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话说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牵挂着任弼时的病情，亲自给斯大林去电，请求安排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疗，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不久，任弼时便去了莫斯科。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聂荣臻为北京市市长。接着，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提案》、《关于开办业余补习学校的决定》、《关于救济失业员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
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本市妓女情况和处置方针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统计，北京有各种妓女2000余人，其中挂牌营业的明娼即妓院，共有230户，妓女1421人；暗娼有170家，有妓女近400人；经常跑旅馆、公园、市场、马路拉客的游妓，已查明者100余人；暗门子则数目不详。明妓主要集中在著名的八大胡同：即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是日晚6点，北京市公安、民政、妇联、卫生等部门出动2400名干部，执行封闭妓院的决定。行动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一部分干部首先把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老鸨）集中到派出所开会，解放军士兵和公安人员于晚8点持枪分乘卡车，到了八大胡同口，堵住所有妓院的门口，并登上房顶，控制最高点。到天亮前，北京244个妓院全部封闭，收容在册妓女1268名。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毛泽东看了报纸，高兴地对聂荣臻说：
“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此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妓女收容到8个教养院，“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者，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北京在一天之内一锅端，并且一次性集中收容改造妓女的形式，被称为“北京模式”。后来，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地都是按照“北京模式”进行了禁娼。
在11月21日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不得不交代一下，就是贺怡在江西老苏区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时，不幸出了车祸。
此前，贺怡为了让姐姐贺子珍和毛泽东破镜重圆，曾千方百计打听毛毛的下落。有一天，她找到毛泽东说：
“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
毛泽东听了贺怡介绍的情况，感觉与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可贺怡不甘心就此罢手，决定亲自去查找毛毛的下落。
那一天，贺怡带着刚刚找到的亲生儿子贺麓成，乘着吉普车连夜赶路，在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车子突然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司机（后人猜测他是国民党特务）很快便逃跑了。贺怡与同行的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与贺麓成及警卫员3人负伤，被村民救起。毛毛没有找到，年仅38岁的贺怡为了姊妹情谊，白白地搭上了一条性命。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1956年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来，贺麓成在钱学森麾下，成为一名新中国培养的优秀的导弹专家和航天专家。贺怡与毛泽覃还有一个女儿，叫贺海峰。
11月22日，张治中乘飞机由北京飞往兰州，准备就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
此前，张治中鉴于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便写成了数千言的书面意见呈送给毛泽东，介绍了新疆的一般情况，就今后的长治久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即推荐张治中到西北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11月中，他曾找张治中谈话，幽默地征求张治中的意见说：
“文白先生，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得知毛泽东是希望他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就说：
“现在你是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做彭老总的顾问。”
毛泽东笑着说：
“你去当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4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张治中连忙说：
“哪里哪里，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就好，那就好！今后你可以来往于西安与北京之间。”
11月22日晨，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彭德怀，他写道：
德怀同志：
军委 11月22日上午6时
