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1863）四月，26岁的张之洞中殿试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这之后，一直要到光绪五年（1879），他被授国子监司业，获得上奏的权力。
张之洞赢得清廷最高层的青睐，之初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在获得上奏权后，帮助两宫皇太后解决了一大麻烦。
同治帝1874年病亡，两宫皇太后将醇亲王奕譞之子过继给咸丰帝为嗣，如此两宫仍为皇太后，就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同时，两宫颁布懿旨称光绪帝生有子嗣，则为同治帝之嗣。这就使得同治帝、光绪帝、光绪帝子嗣在帝统继承上出现紊乱。这种背景下，吏部主事吴可读服毒自杀，以尸谏的方式抗议两宫皇太后不为同治帝建嗣，要求两宫明确降下谕旨，将来大统仍归于光绪帝所生、过继给同治帝位嗣的皇子。
张之洞当时所上的奏疏，将继统与继嗣合并，即请日后先挑选同治帝嗣子，再确定其为大统所归。
这之后，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官员相互引援，隐奉军机大臣、北派领袖李鸿藻为首，在朝野中被视为清流。
在19世纪80年代，列强逐渐蚕食中国周边国家，以至于过去被认为偏远内陆的新疆、广西、云南等地，也开始出没外国传教士、冒险家以及侦测中方的外籍人士。清廷面对此起彼伏的各种争端、磋商甚至武力威胁，显得力不从心。这种背景下，张之洞一方面继续仰赖李鸿藻的支持，在很多问题上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则致力于与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建立联络。
新近出版的《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青峰通过对张之洞的个人著述和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宫中档，张之洞与他人的书信以及他本人的日记、文集，当时的中英文报刊，以及相关知情人士的笔记史料、文史资料，发掘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官场崛起的主要过程，评述了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任上的相关所为，并以此探讨了晚清历史背景下，地方督抚权力结构以及这一结构下，所谓的能吏大员所可能发挥的地方治理作用的高度和限度。
书中指出，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光绪六年（1880）开始建立合作，比如应对日本在琉球问题上的挑衅。而在次年，慈安太后去世，形成慈禧太后独揽朝纲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与清流一党建立起更为深层次的合作，减少在重大政策、地方人事安排等方面的龃龉。
光绪七年（1881）11月，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就在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在山西任上不断建言。书中指出，张之洞当时已经非常明确要争取到南粤任职，为此甚至建立起了搜集中法战争前线信息的专门情报渠道。他以极高频率与张佩纶等人交换中法有挂越南交涉德国信息，并揣摩慈禧太后等清廷高层的态度。
光绪十年（1884），清军在北宁大战中大败，朝廷终于任命张之洞调署两广总督。书中颇为细致地介绍了张之洞与醇亲王奕譞等人建立起的深厚人脉。
《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书中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为清廷应对被动卷入的中法战争提供的各方面支持。首先就是想尽办法完善两广军备，广建炮台，使得法军在多数情况下无机可乘。其次，并通过各种渠道采买大量西式军火。在向英美购买军火遇阻后，张之洞将希望投向德国，总计购买了大量钢炮、鱼雷、毛瑟枪和子弹，由于款项巨大，所以一方面他直接通过洋行借款，另一方面则与李鸿章协商后向朝廷请旨向西洋借款。除此之外，为了支撑战事，他还将相当的精力花在了与洋行斡旋募集经费。
当然，也正因为此，张之洞在两广地区大开捐纳、捐输，频繁劝绅富捐输，甚至不惜向包括赌档等生意抽饷。这也引发了当地绅富的强烈不满。
中法战争爆发后，包括广东在内，沿海各省其实面临着法国海军的滋扰攻击风险。这种情况下，张之洞着力与沿海其他省份的督抚增强联络，借机加快电报网络的铺设。
当然，如《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的历史、政治环境中，张之洞的战略眼光仍然难脱旧式官僚、纵横家的思维，希望借助德法矛盾来获得德国对华事务的借助，这与李鸿章日后设计出的“联俄防日”异曲同工，分别低估了德国、俄国对华侵略野心。
书中也介绍了张之洞在粤期间大兴洋务，创办自强实业，编练新军的诸多创举。
书作者分析指出，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大有所为，这其中的自由空间其实是清廷当时控制地方的能力被相当程度上弱化，不得已让地方督抚行使比较大的财政、军政和民政自由权——从光绪十年到光绪十五年的五年时间里，也就是张之洞督粤期间，虽然清廷力图限制上述自由权，但是地方积重情形并未改变。张之洞的广东新政，让清廷颇为不满，当时就有媒体报道说，“没有一个人比张之洞更让清廷不满，因为他在总督们所享有的半独立性方面越权太多。”
所评图书：
书名：《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
作者：刘青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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