吞并中国、灭亡中国的野心，让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大大加深。八国联军侵华，十一国列强逼迫卖国的清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赔偿人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羞辱地让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人人有“罪”，均需赔偿人家一两白银。清政府倾家荡产也拿不起这些钱，不得不延期付款，连本带利需赔偿人家九亿多。卖国贼蒋介石在八年抗战打了一半之时，还要继续赔偿小日本这些“欠款”。解放战争让蒋介石败退台湾，又把他们抢掠中国人民的全部血汗财富一股脑地偷运到台湾。蒋介石为了把人民的力量彻底消灭掉，推行了“金圆券”货币金融改革，结果一败涂地，几年时间就通货膨胀了成万上亿倍，其实，就把全国老百姓的腰包彻底掏空！可以说，新中国接手的就是一个一贫如洗的中国，说一穷二白都有浮夸的嫌疑！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抗美援朝打败世界强敌美国率领的十六国的，全靠自力更生（美帝国主义为了搞垮新中国，不仅发动了侵朝、侵越两场大战，还在我领海附近建立了两道“岛链”严密封锁我们，除了自力更生外，我们还有其他任何别的出路吗？）之后也在长期处于准战争环境的情况下，我们又不能像帝国主义强盗那样到外面去偷、去抢，怎么可能立马摆脱贫穷面貌而富裕起来呢？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时，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体系健全，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当时我们的国家与人民仍然还不十分富裕，那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只有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凝聚在一起才能办得到！
然后，从1959年起，我国进入了建国以来连续三年的最困难时期。我国遭遇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盘踞台湾的蒋介石蠢蠢欲动，扬言“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为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频繁地在中印边境地区向我挑衅，严重威胁我领土主权的完整；更严重的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大摆“老子党”的臭威风，竭力要把我党我军变成它的附庸和小跟班，竟然提出要和我们建设什么长波电台、联合舰队，被毛主席宛然拒绝，他竟然恼羞成怒，断然撕毁已经签署的对我们实施援助的协议，突然撤回派来援助我国的一切苏联专家；强逼我们偿还抗美援朝期间为打败美帝率领的十六国组成的“联合国军”而欠下苏联的债务（毛主席为保证国家不受任何外国控制地完全独立自主，咬紧牙关，提前还清了这些债务，我们的困难不能不更是雪上加霜）；更离谱的是，赫鲁晓夫还公然不顾同中国党和人民的兄弟情谊，不顾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与形象，在国际上公开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挑衅，把中苏两党的分歧直接端到了世人面前，暴露在帝国主义面前；与此同时，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分子，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时刻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些重重困难都叠加在一起，劈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了。
国内外敌对势力如此猖狂，阶级斗争如此激烈，可我们许多同志真是变了，他们想到的，不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地同国内外敌人英勇斗争，反而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意志，对外提出了极具妥协投降色彩的“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要少），对内则力图大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一条路线若推行下去，显然是对我们党的初心使命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次严重“修正”，是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一个重要主要内容是“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直接迎合——毛主席逝世后，没有了这层“障碍”，这条路线得以全面推行开来，首先就是直接否定了毛主席“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英明论断。虽然通过决议，还装模作样地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但“阶级斗争”却渐渐变成了“敏感词”；王伟光同志写了一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也被人家明目张胆地一顿乱批。就是说，他们连“总设计师”所提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都敢不放在眼里！到了后来，则连“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再提了。如果说，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强国之路”被吹得越来越玄乎，那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到头来则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了。这才是使我们这个国家由毛泽东时代的风清气正造成后来四十多年来腐败遍地、问题成堆、且日益严重；国外则由“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变成当今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朋友的局面，让人们越来越怀念毛主席的根本原因。
回顾这段历史，恰恰证明了毛主席所说过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对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直接反映，二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解决好党内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问题，迫切需要大力发扬党内民主。1962年一二月间的春节前后，我们党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意在让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主席还在会上率先做了自我批评，指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可别人就不是这样想了，有人就公开大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是对这“七分人祸”，他则一点儿都不愿意分担，完全不承认他曾经大刮共产风、大搞浮夸、高喊过穷过渡的言论（而他这些错误言论从网都能看到，恕我不一一列举了），推过揽功，溢于言表。今天，我们在网上搜“七千人大会”的资料，还能看到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文，但刘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能看到条目，就是难见这个报告的原文真面目。搜“七千人大会报告原文”（这个原文是集体写稿，确定刘少奇同志来做），呈现出来的内容则干脆文不对题，均显得十分诡异。还能看到一个《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话:实事求是需要勇气,要五不怕》，对刘少奇同志做了好一顿吹捧，但具体内容上仍然是空洞无物。真不知道有人要掩盖什么！但总体看七千人大会，还是有其深远意义的，因为它毕竟发扬了党内民主，增强了党内民主氛围，有利于统一全党思想，为党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后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毛主席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同年9月24至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确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对人民公社体制做了进一步完善，具有伟大意义。毛主席还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了下面一段话，可以看做是他老人家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开篇：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我想，毛主席讲这一段话，可能还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教育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希望他们能够从中看清自己的问题，看到犯这些错误的严重性，并在接下来要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实践中认真纠正、改正这些错误。
但事实让毛主席又一次失望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前十条”)。认为《六十条》公布后，全国农业生产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重大的影响。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许多同志对此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立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的问题，在农村中，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很好地管理国家，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规定了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要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批评错误缺点，揭露坏人坏事，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对于犯有一般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要好好帮助他们洗手洗澡，下楼过关，努力工作；但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退回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和其他应退的财物，真正做到手脚干净，不能马马虎虎。要重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前十条”对 社教“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这些，本来就已经足够了。