后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正式宣告成立，由彭德怀任主任委员，张治中任副主任委员。张治中虽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他主要是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任职，这就需要在北京解决一处常住寓所。毛泽东、周恩来交代主管部门妥善解决。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里原来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仅餐厅就能摆几十桌。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无微不至的关心。有一次，张治中病倒了，毛泽东马上叫江青带了他的亲笔信，到张家去慰问张治中。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对西藏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还被玩弄“西藏独立”阴谋的上层反动分子控制着。西藏官员会议在1949年11月1 9日决定：派僧俗官员分头去英美等国争取支持和援助。他们还在广播电台上用英、汉、藏语对外广播，谬称“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西藏是侵略行为；并向联合国写信，控告中国的“罪行”。甚至，以“外交局”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不要让军队进入西藏”。同时，他们扩充军队，购买武器，囤积粮草，调整军队部署，企图以武力来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对此，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进军西藏，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的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
一、复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
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的）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族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3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它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做出计划。你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11月23日
上述电文中所说复班禅电，一共有两封：一是毛泽东与朱德联名的复电，二是经毛泽东审阅并“略加修改”的彭德怀的复电。
毛泽东在他和朱德致班禅的复电中写道：
“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彭德怀致班禅的复电是这样写的：
“来电敬悉。查西藏乃中国之领土，在国民党卖国政策下，遭受帝国主义之蹂躏，致全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今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下，即将解放全国，摧毁国民党残余，驱逐英美帝国主义者一切侵略势力，求中国领土之全部独立与解放，登全民于衽席，西藏解放，已可预期。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
上文最后“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一句，是毛泽东添加上去的。
毛泽东将这两封电报一并发给彭德怀，由彭德怀转发给班禅。
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陈赓，为解决他们二人在关于围歼白崇禧主力的战役部署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做出了裁决。
原来在大西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于11月22日解放了广西省会桂林。坐镇南宁的白崇禧仍决心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最后一搏，让他的主力部队张淦的3兵团秘密地向博白、陆川一线集结，准备夺取雷州半岛，尔后逃向海南岛；命令鲁道源兵团向东佯动，以掩护张淦兵团的行动。第2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鉴于敌我双方的态势，计划将13军放在廉江，示形于敌，诱敌上钩；将14军、15军和43军隐蔽配置在廉江以东及东北地区，以逸待劳，打白崇禧一个措手不及。他将这一计划电告给林彪。此时的林彪却错误地判断鲁道源的第11兵团是向遂溪以东方向逃跑，他认为这正是歼敌于运动之中的好机会。因此，他要4兵团离开雷州半岛，北上围歼鲁道源兵团，只留1个师在廉江。陈赓认为必须以第4兵团坚守廉江，切断白崇禧集团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否则，无异于放蛟入海，后患无穷。他对副司令员郭天民说：“13军以1个师守廉江，便会受敌3面攻击，如果张淦兵团趁机以全力向南突击，廉江防线就有被突破的危险，白崇禧就会从雷州半岛逃入海南岛，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电告林彪说：“13军、14军自现在位置转入新位置，须3日行程，是否有贻误战机的危险？为此建议，是否就现态势，首先求得歼灭张淦兵团，然后再歼灭鲁道源兵团。”林彪复电说：“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命令各军按规定的时间、路线出动，歼灭鲁道源兵团。”陈赓本来只是暂归林彪指挥，他见林彪态度如此强硬，为了大局利益，便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并转林彪、刘伯承、邓小平，详细地报告了他的战役部署，同时在报告中说，各军正待命行动，准备随时执行4野的命令。毛泽东仔细研究了广西战场的情形，认为战役的关键还是不能让白崇禧的主力逃到海南岛去。为此，他在给林彪与陈赓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陈赓：
根据4野22日谍息，白崇禧决于23日起令其所部共16个师，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
一、陈赓所率4个军，除1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
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
三、白匪主力即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
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毛泽东 11月24日16时
