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一本面向农村工作者的材料书，于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176篇材料大多数来自于1955年上半年，少部分来自1954年下半年，由各省、市和自治区报送的当地合作化、集体化案例经过筛选后组成。教员在1955年9月和12月分别为书中的材料写了104篇按语，可见其重视程度。这本书针对合作办社运动中出现的“动摇”思想和“一刀切”思想，提供了好的案例，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到来，凸显了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纪录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从这本材料书里选取了西沟村、新乡（七里营）刘庄、高西沟村、沙石峪村和大寨、林县等几个村庄地区的案例，分六集讲述了这些村庄和地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取得的巨大胜利，这些胜利成果展现了集体的力量和群众路线的优越性，对当前的乡村建设仍将有所启发。
值此国庆佳节之际，食物君陆续推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纪录片的文字版介绍，带领读者们感受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农村的艰苦卓绝的运动。在自然条件艰苦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民群众通过凝聚成集体，治水修渠、整田种粮，改变了乡村困苦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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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红旗渠》片段 | 新华通讯社出品
一、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
这就是太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山。北山愚公就是被这样一座大山挡住了门前的去路。自古以来，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林县就属于干旱山区，旱灾在这片土地上肆虐了几千年。水一直是林县人的心头之痛。
民朝万历年间，知县谢思聪在林县西部山区主持修筑洪山渠，历时四年，洪山渠建成。洪山渠长9公里，可供沿途十余个村庄浇灌土地和人畜饮用。后来为了纪念谢知县，林县人建谢公祠，并改洪山渠为谢公渠。
过去林县境内群山林立，沟壑纵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粮食产量很低。解放前流传过这样的民谣“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现在如果要说那时候缺水的情况，大家都很难理解的，缺水太厉害了，我们那时候住在群众家里边，早晨起来以后，洗脸就（用）一个不大的铁洗脸盆，稍微洗一洗，抹一抹，这是照顾我们的。群众平常根本不洗脸，也不洗手。去地里边抓肥料，回来以后，该吃饭就吃饭，也不洗手。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当时我生下来以后林县就缺水，所以给我起名叫买江，去把长江买回来。我二弟叫锁江，我三弟（出生）以后，水就不缺了，就叫利财。有水了，就得有财。所以这林县起名字都有一个来历，不是海就是江。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人员）：
缺水到什么程度？刷碗水、刷锅水，刷完以后，早晨刷了放着，等到澄清以后，把这个水倒出来，那稠一点的有牲口就让牲口喝了，不那么稠的就处理了，中午再洗。中午洗了，然后再把它澄清，把清水倒出来，晚上再用。这么倒腾着，把这个水用完了，这就完了。
郭秋英（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过去就是在五月天打麦子，场上要是着火以后，一般的地方都是要用水来扑火，林县那个时候没有水啊，在那个干旱的时期没有水，他就用土，用这个土来压火。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采桑乡在县东南边，那个地方呢，缺水啊。那（有个）地主弄了一个井口，（井口）是扁的，只有他那个桶能下去，群众的（桶）都是圆的，下不去。
由于严重缺水，林县的许多村庄连一眼吃水井都没有。有的村庄虽然有吃水井，但是井深水浅，取水非常困难。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各家有井或者池塘，要是天涝了，家里吃水就用池塘聚起来的水。要碰见旱年了，我们村就得出去弄水，近者是五里地，远者就得二三十里地。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我们就到山沟里面去挑水，对牲口都是人不吃饭，也得多喂牲口一碗饭，给它吃饱肚子。明天咱去驮水，要先把牲口喂好，牵着它到那边水冶沟里边，走十八九里路，去那儿驮水。
因为缺水，过去全县有一半以上的人力得长年翻山越岭，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担水吃。
魏德忠（原河南日报记者）：
男的还可以到河里，到别的地方洗洗澡，女的有一些一辈子洗三次澡，生下来洗一次，结婚洗一次，死了洗一次。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有人说林县人生下来洗几次澡，说那是侮辱林县人呢，其实这种话是错误的，那不叫侮辱，那是劳动人民受的苦难嘛，这个逃水荒啊，这个灾难历史啊，有史以来，没中断过。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老婆跟着用两个筐子，担着小孩上山西逃荒，到底逃好了的还不卖子女，逃不好的就把子女都卖了，过这个时光。甭说别的就我姥姥家吧，就卖了三个儿女来照顾剩余的一家几口。到了山西谁家富裕了，我给你个孩子，你给我几斗粮食，就这样卖了，我大姨是卖了，我三舅是卖了，我四舅是卖了。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1943年因为有的逃荒上山西，因为（小孩）饿得不会动了，就把小孩扔到河边窑洞里面了。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任村南边是桑耳庄，那个村庄有一个老头叫桑林茂。
李改云（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他到一个地方打水要走几十里。到了大年三十那天，他去打水，到那儿也是轮不着，挨不着，等一天等着打水。他那年冬天娶了个儿媳妇，还没有过年呢，她一直等的呀，她老公公一直不回来了，说我去村外头看看吧，她去接他了。后来她看他担水回来了，她说爹，来我给你担一会，你稍微休息休息。老汉吧，担得也累了，媳妇吧也是孝敬。担了没有走多远，她在头里担着走，老头在后头跟着，没有走多远，脚底一滑，看不见了，天黑了，一绊她就跌了。
