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后，曾经倾情塑造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家浩然，首当其冲遭到某些势力的鼓噪围攻，一时间颇有黑云压顶之势，可以想见，当时浩然的身心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面对那种压力，浩然在政治上没有像某些投机文人一般变脸反戈，但在“改开”带来的纷乱思潮中，他显然也产生了一些思想迷惑，这从他在“改开”前期所写的一批小说有某些“反思伤痕”的意味，就可以感觉得到。
不过，浩然的思想原则未失，主义本色犹在，他很快就走出了迷惑，主要标志就是他创作出版了直面现实的长篇小说《苍生》。
《苍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西元1988年初版。可以说，它是“改开”以来至今少有的气味儿正、思想性强、可读性高的现实题材最优秀文学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以解散人民公社、回复单干后的冀东偏僻农村田家庄为背景，讲述村里仅剩的一户田姓人家的男主人田成业、女主人田大妈、大儿子田留根、二儿子田保根的遭际：田家庄生产大队的土地和“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家当”被“家庭承包”分掉后，大权在握近于土皇帝的村支书邱志国、作为“改革新事物”而获得大队果园承包权的“摘帽”地主巴福来和靠行贿得以承包大队砖窑的孔祥发等少数人家“先富”起来，而绝大多数人家除了每天能混个“肚儿圆”以外，生活更加窘迫。田成业和老伴田大妈为了给老实忠厚、只会种田的大儿子田留根娶媳妇，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拼死拼活开山采石积累盖房材料。二儿子田保根不愿窝窝囊囊地呆在看不到希望的村里，第三次参加高考落榜后，骗过家人到县城进了一个建筑队。田家终于给大儿子建好了新房，却为了给没过门的媳妇买一块订亲手表犯了难，幸得老二保根筹钱救了急。留根成家后，田大妈又念叨要给保根找对象，保根谎称同事妻子是自己的对象以堵住她的嘴，信以为真的田大妈就张罗着要给“二儿媳妇”一块订亲手表，但实在筹不起钱了，就要求大儿媳妇把手表“借”出来，殊不知大儿媳妇早把手表送给弟弟作定亲礼物了，“逼”得贤惠的大儿媳妇因被误会受冤屈差点儿寻了短见。最后，田家人之间消除了误会，中秋佳节团聚在一起，保根决心为了田家庄的未来，要把一手遮天、贪污腐败的土皇帝支书邱志国斗倒。
与之前的那些成名作一样，出身农家、理解农民、热爱农民的作家浩然还是满怀深情地描写农民，但不同的是，以前他描写的农民是有社会主义集体化目标的组织起来的社员，这部小说写的农民却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一盘散沙般的“苍生”了。小说的笔墨倾注于普通农民的日常劳作、生活，描写社会变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这变化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和应对，从而以小见大地反映出“改开”后的农村社会现实。
小说描写农村妇女田大妈，笔调中理解、赞许、同情、批评和带着眼泪的调侃兼而有之。田大妈是田家真正的当家人，有主见，坚强，勤劳，善良，热情，顾脸面。她以爱和家族传承责任等杂糅成的信念为支撑，一心扑在为两个儿子娶媳妇的目标上，甘愿付出生活和精神的奉献，也使亲人遭受了生活和精神的磨难。