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指示，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于是，陈赓调兵遣将，一举将白崇禧的3兵团和11兵团主力全线击溃。至此，白崇禧才发现自己上当了。陈赓此役活捉张淦等20名中将军官。12月1日，白崇禧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在广西战役中，除少数敌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共计17.3万人，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11月25日，经济战线上著名的“米棉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原来在“银元之战”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依靠政治力量取胜的，所以他们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甚。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毛泽东针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经过调查研究，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从11月15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11月25日这一天，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11月26日，各大城市市场物价立即下降。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到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彻底破产，竞相抛售存货，可此时的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有不少投机商人是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付出了很高的利息，两面挨耳光。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许多私营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纷纷倒闭。
“米棉之战”后，投机商人一蹶不振，从此很难再成气候了。毛泽东说，米棉之战“不亚于淮海战役”。
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他访苏的时间问题以及在此期间国内的工作安排问题。会议决定：
“毛泽东同志定于12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1月26日上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第5次全国干部会议闭幕，会议作出的《政治决议》明确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的共同纲领为农工党的行动纲领。
会议结束前，一位农工党中央的负责人告诉大家说，下午有重要活动。
这天下午，一辆大客车把代表们从住地辛寺胡同接出。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在车上告诉大家：
“我们去中南海，毛主席接见大家。”
意外的喜讯，引得车厢里立刻腾起一片欢呼。汽车驶进新华门，在一排平房前停下。这是一间简朴的会议室，几排长条桌，前面放着几把藤椅，桌上放有几包“海燕”牌香烟。
毛泽东来了，他脸上挂着微笑，轻轻地鼓着掌。农工党的干部们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毛泽东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口里吐出大团大团的烟雾。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毛泽东：只见他满头浓发，宽阔的蕴满智慧的额头和慈祥的面容上，充满着微笑。
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和秘书长黄琪翔先后介绍了第5次干部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专注地听着，不住地轻轻点头。他开始讲话了，先朝大家扫视了一遍，然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你们知道杨六郎镇守三关口的故事吧？我现在也坐在关口上，我在看你们过关呐。”
毛泽东风趣幽默的话，引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毛泽东接着说：
“我说的三关，可不是杨六郎的那个三关。我说的第一关就是战争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你们大家都过得很好，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这一关，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大家的出身或多或少同封建土地都有些联系，我希望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搞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讲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又恳切地说：
“只要大家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他把手掌使劲一劈，加重了语气：
“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11月27日，毛泽东关于“吸引更多胡宗南部于重庆聚歼”的问题致电刘伯承等：
刘邓，并告贺李：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800辆运其第3军到重庆。请注意：
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
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毛泽东 11月27日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并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
11月28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张李，并告贺李，林谭萧：
感酉电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3个军尚要12月10号才能占领泸州，我11、12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11、12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毛泽东 11 月28日20时
11月28日晚，毛泽东身着灰色呢子大衣，脚穿棕色皮鞋，与江青一起来到警卫连的营房，看望住在这里的毛泽连和李轲。
此前，毛泽连二人在北京游览了名胜古迹。由于天气逐渐寒冷，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旧呢子衣服给了毛泽连，但两位客人还是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打算立即回家过冬。毛泽连见三哥又来看他们，就说：
“三哥，我们在北京住了这么久了，家里人一直在惦念着我们，我们也想回家去了。”
毛泽东说：
“你们再住一段时间，等天气好一点再走吧。”
毛泽连说：
“麻烦三哥这么久了，不住了，我们回去。”
毛泽东听堂弟这么一说，便说道：
