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一个因素是党内其他领导同志对毛泽东的认同与支持。其中，王稼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成立。图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在中央苏区王稼祥对于毛泽东的积极支持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被派往中央苏区全权调查和解决富田事变问题，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这一年王稼祥25岁，毛泽东38岁。从1931年到长征前的一段时期，毛泽东在党内时常受到不公正的排挤和打压，此时党内地位高于他的王稼祥用实际行动多次支持毛泽东。
中央代表团1931年4月到达中央苏区后，4月中旬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核心的争论点在于第二次反“围剿”怎么打以及留在中央苏区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的问题，以项英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敌人力量太过强大，要退出中央苏区，分兵退敌，到中央苏区外打游击，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留在中央苏区，诱敌深入然后消灭。“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朱德等少数人的支持。”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深深感到自己毫无作战经验，面临新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和研究”。会后“他同毛泽东有过多次接触和深谈，向他提出需要了解的各种问题”。紧接着4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又一次充分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变化，说明留在苏区诱敌深入来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次毛泽东的主张“不仅有朱德的支持，而且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仔细听取了与会者包括毛泽东、朱德等在内的发言，感到他们讲的很有道理，“尤其是毛泽东的主张讲得透彻，有说服力”。到了4月下旬，王稼祥同毛泽东在龙冈就红军斗争历史进行多次接触和深谈。随着认识的深入，王稼祥逐步认同了毛泽东的主张。之后苏区中央局4月30日在东固山区召开军事会议，王稼祥就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在延安和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这一时期，王稼祥对于毛泽东的支持，还体现在他在当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并践行毛泽东的相关主张了。王稼祥本来不懂军事，到达中央苏区之后，他努力学习军事知识，“很注意向毛泽东、朱德讨教”，对军事开始熟悉起来。在部署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王稼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也对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王首道后来回忆道，“稼祥同志具有远见卓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很符合当时革命的实际情况，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在经历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以及攻打赣州的失利之后，王稼祥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但是当时的临时中央是“王明路线”当道，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大相径庭，王明等人还在宁都会议上对毛泽东进行了集中的批评，提出要毛泽东回后方，实际上就是要剥夺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王稼祥在这一次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让毛泽东回后方，并且是“积极反对者之一”，这说明他已经认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王稼祥积极贯彻之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但不幸的是，在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王稼祥于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因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弹片打进腹部而负了重伤，被迫回到后方瑞金去养伤。在瑞金，王稼祥与在宁都会议后被解除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交流，他“不仅没有疏远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同毛泽东的革命友谊”，同毛泽东一起抵制当时党内不正确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在很多方面支持毛泽东。
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特别提到，如果没有任弼时、王稼祥的支持，抵制当时党内错误军事方针就会很曲折。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如果没有中央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他和朱德处境是很艰难的。
1933年4月27日，在谷岗村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会场王稼祥遭敌机轰炸负伤，图为会场旧址
长征路上对毛泽东成为核心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王稼祥因为伤口化脓、病情加重不得不脱离工作，但是他对反“围剿”战况非常关注，对于博古、李德排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意孤行实施一系列错误方针和战略战术感到痛心疾首，在不断地反思中，“王稼祥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的正确和博古、李德‘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的错误。这就为后来长征路上的抉择打下了基础。”
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坚持把希望寄托在同二、六军团会合上，完全不顾蒋介石在会合路上已经部署了重兵只等红军自投罗网。毛泽东则向中央建议，改变原有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再图发展，但是没有得到中央同意。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在长征开始后一起行军过程中不断地交流，毛泽东向二人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并且提出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来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打下通道县城，召开通道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向。毛泽东极力主张改变原有策略，但是李德坚持按照原计划进行，在会上王稼祥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张闻天也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所以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李德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主张“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在几天后的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就当前战略方针通过了一个《决定》，《决定》指出之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可能并且是不合时宜的，并进一步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这就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认可了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再一次重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这一主张事后也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李德事实上已经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中央准备趁休整机会召开会议。王稼祥是召开遵义会议的积极倡议者。王稼祥在长征初期就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这说明王稼祥想要召开一次党的高级会议来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的想法是很早产生的，这在当时要冒政治风险，他没有轻举妄动，到了遵义之后，召开这样一次高级会议的机会已经成熟，他自然积极倡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在会上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投了“关键的一票”。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同时取消“三人团”，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并且周恩来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之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军事，周恩来为团长，但是周恩来“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王稼祥作为新的“三人团”成员，自然也就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来邓小平也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毛泽东本人在党的七大上也说过，如果张闻天、王稼祥没有“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遵义会议就开不好。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确立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成为转折点，王稼祥在其中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继续进行，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对于今后红军行动方向产生了争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主张两大方面军总的方针应该是在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是张国焘却主张向西发展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斗压力，这就产生了矛盾。王稼祥非常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在1935年6月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上，王稼祥在发言中指出：“我们要打到川陕甘广大地区去。”但是张国焘挟兵自重，一面拖延一面向中央要权，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对张国焘进行不断地劝说与挽回，其中就有王稼祥的努力。他不顾病痛，与张国焘进行长时间谈话，“耐心说服张国焘”，让他从全党的大局出发，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发展到要分裂党和危害党中央的地步，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9月北上红军到达俄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王稼祥在俄界会议的发言中再一次明确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北上方针，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为解决张国焘分裂党的闹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维护了毛泽东刚刚确立还不够稳固的领导核心地位。
