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根据2023年温铁军老师“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系列视频进行整理。温铁军老师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化进行分析警示我们如今面临着严肃的战争威胁。在战争经济学的视野下，俄乌冲突的结局恐怕并不乐观，且中美关系的演变并不以中国人美好的愿望而发生改变，我们需要在可能的冲突前做一些基本的安排。
01资本主义战争的演化逻辑
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是一场以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反人类犯罪”的全球化。世界上多个大陆沦为殖民地，原住民遭到灭顶之灾。这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的残暴前史。然而，殖民者将这一进程归纳为“现代性”，并进一步把现代性的经验过程推演为现代化，将全部的罪恶掩盖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欧洲从殖民地掠夺的劳动力和资源构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工业资本的崛起形成的工业化大生产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造成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迫切地推进产业资本阶段的全球化——占领全球市场。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占有的份额越高，就越需要更大规模地占有原材料，就越需要扩张殖民地和加重掠夺。
产业资本的全球扩张时刻展现着帝国主义的暴力，全球化进程和产业资本的“船坚炮利”相结合，意味着工业帝国之间的矛盾爆发将展现出完全不同于过往的战争形式。以欧洲为主战场相继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工业国家靠着工业化武器打出了一场“绞肉机”一般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并未获得深入反思，反而使得尚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加快了工业化进程。紧接着，这些被工业化推起来的国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说早期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是规模性的反人类犯罪，那么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就是使用工业化制造的杀人工具推动的人类灾难。战争中崛起的两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和苏联，对世界做了一次板块分割，随即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在冷战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宣传中，战争也因人们身处不同的阵营有了不同含义。西方阵营在冷战中的胜利使得西方一段时期内逐步获得了对战争解释的权力，似乎只要意识形态正确，为了自由、民主等人为制造出来的制度话语，便可以不顾被侵略对象的诉求去杀人放火、强取豪夺。
我们要看到，战争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曾与其他学者讨论过“为什么第三次大战不会再爆发在欧洲”，现在看来，我们有点太幼稚了。现在的俄乌战争
就爆发在欧洲的土地上，但欧洲人很难再用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去解读白人之间的残杀。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使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体系遭受了严重冲击。为拯救这场危机，金融资本集团并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采取市场出清措施，而是试图以更进一步的金融资本扩张解救危机。这种解救危机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恶性的演化过程。金融资本全球化解体阶段的最后疯狂，到底是用热战的形式表达，还是用其他的战争形式表达，取决于哪一种战争形式获得的收益最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金融资本阶段相关利益集团如何形成成本收益的核算。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可能引爆点都在紧张状态之中，不断发生冲突的地区比比皆是。北约的扩张、五眼联盟的合围，这种情况是我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第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领域。
资本主义阶段性矛盾以战争形式的表达近在眼前。贸易战、科技战、生化战虽不同于一战和二战的一般形式，但仍以“战”为名义在连续不断的发生着。对大众来说，可清晰认知的战争形式虽然还没有发生在眼前，但也只是时间问题。
02欧洲为什么冲突不断？
人类经历了以西方中心主义殖民扩张为主的第一次全球化，产业资本阶段帝国主义争夺全球市场的第二次全球化，如今，我们处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第三次全球化。这三次全球化有着不同的内生性矛盾，并演变出不同的冲突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理解为产业资本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争夺原材料所爆发的战争。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大量地向后发国家转移，用资本化的方式占有后发国家的资源、人力等要素，并以低价格形成收益。资本输出的方式比过去使用坚船利炮的战争方式获得的收益更大。资本化的收益返还到先发国家，促使先发国家金融资本推动金融全球化。不仅如此，后发国家在接收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收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抗性冲突，而先发工业化国家内部的阶级对抗得到缓和。在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金融霸权国家要驱动全球金融的流动性，回流到其资本市场获利，就需要在资本剩余地区不断地制造局部冲突或热战形成高风险，以高风险驱使金融资本回流。可以说，只要一个地方产生了足够的资本剩余，接着它就会成为局部冲突爆发的点位。