“也好。你们早些回去，免得家里人挂念你们，也免得你们挂念家里的事情。你们走的时候，替我带几封信回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挥笔疾书，首先给他小时候的塾师和堂兄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们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均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诗，是指毛宇居来信中所作的歌颂毛泽东的《导师颂》两首。后来，毛宇居先后担任了湖南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湖南文史馆馆员职务。
毛泽东接着给八舅文玉钦的三儿子、比自己大3岁的表兄文南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南松兄：
来示读悉，甚为高兴。
祝你健康！祝各表嫂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又给他的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信。毛泽荣，字冬青，小名逊五、宋五、胜五。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宋五弟：
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即李轲，字祝华——笔者注）、毛泽连二位便知。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顺致健康！
毛泽东
最后，毛泽东给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熊经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经春学兄：
李、毛二位来，接到手示，极为感慰。尚望努力进修，为人民服务。敬复。顺颂
学祺！
毛泽东
他将4封信分别装入信封，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闻讯解放南京时的照片，端详片刻，装入写给文南松的信内，派秘书将这些信件连同一些礼物送到警卫连营房，交给毛泽连带回家乡。礼物主要是皮箱、衣物和钱，分作几份，泽连母亲、泽荣、文家，还有李轲的母亲，都有一份。毛泽连、李轲在12月上旬回到了韶山，在山区小村庄和唐家圫的轰动自不必说。后来，毛泽东每年都定期从自己的稿费中给堂弟寄去200元，帮助他解决困难。一直到1958年吃饭不要钱为止。
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首次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定由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11月29日晚，毛泽东应徐悲鸿之邀，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了院名。他在给徐悲鸿的复函上写道：
悲鸿先生：
来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顺颂教祺！
毛泽东 1949年11月29日
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要山东分局协助中央办理访苏的礼品。他在电文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3日内（即12月4日以前）购买每样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12月4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讨论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
“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毛泽东用“有困难的，有办法，有希望的”这3句话概括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他说：
“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还说：
“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会议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会议制定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责是：省市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负责听取和审查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和通过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事宜。选举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和与之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委员，组成各级人民政府。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
此前，毛泽东在和李达的谈话中说，希望他能够留在北京工作。李达却说他要回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毛泽东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由他出任湖南大学校长。
李达离京前，由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并由刘少奇作入党介绍人，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不要候补期。这是对李达脱党后20余年的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李达每谈起这件事，总是激动地说：
“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后来在1950年2月17日，李达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湖南大学的首任校长，开始了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生涯。
再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结束后，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对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的任命通知书，其中任命国民党起义将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邓宝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通知书下发后，毛泽东专门约邓宝珊谈话，他说：
“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让你回甘肃工作，献身桑梓，相信你一定会做好工作。”
邓宝珊说：
