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昨天的文章《不要在地上建立新罗马》评论了米尔斯海默和杰弗里萨克斯前段时间的一场对谈，他们在对谈中聊到美国的深层政府和对中国政策等问题，我们在文章中说到所谓的deep state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大计划，而是不希望其他人去改变已经形成的利益链。比如美国政界中非理性的反俄，亲犹，以及反华政策，很多都是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政策惯性已经发展到完全凌驾于国际政治现实和美国国家利益之上的地步。
像美国这样一个正在步入衰朽的帝国，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形：过去为国家的繁荣进步立下过功劳的组织或制度，逐渐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并将其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尾大不掉，最后反而成为了国家的沉重负担和前进的障碍。政治领域是如此，美国金融，工业领域中这种情况更是比比皆是，比如现在的波音。
美国人的历史还很短，因此不太善于总结，而这种情形，经验丰富的中国人则有个颇为贴切的说法，叫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众所周知，我国明清两代均定都北京。北京作为军政中心的首都，是一座巨大的消费型城市，必须依靠持续的外来输入来维持，而我国的经济中心当时已经转移到了江南地区。于是通过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每年向北京运输钱粮财税就成了明清中国的头等大事，称为漕运。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相关利益集团的不断滋长，内河航运的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海运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对比之下，漕运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到了清代末期，支持漕运的官员最后一个拿得出手的理由居然是漕运涉及的利益集团已经大到不能倒。大量上层官员出身漕运并进入各个要害部门，自成一股势力。
他们每年从经费中获取巨额利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商网络。漕运中下层更牵涉到上百万胥隶，漕工和以此为基础遍布全国的商业贸易网，一旦停止，必然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因此宁可亏本维持，这就是著名的百万漕工衣食所系。
类似明清漕运的情形，在历史上不断重演，某种程度上，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通病。今天我们不如就来谈谈这个话题，看看全世界的百万漕工是怎么由进步的力量，成为前进的障碍，讨论下其中的要害所在，并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喜剧不断重演。
出现百万漕工式的情形，一般来说有两种常见原因。一种是旧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运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对抗社会的发展。一种是过去合理的做法和现有的巨大利益随着历史的进程面临挑战，却牵涉过大，以至于只能趋向于保守，最终成了进步的阻碍。我们不妨来看几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例子。
1815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英帝国通过了一项可能是人类近代最臭名昭著的法律之一，《谷物法》。随着英国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的农业逐步被工业取代，在富国强兵的同时，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粮食不足，越来越依赖进口。而汹涌而来的廉价进口农产品则直接冲击了几乎占据英国所有农田的几百家庄园贵族的利益。
这些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随征服者威廉渡海而来的骑士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领导这个国家，打败了一切和他们对抗的敌人，包括英王查理二世和拿破仑，最早的资本家也出身于他们之中。为了维护庄园贵族的利益，《谷物法》应运而生，以高额关税来限制从农产品在内的一切外国进口货物，从而人为抬高了粮食价格，确保了庄园贵族们的利益。
但这种做法无疑是逆历史而动的，国内粮价高涨的最直接受害者是城市工人，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必须用来购买食物，而无力投入消费。工厂主不得不提高工资来维持工人的起码生活，还面临贸易壁垒带来的原材料上涨，而英国的海外市场也受到影响，特别是以物易物贸易为主的殖民地，无力进口随之而来的本国高价工业产品，而面临外国产品的剧烈冲击。在保守势力的强权下，《谷物法》持续了三十年，期间英国不断爆发严重的粮食危机，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就是爱尔兰大饥荒。
在这个过程中从城市贫民到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一切力量不得不联合起来站在保守派的对立面上，最终推动了这部恶法的废除。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为资本主义而存在的新社会结构，为英国攀向维多利亚时代的顶峰做好了准备。
《谷物法》的存废是一个典型的过时利益集团阻碍社会进步，从国家领航人变成国家敌人的例子。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悲喜交加的例子，废除恶法的斗争实际上完成了社会的动员和改造，为新的时代做好了准备。但人类总是会犯一样的错误，而错误未必总有改正的机会，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另一个德国人的例子，他们几乎紧随着英国人之后，却最终获得了悲惨的结局。