1937年7月王稼祥到莫斯科治病，病情好转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图为王稼祥在莫斯科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的关键传达
长征结束后，王稼祥跟随中共中央部队落脚陕北，虽然他之前负伤导致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完成力所能及的各项工作。1936年10月间，中央决定让王稼祥去苏联治伤。虽然暂时离开了中共中央，但是他这次去苏联接任了王明、康生的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身份，为之后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的关键传达埋下了伏笔。
几经周折，王稼祥于1937年7月到达莫斯科，这时恰逢七七事变发生，虽然人在苏联但是王稼祥始终关心着国内的局势，他深切感到“中央关于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非常坚定地支持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在经过治疗后，约在9月间，因为王明、康生要回国，共产国际想要留一个懂俄文的中国方面的同志在苏联，于是王稼祥开始参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他向王明表示要尽快找人来替他，他还是想要回国工作。王稼祥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卓有成效，他积极向共产国际方面传达中国国内的消息，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路线，这对于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十分关键。
1937年末，王明带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的指示从苏联回到中国，自认为手握“尚方宝剑”，在他回国后十来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批评当时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他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都加以否认，同时忽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王明宣称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一时间左右了与会者思想。会后，王明去了武汉，他不经同意就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还按照自己的意思讲话、发表文章，党中央权威受到很大挑战。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政治局派遣前往苏联，与已在此的王稼祥交谈后，意识到“在支持和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上”，他们俩是完全一致的。任弼时向共产国际递交了相关报告并作了口头说明，汇报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路线。在讨论任弼时的报告时，王稼祥也作了发言，着重说明了统一战线问题。任弼时和王稼祥的努力使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了解，明确地作出决议案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随后任弼时留在苏联，在七八月间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回到延安。
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图为他在这次会上作的《国际指示报告》
1938年9月14—27日，为了给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肯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季米特洛夫还指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并强调了领导机关中要团结，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明回国以来一系列行为的所谓依据。随后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新肯定了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消除了王明右倾错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高层中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从中可见六中全会地位之重要，至此，毛泽东核心地位更加牢固，政治领袖地位逐渐稳固。
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
王稼祥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以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是他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对于“毛泽东思想”全面系统的阐述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而王稼祥在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并且进行了比较准确的阐释，这一首创之功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有重要的贡献。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到王稼祥的住处要他为纪念党成立22周年写一篇文章，王稼祥问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说：“就从总结经验，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此后一周时间，王稼祥不顾病体，夜以继日，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刊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他在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解放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指出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同时强调“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除了提出科学的概念，王稼祥还在文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阐述与分析，他在文中说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现实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的或者主观地抄袭搬运书本理论而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还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非常准确的定位。他在文中还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和理论条件。在实践上，他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残酷斗争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在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他列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2年以来所经历的各种内外斗争，以此论证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观点。在理论上，他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他还举了俄国的例子加以论证。在文章的最后，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文中将毛泽东称为英明领袖，并且细数了党的一大以来毛泽东的重大功绩。
1938
二是他的理论贡献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党的建设方面，早在1932年王稼祥就提出“党的领导是要在群众中实现党的主张”。具体就是要在提高党的威信的同时吸引群众到党的周围，让他们拥护执行党的路线。着重批评了党包办一切的做法，突出强调党的政治领导作用。此外，王稼祥强调对于党员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教育应放在一等重要的地位”，“应教育党员：忠实于党，忠实于无产阶级，就是忠实于民族。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学习马列主义。”指出这是巩固共产党、发展共产党的重要手段。他还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要“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教育工作”。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几个关于党的建设的文件是王稼祥主持或参与起草的，其中包括1939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等。在军事方面，王稼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他在1934年就提出重要观点：“为着巩固红军，必须改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此外，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王稼祥亦有贡献，1937年6月，他在赴苏治疗途中还专门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他对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看法，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参考。此后他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及后来回到延安，在统一战线方面都有很多专门的论述，对于这一时期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总的来说，在确立巩固毛泽东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过程中，王稼祥发挥的作用是重要的，这是他重要历史功绩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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