魏德忠（原河南日报记者）：
一跌，哗，（水）倒掉了，一滴水都没留下。回来，这个儿媳呀一寻思，真过意不去，老公公下山挑水，挑到快回来了我又给弄洒了，倒到山上流下去了，一滴水（也）没有留下来，当天夜里，儿媳妇就上吊自杀了。
李改云（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初一啊就把这个媳妇埋了埋，桑林茂打着铺盖就逃荒走了。
二、群众兴修水利，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1、英雄渠
实际上林县境内河流不少，淅河、淇河、洹河、露水河都发源于西部太行山区，但是这些河流大多流径短促，集水面积小，河床纵坡大，而且都是季节性河流。冬春无水，汛期则山洪爆发，泛滥成灾。
早在1943年皮定均将军驻扎林县，为了缓解当时的旱情，他发动群众引淅河之水上山浇地，历时数月，筑成了这条爱民渠。
1944年，当时的林北县委动员群众引露水河河水，修建了这条抗日渠。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1953年我秋季带了个工作组去的，到年底我才回到安阳地委。结果过年以后，这个县委书记还没有出院，还在医院里。地委说你再带个组去吧，过了春节我就去了，我去了以后时间很短，省委就发了个通知，就命我到那儿任县委书记。
刚到林县就职的杨贵
林县缺水的状况，给年轻的杨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他走马上任之后不久，1955年年底，毛泽东号召全国的农业合作社兴修水利，保证农业增产。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兴修水利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时，水利建设的需要，也促使农村的生产关系从小规模的合作经营发展为庞大的人民公社。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我在一次报告当中，提出一个重新安排林县河山，那时候当时一讲，有一些人说，哎呀，这杨贵同志的话，真能夸呀，河山你怎么还能重安排呀。
那时候就是采取啥方法呢？就是采取打井啊，打旱井啊，挖山泉呀，修一些小水渠呀，有一些渠现在看来小水渠，实际上当时这个渠道也不算小，像英雄渠。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当时杨贵和县委的思想是对的，现在实践证明是对的。杨贵当时才二十多岁，年轻。这个思想还是有远见的。
1955年之后，林县开始不断的劈山凿渠，淇河南北渠，天桥断渠，其中工程量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就是杨贵提到的英雄渠，当时叫做淅河渠。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英雄渠当时涉及到108个农业社，就是十万人的吃水和十二万亩的浇地。如果全渠配套，能解决二十四万亩的土地。
当时国家给了十六万块钱，这十六万块钱，当时修了一段钱花完了，又遇着农忙，停下来了，办不起。
那时候中央也有个水利工作会议精神，三主方针，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自办为主。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设计的是多，设计十来个流量，能浇二十万亩地问题不大。可是，咱土地不平整，再一个又是山区，这样浇地也费水，人家别的地方，六十方水就可以浇一亩地，到我们这儿一百方水都浇不了一亩地。
因为也不给咱钱，要钱买炸药呀，钢钎，锤子这些物质。跟哪儿来呢？所以就提出一个口号谁受益谁负担。
当时一说浇水浇地啊，老百姓劲都很大啊，就是出钱他也愿意，他都要来修的。
1958年5月1日，淅河干渠竣工通水，在杨贵的提议下，淅河渠改名为英雄渠。
英雄渠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运动的决定，年底，全国就有八千万劳动力投入到了水利建设的工地。英雄渠通水的时候，正值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2、三大水库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后来就修这个水库啊，小水库大水库啊，像这个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要街水库，这三大水库。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后来还有个石门水库，这都是1958年、1959年、1960年干出来的。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当时的话是全县动员，那时候我们想象的是，这个水库修了以后，南谷洞水库作北边，把北半县浇了，弓上水库就通过英雄渠把中间浇了，要街水库把林县南边浇了。这就解决林县的问题了，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说修了这几个水库就解决问题了。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88万，将近90万亩土地，它才浇40来万亩土地，解决不了。
林县的三大水库于1958年春天一齐上马，这一年风调雨顺，在许多人眼里林县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但是，秋收的时候，也是大办钢铁的高潮，一部分劳力在水库工地上披星戴月，另一部分劳力赈灾小高炉旁边奋战。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那时候正办钢铁，我这个指挥长管了三个县，林县、南约、清丰，都在林县搞钢铁。原来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但是我们已经上了五万人。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当时大办钢铁啊，对柿子、棉花、粮食收成受到影响，就是办钢铁的干扰。当时宋部长来的时候，我和杨贵、宋珏玺我们三个人，坐着他那个车，从安阳进来以后，路过得连池到和顺，任村看看，老杨说，‘宋部长你看啊，棉花该摘了呀，谷子该收了呀，小麦该犁地了呀，再这样搞下去是不合适的呀’。宋部长说，‘是呀，再一个，在林县办钢铁，咱林县的损失大呀。’他说外县人不能砍我们的树木。正在这个时候，后来毛主席有个巡视大江南北。
1958年11月1日夜里，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新乡，当时新乡地委的领导人受到紧急召见，杨贵也在其中。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他说，“你们钢铁一天能产多少呀？”
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说“是这样，要我们往上面报啊，我们一天能产300吨铁。”
