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战国初期到中期的儒法斗争。
这个阶段儒法两家的斗争集中表现在法家人物的商鞅和儒家的“亚圣”孟轲之间所展开的殊死搏斗。在商鞅之前，还有李悝、吴起等法家，他们对腐朽没落的奴隶制也进行了猛烈抨击，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的残余势力，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促进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当时李悝在魏国，他总结了各国的法律条文，编出了封建制初期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叫《法经》，这个法经就成为后来历封建王朝制定法律条文的主要根据。由于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魏国很快地强大了起来。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他的《法经》对后来的法家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商鞅就是带着《法经》来到秦国实行变革的。楚国悼王任用吴起，实行变法，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楚国成为当时的第二强国。秦国的商鞅变法，晚于魏楚，但是由于商鞅继承了李悝，吴起的法家思想，总结了他们的变法经验，所以他在秦国的变法比起李悝，吴起来就更坚决，更彻底，更全面。这个时期的儒法斗争比春秋末期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法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掌管了一部分权力，他可以利用职权，推行变法，所以变法内容全面，意义深刻，影响极大，法家思想很快深入人心，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面我们来讲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59年，后一次是在公元前350年实行的。
商鞅变法前是个什么情况呢？战国的初期到中期，封建制逐步地在大部分诸侯国家里建立了起来，而且当时在一些国家里如魏、楚等国先后任用法家人物实行了变革，使封建制经济得到了发展，封建政治日益巩固，使这些国家由弱变强，由小变大。而秦国当时地处偏僻落后的雍州之地，再加上由于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猛烈冲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摇摇欲坠，新兴地主阶级力量逐步发展，他们主张变法，要求掌握政治上的权力。为了维护秦国的统治，保住秦国不被别人吃掉。元公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适应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来到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一到秦国，便迅速得到秦孝公的信任的重用，任命他为掌握军政大权的“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
商鞅的变法，旗帜鲜明，态度明朗，措施坚决，他一下就抓住了要害问题，抓住了“废井田”这个根本问题。因为井田制是奴隶制的基础，废了井田，就等于废了奴隶制度，这是商鞅最先提出的，是他的前期杰作。
当初鲁国公布的“初税亩”，只是承认私田的存在，承认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但对奴隶制的基础，“井田制”并没有丝毫触动，商鞅提出的“废井田”，“开阡陌”，则是要从经济基础上彻底摧毁奴隶制的社会制度，进而从经济上、政治上打倒奴隶主阶级。
商鞅还主张“耕战”。耕战的意思就是鼓励发展经济，奖励有军功的人。他鼓励人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多劳多得，主张用战争摧毁旧势力，用战争消灭旧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奖励在摧毁旧势力中立功的人。他这一主张的意思，就是要摧毁奴隶制，削弱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让新兴地主力量抬头，让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第三，商鞅主张废除世袭制。他说，你要继承你父亲的官位，你就得立新功。没有新功，就不能世袭这个位子。你就要下台，请有功的人上台。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遭到了奴隶主贵族的强烈反抗，但是却被他坚决地镇压下去了。他对于当时反对变法的奴隶主是毫不留情的。当时秦孝公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秦惠王，在一些奴隶主贵族的支持纵容下，大反商鞅的变法。商鞅立即查办了在幕后支持惠王的公子虔和公孙贾，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在公孙贾脸上刺了字。这对奴隶制的“刑不上大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也说明了商鞅的变法是坚决的、彻底的。
从上面我们讲的，可以看出，作为奴隶制统治的支柱“三制一法”却被商鞅革了命，全部废除了。奴隶主贵族怎么甘心自己的失败呢？他们必然要顽固反抗，作垂死挣扎。
在反变法的队伍之中，孟轲是最卖力的一个。孟轲是和商鞅同时代的人。孟轲自称“我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学孔子”，要继承孔丘的事业，他对商鞅的变法恨得要命，他咬牙切齿地说，要给主张用“耕战政策”来发展封建制度的人，处以极刑，对于善于打仗的处以第一等刑法，最重的刑法，对于主张开垦荒地，发展封建制生产的，都应该处以次等刑法。他和商鞅的变法格格不入，针锋和对。大有一口吞掉商鞅之心，可惜的是他不在秦国，如果孟轲在秦国当政的话，商鞅恐怕就死于他的手中了。同志们看这是何等尖锐激烈的斗争啊！明明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怎么能说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或是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呢？
商鞅主张“废井田，开阡阳”，发展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而孟轲却要“正耕界”，恢复奴隶制的“井田制”。他想只有“正耕界”才能推行他的“仁政”，这是哪门子“仁政”？！不过是社会倒退了，要奴隶重新回到仍由奴隶主宰割的奴隶制社会罢了。
