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犹太裔作家娜欧密・克莱恩（Naomi Klein）这篇写给《卫报》的文章刊登于10月7日事件一周年前夕。在过去这一年，以色列挟庞大国家资源，透过艺术、展览、旅游
等各种形式在全球各地投放宣传，悼念去年10月7日被哈玛斯杀害的以色列牺牲者与目前仍被挟持的人质。宣传投放范围相当广泛，以色列驻台办事处也在台北光点举办了相关纪念艺术展。
以色列官方的叙事框架，抹去10月7日哈玛斯发动攻击的前因后果，也就是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民与土地长年采取的封锁、非法占领及种族隔离政策，而将10月7日的袭击事件直接嫁接上二战德国纳粹的犹太大屠杀，将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性屠杀，与哈玛斯一天之内的行为等量齐观，藉此召唤一种连续的犹太创伤经验，合理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实施的种族灭绝。
克莱恩在这篇文章中细数过去一年来以色列大量的创伤体验作品，指出感官上的「亲身经历」不能代表对事件具备深度理解，反而可能产生「义肢创伤」，从而接受国家所欲宣传的简单善恶二元框架，窄化人们的视野。尽管纪念创伤确实可能带来治愈，但是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让创伤持续存在，甚至持续创造新的创伤经验，往往能比治愈创伤带来更多的政治利益，形成所谓的「政治提款机」。
台湾历史上也曾经历过日本殖民、二二八、白色恐怖等集体创伤经验，近年以「转型正义」为名的哀悼与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其中更不乏透过VR虚拟实境等技术提供观看者逼真情境体验的作品。如何召唤人们对于集体创伤产生共鸣，但又不致于消费和滥用？再现创伤的伦理与政治，在台湾也是非常重要且缺乏讨论的命题。
原标题为"How Israel has made trauma a weapon of war"。
文／Naomi Klein（犹太裔作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气候正义中心共同创办人）
译／陈韦纶（苦劳网特约编辑）
一场华丽、高价的电视制作，有政府高层演讲和上千名的现场观众，展现出整齐一致的哀悼及坚定的军事决心。
以色列政府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纪念哈玛斯去年10月7日发动的血腥突袭一周年，然而一切并没有照计划进行。
在当天遇害或被劫持人质的许多人的家属强烈反对这项由国家主办的活动，他们表示，这样的排场应该等到政府达成人质协议，并就当天前后政府失职问题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再举行。一些父母甚至禁止纳坦雅胡政府使用自己孩子的名字及照片。
几个在突袭中损失最严重的吉布兹集体社区表示将抵制这场活动。他们选择聚集在自己的社区，以「亲密、细致」的仪式集体悼念他们的亲人，并纪念被挟持的人质。负责筹划典礼的部长回应的方式是：取消现场观众，并将受害家属的反对意见当成耳边风。这在社群媒体上引发了更激烈的谴责，一些以色列名人也承诺将支持另一场纪念活动。
纳哈尔奥兹（Nahal Oz）吉布兹集体社区成员丹尼・拉哈米姆表示，对政府来说，「一切都只是作秀」。
尽管如此，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以色列官方的纪念活动还是会在10月7日如期举行。事实是，纳坦雅胡政府以及那些历史悠久、在全球重复以色列政府讯息的犹太组织，不会错过利用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来宣传我们一再听到的有关于袭击事件的故事。
这是一个简单的善恶寓言。其中，以色列是无辜的，值得毫无保留的支持；而它的敌人都是怪物，应该受到不受法律与国界限制的暴力对待，无论它身处于加萨、杰宁市、贝鲁特、大马士革或者德黑兰。在这个故事中，以色列的作为一个的国家的认同永远与10月7日所遭受的恐怖事件融合在一起，根据纳坦雅胡的叙述，这个事件与纳粹大屠杀以及捍卫西方文明的战斗无缝接轨。
在德国，有一个概念叫做「国家理性」（Staatsraison）。在过去几十年间，德国领导人说以色列安全就是德国自身的「国家理性」。以色列也有自身的国家理性，尽管与德国的不尽相同。以色列官方表示，其国家理令就是保护犹太人的安全。然而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概念与犹太创伤密切相关，这种关系体现在为犹太创伤建立纪念场所、围墙，或是以此为名发动战争。
因此，正如太阳将在耶路撒冷升起，纳坦雅胡也必定会在10月7日向世界讲述他的复仇故事，没有任何一个悲痛欲绝、表示反对的家庭可以阻止他。
关于围绕纪念活动的冲突引发了关于利用、甚至是滥用犹太苦难的深层辩论，这些冲突可以追溯至以色列建国之前，而且不限于以色列国内，而是远远超出那恶名昭彰、定义不清的国界。这些辩论涉及一连串尚未解决但风险越来越高的重大问题。