冷战阶段，苏联东欧国家之间推行的是换货贸易。因为苏联对资本主义生产，尤其是对金融资本保持着批判，所以苏联东欧严格限制货币化，它的庞大资产是非货币化的，当然也是非资本化的。苏联在冷战中因无数的错误而最终解体后，其庞大的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就是一个可被货币化或资本化产生巨额收益的空间。苏联东欧体系崩溃后，其货币价值一落千丈。货币体系的坍塌为西方硬通货进入东欧完成货币化收割创造了机会。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使欧洲经济突飞猛进。“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1991年苏联解体，1994年欧盟成立，1995年欧元推出，欧盟国家的资本开始进入到资本市场交易，大规模地吸纳新增欧元的货币量，欧洲的金融资本陡然崛起。于是，世界上又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能够与美元竞争的欧元体系。自欧元问世以来，欧洲周边不断地发生局部冲突，这些冲突促使资本向美国资本市场流动。但欧元的币值无论如何打压始终高于美元，直至俄乌冲突的爆发。
金融资本的流量以什么方式收割，要看不同的金融资本集团如何策划。在这个阶段，尽管美国远离欧洲，但美国仍然使得大量的世界资本回流美国，带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虚拟产品交投的活跃，使美国资本市场容量迅速上升。权衡世界资本的流动性的增加情况以及资本回流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周边发生的热战仍然是金融资本追求资本回流的客观表达。
03国家竞争发生阶段性转变，中国的角色如何变化？
二战后，全球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金融资本为主的全球扩张格局，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也表现为资本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扮演着“双重输出”的角色。
一方面，中国向西方输出大量廉价商品平抑了西方的通胀压力。尽管美国大量制造金融流动性流进世界大宗商品市场，造成了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的上涨，但中国不断地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本化投入生产，低要素价格使中国输出的产品价格基本保持平稳，有效地平抑了通胀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大量吸纳了西方增发的货币。因为中国长期控制资本流入，对外贸易获得的大量外汇进入国内需对冲增发相应汇率的人民币，实际上使得外汇成为中国的资产池。中国对应增发的人民币与发展过程中货币化资源性资产的客观需求相结合，中国进入到快速的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以西方制造出的外汇池为依据，增发货币形成的资产池，成为外储增发货币的典型国家。
一方面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吸纳大量增发的西方货币，“双重输出”是中国在金融资本全球化历史阶段欧洲周边局部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仍保持相对稳定客观外部条件的重要原因。这对于西方金融资本集团来说是重要的制度收益，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因为只有一个制造业大国长期向它们稳定地输出廉价商品，稳定住整个西方世界的通胀，西方才有条件在全球推动金融资本扩张。也因此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乃至于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期，西方对中国均保持了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
后来，西方与中国关系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也很清楚。因为西方大量增发货币，它制造的金融洪水已经淹没了整个世界，实体资产和资源性资产不能对应规模庞大的货币量，货币价值不断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过去可被中国这个中间体吸纳，而不直接冲击西方的一般商品市场，但这只是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反而是被美国的相关政策加速终结。