孟轲还打着“仁义”的幌子来反对“利”，他认为商鞅主张“耕战”就是为了“利”，发展生产为的是富，也就是“利”，主张“战”，打仗就是要夺取别人的财产，也是为了“利”，他认为要“利”是不对的，只要讲“仁义”就行了。所以当梁惠王问他:“你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国家，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有点利呀！”这时候，他就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你何必讲利呀，有仁义就行了。他反对讲“利”，实际上就是打着“仁义”的幌子，反对商鞅的变革主张，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耕战”政策，反对革新，主张倒退，复辟奴隶制度。他讲“仁”就是为了反对“战”，反对革命暴力，而并不是为了施“仁政”于劳动人民。他讲的一套，搞得另一套，他对于革命的力量，从来就不客气。他不是在那里狂叫，要对善打仗的人处以极刑，对于主张开垦荒地发展生产的人，处以次等刑法吗？所以他高喊“仁政”是假的，复辟奴隶制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孟轲还极力反对商鞅的废除世袭制，主张“世卿世禄”，维护奴隶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压制新兴地主阶级，不让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抬头翻身。
由于孟轲所处的时代和孔丘所处的时代大不和同。战国时期，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已成为定局，孟轲不可能将孔丘的东西全盘托出，而是把孔丘的黑货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出现，所以他宣扬的“性善论”、“天命论”、“良知良能”的“先验论”就比孔丘的反动说教更富于欺骗性。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封建制终究要代替奴隶制，孟轲为复辟奴隶制的狂喊乱叫，也只能像狂犬吠日一样，无济于事。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取得了胜利，新兴的封建势力战胜了腐朽没落的奴隶制保守势力，但是在整个变法过程中是充满着激烈的搏斗场面和严重的流血斗争的。吴起帮楚悼王变法，悼王死后，吴起被楚国贵族复辟势力用乱箭射死。商鞅在秦孝公死后，也被公子虔这样一些复辟势力残害致死，车裂示众。
商鞅死了，但是他的变法仍然在秦国推行，他的革新精神给后来的法家以极深刻的影响。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取得了成功，使秦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这也就为后来秦始皇完成统一封建国家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战国末期的儒法斗争情况。
战国的初期和中期，由于各诸侯国家不同程度的都实行了一些变法和革新措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已成为定局，有的国家的变法深刻一点，彻底一些，它在政治上就比较巩固，经济上就比较强盛，如秦国就是这样。另有一些国家，变法不彻底，革新措施不坚决，它存在的问题就多一些，奴隶主的势力就大，政局就不稳，经济上也萧条。这种割据的状态，诸侯各霸一方的形势，对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阻碍。封建制的经济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各国的语言不通，文字各异，货币的差别，度量衡的不一致，都严重地影响了封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思想的传播。人民向往统一，国家需要统一，这就是当时社会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春秋时期的一百多个国家，经过五百多年的兼并战争，到了战国中期成为秦、楚、齐、燕、韩、赵、魏这“战国七雄”。这对历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国家要统一，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由谁出面来完成统一中国的这个大业呢？在当时看来，秦国条件最为成熟。秦国在秦孝公期间，任用法家商鞅实行变法，商鞅的彻底变法在秦国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使秦国这个弱小的奴隶制国家一跃而成繁荣昌盛的封建强国。它在经济上，军事上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当时其它各国。这就为后来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这一阶段的儒法斗争也集中表现为封建制的统一与奴隶主贵族的反统一、搞复辟的激烈斗争。法家人物荀子、韩非对儒家孔孟学说的批判就构成产这一时期儒法两家紧张激烈地斗争场面。儒法斗争围绕着下面三个问题展开:
1、“法先王”还是“法后王”
2、“天命论”还是“人定胜天”
3、“性善论”还是“性恶论”
第一，法家是向前看的，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与孟轲“法先王”复辟倒退的口号截然相反，荀况出了“法后王”的主张。荀况认为，只有以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为榜样，迎头痛击复辟倒退的反动逆流，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他认为孟轲高喊“法先王”，是抬出“先王”来欺骗和愚弄老百姓。荀况的“法后王”，就是效法当今之王（即当时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像秦王这样一些统治者）。荀况认为对历史的考查不应该厚古薄今，而应该厚今薄古。要“以近知远”，就是从现在出发来考查过去。他为了坚决贯彻捍卫商鞅变法这一新生事物，有力地批判孟轲之流的谬论，亲自去秦国进行考察。在秦国，他会见了秦国的国君秦昭王，访问了秦国的相国范雎，多方面去了解情况。根据确凿的事实荀况得出了“四世(从秦孝公到秦昭王)有胜，非幸也，数也”这一科学的结论。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法治”路线的正确性和优越性。认为秦国的强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决不是什么侥幸。他还针对孟轲要恢复奴隶制度的“世官世禄”这样一种“礼治”，提出了要实行“无功不赏”的“法治”，就是你没有功，就不能赏，要实行“法治”，就是要按对于封建制的贡献来论功行赏。荀子有一段话是很著名的，他讲，凡是过去的贵族，不管是王公还是大臣，他们的子孙如果行为不符合法治精神，“则归之庶人”，但是，即使是一般人的子孙，如果他富有学问，行为符合法治的精神，作出了贡献的，也可以让他当大官，参加政治。这是对“礼治”的彻底否定。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荀况又着重提出了“才行反时者死无赦”的原则，对那些顽固的反动分子主张严厉镇压！