他说，“你实际是多少呢？”
我说，“实际是十吨，其他的根本不是铁。我说这十吨呢，还不是我们炼出来的铁，是那时候因为办食堂了，群众家里边的锅收集到一块，砸了锅铁往一块炼出来的。我说实际上的话，整个我们炼铁是没有炼出什么好铁。”
其他人都瞪着眼看我，“正反右倾呢，怎么你这样说呢，”
我是考虑是这个情况，我考虑的是毛主席在这儿，咱给毛主席一个实话实说呀。我说，“呀，不光是这个啊，我说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年，1958年可以说是个大丰收，我说，虽然是丰产，我说丰收不了。”
他说，“怎么回事情呢？”
我说，“现在劳力都到上面去了，没有人收啊。”
他说，“没人收怎么办？”
我说，“比如说搞钢铁的，到林县，在野地里睡，那个棉花呀，都叫他们起来以后擦了屁股了。不是大便嘛，大便就擦屁股了。”
这毛主席就说了，“那怎么能行呀，粮食今年生产不错，收不回来还能行啊，要赶快下去，把人撤下去收庄稼，不能够说是生产不错，粮食收不回来。除搞了生产以外，主要是要把水利抓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啊。”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大办钢铁没影响林县修水利，什么原因？大办钢铁林、南、清三个县，一个指挥部，不是光林县上人，林县上了一部分，水利上没有下人，这是个客观实情。
主要是杨贵明智了一点，研究杨贵的人以后可以来总结他，说是他思想境界高了一点，因为林、南、清三个县搞钢铁，我林县出一部分人，你两个县都来，但我水利上不下人。我研究当时情况，这是可贵之处。如果谁都大办钢铁，水利上下人，现在见不着这些工程。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就是要街水库不行，因为那个水库地盘是在林县城，盛水的那个地方是人家辉县的。人家老百姓不行，把这个溢洪道降低了，存不成水了，它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了。现在这两个水库还是可以的，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是很起作用的，是把害水变成了有利水了，给群众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也能发电。
三、连年干旱，又临水荒
自从杨贵到了林县，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一直是他主要的工作。从水土保持，打旱井、筑渠到上马兴修三大水库，本以为有了这些工程，林县的水荒能得到缓解，但是1959年、1960年连续的干旱，林县又面临着旱灾的威胁。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当时修成以后，到1960年来了一个大旱，水都没有蓄住，特别是1959年没有蓄住一点水。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因为天旱水库没有水，水渠也就没有水了，还是旱得不得了。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到1959年来个大旱，旱得不得了啊，这个水库都干了。又要逃水荒了。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水库底崩纹都很宽，因为缺水，又是三年自然灾害，麦子才长的也不高。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一棵麦子啊，只有一个籽两个籽，收麦的时候，用床单撑到地下，用手拔起来。即便这样，就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确实又没办法，杨贵就又组织县里面干部，说咱们想办法。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杨贵就提出来要解决林县水的问题，不能只盯在林县，要突破区域界限去找水，这个思想也是个解放思想，不是在这儿捆上，应该开放思想，打破区域界限找水。说当时县委决定分三个组去山西调查水源，杨贵走了一线，那就是平顺。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李贵他带了一个组到淇河上游去搞调查了，那是调查临川，就是山西的临川。这个李运副书记他是到壶关，也是山西，我带这个组呢是到平顺，就是沿着漳河往上去，去调查，我们上去以后，一直走到哪儿呢？走到山西长治它所属那个县就是一个平顺、潞城、黎城，这三个县交界处，它的两个河流到这儿汇流了。哎呀，一到这儿一看以后，水相当好。
四、引漳入林工程（红旗渠）
浊漳河是漳河的支流，发源于山西长治境内，流经河南林县，是林县境内唯一一条源远流长，水量丰沛的河流。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这个漳河啊，最枯水的时候也不下十三四个流量，一般的都要在十八九个流量，二十个流量。如果说汛期，起码要有多少呢，要有七八百个流量，六七百个流量，那是大洪水。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辉县、壶关说它根本就没有河流，找不到水。后来这样就定下来，用漳河水，引漳入林。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那就是一致决定，就叫引漳入林工程。
1、红旗渠设计人意外牺牲
红旗渠的设计者吴祖太
吴祖太，几乎所有林县人都熟悉的一个名字，不仅仅因为他是红旗渠的设计者，还因为红旗渠开工不到两个月，他就献出了27岁年轻的生命。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我们那儿有个技术员叫吴祖太，那时候只有他是唯一上过水利学院的，是个中专生。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吴祖太是红旗渠的设计人。他原来是黄河水利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新乡地区。新乡地区当时不是兴下放劳动锻炼嘛，把他下放到林县了。这个同志呢，你瞧他是个年轻孩儿，他确实很能干，也比较大胆，也敢设想。那红旗渠在山上，从这儿过，从那儿过啊，有些工程师都不敢那样想，可是他就敢那样过去。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当时在水利部门算是大大的知识分子啊。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是非常工农化，和干部群众关系非常融洽。