美国政府自奥巴马时期开始高调重返亚太，特朗普时期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他们针对的就是亚太地区的实体经济。随着亚洲区逐步形成以实体经济的区域内贸易支撑货币整合的客观条件，ASEAN Plus One（东盟+1），东盟加二、东盟加三，签订《清迈协定》。如果东亚经济共同体真正得到推进，对于已经过度虚拟化的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来说将是一个巨大冲击。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尽管我们批判金融资本收割获利的过程，但是任何一个拥有金融主权的国家，如果不加入全球金融资本的竞争则很难生存。我们曾经给出过一个判断，全球化的竞争主体只是国家。金融资本是什么？金融资本是信用，是以纸介信用为主的信用。纸介信用就是一张纸，是债券。债券、货币，它背后所依托的都是国家的政治强权，是以国家的政治强权是否稳固作为根据。为什么美国的国债可以通行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元是以美国的国家政治强权背书，由美联储主导发行，但美联储代表的是私人银行家的利益。美国已经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就是这个国家的主导力量。中国被西方意识形态地认定为集权国家，对此的回答是：中国的国债、货币因强力的中央政府而相对是硬信用。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在区域之间的战略行动中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强硬立场，它的信用也会随之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会成为美国的对手，是因为最近这20年中国的金融资本迅速扩张，国债、货币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必须考虑到中国实际上的货币增长有大量的资源性资产完成货币化的客观需求，不能使用M2简单地计算中国的货币总量。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从非货币经济转向使用纸币的时间很短，并且迅速进入了电子货币阶段。现在广泛使用的E-money、D-money的演变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中国加入全球化的20余年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是并行的，不过中国的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并不被接纳，因为全球金融资本市场早已被西方硬通货填满。
过去美元一家独大，欧元后来居上。尽管美欧的金融资本集团之间是对抗性的竞争关系，但美欧名义上属于战略伙伴。由于政治体制、话语体制的一致性，使得它们维持着斗而不破的情况。美欧两大资本集团在长期的博弈中平分秋色，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结算货币中两者份额接近，其他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在缓慢生长之中。以此来看，美欧之间尚可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而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份额大大高于欧元，这对美国来说是巨大利好。因为美国可以长期维持国债的低价格，以国债的低价格形成美国相对较低的资产价格和相对较低的利率，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低利率使得美元对外投资形成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因此，金融资本阶段演化的过程中，以战争为极端形式的冲突出现了很多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做“双重输出”稳定了西方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发展，并且保持了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时也适当地支撑了欧洲将欧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中国在金融资本阶段作出的贡献值得所有的西方金融资本感恩戴德。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西方跨国金融资本集团高盛甚至提出“Chimerica”（中美国）。这个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对中国的认可度比产业资本国家要高得多。产业资本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比如韩国、日本对中国的排斥性，甚至德国、法国在这个阶段上对中国也是更多的排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中国自身的金融资本总量不断扩张，即债务信用和货币信用两大信用体系同步扩张，足以与金融资本大国形成总量上的对应关系时，中国与西方金融资本大国之间内生性的矛盾就发生改变了。
这个矛盾被内生地决定，内生性的矛盾导致了矛盾外在表现的变化。于是中国周边开始出现地缘关系的高度紧张，参与金融资本竞争的国家和集团在中国周边策动的局部冲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特别是随着亚洲的区内贸易不断扩张，形成一个呼之欲出的新的金融资本力量的时候，整个亚洲区内发生的地缘政治冲突甚至多次表现为对抗性冲突。日韩之间的竹岛之争、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中韩之间的苏岩礁之争……东北亚三个最具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之间多次发生岛屿主权的争夺，几乎演化为剑拔弩张的准军事冲突。南海冲突也随着中国跟东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不断挑起，成为一个事实上可能随时爆发的冲突点。美国不断地利用台海矛盾挑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神经。类似的海权战略的对抗性冲突在中国周边不断爆发，这些都是金融资本的阶段性改变导致的。
当我们对金融资本阶段的基本规律有了认识后，自然就有能力推断如今中国遭遇到的迫在眉睫的战争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04树欲静而风不止，正确认识当前的局势
20世纪90年代，欧洲因占有苏东解体后留下的巨额资源性资产而崛起。欧元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东欧一带庞大的资源区可以向整个欧洲提供最廉价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维持欧洲的产业资本稳定生存，使它的市场不断扩张。但，欧元区产生的资本流量就是金融资本集团割韭菜的对象。在欧洲整合的过程中，局部热点冲突不断，特别是当德俄整合的地缘关系呼之欲出的时候，它便对美元资本集团构成了最现实和紧迫的直接威胁。
