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中，作者精心塑造了宋江的艺术形象。宋江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从小攻读儒家经书，是一个浑身浸透了孔孟之道毒液的反动家伙。
他一生信奉的是“忠君”，梦寐以求的是爵禄，由于只当了个郓城县的小吏，因而常感郁郁不得“志”。他有时候也曾要弄一些“仗义疏财”之类的伪善手段，也曾向智取了生辰纲这笔“不义之财”的晁盖等人通风报信，但那只是为了在江湖上笼络人心、骗取名声，以备来日之需。
他对于农民革命、造大宋皇帝的反，历来是视作“大逆不道”的。在《水浒》第三十五回、三十六回中，宋江被刺配江州城，就演出了不作梁山座上客，宁为皇帝阶下囚的可耻一幕。
他两次上山，一次撇下众人半途溜走，一次以自刎要挟宁死不留，充分展现了这个赵官家忠实奴才的本性，这段故事是很值得一读的反面教材。
宋江杀了阎婆惜，不得已亡命出逃，不投“心腹兄弟”晁盖作头领的梁山泊，却一心奔往皇族后裔柴进的门下，恶霸地主孔明的庄园，朝廷命官花荣的营察。
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郓城押司，阶级立场很分明，目的也很清楚：不想造反、只求避难，只等朝廷“宽恩大赦”，再图封官进爵的“前程万里”。
偏偏“年命蹇滞”，宽恩大赦没等到，清风寨一场风波再次引来了灾祸。宋江被扣上了“贼首”的帽子，装入囚车险些丧了命。不得已，他才闹了清风寨，带了燕顺、花荣等一干人准备投奔梁山去了。
去成没去成？自然没有。其原因书中说是由于石勇投来报丧家书一封，宋江为了尽孝，撇下了众兄弟奔丧去了。果真是这样吗？否！奔丧是借口，开小差逃离革命队伍是实情；尽孝是幌子，不愿背负大宋皇帝才是真意。
宋江准备上山，按他自己的话是“一时乘兴”。乘什么兴？他没有明说。稍加分析也就清楚了。宋江对晁盖为首的梁山起义早有结论，是什么“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灭九族的勾当”。
这次他又把自己的上梁山看成是“做下非为”，是做了“不孝逆子”，“畜生何异”。两种腔调，何其相似。只是碍着燕顺等人，不便明言，才演了捶胸顿足、自骂自的丑戏。其实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矛头指的正是梁山起义的革命事业。
这就充分表明，宋江的所谓“一时乘兴”要上梁山，决不是放弃了一贯的“忠君”立场，一时心血来潮，要去革命，甚至算不上什么“投机革命”，而是出于这样两种心理的复杂混合：一是在清风寨事情闹大了，想找个地方避避祸，暂将梁山当作“栖身之处”；二是此时此刻，由于满脑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怀才不遇”的思想，宋江正在两条“升官”道路之间徘徊。
在宋江看来，要升官，最理想的道路当然是奉行儒教，投靠权贵，以便步步登高；如果这条路由于“奸臣”当道而走不通，万不得已时，上山落草，“杀人放火受招安”，倒也是另一条“升官”之路。
不过，这后一条路是“风险”很大的，因为有可能被封建统治者所“误解”，而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宋江虽一时“乘兴”，内心其实颇多踌躇，身体已到水泊之滨，尚且举棋不定。
恰在此时，接到报丧家书，权衡轻重利弊，他觉得既然爬上去升官之路未绝，又何必铤而走险？借“家书”为由赶快逃跑，既可获取“孝子”的“美名”，又能免了“背负朝廷”的“罪孽”，何乐而不为？
这就是宋江隐藏在“一时乘兴”这句言不由衷的托词背后的全部丰富的潜台词。无怪乎宋江主意一定，做作一番，连“酒食都不肯沾唇”，就“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
可见宋江，准备上山也罢，溜之大吉也罢，表现虽不同，目的却是一个，不是为了造反，都是为了忠于朝廷，求得“发迹”，争当奴才。
这样一个宋江，一到家，听到反动地主老子的一番孔孟“教诲”，又闻“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应有民间犯了大罪，尽减一等科断”，当然要更加坚定他走爬上去做官的道路的决心了。
所以，尽管回家不到一天，就掉进了封建统治的罗网，脖子上套上了枷锁，他居然还赞叹不已，口称当了囚徒“倒是有幸”，刺配江州“亦是好处”。
在充军的路上，宋江还生怕梁山好汉毁了他的“好处”，故意避开梁山，“只拣小路里过去”，绕道而行。当梁山众好汉四处设伏，救出他来，请入山寨时，他却极为反感，把这个行动看成是“逼宋江性命”，夺了刀来，以自刎要挟执意不从。