英国人掀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角是德国人。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战败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用他的缔造者卑斯麦的话，靠的是铁和血。这个帝国的核心是普鲁士，一个军人之国，而构成普鲁士统治阶级的是容克贵族，一群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军功贵族，中小地主。
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不久，容克贵族就埋下了这个国家灭亡的祸根，粮食问题。和英国的庄园贵族一样，容克贵族的经济收入依靠农业生产，而德国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面临着和英国一样的进口粮食冲击。容克们的做法和英国贵族一样，提高关税壁垒，确保德国人吃他们的粮食，而不是更廉价的进口粮食。
问题是和英国人不同，德国人的这种做法直接伤害了他最大邻国的利益，俄国，当时的俄国是欧洲粮仓，农业又恰恰是工业相对滞后的俄国的重要支柱产业。在容克贵族的主导下，德俄关系不断恶化，最终形成了英法俄三面包围的局面，两线作战则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失败。在德国第二帝国灭亡后，容克贵族失去了土地，只能躲进军队里苟延残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这批被恩格斯称为世界上最保守反动的军功贵族才彻底灭亡。
在人类历史上，像英德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过去生机勃勃的统治集团，往往是来自旧时代的精英。他们领导了国家的强盛，开启了新时代的序幕，甚至孕育了新时代的领导者，但他们存续的基础还停留在旧时代。过去是统治者的腐朽堕落，而近代则是社会进步的不断淘汰。他们为了生存，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社会的寄生虫，进步的阻碍。
这个过程，伴随着利益集团的不断增殖膨胀，堕落腐朽，以至于比起他们的先辈，往往是退步而不是进步了，最后除了一小部分背叛了阶级的先进分子，大多数只能靠手中的权力来垄断从而维持骄奢淫逸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新旧更替，不断斗争，不断前进的过程。
第二种情形，我们也同样熟悉，那就是过去的成功，成了现在进步的障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过去的巨大成本，捆绑了手脚，形成了巨大路径依赖，乃至明明掌握先机也无力改变。
现代企业里柯达和索尼就是两个典型例子，柯达在1991年就向市场推出了第一台数码相机。但由于在胶卷领域的成功，柯达对数码相机的经营三心二意，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九十年代唱片霸主索尼将大量资源投入到MD播放器推广中去，苹果公司弯道超车，推出了MP3播放器，当时的索尼并不是做不出类似的产品，日本发达的电子产业也有类似的技术储备。但当时盈利水平最高，最强势的唱片部门坚持传统唱片式的绑定式营销模式，而拒绝接受MP3的单曲销售模式，使得整个企业在关键性转折期慢了一步。
柯达和索尼的遭遇其实是一样的问题，问题不在技术上，而在体制上。上一轮变革中的赢家，在下一轮技术进步中反而迟钝了，被现有的盈利模式所捆绑，最早错过了机遇。如果我们从更长远来看，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使其面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就显得相对迟钝。而日本社会的教训要深刻的多，日本在电子产品时代的成功，日本社会在互联网时代变得十分迟缓，大部分日本企业都出现了反应滞后与针对本土市场高度特化，在二十一世纪遭遇大溃败。过去成功的日本企业面对新时代，既不能成功开拓蓝海，又没能力维持霸权，原来所垄断的业务逐步落后，最后全面失去市场。
相比第一种情形是以权谋私，绑架整个社会，第二种情形造成的危害更多是危及自身，然而二者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往往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同步的，而且一个趋势是越到当代，社会变化越快，也就越容易出现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情形。
我们不妨回到一开始谈到的美国，作为一个明显处于衰退期的大国，美国正异常严重的遭遇这类问题。比如在基础建设上，作为前世界第一工业国，美国在早期就完成了大规模的国内基础建设。但随着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国内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垄断形成。不同时期，不同标准的建设使系统混乱不堪，而国家不但缺乏技术更新迭代的手段和动力，甚至由于不同地区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协调联动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各个集团越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越容易搞自己的一套标准，最终把这些彼此割裂的系统整合在一起，带来的就往往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灾难性后果。
当然，美国更大的问题是发生在头脑层面上，也就是第一种情形要比第二种情形严重得多。就像开头说的，美国在政策上的惯性很大，比如长期的对俄打压，而一面强调对华打压，偏偏在对华问题上又常常不切实际，出了许多笑话。这种情形除了美国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很早就有人指出，这是由于美国外交战略上，长期存在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始终在延续冷战中的政策，很多人就是吃抗俄这碗饭的。
