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0日，曾经作为新中国农业战线一面红旗的刘庄村村两委全票通过：不愿意享受集体红利的村民可以获得按比例分配的家庭承包责任田。
而在更早前的9月25日，刘庄已经与四川德阳的蜀中药业集团签订协议：在承债化债的基础上，以债转股的方式受让刘庄华星药厂、绿园药业约60%的股权，将集体性质的华星药厂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刘庄方占股约40%。
坚持了70多年、创造过辉煌历史的刘庄集体经济道路，最终还是走向了终结。
英雄末路，令人扼腕。
刘庄村位于河南新乡七里营镇。解放前，刘庄是当地有名的“长工村”，“十里草木香，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唱的就是旧时的刘庄。
1952年12月，22岁的全国民兵英雄史来贺当上了刘庄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干就是51年。
史来贺是土生土长的刘庄农民领袖，解放战争时期就担任了民兵队长，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优秀战士。
1953年春，上任不久的史来贺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刘庄带头兴办农业合作社，组织平整土地攻坚队，带领刘庄群众车推、肩挑、人抬，起岗填沟，拉沙盖碱，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用了10多年时间，搬动200多万土方，建起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1957年，刘庄千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11斤，走到全国前列，刘庄也因此一扫解放前的贫穷与屈辱，一跃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
史来贺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有“埋头拉车”的精神，还有“抬头看远”的品格。
1956年，很多地方刮起“小社并大社”之风，史来贺却坚持刘庄“一村一社”，遭到排挤、迫害。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国农村情况复杂，从目前来看，一村一社比较好。刘庄才保住了羽翼未丰的集体经济。大跃进时期，吴芝圃治下的河南省是“五风”泛滥的重灾区，史来贺却坚决抵制浮夸风，拒绝虚报产量。
1961年，河南省又跟着刮起了“单干风”，周围村庄纷纷开始扩大自留地、分养牲畜，史来贺却带领刘庄群众抵制单干，坚持以大队为基础，又成了“不退”的典型，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
1964年，在刘庄的农业得到发展和巩固之后，史来贺又带领刘庄群众开始兴办畜牧场、养猪场，成为刘庄村发展商品经济的突破口。70年代中期开始，刘庄人在发展畜牧业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奶粉厂、冰糕厂、乳品加工厂。接着，刘庄人又陆续建立起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
毛主席关于兴办“社队企业”、“农村办工业”的伟大构想，在刘庄得到了充分的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包干”自上而下席卷全国，不愿意包产到户的刘庄成了名副其实的“钉子户”，作为农业战线一面旗帜的刘庄成了上上下下关注的焦点。为了让刘庄将集体散伙让个人承包，省里派了十多个人的工作组，开大会、小会动员社员。广大刘庄社员深知刘庄的集体经济来之不易，纷纷不同意分；工作组就威胁要把史来贺“选掉”，这引起了社员的愤怒。最终，史来贺找出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中央文件精神，才保住了刘庄的集体经济。
靠着集体经济的积累和优势，刘庄于1985年建起高科技企业——河南新乡华星药厂，并逐步发展成中国最大的肌苷生产厂家和中国国内最大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
到2003年史来贺去世前，刘庄村的企业固定资产近10亿元，年上缴利税4500万元。
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刘庄也在不断改善群众生活。1981年，刘庄人全部搬进一户一院，双层向阳楼房；1994年又建起了14幢140套五层单元楼房，每户四室两厅一厨一卫，人均住房面积达35平方米；2000年，又规划建设了400套第三代住房——设施完备的现代化、智能化、花园式农民别墅。
村里还建起了科技大楼、卫星地面接收站和电视差转台，开办了图书馆、阅览室和青年民兵之家，每年订阅500多份科技报纸杂志，为村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创造条件。
在发展过程中，刘庄逐渐形成了以农促工、以工建农、农工商并举的发展格局。全村剩余耕地面积1050亩，仅由19名农业工人集体耕种；工业则以华星医药为龙头，涉及电厂、淀粉糖厂、机械厂运输公司、商业公司、酒店等，而仅医药产业就占全村总产值的80%以上。
到了2011年，刘庄村民可享受的住房、教育、医疗福利高达49项，户均存款近百万；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万元，这是当年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的4.16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3倍。
按照市场经济的评价标准，这样的刘庄，的确称得上中原首富村的称号，但危机也隐含其中。过高的村民分红固然撑住了“首富村”的“门面”，但无疑也让刘庄的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发展包袱。这背后同样还存在“剥削外来工”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刘庄村民相同岗位工资高出外来工1/3，还有额外的高福利和年底分红。这种“富裕”观念恰恰是市场社会驯化的结果。
而医药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风险。2015年，在环境污染治理的大局下，华星药厂和绿园药厂多次受到环境处罚，被勒令停工。不断遭遇停产停工的情况下，刘庄的两家医药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2016年-2020年，仅华星药厂被强制执行7次，涉及金额近2.7亿元；绿园药业等关联企业同样形成了大量不良资产。时至今日，刘庄已经背负了60984万元的债务总额以及 37000 万元的利息及罚息。
2022年5月，刘庄就已经推出过一次改制方案。新的股改架构中，刘庄村集体占股40%，剩下60%由全村农户分配，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推行下去，因为村集体和村民手上没有那么多钱能够盘活企业，直到前不久等来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蜀中药业集团。
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前面笔者提到的“高分红”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甚至是很次要的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仅有2000左右人口的刘庄，也仅仅是一个企业集团，同样要参与市场竞争，同样也逃脱不了一般企业兴衰成败的命运，特别是单一产业结构面对环保大局的“一击必杀”。
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但无疑会被某些人用来攻击“集体经济不行”、“社会主义不行”。真相恰恰相反——集体主义的刘庄相对于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只是一座孤岛，不是“集体经济不行”，而恰恰是刘庄的集体经济体量太小，还必须服从市场规则、行政法则，抗风险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大。
第二，列宁讲小生产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而刘庄却是处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外部的小生产、私有观念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刘庄的每个成员。史来贺书记在的时候，还能抓思想教育工作，而且史来贺书记本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自己的住宿条件、村集体的办公条件都是最后改善的）的精神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既给刘庄人形成了榜样的力量，对于内部的宵小之辈也形成了巨大震慑。但是，史来贺书记去世之后，榜样与震慑就不存在了，外部的侵蚀、内部的分化、奢靡之风、腐败之风也就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
第三，刘庄在市场大潮长期搏杀中能够屹立那么久，同样是“能人治理”的结果。“能人治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接班人难以树立新的权威，传统宗法社会同样在刘庄内部的管理层缔结出裙带关系形成掣肘；而另一方面，普通村民多年来没有参与管理建设，管理层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也没有形成有效的人才培养和聘用机制。一句话，就是史来贺书记走了之后，刘庄既没有形成有效的民主，也没有形成有效的集中，从而导致刘庄的发展决策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重大问题。“人亡政息”的现象，再一次在刘庄上演。
虽然刘庄的集体经济道路面临着终结的风险，但是，刘庄群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摆脱贫困的光荣历史仍旧为中国广大农村指明了唯一的出路；问题不是出在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本身，而恰恰在于公有制和集体经济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一两个刘庄、南街村这样的“孤岛”，刘庄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举国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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