救命的反被诬成逼命，真是奇谈怪论！原因也简单，在宋江看来，做个皇帝的囚徒，也要比上山落草强得多。
当了囚徒，“也须有程限”，早晚还可“伏侍父亲终身”，还是尽忠尽孝的人；而上了山，则“打在网里”，“陷于不忠不孝之地”，“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便是不忠不孝的勾当。
换句话说，只要将来还有可能、还有机会爬上去当个有权有势的奴才，即使暂时当囚徒、被充军，也心甘情愿。这就是宋江这一次斩钉截铁地不作梁山座上客，宁为皇帝阶下囚的原因所在，也是他死心塌地充当奴才的生动表现。
宋江死心塌地当奴才，还表现在他对待套在脖子上的枷锁及押解他的两个公人的态度上。他被请上梁山，花荣等众人数次叫去了枷，宋江执意不肯，还斥责道：“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简直迁腐可笑。
枷锁——阶级压迫的象征，梁山起义农民不仅敢动，而且立志砸碎铁锁链，翻身作主人。他们视封建法度如粪土，“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就是他们的法度。
而宋江却把地主阶级的法度奉若神明，把枷锁当成金项链，赞叹、抚摩，带上了死不肯脱去，妄图用封建王朝的法度来束缚起义农民的手脚，毒害起义农民的思想，这充分暴露了宋江忠于封建王法，为封建法度辩护的丑恶嘴脸。
至于那两个“公人”，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爪牙。在梁山起义军看来，“不杀了这两个男女，等甚么！”不要说两个公人，就是“赵官家”的千军万马，也要杀他个丢盔弃甲，人仰马翻，甚至还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而在宋江看来，却是“宁可我死，不可害他”，他同这两个公人“寸步不离”、“同起同坐”，俨然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其实宋江对两个公人如此恭敬备至，无非是他对大宋皇帝“忠肝盖地”的一种象征罢了。
鲁迅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宋江的这番令人恶心的作为，不也正说明了他是这样的奴才么！
不过，宋江这个“自幼学儒”、“亦有权谋”的刀笔小吏，自以为很有些“凌云志”，当囚徒，或当个默默无闻的小奴才，毕竟是他于心不甘的。
浔阳楼上的“醉后狂言”，吐出了他胸中的块垒便是明证。为了实现他的“凌云志”，他巴结上司、笼络同僚，“仗义疏财”、结识江湖好汉，施展了狡免三窟的权谋，为的是“尽忠报国”，建功扬名，当个“赵官家”的有地位的奴才。
现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反被文了双颊发配充军，尽管牢骚满腹，但此时留下一个不做朝廷逆子贰臣的身躯，以待来日再爬上去，仍然是最要紧的。
因此他宁可枷锁套身也不上山快活，施展了逆来顺受，“潜伏爪牙”的韬晦之计。这就清楚地表明，不违父教宁当囚徒并不是宋江的根本目的，而只是他实现政治野心，以待来日爬上去升官的一种手段。
至于宋江后来被判了死罪，梁山好汉闹江州劫法场救他上了山，此时他爬上去升官的路已被彻底堵死了，他才不得已变换手法，走上了另一条“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
仔细剖析宋江的这一番手法的变换，是很能使人们增长关于阶级斗争的见识的。对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奴才，《水浒》却当成英雄来歌颂。
刺配江州一段长达近万字，情节迭宕，着墨浓酣。作者费尽心机造出这层层波澜来，肆意宣传这个“孝义黑三郎”宋江的“美德”。毛主席在批判《武训传》时指出：“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对那种把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当作农民革命领袖来歌颂，把十足的奴性当成美德来赞美的行为，我们决不能容忍，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
只有这样，才能还宋江以本来面目，并通过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评论和讨论，不断增强识别投降派的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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