纪念创伤和利用创伤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纪念和武器化又有何区别？当集体哀悼的对象并非普遍适用于所有人，而是局限于特定族群时，这样的集体哀悼意味着什么？当以色列持续在贝鲁特炸毁整栋公寓、发明新的遥控攻击方式、迫使超过一百万名黎巴嫩人民逃离家园的同时，对加萨的猛攻亦不断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集体哀悼又有什么意义？
随着全面区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关注以色列如何加剧及操纵犹太创伤的机制似乎无关紧要，甚至是麻木不仁。然而，这些力量彼此紧密相连，以色列讲述犹太人作为受害者的故事，为当前这些明显是破坏性暴力及殖民土地并吞的行为提供理由及掩护。没有什么比以色列选择讲述其人民10月7日创伤故事的方式更清楚地表明这些联系了——这一事件几乎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被不断地纪念。
在以色列及许多犹太离散社群对于10月7日事件的反应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该事件迅速被纳入如今所谓的「记忆文化」（memory culture）：将集体创伤转化为艺术、技术和建筑方法。记忆文化通常以人权、和平为名，反对否认历史真相或者是对于事件的选择性遗忘。社会通常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准备好诚实面对曾经发生过的大规模暴行。以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为例，这部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开创性纪录片直至二战结束后40年才问世。
但在以色列的案例中，以色列几乎是立刻就采取行动，以各种媒体重新创造10月7日事件的画面，有时是为了反驳那些否认暴行的指控，但更多时候是为了减少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并且增加对以色列迅速扩大战事的支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部外百老汇「引录剧」（verbatim play）名为《10月7日》，取材自目击者证词；多场艺术展览，以及至少两场以10月7日为主题的时装秀，其中一场时装秀的模特儿甚至是袭击幸存者或在袭击中失去家属的人。他们身着模仿受伤效果的义肢、假血，以及以弹壳制成的服装。根据《犹太新闻》（Jewish News）报导，一名未婚夫在袭击中丧生的模特儿「穿着白色婚纱，胸口上有一个『弹孔』」。《犹太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则以突兀的标题「以色列重返时尚潮流」报导此事件。
此外，关于10月7日的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俨然形成一种新兴的次类型。首先，以色列军方发行的《目击》（Bearing Witness），收录了当天最血腥恐怖的影像。在攻击发生后几周内，这部影片就在达沃斯论坛及洛杉矶的宽容美术馆（Museum of Tolerance）等地向政界人士、商业领袖及记者等特定观众播放。随后又有一系列更专业的纪录片，例如聚焦性暴力、由前Meta营运长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担纲主持的《寂静前的尖叫》（Screams Before Silence）；另一部《#Nova》则使用手机及随身摄影机的影像，逐分逐秒地展示「令人不寒而栗的暴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录片《活过10月7日：我们将再度起舞》（Surviving October 7: We Will Dance Again）也采用类似的叙事手法。「美国收视率最高的宗教频道」三一电视台（TBN）播出关于这次袭击、总长7小时的4集特辑。
戏剧改编通常花费时间较长，但是已有几部正在筹备当中，包括由《高墙边的混乱》（FAUDA）创作者制作的长篇电影《10月7日》，由福斯开发的影集《10月的ㄧ天》（One Day in October）则预计本月播出。
以色列导演阿隆・丹尼尔的电影《06:30》以微缩模型再现10月7日事件。（图片来源：go2films）
最特别的莫过于以色列导演阿隆・丹尼尔（Alon Daniel）决定以微缩模型制作一部写实风格的电影。他的团队花费数个月精心重现了一个「恐怖的玩偶屋」，从被哈玛斯突破的带刺铁丝网围墙，到诺瓦音乐节上被烧毁的汽车以及布满弹孔的流动厕所。其中一名制作团队成员告诉《国土报》：「我们使用3D列印制作这些小型模型，并且为其上色，虽然起初看上去很有趣，但同时也令人感到恐惧，有一种存在于可爱与恐怖之间的强烈反差。」