王广琛（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吴祖太20多岁，个儿很高，很有气派的一个人，因为他经常去县委汇报，经常接他，一看就很有精神，个儿也很高。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那个人太好了，他和我同龄人。二十七岁当时，他在修渠上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为设计做出了很大贡献，死的时候不是为技术问题死的，他是检查安全时候牺牲的。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他是在王家庄山西，在王家庄底下钻洞。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在村下有个土洞子，开始设计是一孔六米多，孔径大了就比较容易落土啊。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当时一个民工说这个洞要塌了，说很不安全。他正在吃饭呢，吃罢饭以后，他说咱去看看吧。他走得特别快，他在前面就上去了，我们到了洞口以后呢，他已经进到洞里边了。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中午放罢炮了，他在王家庄洞子里边，想去看看洞子里有什么情况，安全性的检查。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他跟姚村公社有个李茂德，李茂德是卫生院的一个院长。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外头有个人站着呢，说洞子塌了。我说里面有人没有。他说有，这个李院长、吴技术员在里面呢。赶紧组织人往外刨，结果刨出来一看都牺牲了，都死了。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后来组织人把他扒出来，抬出来给他净面的时候，都不敢给他净脸。我说这怕啥，我来。用水给他洗一洗，擦擦脸，当时我的泪水和水流在一起滴在他脸上，这个同志太可惜了，这说起来像昨天一样。
张买江（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吴祖太死了，只要在渠上的，没人不哭的。提起来就都会哭的。
你想吴祖太都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大的苦，从渠首到分水岭误差100多华里（市里的旧称）啊，误差都不到千分之一。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群众说，哎呀，这个工程师啊，太艰苦了。牺牲了，这怎么测量啊。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我参加的时候就是1959年冬季，十月国庆节才去进行测量的，县委号召组织人，一共是25个人。拧这个螺丝啊，手冻得都一拐一拐的，反正那时我也年轻，20多到30来岁。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我们有个副书记叫周绍先，叫周绍先带领着去上面，先秘密的先去测一测，到底看这个渠水能过来不能过来。他去了以后呀，这个天已经冷了。
像李天德这些同志也都懂些技术，但是一般化。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他们测的时候，在山上测的，村子也少，吃点干粮，吃点馍，从山泉里面取水喝或者有雪了和着吃，就这样解渴。
测量了三次，这些技术员说，我们认为这可以了。杨贵同志就问，你们测准了没有啊，咱们修个渠，水流不过来怎么办？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我们老师叫尚国富，后来我听他说的，他说，‘我去拾些红薯，摘些柿子，黑夜了，烧烧吃，吃不饱’。
后来测红旗渠，我就熟悉了，我在那儿学，我也会测了。人家是正的，咱是副的，跟在后边，挂个测量的名儿。
有一次我在王家庄，西边是林清县的一个大队，人家在那儿安放好了，我一测，大数字可能差了两米，我脑筋里面就想坏了，得去找领导请罪呢，后来我算了一下不差，思想上就又过来了。担心，确实担心。
2、贫农社员用土法代替水平仪测量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路银，我跟他是一个公社的，都是河涧公社的，他家是郭家园的，我是白下庄的，都是一个公社。他是一个老石匠。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我家跟他家隔了两华里，基本上是邻居吧。这个人呢，原来他是在兰州铁路局石工队副队长。
1957年春节，路银从兰州回家探亲，那时候英雄渠刚开始修建，路银就上了工地，从那以后，他再没有离开过林县。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他弄个脸盆，用木头做了个十字架，这个腿跟这个腿拴上根绳子，泡到水里边，如果呢，木板儿平稳了，这根线平稳了，他就知道水平平没平，用那个土办法。石匠啊泥水匠啊都用这个法儿。
李天德（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那个东西短距离准，长距离不行，要是像总干渠测到这儿，那就不敢保障。
我们总干渠我们也有实践，70多公里啊，从渠首到分水岭，这个落差有十米零三，可能就误差三四分，就这么点儿，这个测量的数据很有保证的。
任羊成（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那时候仪器很少啊，那时候科学不发展，群众都不知道什么叫仪器。
魏德忠（原河南日报记者）：
路银这老头长年累月就在工地上，拿个脸盆，拿个皮尺，任劳任怨的，哎呀，他穿那衣服啊，破衣服、袖子，棉花一朵朵的，像鸡叨（啄）的似的。但是，他在渠上对农民起的作用很大，都年轻人，他是老头呀，仍然在那儿干，大家都没话说。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老杨问技术人员，这回测准了没有，测准了。你们得保证这个啊，我们修渠流不过来水，你得负责任。他说我们保证。签字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口头上总是，他们表了这个态。老杨说，那好。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测过来以后的话，他回来一汇报呀，说要在这个山西省，进入山西省四五十里地，这个水平可以来到咱们林县，这个可以浇咱们林县这几个地方，都可以浇。哎，一说这个以后的话，我们就觉得信心更足了。这时候呢，我请示地委，我说我们这个计划要引漳河入林县。
你们修引漳入林，我们同意。但是，给你们说清楚，国家没有钱，没有粮食，你们自己如果能修你们自己考虑。他实际上一这样说呀，他以为我们就不会修了，因为那时候没粮食，没钱，怎么能修呀。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开始呢，人家也不同意，后来呢，因为林县的水呢，非常困难，省里面地委的领导都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就同意林县修，当然从经济上，物质上，都是自力更生。
五、宁可苦干，也不苦熬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林县缺水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商量，我说县委开个会，大家去希望下面跟群众商量，咱现在困难时期，把这个底子交给群众，咱们到底修不修，给群众一商量，干部一讨论，大家说啥呢，修。说咱们自己这个想办法，咱自己克服困难，国家没钱没粮，咱不要国家的钱，咱自己干。但是也有少数人呢，在那个时候也有意见，国家不让修，咱何必去修它干啥呢。