很多人难以理解它为何发生，那么请看冲突的结果：以俄乌战争为主要起爆点，德国、俄国之间从整合变成对抗性冲突，整个欧洲与俄国之间完全撕裂。也就是说，俄国无论有多少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也不可能再被欧洲接受。欧洲的产业资本一旦缺乏稳定的支撑便遭遇：第一，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第二，能源要依赖美国，甚至出现了宁要高价美国能源，也不要俄国低价能源的荒谬情况。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导致欧洲的产业资本难以维持，美国正好张开双臂欢迎欧洲的产业资本流向美国。客观地看，俄乌冲突的结果已经打出来了，就是欧洲的实体产业、资本流向美国，美国的能源、原材料卖向欧洲，自此很难再形成一个欧洲产业资本与俄国的资源、原材料整合的欧洲体系了。
在不能形成欧洲体系的情况下，投资人的预期非常清楚，欧洲资本流向美国也是必然，但麻烦在于崛起的中国在这个阶段已经“被迫”开放了资本市场。美国人一方面希望产业资本回流，另一方面不断要求中国放开金融市场，中国在斗争中不断地调整和让步，于2015年初试，2018年取消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的国外投资机构），资本市场几乎全面开放。中国又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产业资本的集中地，全世界所有的大类产业、中类产业、细类产业都集中在中国。任何产业资本要想获利只能寻找产业配套完善的地方安排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吸纳产业资本，又吸纳金融资本。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美国寄希望于制造俄乌冲突，打残欧洲，使欧洲的资本流向美国，割欧洲的韭菜，但结果是大量的欧洲资本流向中国，其中还有很多技术性资本，可谓美国搬起石头砸了它自己的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冲突热点地区。
冲突的爆发并不取决于我们。“树欲静而风不止”，无论抱有多么善良的愿望，也遮掩不住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产业资本大国和金融资本大国的客观情况。美国为了实现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获利，欧洲作为盟友都可以随时背叛，更何况中国被认作意识形态的敌人，甚至被其明确的列为主要竞争对手。对于金融资本阶段中美之间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只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5中国债务与西方债务的本质不同
虽然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冲突趋势愈发明显，但我们要看到中国与西方之间资产债务结构具有本质的不同。
西方的债务对应的是消费性负债和维护霸权的军事开支，中国的债务则是建设性负债。我们的社会总资产大约是1300万亿人民币，中国如果继续向这些设施性资产做进一步投资，意味着每一部分的设施性资产仍然能够产生具有外溢效应的现金流，对应资产的债务长期来看是可变现的债务。比如，中国在脱贫攻坚期间向贫困村投资的光伏发电设施，这些设施每年需要继续投资以维持正常运转，便可持续地产生现金流，如果没有现金流的产生，这部分资产很可能变为沉淀资产，沉淀资产便会转化为沉淀成本。只要投资便能够带动现金流，它就是可重组的可变现资产。中国进行的国债投资就是形成资产的过程，目前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以债务形式存在的资产。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就可用产生现金流的投资作为杠杆撬动基本建设形成的资产，把债务转化为可变现的资本品进入资本市场交易，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投资机会。在全球金融资本竞争阶段，中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债务变成可交易资产、可生息资产，长期地看，这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而中国恰是具有强大的跨周期宏观调控能力的国家，中国的庞大资产是可以被活化利用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也是下一个最大的可被收割资产的对象。如果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拿中国来作为下一个收割对象，那它对不起自己；如果我们没有防止被他人收割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那是我们无能。所以双方之间就是“人家要收割你，你要防人家收割”这么一个简单的对立矛盾，所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最主要的理解就应该是，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扎好篱笆，如果来不及筑成深厚的高墙壁垒，至少得检查一下自己的篱笆。
06战争经济学
俄乌冲突清晰地展现了战争经济学的内涵。只要战争机器开动起来，战争参与方每时每刻都需要不断追加成本。战争从经济角度看就是双方互相追加成本的过程，谁追加少了一点，谁就是战败方。并且，战争的成本只有依靠打败对方，占有己方要求的收益，它才可以被支付。对于战争双方来说，战争经济学是铁律，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简单地接受战败的结果。普京和其他的俄国政客们多次表达自己输不起的事实。他们多次表示，在极端情况下，无论小型核武器，还是战略性核武器，均是可以使用的。当美国为首的西方形成了多国共同推高战争成本的战略联盟后，俄国一国将明显地感觉到己方无法支撑不断推高的战争成本。俄乌冲突的结局恐怕并不乐观，原因在于在当前战争成本不断上推的情况下，总有一方会先预感到己方无法再追加成本。如今已经显现出一方只有使用极端手段才能克服掉己方战争成本追加不逮的情况。历史上，战争的最后，人类往往不忌于使用最极端的战争工具。今天的俄乌冲突事实上已经演化成多国参战的局面，并且金融资本集团为了进一步在中国周边引发战争冲突，已经把中国所谓援助俄国的企业列入制裁名单。我们能否独善其身、置身事外？这恐怕是一个最值得担忧的前景。