正因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斥着暴力与不正义，探讨如何道德地纪念现实世界暴行的文献相当丰富。如何唤起人们恐惧感的同时而不滥用、消费这种恐惧？如何避免强化某些类型的身体注定会遭受暴力的想法，使其反而更有可能发生？如何避免让幸存者反覆经历创伤？如何避免让观众因为自己的创伤经历而产生痛苦反应？召唤恐惧之后是否有补偿与治愈的配套措施？以及：如何避免引发像是仇恨与报复等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只会导致更多悲剧与创伤？
社会学家、《展示暴行：纪念博物馆及过往暴力的政治》（Exhibiting Atrocity: Memorial Museums and the Politics of Past Violence）艾美・索达罗（Amy Sodaro）告诉我：「这些问题是那些从事纪念工作的群体经常面临、同时也是极具政治性的工作。」
我花费了数周研究10月7日事件后出现的庞大纪念文化——血染的婚纱、被烧毁车辆的微缩模型，以及反覆播放的最终语音讯息——我发现没有任何人认真讨论上述问题。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关于10月7日事件仍有诸多真相尚未明朗，这是许多受害者家庭要求独立调查的原因。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些多样化的作品的主要目标似乎是将创伤转移给观众：以生动与亲密的方式再现恐怖事件，令观众及访客体验到某种认同融合（identity merger）的感觉，彷佛就是自己曾遭受侵犯。
一名纽约人在观看引录剧《10月7日》后表示：「我感觉自己实际体验了这段经历⋯⋯，我感觉自己身历其境，这部剧能将当事人的感受转移给我。」制作人乐于见到观众的这种反应，并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了这段回馈。观众看完由以色列军方剪辑的10月7日影片放映后「感到心碎」。人们不发一语地走出房间，要嘛哭泣，要嘛余悸犹存。「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执行长乔纳森・格林布拉特（Jonathan Greenblatt）告诉《纽约时报》：观众的反应即是最好的赞美。
所有的纪念活动都是为了触动不在现场的人们的心。但激发情感连结和故意使人们陷入震惊与创伤状态之间是有区别的，能够达成后者是许多10月7日纪念活动自豪于其「沈浸式」体验的原因，即提供观者与参与者深入他人痛苦的机会。这么做是基于一种基本信念：越多人体验10月7日的创伤、彷佛这些创伤就是亲身经历，世界就会变得更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以色列就会变得更好。
没有什么比以色列正在蓬勃发展的「黑暗旅游」部门更能体现创伤转移的目标。过去几个月以来，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堂及犹太联合会一直赞助其支持者前往以色列南部参与「团结使命」的旅游。观光巴士停靠在诺瓦音乐节现场，如今该地点已布满纪念碑，纪念数百名在此被杀害、绑架的人。令当地人深感不安的是，这些游客踩着瓦砾，涌入仍是断垣残壁的吉布兹集体社区。
今年2月，记者玛雅・罗森（Maya Rosen）跟随其中几个旅行团，并为《犹太时事报》（Jewish Currents）撰写长篇报导，纪录了这个诡异现象。她看到被摧毁的房屋像是陵墓一般被保存下来，包括一对23岁情侣的家，这对情侣在攻击中被杀害。这些旅行团在屋内各个房间中漫步，「西凡・埃尔卡贝兹（Sivan Elkabetz）生前与父母的最终的WhatsApp对话截图被列印出来钉在墙上，一旁还有她母亲在她去世后写给他的信件。」
这已经超越「触及『真实』」（touch "the real"）的动机——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学者黛比・莱斯尔（Debbie Lisle）用这个词来形容九一一事件后涌入世贸中心遗址的游客潮。因为这些以语音及文字讯息形式保存下来的个人通讯数量庞大（这些社区中的许多人不断发送简讯，花了好几个小时打电话，等待从未抵达的救援），加上这些地方的血迹及挣扎痕迹都保存完好，参加「团结使命」旅行团的人们几乎感觉自己也经历了那场漫长的袭击。
为罗森所处的社区担任向导的美国拉比表示，自己听到许多人被杀害的故事，包括「事件发生的每一个阶段、在哪里发生、如何发生，人们被锁在安全房里长达数小时，有人被窗外的子弹射杀，或是被拖出自己的房屋。」这些画面让她在接下来的5个晚上不断做恶梦。
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人质广场的「哈玛斯隧道」。（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其他可供参加的体验还包括：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游客可以进入一段长30公尺、「模拟哈玛斯隧道的沈浸式隧道」，其结构配备了模拟隧道上方战斗的爆炸声响。
有鉴于目前已经存在的纪念活动如此之多，很难想像未来将有更多的10月7日纪念活动。尽管经济危机持续恶化，以色列内阁在9月通过纳坦雅胡的提案，将斥资8,600万美元执行未来的10月7日纪念计画以及多方面展开的军事行动。这笔经费将用来保存「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即受损建筑）、建立新的纪念地点，设立每年的国定假日等等。