但田大妈并不是一直这样、必然这样的，以前的她曾是很有精气神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合作化运动开始后，她带上自家土地和牲口“当了第一批农业社社员”，使田家庄缺乏畜力的第一个小农业社“没有散班子”；在“大跃进”中，田家庄妇女没有人愿意参加水库工地的“穆桂英突击队”，她“串联七个平时对脾气的庄亲姐妹一块儿带头报名当队员”；“四清”运动时动员社员往外交自留地，又是她第一个“把栽了果树的自留地交给集体”；就连解散人民公社搞“承包”时，“有一块地由于离水渠远浇水不方便、离村口近容易受鸡狗糟蹋，谁也不要，闹得分地的工作没法子进行下去”，村支书邱志国为此找她商量，请求她家收下那块地，她也“马上应允，给邱志国解了围”——当然田大妈当时还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展现社会价值，而这个行为助成的却是使她可以展现社会价值的集体灰飞烟灭的结果。没有了集体，诚实善良的田大妈也就没有了社会价值，只能整天为自家生活忙里忙外，“高兴是暂短的，暂短又暂短；忧愁是漫长的，漫长又漫长”，这是回复成一粒沙子似的“苍生”的必然状态。
勤劳善良的田大妈和老伴费尽全家所有的财力和劳力勉强给老大留根娶上了媳妇，紧跟着又为老二保根的婚事操心。田大妈自作主张给保根准备订亲礼物，因为家里拿不出一百五十六块钱买一块手表，她先忍着羞愧、鼓足勇气向大儿媳商量“借”手表，遭拒绝后以为大儿媳不通情理而失望、恼怒、斥责，使贤惠内向的大儿媳被“逼”得一时糊涂差一点儿走上绝路。善良的田大妈无意间成了“逼死人命”的“未遂犯”，这看上去直接原因似乎是穷，是“思想陈旧落后”，但如果她是当年人民公社的社员，移风易俗的社会集体要求将使她不会这么做，即便想做也不能这么做，而现在她作为自己从土里刨食的单干小农，卷土重来的旧风俗又使她虽然不想做却不能不这么做。社会环境的力量是像田家这样一个一个的个体无法抗衡的。
田保根是“接受过十几年教育、读过许多书”的农家子弟，他不愿意过父母和大哥那样苦熬苦累、毫无希望的日子，经常躲避或怠慢干农活，因而被父母和村邻视为“没出息”的典型。但实际上，他是个头脑机灵、了解形势、深有抱负的农村新青年，他曾为“改革田家庄的落后面貌”，“跟一伙要好的青年伙伴”首先申请承包大队的果园，不幸“被支部书记邱志国给顶回去了”。第三次高考失败后，他毅然决然地离开田家庄，离开家庭，去闯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从建筑队最底层的活儿干起，不怕苦累，很快站住了脚，同时对所有的工作都抢着帮忙、虚心求教，以增长本事。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自己找出路，也因为他始终没抛弃积累实力后回田家庄帮助家人和村邻改变命运的信念。
田保根表面上看来有点儿玩世不恭，但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意识已潜移默化到了骨子里，所以当他偶然得知邱志国“权力入股”村里的砖窑并正在试图利用给县里冷库提供建筑用砖之机骗取国家资金时，便想方设法取得了证据，向县人民政府进行举报。他想以此斗倒贪腐的村支书邱志国，既为国家挽回损失，又为自己和其他伙伴回田家庄施展抱负创造条件。由于邱志国受权力关系网的保护，保根的举报没能成功，但他并不气馁。建筑队被权力关系网控制后，他和几个志同道合者退了出去，自己“搞起一个民办的联合企业建筑公司”，准备“有了这个立足点，有了经济来源，有了后盾，那时候我再跟他们斗”，“要跟他们打一场持久战的官司”。田保根是“苍生”中的觉悟者，他代表着未来的希望。他可以说是保有新中国意识的新人在“改开新时代”的新形象的代表，但在整个社会政治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作为没有组织起来的“苍生”之一，他最终能走向哪里呢？
小说中还写了其他一些“苍生”，其中既有田成业、田留根父子那样朴实忠厚、本份勤劳的基础农民，也有郭少清、邱方那样想为家乡干事却因无权无势屡屡碰壁只得一走了之的农村青年，还有郭云那样“悄悄地”把村里“一些没人力、没特殊本事”的家庭“联络到一块儿”搞互助组的不忘初心的老队长，他们的言行遭际反映着时代的复杂样貌。尤其是原来的生产队老队长郭云，他把一些困难户组织起来互帮互助搞生产，这似乎是又回到了解放初土改刚结束时的状态，但不同的是现在居然只能偷偷摸摸地重新进行最初步的“合作”了。他们没有像所谓的“小岗村”搞单干时“签协议按手印”的戏剧化行为，他们以行动否定了“小岗村”。
