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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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达传》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王晟已经开始写《宗达传》。
在东江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为了写毕业论文，王晟阅读和搜集过那么多关于宗达的资料。他原本以为，随着论文和研究生生涯的结束，关于宗达的一切也随之而去了，可当他在娘子师范工作一段时间后，却再次对宗达产生了兴趣，当初他在论文中并没有解决的一些疑问，包括导师郎永良教授给他指出过的问题，又重新凸显出来。
最早开始诱发他产生这种兴趣的，是《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一期关于宗达的研究专辑，《新文学史料》是王晟自费订阅的一本期刊，这期专辑中有一篇文章，记载了宗达在从事早期革命活动中的几个关键环节。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流行的是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理论，以前关于宗达的禁区已经被打破，报刊上与宗达有关的文章越来越多，不但是对宗达的研究，包括散见于各种史料的宗达著作和文章，也陆续被重新发掘和发表出来。对宗达的评价也渐渐从政治转为学术，日趋中性。这似乎应验证了郎永良教授的观点，围绕着宗达引发的政治纷争日渐消退，重现在当代人视野中的宗达，越来越只是一位具有浓厚书卷气息的知识分子，至于对他曾经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参与过的政治活动，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
《新文学史料》那期专辑里，刊载了宗达叛变后，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的那篇《我的自白书》。对宗达的这篇“自白书”，王晟一直没有读过全文。写毕业论文时，他几乎查遍国内公开出版物，都只有摘录或引用的片段，没有找到全文，以至他怀疑宗达是不是真的发表过这么一份“自白书”。除此之外，关于宗达叛变投敌这段至关重要的史实，中共党史和文史界也一直众说纷纭，存在各种不同版本，有的在细节上互相冲突，破绽百出，而且迄今为止，大多数人采信的是国民党溃退台湾之后解密的一份《关于共党东江局领导人宗达被我策反自首之要略》，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方佐证，个中真伪，无从辨析。加之宗达叛变之后，除了这份“自白书”之外，再未发表过任何文章，也未参与过任何公开的政治和学术活动，直到大陆全境解放前一年，在香港悄然去世。其时，距宗达在中共中央东江局领导人任上叛变，已过去了整整十年之久。作为一个曾经的中共要人和著名左翼知识分子，长达十年的时间竟然成了一段空白，这未免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可是，当王晟读完宗达的那篇“自白书”后，原来的某些疑窦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研究生期间，为了写毕业论文，他曾经研读过宗达公开发表的所有著述，包括书信、日记等等，对宗达的语言风格、用词习惯，他几乎了如指掌。可这篇“自白书”，却与他熟悉的宗达著作风格大不一样，几乎不像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例如其中一段：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在《新文学史料》的专辑文章中，作者专门分析这段文字，认为宗达的“叛变”，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被军统特务“策反”的，而是一种信仰蜕变后的“自觉行动”。王晟觉得，这种结论在宗达的个人性格和经历，乃至逻辑上也许都能成立，但不符合宗达一贯的文风。为此，王晟写了一篇论文，从语文风格角度将宗达的“自白书”同他以前的著述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所谓“自白书”很可能不是出自宗达之手，而是一篇伪作！
文章写完后，王晟誊写了两份，一份寄给了自己的导师郎永良教授，一份投寄给了《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很快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是由于某种原因，大作不能全文发表，拟摘录部分内容在“读者来信”栏目中刊发。王晟觉得莫名其妙，如果因为稿件质量不能发表也就罢了，所谓“某种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王晟一气之下，拒绝了编辑部作为“读者来信”摘要发表的意见。不久，郎永良回信了，对他的文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同时提出了若干具体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单纯的文本分析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如果要更多人接受你的观点，还需要从历史、政治和个人，主观和客观等综合因素寻找依据，包括某些偶然性的东西……
郎永良教授总是高屋建瓴、目光如炬。王晟从内心里叹服导师的意见。他决心从更多角度去研究宗达，不仅是出于一种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拂去笼罩在宗达身上的层层迷雾。
不久，王晟产生了写一部《宗达传》的念头。他每个星期只上四次课，有充足的空闲时间，再加上娘子师范单调的生活环境，都有利于他完成一部相当规模的书。成为一名学者，是王晟考上东江大学时就跟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下派到这个偏远的县城之后，他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消沉，但对宗达的研究兴趣，又激发了他几乎快要湮没的理想……
整整一个学期，王晟都在为撰写《宗达传》作准备。除了给学生上课，他几乎完全投入到这本书的写作中去了，为了搜集资料，他每个星期都要去娘子县图书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显然无法满足他写一部专著的需求，有时候，他还得写信向郎永良教授求助，请导师帮忙在东大中文系的资料室借阅资料。
王晟越来越相信，史料上一直被认为出自宗达手笔的《我的自白书》，很可能是一篇伪作。如果这个推论成立，意味着长期以来关于宗达的“叛徒”结论有可能被颠覆，无论在中共党史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不啻于一场地震。但正如郎永良教授提醒过的那样，“单纯的文本分析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如果要更多人接受你的观点，还需要从历史、政治和个人，主观和客观等综合因素寻找依据，包括某些偶然的因素”。如果“自白书”真的是伪作，那么，究竟是谁，是何种势力制造了这篇“伪作”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顺着这个思路，王晟得出了更加大胆的推测：宗达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叛徒，历史上所谓的“宗达变节事件”，不过是国民党特情部门制造的一个阴谋和骗局。前不久，王晟买了一本刚出版的《宋乾坤回忆录》，书中写到抗战期间在东江局和宗达交往的一些经历时说，宗达与中共中央的战略思想存在尖锐矛盾，在延安受到过批评，似乎是暗示，宗达从那时已经开始产生“二心”了。王晟记得，在东大读研期间跟杜威一起去拜访宋乾坤时，他也是这样说的……
现在，王晟对这些说法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他要在《宗达传》里解答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