同时，对于那些无法前往以色列旅行的人，还有虚拟实境（VR）体验可供参加——包括「360度导览加萨包围区」。这是一部长达35分钟的影片，配有英文与希伯来文字幕，引导观众参观在10月7日遭遇袭击的以色列社区。在这部线上旅游影片里，受害者的兄弟带着摄影机进入袭击发生的房屋，并指着地板上的残留血迹。这也是10月7日事件相关作品的子类型：「沈浸式故事平台」邀请访客以3D导览方式参观一系列房屋。当你在充满瓦砾的房间之间探索的同时，还会播放从安全屋发送给亲人的可怕音档。
还有更多可以透过触碰感知的创伤经历在世界各地展出，其中最知名（也最具争议性的）就是诺瓦展览。这是一个巨大且昏暗的装置，旨在重现音乐节的场景，包括沙滩、露营帐篷及被烧毁的车辆，藉此传达奇幻体验被可怕暴力突然打断的身体感受。这个仍在巡回展出的展览收录从现场搜集而来的真实物件，单在纽约就吸引超过10万名访客参观，其中包括多为政界人士。
诺瓦展览展出10月7日从诺瓦音乐节现场搜集来的真实物件。（图片来源：Nova Exhibition）
这再次背离了艺术家纪念近期创伤性事件（从大规模枪击事件到气候灾难）的常见方式。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艺术作品会以更隐晦的方式表达，要考量到可能对家属造成的二度伤害、让观众感到恐惧，或是对死者不敬。以枪枝暴力问题为例，纪念工作者通常不会带领一批观众进入黑暗的学校走廊，地上布满假血，同时播放枪声及孩子绝望的呼救声。
艺术网站「肮脏的梦想」（Filthy Dreams）上的一篇评论，将诺瓦展览比作营火晚会大合唱与福音教派地狱屋的诡异结合，后者旨在恐吓青少年不要从事婚前性行为。「我们真的必须藉由站在受害者的瑜伽垫上来感受人们在音乐节上被屠杀的恐怖吗？」艺评人艾蜜莉・科卢奇（Emily Colucci）如此问道。「跨坐在被翻倒的户外椅上，盯着难以辨识的尸体，真的是纪念死者的最佳方式吗？然后这里为什么这么黑？我不需要经历这些也能明白10月7日的事件有多糟糕！」
理解事件与觉得自己亲身经历这个事件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保留了心智的分析能力和个人的自我感受，后者则不会带来理解，而是如索达罗所称的「义肢创伤」（prosthetic trauma），她写道，这种感受非常容易产生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并在政治上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这些体验的消费者被鼓励感受到与受害者之间的简化联系，受害者被认为是绝对的良善，而攻击者则是绝对的邪恶，因此对他们只能抱持仇恨。这种创伤状态只剩下纯粹的感受与反应，人们的视野则变得局限而狭窄。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不会询问沉浸式体验框架中不包含的内容。以纪念10月7日事件的大量沈浸式艺术作品中，被排除在外的就是巴勒斯坦，特别是加萨。未被提及的还包括隔离墙的另一头长期令人窒息的生活条件，正是这样的恶劣处境导致袭击。还有，自10月7日以来被以色列杀害、导致伤残的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民——其中包括大量婴儿与孩童——也被排除在外。
游客聚集在诺瓦音乐节现场。（图片来源：卫报）
而这正是重点。
当来自纽约或蒙特罗的犹太裔游客试图与诺瓦音乐节现场或者被摧毁的吉布兹集体社区的创伤融为一体时，他们与加萨的距离也非常近，能够听到以色列轰炸贾巴利亚及汗尤尼斯，能看到烟雾，甚至在轰炸最为激烈的那些日子里，还能感受到身体的震动。但是正如玛雅・罗森的报导，尽管感受如此剧烈，他们却彷佛听不到，或是无法辨认他们所听到的内容。曾经参与这些旅行团的工作人员观察到这些参加者「深陷于自己的创伤之中，而这种创伤掩盖了战争造成的痛苦。」
如同许多参与那些沈浸式（尽管高度选择性）血腥体验的消费者，这些旅客表示自己之所以在那里，是为了「见证」，而「见证」正是当代纪念活动的重要信念。然而他们口中的「见证」意涵为何却模糊不清。当大屠杀专家谈论「见证」的重要性时，他们指的是一种特定的观看方式。这种见证，通常是对那些被强权国家长期否认或压制的罪行的目睹，是一种拒绝行为——拒绝这种否认。它也是一种尊重死者的方式，藉由继续述说他们的故事，并将他们的精神纳入寻求正义的事业之中，来防止未来有类似暴行再度发生。
然而，并非所有见证都出于这种精神。有时见证本身就是一种否认的形式。这种见证被狡猾的国家操控，目的是正当化其他更大的暴行。当见证变得狭隘而且仅关注自己所属的群体时，它反而变成一种避免直视暴行的残酷现实或是为其辩护的方式。这种见证更像是隐藏，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是合理化种族灭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一年里，反战阵营曾就哀悼的政治出现激烈辩论，并且生产了一套新颖却痛苦的词汇来讨论悲伤。在（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公开悼念10月7日袭击中被杀害的以色列平民的同时，许多人也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经常被系统性地视为是「不可哀悼的」（借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话）。相比之下，以色列人的生命则是值得「预先哀悼的」，套用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温南特（Gabriel Winant）的话，因为「已经有一套体系将他们的死亡赋予意义，其意义之特殊，足以合理化轰炸加萨的行径。」