郭秋英（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
当时也斗争非常激烈的，有的是说这么远的路程，又从这个太行山半山腰修这个渠，也担心怕失败吧。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有人跟老杨贵说，老杨啊，胜者王侯败者贼啊。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林县比较困难，也没有钱，你去上这么大工程，那你就劳民伤财。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还有人讲这是秦始皇修长城，再一个是杨贵为了向上爬，捞政治资本。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凡是这些人他都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关心当时群众由缺水造成的疾苦，他还说些风凉话。说是这个县委呀，还不如一窝猪呢，一窝猪的话，是碰到南墙上还知道回头呢，这县委的话是过去修水库，修水渠、打旱井，搞什么都失败。他说我们过去搞那个失败了，其实那个也不是失败。又讲，啊，都失败了，你看，现在又叫咱群众到山西去修渠，这是叫咱们林县人，担着干粮送野屎。
彭士俊（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他背着干粮，吃了屙到外面，不屙到自己家里面，上自己的地，你这是赔本的生意，就是这个意思。说是背着干粮送野屎，就是不合算的意思。哎呀，反对的说法多了。
王文全（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
说你跟漳河引水引到林县，你怎么过来，因为从山上开啊。说你这个山是漏山，光漏也给你漏完了。
徐礼拴（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隔山搭岭（林县土话），你这个水会不会流过来啊。
杨贵（原林县县委书记）：
但跟广大群众一商量，95%以上的，都说咱苦一点修吧，干吧，咱那时候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咱宁可苦干，咱也不要苦熬。咱祖祖辈辈已经苦熬了几千年了，解决啥问题呢，还不是现在一直受苦啊，咱们现在这一代人如果苦干，后辈人，千千万万年就享福了，是不是。
敢想敢干的林县人民，遵照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决定到山西省境内去劈山导河，彻底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
他们要把漳河拦腰斩断，逼水上山。然后再劈开石子山、老虎嘴等50多座山，凿通42个山洞，架起几十座桥梁，修建一条宽8米，高4.3米，长140华里，引水量为25秒立方米的总干渠，把漳河水引到林县的分水岭。再由分水岭修建三条总长度为203华里的干渠，把水送到林县各地。
总干渠和三条干渠修成后，还要修建481条总长度为1896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在配套工程中要建成14座电站，打通75个隧洞，架设91座渡桥和3000多个水库池塘，使全县形成能蓄水，能排涝，能灌溉，能发电，工农业都迅速发展的新山区。
为了让漳河水顺利的进入林县，胆大心细的杨贵要求技术人员第四次对线路进行勘测，直至他认为万无一失。在缺乏测量仪器，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土木工程师路银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俯瞰红旗渠 | 图片来源：中新社记者 李超庆 摄
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当时想得比较简单一点，怎么简单一点呢，说是总干渠测量下来呀，是多长呢？是71公里，142华里。71公里我给大家商量呀，那时候我们还是很注意走群众路线的。
我跟大家商量，我说71公里，就是71000米，71000米，我说一个人搞一米长，就是按现在这个要求八米宽，四米三高，我说这个得多长时间。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任羊成：
一个人修一米，这不困难吧，这个好修的吧。说多长时间可以修一米，当时也没有经验，就在房间里想象着说的。
杨贵：
那要是搞一米的话，一个人一个月就搞了。有些人恐怕一个月不行，山上还得崩石头呀，搞什么，这个…恐怕得两个月。还有些同志说啥呢，咱打点余地，两个半月。我那时候跟大家说，我说这样，如果说一个人一米，能够一百天把它搞成，我说…我给大家说笑话，我说我请你们，请你们喝酒，请你们的客。也有好多同志都拍胸脯，老杨你请客注定了。
1960年2月10号，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了。由于没有经验，杨贵对工程进度的预期过于乐观。
任羊成：
1960年2月开工，3月、4月、5月，这两三个月，一个人修一米长，两三个月这很容易嘛。
杨贵：
上十万人的话，七万人工地搞渠道，有三万人的话是搞运输，运菜运粮食搞这些。我说这还有啥问题，上十万人没有啥问题。因为那时候男劳力、女劳力，上个十来万人，那时候有60来万人咱林县。大家都说差不多，十万人差不多。我说那咱就定了，一百天完成任务。
1960年2月10号，林县县委召开全县广播会议，宣布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始。动员令说全县父老兄弟姐妹们，男女水利建设的英雄们，从明天起，我们就进入一个不平常的时日。
第二天，数万林县人，浩浩荡荡的开赴太行山，分布在七十公里长的渠线上。然而事情并不如杨贵料想的那么简单。
千军万马上太行 | 图片来源：魏德忠 摄
杨贵：
那已经上将近四万人了，我沿着这个渠，从坟头岭（分水岭）一直到这个渠首，哎呀，上了四万人，咱这个渠上就看不到有啥人，所以另外的话，也看见有些在那儿刨的，把渠的基线刨错了。
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王文全：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工地啊，搞那个设计也没有正式搞成，就是光说了说，光有一个初步方案，从渠首到下边，走哪走哪，指了指，就跟那儿刨。结果开工了一个月，有的高了，有的低了，就没有到渠线上边。
杨贵：
另外到山西，山西还有40多里路，41里路在山西的，我到山西一去以后，一个是跟我们的工人商量，民工商量，另外我跟地方上山西的群众商量。
王文全：
山西老百姓尽管很支持，但是呢因为咱放炮啊，给人家带来很多麻烦。
杨贵：
因为林县上的人呀，盼水心切，有些这个…放炮又放得大，劲头很足，结果一个炮他放一吨药，两千斤啊，放一吨药，结果一崩，一个山头崩下来了。
把几千斤炸药装进一个炮眼里，这充分显示了
林县人民敢想敢干的精神
杨贵：
这个倒是可快，但是人家群众的房子裂缝了，那像地震一样，群众说这能行吗，这天天有地震呀，把我们的房子都崩裂了。
再一个猪也找不到了，放这个炮以后猪都跑得找不到了，牲口呢，有些跑得也找不见了。哎呀，我说咱采取这个方法不行。
王文全：