“我曾是反动阶级的一员，再不准备参与军队和政务，想和傅先生一起在河套地区办农场、搞水利，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说：
“8年抗战，先生保护边区功劳很大。解放战争，你又积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更是立下奇功。你是甘肃人，对甘肃省情很了解，在甘肃的人脉关系很广，威望很高，所以治理甘肃非你莫属，你一定要接受我的建议，回去治理好甘肃。”
毛泽东考虑到在延安时期，邓宝珊和彭德怀有过两次榆林之战的疙瘩，就特别关照他说：
“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会经常打交道，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如果你觉得可以，把电稿拟好后送给我，我替你发，你看怎样？”
邓宝珊对毛泽东的关怀非常感激，当即说道：
“我没有想到的，主席都为我想到了，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又叮嘱他说：
“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是困扰甘肃的两大难题，你的担子很重啊！”
第二天，邓宝珊就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发去了电报。过了两天，毛泽东转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复电，对邓宝珊到甘肃任职表示祝贺和欢迎，词意恳切。邓宝珊很受感动，原来的一些担心也就释然了。
12月间的一个下午，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毛泽东打电话约湖南籍几个老人吃饭。符定一来到颐年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
刘斐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章士钊、符定一已先一步到了，由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陪着说话。不一会儿，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仇鳌老先生到了。毛泽东急忙迎了出去，搀扶着老人说：
“先生一路劳顿，辛苦了。”
原来，仇鳌是在几天前才来到北京的。先前，毛泽东曾在9月和10月间两次电邀仇鳌来京，仇鳌感到盛情难却，便在秘书陈曼若、奠均一及其侄子仇硕夫陪同下到了京城。如今他见毛泽东如此谦恭亲切，便说：
“老朽让毛主席费心了。”
“哦，与先生一别20多年，怎么忘了我的名字，我叫毛泽东，字润之，可没有改名主席哟！”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说，便笑了，说道：
“好，好，我还叫你毛润之。”
二人步入院内，章士钊、符定一、刘斐等人迎了出来。毛泽东指着仇鳌对众人说：
“亦山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介绍了。”
仇鳌与章士钊、符定一、刘斐自然是老相识。林伯渠和李维汉在仇鳌到京后已经见过面，李维汉还曾陪同他在城内多处游览参观。仇鳌目睹北京的巨大变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曾赋诗述怀：
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千门旧帝京。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
黄袍梦醒销荧惑，紫盖人归识太平。阅尽兴亡乔木在，冲塞古柏亦峥嵘。
且说毛泽东将众人引入客厅，拉着符定一的手说：
“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日请您坐上座。”
符定一谦让说：
“你是主席，还是请你坐上座吧。”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
毛泽东说着，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置，符定一只得坐了。待众人落座后，毛泽东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今天我设家宴为你接风洗尘，特地邀请了我们这几位湖南老表作陪。我们湖南人和别人坐不来，比如周恩来，他们不吃辣椒。此味只有湘人知，人间能得几回闻哟！”
大家闻言都笑了，接着便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仇鳌等人又从瑞雪兆丰年，讲到几个人都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毛泽东听他们如此议论，就有意识地讲起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稍停了一会儿，环视着大家，又说：
“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啊！”
说话间，工作人员端上了酒菜，毛泽东亲切地给客人们夹菜斟酒，他自称酒量不济，偶尔呷几口，已是满面红光了。看看酒过三巡，毛泽东端着酒杯，起身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你为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许多好事，我敬你一杯。”
仇鳌听毛泽东如此说，想起他在两封邀请电文中都曾赞扬了自己，便说：
“润之言重了！湖南和平解放，老朽不过是顺乎民意，效了一点顺水推舟之劳而已。你再三提及，老朽实在不敢当了。”
毛泽东却说：
“湖南得以和平解放，当然有先生的大力支持。但是，我所说的，不仅如此哟。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先生赞助最力，为我们筹集了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帮了大忙啦！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他见众人面面相觑，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便微微一笑，放下酒杯，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一支烟，将仇鳌在1920年如何帮助他创办俄罗斯研究会，1921年8月他又利用仇鳌的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事，讲述了一遍，然后再次端起酒杯问道：
“大家说，我毛泽东这杯薄酒，亦山先生当不当喝？”
“喝，一定要喝呀！”
众人疑惑顿释，异口同声地说着。仇鳌只得站起身来，哽咽着低低地说了声“谢谢”，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席间，毛泽东提出要学贯古今的符定一先生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他说：
“这个职务只要老而矣的文人当就可以了。”
毛泽东补上一句：
“还要才、德、望啰。”
符定一只得答应了。
这一天，刘斐等人听了毛泽东的那些话，都觉得他的用意是很深的；他对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也是永记在心上的；由此深受启发和鼓励，同时又“都自愧识浅，十分敬佩毛泽东的学识、记忆力和过人的谦虚精神。”