黎巴嫩裔澳洲人类学家加桑・哈格（Ghassan Hage）在10月7日的艺术作品中看见一种「优越主义式的哀悼」（supremacist mourning），因为「与那些经常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同，以色列人被视为是特别的。他们是比他人优越的死者，因此需要通过复仇来提醒所有人——尤其是凶手——他们有多么地优越。」巴勒斯坦学者阿布达尔贾瓦德・奥马尔（Abdaljawad Omar）在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中指出：哀悼姿态本身就意味着与创伤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对于面对以色列种族灭绝怒火的巴勒斯坦人民而言，他们却无法与创伤保持距离。「除非达成真正的停火，我们才能开始哀悼，否则我们将持续抵抗，为哀悼的权利而战。」
汤玛斯・派克（Thomas Packer）的平版画《纳纳・萨希布背叛并屠杀英国妇女及儿童》。（图片来源：卫报）
艺术与复仇
尽管以色列将10月7日的苦难转变为媒体与旅游产品的速度之快（而且有些俗不可耐）令人印象深刻，但这种做法并非首例。911事件后，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照片也立刻被艺术化成为画廊展览，灾难电影也随之而来。在游客前往纪念世贸中心遗址朝圣的同时，关于如何纪念的辩论也同时展开。
更重要的是，正如今日的以色列，将911事件转化为一种激发特定情感（例如：悲伤、自豪、爱国心态）的体验行动，与美国对袭击事件的残暴军事回应同步发生。在极端爱国主义的后911电影及电视剧中，阿拉伯人及穆斯林几乎毫无例外地被描绘为嗜血的恐怖份子，这些作品构成所谓「反恐战争」的文化战线，在合理化美国最恶劣的行径（无论是在费卢杰的战场上或是关塔那摩湾的监狱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更早期的殖民历史中也可以发现惊人的类似之处。当我与同事、同时也是科技及文学学者卡维塔・菲利普（ Kavita Philip）讨论这项研究时，他鼓励我去了解英国在1857至58年印度起义期间创作的一系列艺术作品。当前情况与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之高，令我感觉彷佛透过时光之门凝视过去。
1857年，印度籍士兵反抗英国指挥官，之后扩大为针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暴政的起义。起义迅速扩大，不止士兵，饱受殖民统治之苦的农民和地主也加入反叛行动。如同10月7日事件，起义强度令目标措手不及：叛军迅速抵达德里，占领英国军火库。英军以极端暴力回应，将村庄夷为平地，印度籍士兵也犯下暴行：在最恶名昭彰的事件中，约200名英国女性与儿童被俘虏，最终遭到杀害。
随后的几个月里，一种充满恐怖的政治宣传子类型出现在英国，之后在整个帝国内巡回。在各种草稿、平板画及版画中，起义的亚洲人被描绘为猿猴般的原始人或凶猛的老虎，被杀害的英国女性则被塑造为天使，或是莎士比亚笔下纯洁无辜的奥菲莉娅（Ophelia）。最令人震撼的是360度全景画，部分场景甚至会移动，为观众提供身处战场的沈浸式体验，这些低技术的作品也成为今日以虚拟实境方式提供创伤体验的先驱。
当时和现在一样，速度至关重要：当战斗仍在南亚大陆进行时，伦敦人可以去莱斯特广场，以一先令的价格，走进罗伯特・伯福德的全景画《英国女王军队与德里士兵的战斗》，或是被更血腥的平版画《纳纳・萨希布背叛并屠杀英国妇女及儿童》所环绕。
这些令人震惊的画面激起英国人对复仇的渴望，为英国在起义之后的镇压行动奠定重要的支持基础。这些镇压行动包括派出暴徒扫街并动用私刑，以及将叛军绑在火炮上处决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帝国霸权展示。这场镇压最终杀害至少十万名印度平民，并有数十万人因为英国报复导致的饥荒及瘟疫而死亡。当时大英帝国士兵没有抖音可以分享暴行的影像，但是画家生动地描绘了被绑在火炮上的叛军，而英国的政治漫画家也画出手持利剑、代表「正义」的英国，将棕色的身躯踩在脚下。
历史上不乏殖民压迫下的原住民因挨饿及贫困最终起身反抗，这些反抗有时也涉及暴行。这些暴行成为殖民统治者发动疯狂屠杀的藉口，目的是「消灭野蛮人」，其程度甚至达到种族灭绝。一年前，以色列升高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威胁，将后者称为「人类动物」（human animals）。加桑・哈格及沙伊嘉・帕特尔（Shaijia Patel）等反殖民历史学者在社群媒体及小型期刊上指出了这些相似之处，并且引用纳米比亚及明尼苏达等地的「殖民者的惩罚性远征行动」历史。然而，他们很少能在北美及欧洲的大型平台上提供这些背景资讯。