第二，针对孔孟的唯心论的“天命观”，荀况提出了“人定胜天”的革命理论。荀子强调人的力量，反对天命思想，指出天是没有意志的，只要发挥人的智慧和力量，就可以掌握自然规律，战胜自然灾害。揭穿了“听天由命”的“天命观”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让奴隶们安于命，不反抗，服服贴贴地受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和剥削的反动实质。鼓励人们彻底推毁奴隶制，建立封建制。他的“人定胜天”的学说，把人们的思想从奴隶制中解放了出来。这对瓦解奴隶制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作为儒家推行“礼治”的思想基础的“性善论”是经孟轲巧装打扮后的孔丘的“仁政”学说的再论。“性善论”就是以“性善”为根据反动说教。“性善论”说的是，人一生下来性就是善的，就有“仁、义、礼、智”。统治阶级保持了这些东西，劳动人民丢掉了这些东西，所以劳动人民就只有受剥削受压迫，而不能造反，不能“犯上作乱”。这实际上就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翻版。与孟轲的“性善论”针锋相对，荀子提出了“性恶”的理论。“性恶论”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是追求“利”的，是“自私”的，“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品质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当然从现在看这也是一种错误的“人性论”观点，应该加以批判！但是在当时，他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立场上，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为新兴地主阶级说话，打击奴隶制度，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力量，“性恶论”在当时还是有它的进步作用的。“性恶论”为摧毁奴隶制的思想基础，树立封建制的思想立过功，为法家的主张革命暴力，推行“法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从现在看“性恶论”是封建制的思想基础，它的历史进步作用表现为对奴隶制的破坏，对腐朽的奴隶制反动势力的摧毁。（当然它和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格格不入的，是需要我们进行历史的批判的。）
荀子也曾讲过“礼”，但是他讲的这个“礼”与孔丘的“礼”在内容上是根本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他说“礼义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礼”和“法”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其。他的“礼”的内容是封建制的等级制度，而不是奴隶制的等级制度，而且这种等级差别是可以变化的，不是固定死的。庶人中有功劳的可以当官，官中不立新功者，可降为平民。如果拿荀子说的“礼”去套奴隶制的“礼”，那就是大错而特错的形而上学了。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早期的法家思想，提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封建专制政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他的思想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所以秦始皇在看过他的著作《五蠹》和《孤愤》后说，能够和这样的人讨论问题，我死了也不感到遗憾。
韩非首先对儒家的颂古非今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就是说，时代不同了，社会上的事情也就不一样了，所以就不应该根据那些所谓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去办事情处理问题而应该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措施。他无情地嘲弄儒家的“法先王”是像“守株待兔”一样愚蠢和可笑！他还猛烈地攻击孔孟所宣扬的“仁、义、孝、悌”是一派“亡国之言”。他举了一个例子:鲁国有个士兵出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逃跑，有一天孔丘碰到了这个士兵，就问他:你为什么一打仗就往回跑啊？这个士兵回答说:我不跑不行啊，我死了以后我的父亲就没人养活了。所以我只能一打仗就跑。孔丘一听，说:好！你这个人好啊，是个孝子。马上向国君推荐，说这个人是个孝子，应该大大地重用他，提拔他。韩非说: 都照你这个“仁，义，孝、悌”来办事，一上阵就往回跑，国家哪有不亡的道理。所以他说“仁义”说教是一套“亡国之言”。
韩非根据他对早期法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封建君主集权的法治思想和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办法。他认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君主，要牢牢掌握住政权，就必须有权势，有了权势，君主就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可以有效地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防止旧势力篡夺政权。
秦始皇就是采用了韩非这一套法家思想的勇敢实践家。他所任用的法家李斯，跟韩非一样，都是荀子的学生。秦始皇即位以后，便采取了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其一是铲除了以吕不韦为首的奴隶主复辟集团，保证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事业的顺利进行；其二，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镇压了奴隶主复辟势力，强化了地主阶级专政。由于秦始皇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他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统一国家。他自己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载入史册。当然秦王朝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秦王朝建立的一百五十年间，充满了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这一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会在下一期给以全面地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