而对华问题上，美国所依赖的对华分析智库，又表现出明显的近亲繁殖与政治正确，导致一直无法正常反映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所以，美国的很多对华政策完全是在照搬对苏政策，却完全不顾自己和中国面临的现实差异。
当然，和外交上的惯性相比，美国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上层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整个国家在衰退期表现出迟钝，在庞大的存量面前，失去了革新的勇气和能力，因循守旧，从而在各个层面都出现了维稳式，收买式的运转，依靠吃老本来维持，典型的一个百万漕工之国。这样的国家很容易出现自我感动和自以为是，但短期的矛盾可以延长，长期的隐患一旦爆发，那将是不可收拾的。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怎么能避免百万漕工，尾大不掉，为维持而维持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形。至少有几个教训，我们是可以从过去吸取的。
当代中国显然应该从美国目前的困境中吸取教训。作为后发工业国，在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中，我们是不是存在一些类似的情形呢？虽然中国由于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和后发优势，避免了像美国式的各自为政，但在前些年伴随地产经济的各地举债大建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发展，和产生的割据式垄断利益集团与集体腐败现象，已经给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出现问题能快速反思并调整革新是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的优势，但须知这种革新的能力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拥有了就不用担心衰退的。
然后还要避免尾大不掉，因循守旧，部门利益绑架整体利益。这里，我们当代也有自己的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巨变，同样使很多显赫一时的部门，单位失去了过去的作用，很多人完全依附于已经被淘汰的行业生存。
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依附性集团，俨然过去的漕工，像比如许多完全依靠政府订阅生存的传统刊物，地方电视台，一些协会，一些领域的交流和研究机构等，影响小点的，很多单位已经成了单纯为了养人，为了地方利益而存在，人员有上无下有增无减，成了发展的障碍。影响严重的，则为了百万漕工甚至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情形，则是很多领域长期内部繁殖，父死子继，内外勾连，导致化公器为家业，原来用来解决问题的部门和单位，反而成了造成更严重问题的一部分原因。
这种情形如果长期发展下去，显然就会出现和美国一样，为了生存而维护落后，在发展中旧的问题不解决，新的问题不断增加，每一次前进都要带上旧时代的沉淀，以至于最后沉重的无法动弹。
当然，就像当年面临的漕工困境一样，对这些由于时代和技术变化而面临淘汰的组织和个人，不可能一裁了之。而怎样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肌体的新陈代谢，把旧的资源放到新的位置上，把已经完全腐朽的部门消灭，避免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绑架国家利益，在不破坏公平的条件下，让人员，物资再次有效地流动起来，是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所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怎么样才能拥有一个始终富有生命力，而非僵化腐朽的领导核心。随着一个利益集团的形成，无论是路径依赖还是利益集团的过度膨胀，都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传统问题。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要克服这种情形是最困难的，没有不灭亡的王朝，没有不腐朽的统治阶级。
其实，前人早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为了什么而统治的。如果统治阶级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统治的，那么迟早他们会腐朽堕落，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站在的对立面上。相反，如果能始终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为了人民而统治，那么只要不偏离这个立场，始终是秉持公心，不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保持公平公正，自然就能保持生命力，跟上时代的脚步。
人类的现代历史实际上非常短暂，虽然当代社会各方面的理论水平远超古代，但对于国家这种实体的轨迹和命运，人们仍然时常不得不从历史中寻找镜鉴。这种镜鉴很多时候是机械的或者并不符合历史科学的，但有时候对问题的揭示也是直观的。比如美国现在的党争，美国在历史上没多少经验，但中国人已经见得很多。
除了中国自身的历史镜鉴，在人类这短短的百来年现代史中，已先后有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给中国做出衰落的示范，这是中国的幸运。所以也绝不能浪费了这份幸运，殷鉴不远，绝不能哀之而不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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