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高度评价说，毛泽东展现了“坦荡宽广的胸怀境界”。这在毛泽东用人待人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团结犯过错误的博古
毛泽东在1949年3月写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写道：“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毛泽东以博大胸襟，广泛团结同志，即使是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整过自己的人，他都善于将他们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党的事业共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极大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中，博古是一个代表人物。遵义会议不久，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决定，博古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交出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但是，毛泽东对待这样一位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仍然满腔热忱地团结，经过认真考虑并征得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同意，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并与他在一起和谐相处，共同工作，在长征中患难与共，有重要事情也征求他的意见。因此，博古也对毛泽东予以坚定支持，在中央红军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局势非常复杂，为了争取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达到全国人民团结共同抗日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派一位具有较高思想水平和应变能力的领导干部和周恩来一起去西安处理重大事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到了博古，派他与周恩来一起去西安。博古在西安与周恩来一起，在各方力量错综复杂、局势随时发生变化的复杂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还委托博古领导他所擅长的新闻宣传工作。博古在延安创办了共产党的重要报纸《解放日报》，并创办了延安新华社。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况下，博古领导我党宣传机构，率先在舆论上对国民党进行反击。他亲自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揭穿国民党阴谋、呼吁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文章，同时利用他在新闻界的影响力，号召各路媒体向国民党施压，停止摩擦，共同抗日。在国民党顽固派即将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危急情况下，博古的文章及时而直接地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并且有理有据地讲明白了只有团结抗日才是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道理。在博古文章揭露和全国人民的高压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停止军事进攻边区的计划。博古以舆论新闻的力量阻止敌人退兵的兵不血刃法，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他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许多出席七大的代表对博古过去犯过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记忆犹新，不愿意选他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则认为，博古虽然犯过重大错误，但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是有才华、有担当、有大局观、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领导能力的高级干部，便亲自做对博古有看法的党代表的工作，使博古在七大上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毛泽东继续信任博古，不仅委以他主抓党的宣传工作的重任，有重大事务还特别委派他代表中共中央去处理。1946年2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委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博古乘坐的美式C-47运输机在返程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突然坠机，博古和机组共17人全部遇难。毛泽东得知后十分悲痛，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予博古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称号。
毛泽东讲过这样的道理：“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毛泽东以博大胸襟团结犯过错误也整过自己的博古，正是源自他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争取革命胜利之崇高理想和追求。
团结反对过自己的凯丰
毛泽东说过：我们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他还说过，要“主动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了榜样。凯丰就是曾经激烈反对过毛泽东的人。但是，毛泽东却热情团结凯丰，委以重任；凯丰感念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凯丰原名何克全，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任团广东省委书记时，化名“凯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前，凯丰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荣臻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在遵义会议上，凯丰坚持拥护博古的错误路线和方针，站出来为博古的错误辩护。毛泽东与他展开了激烈争论。毛泽东1962年1月会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回忆过当时二人面对面争论的情形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凯丰在遵义会议上辩论不过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最后阶段，他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坚决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凯丰也不服，还放狠话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在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上，中央免除了凯丰红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红军摆脱困境的事实，使凯丰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转而拥护毛泽东。他光明磊落，知错就改，主动向中央作了检查。中央恢复了他红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在党中央、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时，凯丰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当时张国焘主张南下，毛泽东和党中央主张北上。凯丰明确支持北上，还写了一篇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会上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旗帜鲜明地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提名、中央委任凯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但是，凯丰在批判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时，又犯了一个错误。1937年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这是党史上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实质的文章。凯丰写这篇文章本意是好的，也起到了系统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本质的作用，但错误在于：文章中引用了许多中央内部文件，在全面批判张国焘的同时，也不适当地把中央内部分歧公开化了。文章中还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段话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说成“土匪”“军阀”了。文章发表后引起红四方面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加上一些同志在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时采取过火行为，引发了严重的后果：1937年4月3日，延安抗大学员中的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串联30多人，准备远走四川找自己的老部下刘子才，继续在大山里打游击，以此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被及时发现后，许世友等人以准备“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毛泽东了解事情经过后，严厉地批评了凯丰，说他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还尖锐地指责：“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你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毛泽东很快就化解了这场危机。凯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对毛泽东的处事艺术十分敬佩。毛泽东对再次犯错误的凯丰继续予以信任和重用。
