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新自由主义席卷拉美与苏东国家，其后果只是摧毁了拉美的经济体系、摧毁了苏东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制度。不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拉美、东欧、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化之后的三十年间，并没有实现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许诺的发展蓝图。反而，我们在新世纪所见到的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和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贫富分化，皆得以在8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化中找到延伸至今的根源。
而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西班牙”愤怒者”运动，到拉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展现了全球无产阶级对这些延续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激烈反抗。我们希望在后续的文章中，可以继续展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当下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主导角色。
在《新自由主义的缘起：在1970年代的转折点上》一文中，我们谈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与西欧的缘起——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开始被决策者采纳用以解决滞胀。在施行新自由主义的最初几年展现出对通胀的遏制之后，我们很快便看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产业、增长、收入、福利和工人权利等方面的悲剧后果。但是在90年代，新自由主义却再一次获得了生命力甚至席卷全球，这主要便是由于拉美和苏东国家加入了这一浪潮。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展开有赖于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过程中的低阶位置和债务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其的制度性胁迫；苏东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则缘于苏联解体前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借机以新自由主义政策再一次获得了广大的苏东地区。
一、拉美——卷入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家
（一）“华盛顿共识”的前世
在谈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英国的开端时，我们已经论及智利作为新自由主义从理论落实为政策的试验场。如果说智利在1975年便在皮诺切特治下施行新自由主义，但一直到80年代末，这些政策在拉美还远非主流。在智利之后，只有玻利维亚在1985年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玻利维亚进行了所谓“结构性调整”，以遏制严重通货膨胀为目标。正是这种结构性调整，日后蔓延整个拉美。如果说欧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是通货紧缩、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削减、私有化和放宽金融管制，那么拉美政策的最突出特质便是激进私有化，以及放宽对国际和跨国公司、金融和国际贸易的管制。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才真正在拉美国家纷纷落地。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在华盛顿一场关于拉美经济的会议上，发现这些来自国际金融机构、智库、美国政府经济机构的决策者，以及在美国接受经济学训练的拉美政府经济官员，提出的拉美经济改革倡议几乎一致——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威廉森将这种关于拉美的改革倡议，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背后是70年代至80年代末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动。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实施石油禁运，美国对其进行威胁，若不把油元（petrodollars）投入美国投资银行，美国便要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介入。石油输出国确实把油元投入了华尔街，华尔街将大量涌入的资本贷款给外国政府，其中大量是拉美国家。然而，当美国开始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货币主义的紧缩政策导致美元利率飙升——而拉美国家向华尔街借贷的美元债务随之飙升，使得它们在80年代末期陷入了债务危机。为了使拉美可以偿还债务，美国利用其霸权改造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到拉美国家。IMF向拉美国家提供偿还债务的方案，前提是要求它们进行“结构性调整”。世界银行则向拉美提供发展贷款，这些贷款有若干附加条件。所谓结构性调整和附加条件，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便是放松市场管制、降低贸易壁垒、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这些国际组织向拉美国家画出的蓝图是，这些改革可以提升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从而使得它们可以清偿债务。
（二）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噩梦循环
于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乌拉圭、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国，分别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各国的政策高度相似，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将公共部门和国企进行私有化，并开放跨国企业收购或吞并本土中小企业。墨西哥总统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将一千多家国企中的六百多家出售，其继任者则更进一步将铁路、电信、银行等产业相继出售。相似地，巴西、秘鲁和乌拉圭，将钢铁、电信、采矿、铁路、航空、银行等产业私有化；其中乌拉圭更是将电信等产业的特许经营权出售给外国或跨国公司。而作为拉美最早现代化国家的阿根廷，在面临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下降的危机时，同样也是以出售关键产业为解决方案，并且在1997金融危机前进行了两至三轮的、激进的私有化改革。