这是一件憾事，因为它有助于以历史的视角理解10月7日的事件及其后续影响——不是为了替哈玛斯的战争罪行开脱，而是警告人们以色列将震惊与羞辱武器化，以便执行帝国侵略及可怕的侵犯人权行径。然而，这些被压抑的历史几乎未被提及。在早些时候，人们还会讨论911事件与10月7日事件的明显相似之处，然而这些讨论也很快就消失了。
将10月7日事件融入犹太人大屠杀
站在以色列及大部分西方媒体的立场，10月7日的袭击只有一个历史参照点。没错，我说的就是持续且重复将10月7日事件比做纳粹大屠杀。这种类比颠倒真实的权力关系，将没有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民比做纳粹，并将以色列塑造成无助的受害者，尽管前者生活在以色列长期封锁、非法占领及种族隔离之下，后者则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获得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并以明确政策扩张领土，以及以赤裸的殖民方式抹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
这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故事，因为许多以色列人及其支持者认为，如果威胁程度逼近犹太人大屠杀，那采取任何回应都是合理的。正如阿布达尔贾瓦德・奥马尔所说：「这种殖民式的哀悼将巴勒斯坦人民转变为现代的亚玛力人（圣经中以色列人的敌对民族），激起了对于权力、自主性，以及不受拘束的军国主义的渴望。它也引发了一种种族化的论述，将犹太人大屠杀的悲痛与愤怒，转嫁至另一个民族身上，仅因为他们存在于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地点。」
在巩固这个权力位置错置的故事中，10月7日的纪念艺术及装置作品扮演重要角色，它们遵循数十年来大屠杀教育及纪念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既定模式与方法。
这种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模仿，在各方面都很明显。首先，在描述纪念工作的词汇选择上，例如：「永远不遗忘」、「现在就是『永不让历史重演』的时刻」、「见证」等等。这种模仿还体现在大量的「沈浸式」设计，让人们「体验」10月7日事件，这种做法源于犹太人大屠杀教育中追求高度真实的沈浸与模拟体验的趋势，例如学校举办的校外教学，让学生走进家畜货车，里头配备犹太囚犯的全像投影，或是发给学童假护照，让他们想像自己被装上这些车厢中的情境。
将10月7日事件与犹太人大屠杀结合的情况比比皆是。「360度导览加萨包围区」网站也提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360度导览。巡回中的诺瓦展览也展示了那些在音乐节现场「失而复得」的鞋子，众所皆知，这是刻意回应「美国华盛顿特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中的类似展示，一排排的鞋子象征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被杀害的600万名犹太人」，美国NBC新闻网报导道。这种结合还存在于黑暗旅游中：某些前往以色列南部的旅游路线会经过波兰，将奥斯威辛作为「行前参观景点」的选项之一。
彷佛担心有人抓不到重点，影响力广大的倡议团体「打击反犹主义运动」（ Combat Antisemitism Movement）选择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上播放一段影片，该影片在柏林「遇害欧洲犹太人纪念碑」拍摄。在象征犹太屠杀数百万人的深色混凝土碑牌之上，一件「数位艺术作品」运用无人机展示一条布满假血迹的巨大运动裤，象征10月7日的性暴力场景，其他无人机悬挂写着「永不重演？」的黄色星星。在这个画面中，两种创伤跨越了空间、时间、权力、民族及规模差异，在视觉上被合并为单一的巨大悲鸣。
尽管这种行为很怪，但却没有比我在一篇报导中看到的现象更怪。这篇报导介绍近来以色列流行10月7日主题的刺青。一名刺青师向《哈达莎杂志》（Hadassah Magazine）表示：一名顾客希望以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序号的方式，呈现袭击日期「1072023」。
一些负责为未来保存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的重要机构，居然也自愿参与将10月7日事件及犹太人大屠杀混为一谈的行动。例如：无可取代的大屠杀基金会（Shoa Foundation）拥有大量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影像证词，该机构在今年新增了一个分类：「10月7日幸存者的访谈」。在今年「生者游行至奥斯维辛」的活动中，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在10月7日袭击中存活下来的以色列大屠杀幸存者。」