当时山西平顺县的很多山羊啊，那炮一崩以后，那羊就要往外挤，一挤以后呢，一个摞一个，下面那个羊都挤死了。
所以的话杨贵就规定，今后在这儿放炮不能超过40公斤。给他规定了这。
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李天德：
后来一看不行，杨贵去视察了以后，来在盘阳开了个会。
王文全：
在那个会上决定的就是先把山西这四十华里的渠修成。先把山西这个问题解决了，修成以后，咱不再去山西麻烦人家了。
杨贵：
咱采取这个突击的方法，时间很短，这就跟身上长个疮一样，要是一阵一阵疼，这疼过以后就完了，这还可以止住一点，如果说是你时间很长，给人家找麻烦很厉害，群众就很讨厌了。
咱采取这个部署以后，争取加快速度，把它完成任务。大家这时候都很赞成。我说咱们这样，咱们把引漳入林渠呀，改成红旗渠，大家说都赞成。以后引漳入林指挥部就是红旗渠指挥部。这红旗渠就是这个时候才提出来改成红旗渠的。
杨贵及时的调整战略，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红旗渠，并且将施工人员集中在山西省境内，准备短时间内突击完成二十公里的任务。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心中升起红太阳，千军万马战太行。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定叫山河换新装。心中升起红太阳，千军万马战太行，一锤一钎干革命，愚公移山志如钢。
盘阳会议之后，近四万林县水利大军集中在山西境内20公里的渠线上，工程进度大大提高，但是四万人的吃住却是个巨大的问题。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李改云：
住在我们一开始到那儿还是住的民房，或是过去喂牲口的那个屋，人家把牲口弄到外面去，叫人住到里面去，一开始还算不错，后来集中力量都上去以后，就不行了，都上去以后那人太多了。
王文全：
山里边呢，山窟窿里边啊，山崖下啊，搭个棚啊。
李天德：
大部分是搭棚，打土洞，打窑洞住人。
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士俊：
没有草，铺的都是…头天刚到那儿，地上凉得很厉害，凉得很厉害，也没有席子，自己上山…那是二月份嘛，那是正月十五吃了饺子上去的，干部啊，指挥长都去上山去割草，割下草就往下面铺，哎，一铺鲜乎乎的，把铺盖往上面一弄，也没有席子，那么一铺，铺盖比较简单，一个小铺底，一条被子，就行了。枕的时候呢，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石头当枕头，支在下面就行了。
修渠人在修渠过程中吃住在山崖
图片来源：魏德忠 摄
杨贵：
住，上去住到那个山洞里面，到那个山洞里面的话潮湿，所以当时我回来以后，我就把家里面我的小孩，现在已经50岁了的小孩，那时候才几岁，就爬到床下面把我们这个席呀，把床上的席子、毡子统统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放到院里面，叫他们运到工地。
王文全：
他一捐出来以后，县委个关，其他机关都说，杨书记都把席子捐出来了，所以都捐出来。那一次机关捐的席子不少。
杨贵：
这个时候群众是很高兴，你看看县里面把这个…那时候到山上穿这个鞋呀，也费鞋费得厉害，我们这个鞋送上去以后，反正你谁能穿，根据你脚大小，你挑起来穿就行了。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张买江：
那时候供不起我穿鞋，给我做双鞋，我母亲两个修渠的，我姊妹四五个，就供不上我们穿鞋。她们在家都是赤着脚。就给我做了一双鞋，我七天就穿一双鞋，谁会做得起呢，那会儿东西又短少。所以我就在渠上呢，就想法用这个车子胎，割这么长，钉在鞋底下面，我的脚底板也磨坏了，不这样也穿不住，成天跑，你不能不穿啊。
彭士俊：
新鞋打了两个掌子，那都是火成岩，放炮完了的石头像刀子一样，挺快的，一挨着就给你割破了，鞋像刀子啃的一块一块的。机关里面就自行车胎，外胎、破胎、或者汽车外胎，沿着布鞋底…反正就是所有能钉鞋的都送到渠上。
当时的工地上，一无住房，二无道路，只是一片荒山沟，修渠大军够住山洞睡席棚，有的还住在山崖下，铺地盖天，无所畏惧。林县人民胸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争做当代新愚公。
彭士俊：
当时那个技术水平很低，那就是镢头啊、钎啊，这就是农民自己带，小车也可以带，小车给你记工。一个小车一天记多少工分，再一个队里边有车的或者什么，它过去也修过一些水利，有这个钢钎啊、铁绳啊，那都自己带，谁有谁带。然后就是那个筐，编的抬筐，没有了生产队你们自己解决。不要买，上山去割条子，或者在哪儿去割条子，自己编了自己用。炸药，咱们就采取自制。
原新华社记者方徨：
林县人能吃苦，吃苦耐劳，非常勤劳，非常勤奋。
任羊成：
林县人呢他仔细呀，有的你今年收了200斤，你这200斤粮食，他要计算一天吃多少，这能吃几个月。吃一年，还是吃一年多，防止灾荒，他都是这样节省节约，粮食都要存下来。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郭秋英：
林县人过生活是比较简朴、节约，有这个思想传统。
彭士俊：
县里面有储备粮，我忘记是多少，是不是三千多万斤，我忘记了。基本上在林县当时是，过去没有很搞浮夸。
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广琛：
说实在话，1958年、1959年有点浮夸，但是不太严重。
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徐礼拴：
1958年秋天犁地的时候时候，他们布置人打扮成像老黄忠呀，小罗成啊，打扮成花脸穿着戏装，搞深翻改土。我们带着乡政府去评比检查，我们去村东检查呢，原康村村东检查，看了看，还认识了一些熟人。然后说到西边看看，西边也是这样，到西边一瞧，哎，人家现画上脸，还是那些人。特别是那个山上，原康那个小盆地，那山上白家沟，山上有个五龙洞龙口…山上…平地上才翻土地，你在那儿干吗呀，你不是搞形式主义呀。回来的时候，把这个党委书记的职撤了。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姚村党委书记冯曾生，冯曾生怎么办呢，他在陵阳，现在叫陵阳镇了，在陵阳这个地方呢，搞田间运输木轨化，把树锯了，然后做成小火车道，做成小罐车，从上面推粪推土，意思是说省力，轰，往下推。其实，往田间送粪推土啊，都不需要那样，结果铺了几里长吧，让老百姓砍树做成木轨道，然后造个小假火车推，把这个职也撤了，这个撤了，又叫马继拴去上任。这两个人都撤职。这是一个。第二条就是登门到户，赔情道歉，搞赔退。
修渠人在开凿曙光洞 | 图片来源：魏德忠 摄
王广琛：
到1960年整风后，把虚夸的数字把它压下来了，统计局的数字上看不出浮夸。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虽说林县有三千万斤储备粮，但数万施工人员的吃住还是个巨大的问题。
李改云：
1960年正好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就依靠自力更生，自带工具，自带口粮，什么都是自带。
杨贵：
你吃的粮食自带，当时规定是一斤半粮食。但是只准你带你自己的口粮，不准带家里面的口粮，你自己你的队里面如果是八两粮食，你就带八两粮食，我们从储备粮里面给你补助到一斤半，你是一斤，再补助你半斤也是一斤半。