然而，虽然激进私有化可以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收入，但并不能解决高度通货膨胀和增长停滞的危机。值得留意的是，很多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以激进私有化为首要特点，其中一个条件是国家的专制政体作为“保障”（譬如墨西哥、秘鲁等国，当然不是各国皆为专制整体）。同时，大部分拉美国家的政治氛围与政治文化又具有民粹主义特质，这促使了这些政府在获得出售企业的收入后，很快就把这笔钱花了出去——不论是用来发放福利或是遏制通货膨胀。于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落地后，拉美各国在开始的几年间经历了通货膨胀下降和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光景很快就消失了。一方面，政府出售企业获得的收入并不能用来还清国际债务。另一方面，私有化后的企业纷纷进行大规模的裁员，造成了各国飙高的失业率、人均收入下降和衍生的社会问题。
1950-2003年拉美人均收入指数与走向（来源：W.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London: Penguin, 2006.）
在激进私有化之外，拉美各国新自由主义化改革中的另一大特点便是放松对外国和跨国公司、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管制，这造成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使得政府彻底失去了对经济和关键产业的掌握，经济命脉都落入别国或跨国资产阶级的手中。放松管制不仅指的是允许外国和跨国企业大量并购本地企业，也包括降低进口关税等贸易上的政策。降低进口关税，使得大量廉价商品进入，对本就不够坚韧的本地制造业造成了剧烈的冲击。私有化带来的裁员加上本地制造业破产，造成拉美各国前所未有的失业大潮。农业领域则同样惨烈，墨西哥因与美国、加拿大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农业领域受到剧烈冲击——北美高度机械化生产下的粮食大量涌入市场，本地农民破产并出售或彻底失去土地，沦为城市贫民。
管制的放松不只摧毁了制造业与农业，更最大程度地助长了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投机行为。与世界其他区域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一样，拉美国家的金融主导地位日益增强并与实体经济脱钩，导致正常经济活动和价格信号扭曲。于是，资本在完成投机获利后大规模外套，造成资本积累率下降、生产性部门更严重地衰落；劳动力在经济产出中所占份额也大幅下降，使得失业问题雪上加霜。简言之，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拉美的债务危机、经济增长迟缓、失业率高涨等问题，是如何由跨国资产阶级共谋之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造就。
二、苏东国家——资本主义再次获得的领土
（一）“华盛顿共识”复制到东方：休克疗法
随着1989年波兰成为东欧剧变中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华盛顿共识”开始被复制到东欧国家，其代表性政策便是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休克政策”，以及开放外资进入。东欧各国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在当时采纳的便是正当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东欧国家进行的“休克疗法”除了私有化和开放外资的政策外，可以说是一种金融游戏。跟拉美国家高度相似的是，它们向欧美进行大量借贷。同时，欧美投资者只是进行投机性操作，对于东欧的制造业并没有帮助。在所谓市场会道路进行了几十年之后，东欧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债务上更加糟糕。任何东欧国家——包括发展最好的波兰——在收入、贫富分布方面都没有如预期般地达到西欧的水平，在社会福利方面则更加低下。同时，若干东欧国家在1997、2008金融危机之后陷入了债务危机。
所谓“休克疗法”为什么可以落地苏东？这要从苏联解体前的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批评说起。苏联解体前的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通货膨胀、赤字扩大、物资短缺的危机，这些危机一方面被认为与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的危机相近，另一方面则有新自由主义学者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效率低下。根据成本-效率逻辑，新自由主义认为计划经济的行政效率低下，官僚制度下的官僚利益和腐败造成价格扭曲、价格偏离商品短缺率、以及整体性的效率低下——这指的是计划过于粗放，导致技术、产品、劳动力、资本的低效使用或分配。
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对计划经济的上述批判正好符合了苏东国家新资产阶级的政治取向。那么改变计划经济的方式便是进行彻底的市场化经济转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这种转型是一个新制度的生产和供给过程。制度改革实质上是国家对个人的强制，而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改变。也就是说，制度改革将使得个人和集团行动的“选择集”改变，这便会带来具体的经济运行的变化：
1. 改变激励和约束机变，引起经济效率的变化；
2. 改变权利和义务边界，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
3. 行为“选择集”的改变直接导致经济机会的改变；
4. 创造新的行动框架，从而确立新的经济优势结构，包括：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交易、重新分配收入的制度交易、重新分配经济机会的制度交、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1]
这种市场化经济转型不只是经济政策，而是改变整个制度结构、权力结构的方案。尤其是，改变利益再分配机制。但是，苏东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首先就是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并不能“纯粹地”改革经济制度。其突出后果便是，造成了改革后的经济混乱，而国家对经济的掌控降至最低，不论是市场还是分配机制都可以说被私人资本控制。