这些事件促使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玛莉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撰写一篇具影响力的文章，挑战她的同事，特别是那些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的学者，并质疑将创伤记忆代代相传的纪念方法是否恰当（她将此一过程描述为制造「后记忆」）。
她在某次访谈中告诉我，纪念创伤历史可以通过促进集体疗愈及跨越分歧的团结感来进行。然而有些时候，对于这些团体里的政治人物而言，治愈并非目标——让创伤继续存在的效益更大，无论时空背景是否已发生改变。她说：「起初，犹太人大屠杀研究主要是关于如何保持伤口开放，尽可能直接传递创伤。」这种做法也将反犹太主义视为是某种特殊的仇恨、一种无法改变且无所不在的自然力量。这种世界观被拉比暨学者肖尔・马吉德（Shaul Magid）称为「犹太悲观主义」（Judeopessimism）。
赫希认为：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与犹太复国主义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创造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以色列」作为对犹太人大屠杀毁灭的「救赎」。这种叙事在犹太学校、夏令营、犹太教堂，以及以色列的「寻根之旅」（Brithright trip）中相当常见，即：「只有『祖国』能提供疗愈。」这表示如果祖国遭遇攻击，例如10月7日的袭击，所有经由电影、博物馆、回忆录以及恐怖故事植入的创伤记忆便会重新涌现，并且令威胁变得攸关存亡。如果犹太人大屠杀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那么以色列就是唯一能阻止事件重演的屏障，「这么想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藉口，让它得以为所欲」，在以色列过去一年持续不断的行动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藉口带来的可怕后果。
作为一名学者以及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孙女，赫希对这种历史的蓄意混淆感到非常不安。在她看来，将纳粹的工业化屠杀与哈玛斯一天之内的杀害行为相提并论，不仅「是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轻描淡写」，「也是对受害者的不敬。而且在历史上完全错误。」她这样表示。
但是问题来了，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知名犹太领袖希望以色列经历一场现代的犹太人大屠杀呢？为什么他们愿意容忍这种虚假且危险的比较呢？
某种程度而言，这么做似乎毫无道理：以色列的国家理性认为，只有以色列能够保证犹太人面临犹太仇恨时的安全，这种仇恨被描述成一种根深柢固、随时会以种族灭绝形式爆发的原始力量。10月7日袭击是很残暴，但是它并未对以色列人或是犹太民族构成毁灭性的威胁。那么，为什么以色列要推动一个让自己看起来并不如实际情况安全的叙事，进而削弱自己的核心使命呢？
有一个理论认为：以色列建国的核心伤痛在于巴勒斯坦人民被迫为欧洲的罪行付出代价。巴勒斯坦人民被迫付出自己的土地、家园、自由以及生命。此一过程被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及乔瑟夫・马萨德（Joseph Massad）等众多巴勒斯坦学者及政治领袖称为「仍在持续的大劫难」（ongoing Nakba）。然而，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是新纳粹，甚至比纳粹更糟糕（我们都曾听过这种说法），而10月7日事件是新的犹太人大屠杀或其延续，以色列便能「扳回一城」。换句话说，以色列正围绕10月7日这个充满创伤的日子来打造新的国家认同，尽管以色列将不如自己所宣称的那么安全，但是它相信自己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因为按此逻辑，以色列将不再是建立在种族清洗之上的国家，其对象是一群从未对犹太人造成生存威胁的民族。这也意味着以色列可以安心完成大劫难计画，这正是现在加萨与大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种危险的极端思想，在去年12月时展露无遗，当时以色列北部梅图拉市（Metula）市长大卫・阿祖莱（David Azoulai）在以色列电台节目上表达如何处置加萨以及住在里头的220万名巴勒斯坦人民的构想。根据他的说法，以色列海军应将所有剩下的巴勒斯坦人民「运送到黎巴嫩海岸，因为那里已有充足的难民营」，而加萨「应该被清空并夷为平地，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