王文全：
当时我们在工地，下到工的以后，一个民工，一天补助一斤半粮食，最后补助到一斤，后来到八两，八两粮食，那再加上他从生产队再带个七八两，也就是一斤二三两的粮食，那就是吃不饱。
李天德：
晚上人家不是让劳逸结合嘛，晚上我都说赶紧睡，不中了就喝点酱油，带点水蘸蘸，那时间是很困难。发点柿饼，柿疙瘩子都吃了。
方徨：
林县柿子很多，柿子做柿饼嘛，把那个柿子皮镟出来，镟出来柿子皮晒干了以后磨成粉，用那个柿子粉，柿子皮磨成的粉，拌点高粱面，也可以做东西吃。
李天德：
在南谷洞，那会南谷洞已经施工了，从南谷洞弄了些粮食，我们干部二十七斤粮食，补助一点糠，就这样，青年洞有三百护渠队嘛，人家都不行。他们吃了糠了，我们也得吃。互相都争这个糠呢，争着要吃。
当时我们在那儿吧，一月一个人是18块钱生活费，粮食可能是一斤半，再加上他本人带的口粮，基本上二斤来粮食，那生活还是比较足的。18块钱生活费，那一天合6毛钱呢，6毛钱就买上点菜啊。
彭士俊：
那菜就不等了，菜就是有红萝卜缨啊，白萝卜缨啊，或者红薯叶啊，那么多，三万多人上到上面，山上的树叶都采完了，杏叶、白杨叶，白杨那种…也好吃那种叶。
王广琛：
油少、菜少，这是事实。有时红薯叶呀，有时上山挖点野菜啊，这有。我这史稿上面也写了这个，这是事实。有，这不错。二斤多粮…劳动一天，一顿没有一斤粮不饱肚啊。
任羊成：
那时候有的是八两，有的是七两，有的是九两，就没有吃到一斤的，都是这样。也还有六两的。
王广琛：
八两粮食是没有的，这个不要去电视上讲这个东西，不符合林县事实，是不是。同时，八两粮食也顾不了命，就不能劳动，还有说吃粮，四两、八两、六两，得了浮肿病，还在青年洞劳动，不是那个情况。第一红旗渠没有浮肿，在农村有浮肿病不准上红旗渠，这是县委的规定。
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林县人民前进的脚步。在引漳入林的工地上，不断涌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战士。林县人民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摆开了劈山导河的战场。
红旗渠被称为太行天河，尤其是总干渠，大部分渠线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通过，施工难度非常大，施工人员也冒着生命的危险。
铁姑娘打钎 | 图片来源：魏德忠 摄
任羊成：
哎呀，看…最险要的就是有鸻鹉崖、石子山、老虎嘴、鹰嘴山、通天沟、四眉崭、小鬼脸、红石崭，这是最特殊险要的八处。
王文全：
当时的话，因为在山西那一段啊，经常出事情时候，出事故。
彭士俊：
一下子牺牲九个，那是最严重的一次，上面塌方，人在下面，一下就砸死那么多人。有一个洞子里边闷死了三个人，所以当时有一个就是趢富荣跟我说，有个人下去，这个人说，哎，你不要去，你是独苗，你就弟兄一个，我弟兄三个呢，我就死了我还有两个呢，你让我下去，你不要去。
王文全：
一牺牲以后，那老百姓就胆怵了，就胆小了，老百姓叫胆怵了，就不敢去了，害了怕了。所以呢，那个工程就往后压了压，压了多久，后来从各个乡，各个公社，抽了一部分强壮劳力，一个人一截，一个乡一截，去那儿会战了一个多月。这样才把它搞成了。
郭秋英：
那个张买江啊，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母亲又把他送上去，她明知道那么艰苦，那么险要，家里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把孩子送上去呢？
彭士俊：
他娘就说，你去吧，尽管他才十三岁，你去，修不成红旗渠你不要回来。你带着水回来就中。我们现在能够喝到红旗渠的水，也不能忘记这些人。
张买江：
正在修渠的时候，我有个小妹子，我父亲死了以后她也牺牲了。所以我就在家当小孩王，管看他们，看他们看好了回来我还不用挨打，我看不好，我母亲就要打我。所以我就宁愿去渠上，我也不用挨你们打了，所以我就上了渠。
彭士俊：
他为什么叫羊成呢，这两个字，他家很穷，小时候他妈没有奶，他爸是放羊的，他喝羊奶长大，所以叫羊成。
原河南日报记者魏德忠：
当时我们好多记者去采访，他刚从工地上下来，满身啊，扎的都是刺，他那个指挥长是个副县长，叫马有金。任羊成把袄脱下来，一查，那个刺啊，荆棘…那个野枣树的刺啊，哎呀，好几千，有一大堆，衣服上扎的都是刺。啊，任羊成，你把裤子扒了，他们开玩笑，裤子扒了干啥，一解开裤带以后，这腰里一层老茧啊，人家都在手上脚上长老茧，他在腰里。
你看那个电影里多动人啊，唰，悠荡着，像燕子那样，他动作非常敏捷啊，可是那一开始不行，一开始吊着以后啊，那时候没有尼龙绳啊、麻绳啊，说不上什么时候…，麻绳在石头上面一动，一掉下来万丈深渊啊，一掉下来粉身碎骨没了，任羊成胆子大，有的胆小的，吊上去以后，一开始啊，吓得尿裤子。
任羊成：
我们开始从这儿下来以后，只能走十米二十米，这样下来排险，后来我们锻炼飞，往起飞，从这儿一下，比方从这儿下来以后，用这个扎棍这样一捣它以后，唰，三十米。往那边能飞三十米，到那儿把险石全部排掉，在那儿排掉以后，一看，眼睛这样一看以后，一捣那山，哗，又飞到这边，这样是六十米宽。
共产党员任羊成越是艰险越向前，
他带头下悬崖，撬石除险扫清障碍。
魏德忠：
他老伴就说，说任羊成去了啊，白天去了，就准备着晚上就回不来。
彭士俊：
除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就说这是个活死人，所以他就…他去的时候他就感到不一定能回来，但是还要干。他跟我说过，他说我把这铺盖啊，四两套啊，四两套在林县说土话四两套就是个破被子，把四两套用绳一捆，一些衣服啊一块捆住放在那儿。有人认为他要当逃兵，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到指挥部了。后来就是马有金指挥长去那儿看他，哎，你把这捆着它了，咳…老马啊，这会儿啊，去我是站着去的，说不定回来不回来，这是两回事。我把这四两套捆着它，如果我去除险的时候晒了柿干，就是粉身碎骨的意思。我要晒了柿子干了，给我拾几块回去，一提这个东西，也不用再找是不是我的，我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听说你要当逃兵，他说，咳…这不修成红旗渠我不回去。我在红旗渠上就是死了，也比我从小饿死让狗吃了有价值。
碰到向里凹进去的险情，就得进行飞崖除险，任羊成和战友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总干渠山西段完工了，漳河水绕着太行山腰流到了林县的边界上，这时候全国城乡缺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浮肿病四处蔓延，林县所在的河南省，曾经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这时也是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这种情况下，中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百日休整”“保人保畜”，红旗渠又一次面临着下马的危险。
杨贵：
中央提出来要保人保畜，要一百日休整，大家都休息，不要做活，只要把身体搞好。
王广琛：
休养生息，这是爱护群众，关心群众的措施。
张买江：