9月，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节外生枝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对农村形势做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政策规定上就有夸大其词之嫌，背离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教育”初衷，矛头直接指向了基层的干部群众，极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企图让工作队包打天下，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接着，刘少奇又派王光美同志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在此期间，王光美同志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大搞神秘的扎根串连、背靠背的揭发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广大基层干部，没有一丁点“社会主义教育”的印记，还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搞出了一个错误的“桃园经验”，并直接导致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严重后果。
本来，由于王光美同志还比较年轻，革命经验不足，我揣度，她是力求贯彻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自然，也是要贯彻刘少奇同志主持制定的《后十条》，而犯了错误。这并不奇怪。奇怪的反倒是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老革命”，作为我们党内仅次于毛主席的领袖人物，为什么还会竭力推广这个错误的“桃园经验”？为什么要制定一个同毛主席《前十条》对着干的《后十条》？直到看到网上刊载的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写给爱国将领续范亭的一封信，以及毛主席专门为这封信写的66条批语（见http://www.haizi.name/Article/zatan/2019/12/411838.html），我觉得至少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说来（据说这还是刘少奇同志的长项），刘少奇同志还是同毛主席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的。联想到毛主席说过“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释然了：那时因为他对毛主席反复阐述的马列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很不理解，也不能正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之核心的情况下，是“良心”驱使他这样做的。
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直到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刘少奇同志还坚持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错误提法，同毛主席发生了直接冲突。毛主席则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城乡社教“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提法始终不理解，并对处在二线的毛主席参加相应的会议都竭力阻挠，让毛主席不得不拿着党章与宪法加以反击；毛主席和夫人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人民日报》和全国报刊都敢于严密封锁，拒不转载，用毛主席的话说，北京可真可谓成了“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主席以后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方式，能够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现在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大意）。
毛主席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许多人都曾怀疑这是不是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毕竟那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还都是好的，有些人仅仅是露出一点“走资”的苗头而已。可现在看来，毛主席这个估计不仅并非言过其实，用到现在更可谓恰如其分啊！正如李先念同志晚年曾对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我们多数人不理解、不认同。但是，从这几年看，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回答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果不其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他们不是因势利导，积极带领群众斗争，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反而仍然惯用“四清”时的那一套，直接派工作组，不是去保护，反而去镇压群众，像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一样，把众多师生群众打成“右派”抓起来，而把有走资派错误的同志轻轻放过。逼得毛主席在8月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主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所谓“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那个“三和一少”、“三自一包”、“阶级斗争熄灭论”；所谓“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指“桃园经验”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也包括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对同他们意见不合的许多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无情打击。毛主席还多次说过，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大意）！
对接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里就不做具体分析了。因为说到这里，两条路线斗争的脉络已经完全清晰了。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当年，毛主席自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几本小册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天起，就始终牢牢地抓住了一个词：阶级斗争，以后毛主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毛主席的心目中，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才是目的，而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则只是手段——仅仅是在有阶级与阶级斗争情况下达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目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因为这时候，一切人都只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与行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超阶级的人是不存在的。而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则完全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言论，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与谬论，都是骨子里不愿意为人民服务，而只一心为自己、为自己所在的阶级和小集团利益服务的借口罢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那是完全错误的；说历史是英雄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也是站不住脚的。英雄是在人民群众伟大斗争中显现出来，并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且只有深深地同广大人民群众融合在一起，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队伍里才会发挥出其应有作用来；离开了人民群众，任何所谓的英雄统统都只能一事无成。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那是因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伟大事业中去，并通过这一伟大事业显现出来了。人为地想把毛主席同广大人民群众分开，也是完全不可能了。许多人嘲笑“毛主席万岁”，说人哪有活一万岁的？他们不知道，毛主席喊出了“人民万岁”的真理，只要人民万岁，毛主席也一定万岁！
今天看到，广大人民群众每年都会自发、多次地举行纪念毛主席的集会，毛泽东热不断地升温，我们的官方却从来不予报道，反而千方百计地给以打压；外国领导人与外国人民访华期间参拜毛主席纪念堂，也被严密封锁消息；可以一年两次纪念孙中山，却十年才肯纪念一次毛主席；在此之外，纪念碑与纪念堂咫尺之遥，却似海角天涯，绝不肯踏进纪念堂半步；搞了一个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却偏要把毛泽东思想摒除在外……这是为什么？我想，只有一个解释：建国以来，毛主席多次放手发动群众整治贪官污吏，严重地得罪了整整一个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人家记仇来着呢！这也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有人已经变了，变得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变得与人民为敌了却浑然不觉。他们不知道，毛主席已经与广大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仇恨毛主席就得罪了广大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是得罪不起的！归根结底，相信群众，就无往不胜；脱离群众，就一事无成；同人民为敌，就只能一败涂地！
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民群众人心所向，挡是挡不住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彻底回归，马列毛主义重新成为我党、我国和全国人民的唯一指导思想，终究会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