在冬季的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叫上几个孩子一起到南海冰场去滑冰。孩子们当然高兴了，像一窝蜂似的跑向滑冰场。李敏和李讷争先恐后地换上爸爸买来的冰鞋，毛泽东穿着大衣站在旁边看着她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李敏一起身，一甩手，还未迈开脚步，就听“啪”的一声，一个结结实实的屁股墩摔倒在冰上，痛得呲牙咧嘴。她回头一看，妹妹李讷也摔在冰上，正在挣扎着往起站呢。李敏咬着牙忍着痛赶紧站起来，谁知越急冰就越滑，越滑就越站不起来。好不容易站起来，又摔了个四脚朝天。她再一看妹妹，李讷正双手支撑着，撅着屁股往起爬呢，还没站起来，两脚往后一滑，又趴在了冰上。姊妹俩相视一笑，看看站在冰场旁的爸爸，爸爸也正冲着她们笑呢。
姐俩看到爸爸鼓励的眼神，就忍着疼站起来，再练，再摔；再摔，再练。不到规定的时间，谁也不许退场。“噗通”，李讷又摔倒了，她毕竟年龄小，疼得太厉害，受不了了，就哭起来。
“好了，收兵吧！”
毛泽东说。第一次滑冰就这样结束了。回到家里，毛泽东问：
“怎么样？有何感想？”
李敏说：
“学滑冰太难，太难了。冰太滑，两脚又总是不听使唤，太难。”
“难就对头了，要知难而进嘛！”
李讷说：
“摔得太疼了。”
“好嘛，不摔不打不成才，摔摔打打长得快嘛！”毛泽东说：“今天挨摔，明天就少摔或不摔了。下周继续练摔。”
有一个周末，中南海又要举行晚会了，叶子龙知道毛泽东晚上没安排什么太急太多的事情，又怕自己请不动毛泽东，就让他的女儿燕燕和二娃子把李敏、李讷叫来，把请毛泽东跳舞的任务交给了孩子们。叶子龙还特别交代她们：
“等主席吃了晚饭，你们就拉着他领你们到海边散步。记住，不要光顾着让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就忘了大事，8点钟，你们几个一定要拉他到春藕斋去跳舞。我告诉你们，主席如果不跳舞，就会越来越胖，长成个大肚子。肚子大，就走不动路了。你们要是真关心主席，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他去跳跳舞，活动活动身体。好，8点钟就看你们的啦！”
是日晚，毛泽东一吃完饭，4个孩子相约来到他身边，前呼后拥地拉着推着他到南海边散步。她们边走、边说、边笑、边玩，还时不时地看表，一看快到点了，拉着毛泽东就往春藕斋走。
“快点，快点，到时间啦！”
二娃子推着毛泽东的腰说。毛泽东问：
“干什么去呀？”
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她们怕说了毛泽东就不去了，只是拥着毛泽东走。
“干什么去呀？你们不说，我可就坐下不走了。”
毛泽东说着，做了个就要坐下的架势。这一下可把4个孩子吓了一跳，她们异口同声地说：
“叫你跳舞去。”
毛泽东一听，乐呵呵地笑了，说：
“跳舞去，那好。去跳舞是不是该换双鞋子？”
他说着伸出脚来让她们看。孩子们见毛泽东答应去跳舞了，可高兴啦，跟着毛泽东回到房间，这个忙着找胶底皮鞋，那个忙着脱毛泽东脚上的布底鞋，又忙着把皮鞋给毛泽东穿上。毛泽东边走边问：
“你们不会跳舞，为什么要拉我去跳舞呀？”
“我爸爸说——，说什么来着？”
二娃子一时学不来她爸爸的话，就回头问她姐姐。李敏抢着说：
“叶叔叔说，您不跳舞就会长个大肚子。”
燕燕接着说：
“您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了。”
“呵呵呵。”毛泽东笑着说：“好，我去跳舞，不要长成个大肚子！”
在舞场里，大人们都随着舞曲跳起来。叶子龙高兴地冲着4个孩子直点头，几个孩子也冲着他笑了笑。孩子们看着大人跳得起劲，自己不会跳干着急，于是一商量，手拉着手也下了舞场。她们一会儿跟在毛泽东后面，学他一左一右地上下摆动式，一会儿跟在周恩来后面，学他潇洒自如的4步舞，一会儿又跟在朱德后面，学他那四平八稳的慢步舞。她们4个在舞场里像穿梭似的玩着、跳着、蹦着，给舞会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
李敏的好朋友除了李讷、燕燕和二娃子，还有周恩来的侄女秉德。她们几个虽然年岁不同，班级不同，但一到节假日，总爱在一块玩耍。她们几个人还经常到南海边用手捞鱼虾。有一次，她们捞到了不少小鱼、小虾，就想着煮汤解馋。找谁帮忙呢？大家一讨论，就决定去找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慈祥，说话又风趣。于是，她们就风风火火地去找他，见到毛泽东就七嘴八舌地说：
“毛伯伯，毛伯伯，您看，我们捞来好多小鱼小虾……”“毛伯伯，我们把小鱼小虾都拿来了，和您一起吃饭行吗？”
“好啊！那你们就来吧！”
毛泽东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几个孩子又一窝蜂似的把小鱼、小虾送到厨房。这顿饭，餐桌上除了往日的几个简单的菜之外，又多了一盘苦瓜和一盆新鲜的鱼虾汤。几个小女孩吃得高兴、热闹、开心，可就是谁也不去动那一盘苦瓜菜。毛泽东说：
“你们从小就要学会吃苦，不学吃苦怎么行啊！”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一个人动筷子。
在毛泽东身边，不光是孩子们这样随便，工作人员也是如此，他们好像与自己家的老人生活在一起一样，很自然，显得无拘无束，充满着温馨。年轻人喜欢玩，喜欢动。只要不影响工作，毛泽东从不限制他们任何有益的活动。他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
“我可没你们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能去。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啰！还是你们好哇！”
一个卫士说：
“主席，您也发牢骚啊！”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嘛！我又不是不吃不喝不吭不响的泥菩萨嘛！”
年轻人听他这么说，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平时吃饭除了和家人一起外，还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他常常招呼身边一两个人，随身卫士或机要秘书，跟他一块儿边吃边聊，说说笑笑。他说：
“我一个人吃不下饭，和你们边吃边聊，我可多吃一点饭。工作时，我全部精力用在办公桌上。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没有人说话，我脑子还会在办公桌上。同你们边吃边聊，我就换脑子休息。”
这正是：忙里偷闲一伟人，最是难得性情真。儿女后生常绕膝，旧友新朋座上宾。
欲知毛泽东有何重要国事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他在宴请仇鳌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在座的章士钊先生，也是对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有过帮助的人。在以后的20多年间，毛泽东对这位老朋友一直念念不忘，且关怀备至。为了帮助老先生，他曾经用10年的时间，每年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2千元，共计2万元，以还债的名义送给老人。这种感恩的事例，在本传中不胜枚举，请读者诸君慢慢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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