对于这样的前景，我们往往是心存幻想、缺乏准备，很少有人真正相信战火会燃烧到中国，甚至试图继续维持旧式的全球贸易，沉浸在过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幻想中，拒绝做任何斗争的准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不是虚幻的说法，而是具有针对性的现实的说法。
07温铁军：以分布式和大食物体系保障农业的基本安全
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产业集群叠加城市带的经济格局，客观上产业资本和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通过路桥隧道链接成半小时经济圈、一小时经济圈，为产业集群提供了必要的服务。集约化产生的收益当然比一般的分散布局收益要高，这也是外国资本大量进入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一旦战争发生，直接威胁的主要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大城市，能源、供水、通信等基本建设以及集中供给将首当其冲地受到直接打击，且不说产业的存续，城市维持民众基本生活都将是严重问题。
在近期的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作为战场国家，其关键民用设施受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可见，人口越是高度密集的城市，越会出现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疫情同样也是一个检验。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需要巨大的财政和人力物力才能勉强维持。疫情结束之后，很多地方的财政亏损。在和平年代，一场疫情就足以挑战城市的生存，更遑论一旦战争发生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们过去认为是优势的发展方式，在遭遇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恐怕要及时做出调整。国家提出坚持底线思维后，开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并不是要抛弃国际大循环，而是要做好它不发挥作用，甚至起反面作用的准备。在未来发展中，我们至少可以以国债投资为导向，把以往过度集中的大规模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转向相对集中的分布式的发展模式。
以水利建设为例。在过去一个阶段，我们以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上建设了大库大坝，以追求更高的产业收益。但是，当有战争威胁的时候，是否应当对已经形成的大规模集约化的水利工程做出一些调整，或者至少部分地投向以村为单位的小库小坝。为了实现大规模机械化，填平坑塘库坝，利用地表径流曾是重要的水利建设方向，但如何确保自然径流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高效利用与保护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大寨为例。它是以村庄为单位，围绕着虎头山的山系和水系构建村内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上世纪60年代，我在插队的时候，水利建设也是以村为单位、在一定的山区范围内考察水的流向，合理的安排坑、塘、库、坝的分布。后来我们总结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问题时指出，如果乡村社会的小型水利设施都改造成大型渠系，变成一个水库、一个渠系，以干支斗毛覆盖万亩级别的大型水系，那么一旦水系的某个节点出现问题，整个水系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与其将风险集中，不如一定程度上保留以村为单位的坑塘库坝。
我们认为分布式发展的方式适用于冲突环境下农业领域的众多层面。比如大规模的集中养殖就需要大量的集中饲料供给。我们的饲料来源仍然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中国受到制裁，无法使用西方现有的金融结算体系，进出口很可能被中断，大规模的养殖场将会直接受到冲击，养殖业因饲料短缺受到冲击将难以避免，大规模集中养殖保障肉食供给安全反而成为风险因素。在现有大规模养殖场尚可维持的情况下，后续投资应提前做分布式，饲料本地化的安排。分布式养殖也可以和生态化建设相结合，在一个沟域具有一定坡降比的条件下，形成相对有高度的养殖点，使排泄物、液体经过发酵处理，就近分配到农田或者果园，形成立体循环种养结合，用这种分布式、可循环的农业模式保障基本的粮食安全。
目前，我们主要依靠13个粮食主产省向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粮食供给。领导人明确强调，我们需要的是大食物安全体系。大食物安全体系指多元化、多区域的广泛布局，而不是只在少数几个地方形成粮食产能。我们曾经有过饥饿的记忆，那时候靠广泛发动群众，使得各种不同的粮食作物都得到发展，依靠北方南方、东部西部千差万别的本地粮食生产保障食物供给。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需要依靠后续投资引入有利于分布式布局的新技术，并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发挥创新能力，使得不同地区能够自主地推进分布式的多元化的粮食立体循环的安全保障方式。
我们的建议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生态化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贯彻到发展大食物安全体系的分布式的多元多业态的安全布局上。通过提高安全能力，坚持底线思维，以此来防范未来不确定条件下出现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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