领导是正确的，就林县缺水啊。你再怎么保人保畜，啥都没有，不还是逃荒要饭。
彭士俊：
一下来，修成还修不成啊，咱们费了这么多工，都是不愿意，不愿意下来，都要求留在渠上继续修，我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王文全：
当时县委决定，杨贵和林县县委决定，休整，执行中央的指示，爱护群众，休养生息。这是第一。第二不全下来人，留三百多人，一继续开挖青年洞，那是咽喉工程，不开出来以后不中。第二留下点人保护明渠。
杨贵：
当时我的想法是啥呢，我说这个明渠啊，这个可以上人。一旦情况好了，调三万人五万人上去都没有问题。这个打洞，再上多少人，它这个…盛不下人啊。我说留下人打洞，就是现在那个青年洞啊，就是当时留下来打的。
在最困难的时刻，林县人民开始了凿通青年洞的艰巨工程。青年洞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是红旗渠的重点工程。如果青年洞凿不通，整个红旗渠就不能通水。青年洞的石质非常坚硬。
王文全：
他那个岩石叫花岗岩，也叫火成岩，就那个红石头，很硬，打一锤打一个白点，开始凿的时候啊，一天一个人两个人轮着凿，也就是凿三公寸。
青年洞它是弧形的，它是这么个弧形的，不是东西直着的，它是个弧形的，所以靠这一半呢，它是临着那个坡边，所以在它旁边搞了好多旁洞。这样一来，工作面就扩大了，你从这边打，他从那边打，所以进度也就快了。
任羊成：
你看这个得多长时间，六百多米啊，哎呀，得五六年时间。就这样我们干，干了是一年零五个月，才凿通啊。
社员们以老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的决心，一锤一钎的奋战了一年零五个月，终于把这个长616米，宽六米二，高五米的青年洞凿通了，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的胜利。
1961年6月，也就是青年洞即将凿通的时候，总干渠二期工程复工了，6000多名民工重新回到了红旗渠工地。一个月之后，从新乡计委又传来对杨贵和红旗渠都极为不利的消息。
杨贵：
1961年的时候啊，咱中央这个谭震林书记啊，那时候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到河南到七里营去搞调查，纠正过去一些左的错误。
王文全：
在新乡豫北宾馆召开这个整风…就是反五风会议，就是反官僚主义啊，召开这个会议。召开这个会议呢，当时林县有一些人，就是反对修红旗渠这些人，认为，你这个林县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吃不饱，现在还修红旗渠呢。
杨贵：
说杨贵这个人是蛮干，不听地委的话，中央让百日休整，他现在还在继续搞引漳入林工程，而且他还把引漳入林改成红旗渠，啊，这个人就是骄傲自满，死抱着红旗不放。
王广琛：
不顾群众的死活，背着干粮送野屎，剥树皮，吃野菜。
徐礼拴：
树皮吃光了，饿死人了，还要修红旗渠。叫他停工他不停工。
杨贵：
他听了这个以后，谭书记这是老革命老领导了，他一听这个情况他就起火了，林县这个县委书记这个…死抱着红旗不放，啊，是个死官僚，要撤他的职。在会上他宣布撤职，一说撤我的职以后啊，当时大家都很震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说了以后，基本上这就是定了非要撤职不行了啊。
王文全：
我们那个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他说你也不要光听他们反映的，他们反映的那个不是事实。
徐礼拴：
说实话林县不是那种情况，谭书记，我们也不是死官僚，也没有饿死人，我们还有储备粮，说这个情况。说这些情况以后，就马上宣布撤他的职。
新乡地区二十四个县委书记，实际当时呢，实际已经免了十八个了。这还有六个人，杨贵就是第六个。
杨贵：
这个组织部长叫路加林，结果开始说是撤我的职，我的职没有撤呢，结果先把这个组织部长的职撤了。撤了以后，第二天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
第二天我去了以后，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紧张，谁都不敢跟我握手，也不敢跟我说话，背着走。好像我这个，哎呀，有啥不得了的问题一样，呀，我总觉得，我说是这个情况…
我就说，像林县修建红旗渠，我说这个是我决策的，也是我领导的，但是这个啥呢…我们的组织部长路加林就是说了一句有意见的话，就把他撤职，我说我是不赞成的。你撤我的职可以，撤我们组织部长的职务我不赞成。我在会议上就把我这个观点就讲了，另外我又讲了，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修红旗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抓紧地修呢，我说林县缺水的情况太厉害了。
谭副总理呢一句话没有批评，但是他听了我讲这个以后啊，他这个啥呢，听了我讲这个以后，他后来就派了个调查组到林县去调查。谭书记就说是把组织部长的职务给他恢复了，又把组织部长的职务恢复了。
徐礼拴：
老杨这个人他有个性格，他要认定的东西，你就割头，他也不屈服。杨贵说，哎，我建议领导，马上派人到林县去调查，如果我说的是假的，撤我的职，改组县委我都没意见。如果不调查，他这样说，我作为党员我保留意见，直至向中央反映。调查这个情况以后，杨贵说的是真的，别人告那个状是假的。
所谓的豫北宾馆事件之后，红旗渠的建设反倒进入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阶段。在河南省委和中南局的大力支持下，红旗渠列入了国家计委的建设项目，并且得到了资金上的援助。
1965年的清明节总干渠通水，第二年四月，经过六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红旗渠三条干渠竣工通水，林县人终于实现了牵着漳河上太行的梦想。
王广琛：
水一直从渠首放开水，南边一直到合涧红英汇流，东边到夺丰渡槽，北边到一直到曙光洞的洞口，把水都放下去。
徐礼拴：
这个时候杨贵宣布开闸放水，群众啊很多都掉泪。
王文全：
有的人…那水，浑水啊，舀开就喝几口。
李改云：
我就在渠上坐着，本来我就一直觉得，我心里一直有点…我去的时候，又是向支部表态，又是向党表决心，我一定要带着人，带着渠水回来，把渠水带回林县来，不带回林县来我就不回来。唉，遗憾的是没有带回水来，我受伤我先回来了。本来我心里就一直觉着好像有个缺憾。那天水一下来，哎呀，那水，哗一泻下来以后啊，我的心啊，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激动，反正是…好像这心就跟着这水哗…一起走了。
张买江：
我担着水，连夜…头天中午开了会，赶第二天早起回到家里，第二担子水…俺娘在家，去合涧开了庆功典礼会，坐在渠干上硬看池塘水流满。
彭士俊：
那群众这个手舞足蹈啊，哎呀，水来了水来了水来了，哎呦，有的这个，有的老人够着去舀水，也不管脏不脏就喝了。有的还专门取了盛水的东西，拽上这一桶水啊，自己不喝，回去敬奉这死去的老人啊，说，哎，咱林县可有了水了啊，你不用再惦着了。上坟啊。
我这是乐极生悲，我想着通水又想起吴祖太了，那个人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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