作为“苍生”的对立面，党支部书记邱志国是个“异化”人物。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是田家庄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从解放战争中带队支前，到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巴福来、分田分粮，农业合作化初期组建农业社，直至公社化、大跃进等等，他都是最先响应号召积极行动的带头人。农村“改革”之初，他在田家庄拒不执行“承包”，宣称“我只能带着田家庄的人前进，决不能倒退一步”，要“坚决抵制这股歪风”，因此，他被招到公社接受公社几位领导三天三夜“熬鹰式的”轮番谈话。但实际上，邱志国并不是真正具有革命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他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是看清风向后的赌博。土改中，作为田家庄贫农团领导人的他曾把地主的三姑娘“分”给了自己当老婆，几年后为了“证明阶级立场”又与她离了婚，这已然显现了他今后“异化”的基因。
看清风向后，邱志国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仅仅十天时间，他就大刀阔斧地把田家庄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推行完毕，赶到全公社所有村庄的前面而成了第一名”。他“改革”的最大的“先进经验”是把田家庄群众在大队时期劈山开岭、流汗流血建成的果园以低廉的价格“承包”给刚摘帽的地主巴福来，让他轻而易举地赚了大钱，“先富起来”了。他自己深藏心底的“改革”心得是：“为这个革命，我损失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傻瓜吗？我就不会把损失的东西捞回来吗？咱们就试试吧！”从此，他“只管自己发财，不再管老百姓，田家庄有三家跑买卖的和孔祥发的窑场，他都入着‘权力’股子。他象个老太爷子一样坐在家里，只管开介绍信、盖公章、陪客人吃喝，门不用出，心不用操，到时候就‘劈红’，……”他也“先富起来”了，甚至变得“跟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保甲长没两样儿”。
乍一看来，田家庄党支部书记邱志国曾经好像是“萧长春”（《艳阳天》中东山坞村党支部书记）和“高大泉”（《金光大道》中芳草地村党支部书记），但本质上并不是，而是暂时压抑隐藏了本性的“马之悦”（《艳阳天》中混入党内的坏人）或“张金发”（《金光大道》中混入党内的坏人），在适合的环境下就原形毕露了。邱志国这个人物，丰富了当年新中国革命建设的复杂样态和经验教训。
对摘帽地主巴福来，小说用的笔墨不多，却也描写得生动而深刻：从摘帽之初的观望，到提出“承包”果园的搏一把以及得逞后的喜出望外，直至因果园“先富”后的“补偿”意识和面对村邻表面平和实际气盛的微妙态度。他轻易获得“承包”的果园凝聚着当年社员们的血汗，其中就包括田成业“一个没出五服的本家兄弟，那个兄弟是他本家叔叔的独生子。叔叔抬担架牺牲在天津北郊外的炮火中，独生子成了独根苗。大跃进那年，’独根苗’带着青年突击队劈山造果园，被塌方压在底下。他媳妇带着肚子改嫁了，不知道生个男孩还是丫头，也不知道活没活，反正绝了那一支的根儿。”公社社员们用血汗创造的事业，最后成了曾经被管制的地主巴福来的“先富”来源，巴福来可谓成功地实现“反攻倒算”的典型——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反攻倒算”成功并不是他自己搞“还乡团”明目张胆抢来的，而是某种政治势力“送”给他的。
在这部小说描摹的田家庄“苍生”图景上也有希望的亮色：田家庄相邻的红旗大队坚持“共同走富路、一块儿过富日子”的集体发展道路，取得成功，一派兴旺——这是现在河北省周家庄、河南省南街村等集体化乡村的缩影。虽然小说中没有正面描写红旗大队，只是进行了侧面表现，但它显然是《艳阳天》中的东山坞村和《金光大道》中的芳草地村的必然发展结果，也是田家庄一盘散沙的“苍生”们的未来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