（二）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失败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决策者，正是觉得新自由主义是对症于俄罗斯政治危机的药方，这一所谓药方不只参考了新自由主义在欧美的施行，也参考了其在拉美的施行。于是，1992年俄罗斯开始“休克疗法”的市场化经济转型，因为它认为不论是赫鲁晓夫的“工业与建筑业大改组”、勃烈日涅夫的“完善计划指标体系改革”，还是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都无法解决当前的危机。根据1991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公报，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下降9%，国民收入下降了11%，工业产值下降8%，农业产值下降5%，基本投资下降11%；消费品和收费服务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增长了92%，食品价格指数达到1500%；国家财政赤字总额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1%。[2]
俄罗斯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价格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价格自由化的要旨是放开价格、取消计划经济下的价格补贴，从而实现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价格体系。稳定化是指抑制通货膨胀、实施货币管控、限缩财政赤字。私有化则是一目了然，出售国有企业并且在体制上改变所有制。除此之外还有放松外资和贸易管制，允许外资和私人资本收购本地产业，打破国有企业对行业的垄断。
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我们在欧美、拉美已经频繁见到，并不稀奇。然而，从这些政策的脉络上来看，苏东国家——尤其是这里讲的俄罗斯——又有自身特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蓝图是，在充分的市场灵活性前提下，达到市场配置的最大效率。然而俄罗斯原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并非货币过量、财政赤字过大，而是计划经济下对于市场调控的失衡。所以价格自由化，只是导致了原本垄断产业别的生产减少，并不能改善商品的紧缺。于是，价格自由化政策，在俄罗斯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此仅以政府主动提价为例，1992年俄罗斯价格自由化政策开始后，进行了几轮的价格提高。其中，在9月的第二轮提价中，粮食价格提高24倍，土豆价格提高8-9倍，畜产品价格提高4.1倍。政府也再次提高能源价格，石油价格提高近1倍，煤炭提高30%，电、暖、气、水的付费也相应提高50%。这次大幅度提价使通货膨胀率再次上升，10-12月的月均通胀率上升到25%，而全年的通货膨胀率则达到2510%的最高峰。[3]
同时，价格自由化之外，改革的重点也在于对外开放，允许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但是，俄罗斯确实存在着工业技术水平低、产品成本高、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化改革之后的多年以来，俄罗斯的食品50%、非食品消费60%是外来品[4]；俄罗斯主要出口能源和基本材料，但是本国产量下降、赢利低，难以刺激经济增长。于是，俄罗斯国民经济沦为出口能源和基本材料、换回食品和消费品的低水平循环。
而私有化政策则引发更大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两极分化。金融寡头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则实际地下降。“1992年在消费价格上涨25倍的情况下，职工平均工资只增长9.2倍，这意味着职工实际工资下降60%。通货膨胀还使居民储蓄化为乌有，致使有5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 明显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也造成了俄罗斯严重的工人失业潮和衍生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跟欧美发达国家、拉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根源都高度相似。不过，俄罗斯在90年代末开始“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改革，试图纠正激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问题。“第三条道路”的规划是，抨击激烈私有化、改善分配方式、恢复国家对经济的一定掌控。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与欧洲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回事，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指向福利国家、并且在政治上加强国家权威。而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三条道路”以来俄罗斯并未摆脱新自由主义化之后的产业落后、贫乏分化、寡头垄断的经济面貌，反而只是加重了资产阶级政权在政治上的专制权力。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席卷拉美与苏东国家，其后果只是摧毁了拉美的经济体系、摧毁了苏东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制度。不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拉美、东欧、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化之后的三十年间，并没有实现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许诺的发展蓝图。反而，我们在新世纪所见到的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和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贫富分化，皆得以在8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化中找到延伸至今的根源。而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西班牙”愤怒者”运动，到拉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展现了全球无产阶级对这些延续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激烈反抗。我们希望在后续的文章中，可以继续展开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当下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主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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