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参加工作，1985年当乡党委书记，到2000年给朱总理写信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任了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一个乡党委书记，我为什么要给总理写信呢？因为我回顾从1982年到2000年十八年工作，只有80年代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整个90年代基本上做的都是没意义的事或者大多是错事或是把好事做成了坏事。因为我这个党委书记做不了或做不成好事了，很无力很无奈才给总理写信的。
现在在县乡村工作的同志，请闭上你的眼睛，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问问自己干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能拿出来抖抖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事，做了几件？
中央提出扩大内需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农村巨大存量很多年了，从新农村建设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乡村振兴走过了二十年，请问：领导们办的新农村建设试点或新型城镇化试点或乡村振兴试点，有一个典型是以较小的增量激活农村巨大存量的吗？说实在的，真的一个都没有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领导们手里的钱都多，自己挂名办点都是用巨额资金堆，当然不会探索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存量的乡村振兴之法，找不到以小的投入激活巨大存量的乡村振兴之法，又何以扩大内需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呢？民间和基层干部因为没有钱，倒是搞出了一些“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存量”的好典型，但因为不是领导们”亲自”办的试验点，领导们太忙，对民间和基层的自发探索，一般都半懂不懂的，还有就是不想真心实意的放权让利，要么不推广，要么一推广就变型走样了。
我讲两个故事给你们听。
故事一：发生在中部省的某一个县级市，书记从外地调来不久，就把所有的市属国有资产打包，抵押给几家银行贷了十多个亿，此招让全市干部为之一震，惊为天人，权威一下子起来了！接下来，就是搞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和市区形象工程，各级干部累的像“死狗”，二三年时间，十个亿的活钱变成了死钱。钱没了，官没升，怎么办呢？逼乡村干部拆农村房子，搞土地指标，把基层干部逼的像“疯狗”。搞了四万多亩建设用地地指标。为了搞到土地指标和把已经搞到的土地指标卖个好价钱，市政府禁止所有乡村两级用集体建设用地搞发展，村集体有可用的建设用地也不准用，更不准集体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集体建设用地只能市政府用、建设用地指标只能市政府收储后独家买卖。土地指标的价格由每亩三十万降到了十万元以内了，再降就亏本了。
全市每月都等卖地的钱发“工资”。这个市委书记来到该市三年，千方百计谋发展，但本质上只做了一件事：形象工程，但付出了两个代价：第一，把原有的市属国有资产“抵押变卖”了；第二，把农民的集体建设用地收刮干净、并一次性便宜卖掉了——实际是把该市的乡村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权一次性卖掉了。正在这么干的县市区，还少吗？！
故事二：发生在西部某省的一个县，书记是由县长升任的。第一招：也是把国有资产打包在银行抵押贷款了一大笔钱；第二步，用这笔钱设立了“土地银行”搞沙漠治理；第三步，鼓励农民及农民集体造林治沙——在沙地上植树造林，谁造林造地归谁所有，达标的林地或农地每亩可在“土地银行”抵押贷款1—3万元（30年长期贷款，前15年无息，15年后低息），10年该县共造林治沙22万亩；第四步，利用土地占补平衡的政策，向国家申请（奖励）建设用地指标15万亩，价值300亿以上。该县用十年时间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落在该县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了，一个本没有多少生机和发展机会的西部穷县，变成了充满希望的福地，全县干部群众精神抖擞，既有成就感，又有幸福感，全县上下一片祥和！
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第一个故事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量，其实就三个字：瞎折腾；第二个故事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量，配四个字：功在千秋！只是，在当代的中国，第一个故事的占绝对多数，第二个故事百分之五都没有了！
乡镇及村社的众兄弟姐妹们，你们也停一停，想一想，天塌不下来的！中央振兴乡村的钱下到农村，全部活钱变死钱了，你振兴个啥乡村！你搞扶贫把人扶的都想当贫困户了，你扶得过来吗？把村集体建设用地都收刮干净了，都便宜卖掉了，只种庄稼，咋能振兴乡村呢！偌大一个中国，千万个乡村干部，政策和法律给予乡村的自主发展权被县市区收走了、卖掉了，竟无一个人站出来高声反对！唉！
说句大实话，心里话，现在是中央财政对三农支持最大的时候，也是政策法规对三农发展支撑最给力的时候，与此同时，现在也是三农或乡村振兴最死气沉沉的时候，是“千金”拨不动四两的时候！
世界正处于千年大变局之际，真的需要有些人站出来多干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了！低级红高级黑真的搞不得啦！何况，我们每个人的职业生命是很有限的，一定要用有限的生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