毛泽东说过，“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从这个认识出发，毛泽东不仅以博大胸怀团结凯丰，还重用凯丰。他认为凯丰是我党有能力有才华的干部，应该予以重用。1937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让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凯丰接到这一任务后，心潮澎湃，写出了激动人心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毛泽东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抗大学员唱着这首歌，无不心潮澎湃，激发出为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奋斗不息的精神。这首歌一直传唱至今。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和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凯丰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8年2月，凯丰去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后来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1940年底，凯丰回到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已经担任中宣部代部长的凯丰，在毛泽东领导下积极做文艺界的工作。他发现文艺界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后，和毛泽东共同商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为筹备这次会议付出了很多心血。延安文艺座谈会也由凯丰主持。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凯丰为成功召开这次文艺座谈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许多党代表认为凯丰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议上又公然反对毛泽东，拒绝投他的票。但毛泽东认为，我们要以博大胸襟，善于团结反对自己且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毛泽东出于对凯丰关心，让他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争取得到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在代表中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做了很多工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毛泽东深感惋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2万名干部去东北。凯丰与一批中央领导干部一起紧急开赴东北，踏上新征途。1945年9月14日成立中共东北局时，中央任命凯丰担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
毛泽东不仅重用凯丰，还在重要问题上对他高度信任。新中国成立后，凯丰仍是中共东北局领导人之一。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意见反映给毛泽东。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凯丰据理力争，俩人发生了激烈争吵。2月26日高岗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1952年11月，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由于长期艰辛工作，凯丰积劳成疾，终因医治无效，于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凯丰逝世后，中共中央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以博大胸怀对待王明
王明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党内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领导人，在他领导和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遭到惨重损失。毛泽东客观地评述道：“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90%，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可以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抗日战争时期，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于1937年底回国。他刚回来就积极推行右倾错误主张。他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错误的主张。他提出“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他抹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原则区别，主张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迁就退让，否定党的独立自主原则，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就是一切经过和一切服从国民党，反对中共建立抗日根据地、拥有自己的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就可以了，“天下就会太平了”。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相信了他的主张，还通过了王明拟订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毛泽东事后坦言，“十二月会议上，我是孤立的”。但在毛泽东的坚决抵制下，王明的主张没有成为党的决议。此后不久，到武汉负责领导长江局工作的王明，进一步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迁就退让，不仅竭力推行他的右倾路线，还在军事方面提出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王明右倾错误反而助长了蒋介石向共产党频频举起屠刀，后来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就使新四军遭到严重损失。对此，毛泽东曾形容说，王明在和国民党合作中，“梳妆打扮，送上门去”，却被蒋介石“一个耳光，赶出大门”。但王明不知醒悟，一直坚持错误主张。1938年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错误，撤销了长江局，毛泽东成为书记处总领导人，统筹军事方面的工作。这才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又一次重大损失。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过，“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当时，全党都认识到王明犯了重大错误，很多党内领导干部主张不要让王明再进书记处了。但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仍然主张全会确定的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要把王明也包括进去。由于毛泽东做了很多工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产生的书记处中，王明仍然是其中的成员之一。会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让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让他继续为党工作。
延安整风时，党内对王明接连犯的严重错误，认识更深刻了，召开党的七大时，党代表们多数不想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但毛泽东为了团结王明，极力主张七大仍然要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并且亲自作出提议。毛泽东还在党代表中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他曾这样解释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看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看重个人的责任。”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之前，毛泽东做了很多代表的工作，希望他们能投王明一票。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那天，毛泽东对于能不能把王明选为中央委员，很不放心。代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代表们可以自由活动了。很多代表都走出会场自由活动去了，可是毛泽东不走，就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唱票唱到王明的票过了半数，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才放心地走了。毛泽东后来说，如果王明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党的七大闭幕后，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委任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协助中央研究国内外政治形势，向中央提出重要意见和建议。这在当时，是中共中央核心机构中很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还提议，由王明搞一个班子，专门研究和起草《婚姻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对于党内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毛泽东更是主张要团结。为了团结王明，毛泽东给他分配了重要工作。王明不仅成为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还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0年10月，王明因病前往苏联就医，有三年多没做任何工作。他1953年12月回国后，很多同志对他有意见，认为我们都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王明却在莫斯科养病，不应该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了。但是，毛泽东则做大家的工作，认为王明确实有病，有病就应该治疗，去医疗条件较好的莫斯科治疗也是应该的。王明回国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委托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前去看望他，并向王明转达了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对他的问候，希望王明保养好自己的身体。王明回国期间，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养病。1956年1月，王明又因病请假要去莫斯科治疗和养病，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195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筹备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致电在莫斯科治病的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王明回电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回国参加会议，而且他在莫斯科还发表了许多批评、指责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中共八大的党代表们都不想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了。毛泽东再一次出面做大家的工作，希望大家仍然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经过毛泽东亲自做工作，党的八大上，王明再次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王明，并且仍然关心他的身体，希望他安心治病，中央还一直给他支付全额工资和他的治疗费用。
对于毛泽东极力主张选举多年不工作、还在莫斯科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王明当中央委员，一些外国共产党很不理解。1956年9月，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南共代表团就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疑问。毛泽东在回答中，讲了这样的道理：犯错误的人，也是教员，教育我们不能走他的路线。要让我们党接受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这样去做，才是对待错误的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