他补充道：「在那里建一个博物馆吧！让世人看看以色列的能耐。让加萨不再有人居住，因为某种程度上，10月7日就是第二次犹太人大屠杀。」
以奥斯维辛之名呼吁新一轮的种族灭绝，包括建立新的集中营，并将此提议包装成一个纪念活动，对于真正负责奥斯维辛纪念馆的人而言，这种作法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们在社群媒体上贴文表示：「大卫・阿祖莱似乎希望利用全世界最大的墓地，作为某种恶心、充满仇恨、伪艺术的象征性表达。」
「全世界的正直人类必须正视并坚决反对这种疯狂的想法，这种想法违反一切民法、战时法、道德及人类法律，听起来像是要求类似于奥斯维辛规模的屠杀。我们希望以色列当局回应这种可耻的滥用行为，因为永远不能以恐怖主义来回应恐怖主义。」
以色列当局并未拒绝阿祖莱的煽动。也许是因为他所描述的其实正是以色列政府自10月7日以来持续进行的行为，尽管细节并非完全一致：利用历史上的种族灭绝合理化当前的种族灭绝，而其支持者们则利用艺术、电影、虚拟实境、黑暗旅游，甚至是时尚，将以色列的创伤转移到全世界。
玛莉安娜・赫希将这种官方、军事化的纪念方式称为「纪念碑式的记忆」（monumental memory），然而，她也跟据傅柯的理论，提出另一种纪念方式「对抗记忆」（counter-memory），这是一种由下至上、来自底层的哀悼与悲痛表达方式，通常与争取正义、集体疗愈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
尽管这些纪念碑创造者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将看到更多反抗式的纪念：各个群体的人们认识到，尽管存在许多令人痛苦的双重标准以及将创伤经验武器化的危险，悲伤仍是一种强大、持续而且难以驾驭的情感。它需要出口，而且需要被集体承担。
因此，吉布兹集体社区将在自己的墓园里，举办自己的私人仪式，在纪念人质的同时祈祷他们仍然活着。另一方面，一个名为「如果不是现在」（IfNotNow）的犹太进步青年组织，在全美各地举办集会，他们高举「每一条生命都是一个宇宙」的标语，要求禁运武器至以色列、以列停止攻击加萨及入侵黎巴嫩，以及释放所有人质。「我们有足够的眼泪与宽大的心，为每一条逝去的生命、每一个被摧毁的宇宙感到哀伤，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巴勒斯坦人。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需要彼此：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无法获得安全与自由，犹太人也不会安全。」
在这希望能够变成不只是一句口号之前，我们需要一段共同历史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走到现在这个痛苦的局面。这正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团体「记忆」（Zochrot）正在进行的工作。过去20年来，他们默默教育犹太裔以色列人为什么伴随他们成长的历史是不完整且危险的，因为关于以色列建国的胜利与救赎故事，与「大劫难」这个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土地及被迫流亡的历史密不可分。为此，他们带领旅行团前往已被摧毁且无人居住的巴勒斯坦村庄、散发有别以色列官方版本的地图、举办课程与工作坊，呼吁为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及难民打造一个「共同的未来」。
「zochrot」在希伯来语中代表「记忆」（remembering），与当前经常会加深创伤的纪念活动不同，真正的记忆是关于将破碎与分离的自我片段重新（re）拼凑（member）起来，希望它变得完整。重新记住这片土地、重新记住被驱逐出这片土地的人们、重新记住那些塑造并引发纳粹大屠杀的早期殖民种族灭绝事件，这些历史反过头来塑造了以色列国家的建立。重新记住拥有核武的以色列正深陷殖民复仇狂热之中，这种报复行为继承早期殖民者的惩罚性远征行动，一样利用艺术与集体悲伤作为毁灭性武器。
辨别这些深刻的历史脉络就是重新记忆工作的一部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犹太人大屠杀学者麦可・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称之为「多向记忆」（multidirectional memory），在我们逐渐深陷永无止尽且持续重复的种族灭绝循环时，它是我们最好的希望。然而，这项工作日益艰难，因为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女性主义学者娜德拉・沙尔霍伯－凯沃基安（Nadera Shalhoub-Kevorkian）所说的「解体灾难」：身体、土地及政治体系的解体。
与此同时，加萨与贝鲁特街头，人群持续聚集哀嚎，吊念死者。他们知道即便是葬礼，也无法幸免于以色列下一波的屠杀攻击。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