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动力再生产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以及二者的双重转化揭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实质是资本支配劳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鲍尔斯、金提斯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再生产理论都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发展。立足中国体制转型和劳工再生产的实践，这三种理论都只能解释部分事实。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劳工问题”主要涉及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二者呈现为两种不同进路：前者指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劳动力资源的接续补充、代际传承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型塑过程；后者是指，面对集体主义时代的阶级实体消解、改革以来阶级话语消失的双重背景，传统产业工人和新型工人群体的“再形成”过程。
一、问题的提出
海内外有关中国劳工转型的研究主要关照两个群体，一是对流动农民工的研究，二是对国有企业传统产业工人的研究。本研究讨论的“劳工再造”（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问题具体是指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国企用工制度和劳动关系变革的理解，主要是从主导性的、正式的用工制度来分析的。基于此，一般将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制度转型表述为由集体主义行政化的统包统配用工制度向市场经济契约化的双向选择的用工制度转变。然而，劳工关系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不同阶段劳动关系都会表现为不同形态。在劳工转型研究视域下有两种重要的理论模式：马克思模式（Marx-Type Labor Unrest）和波兰尼模式（Po‐lanyi-Type Labor Unrest），前者聚焦工业化进程中资本支配劳动下的劳工异化，后者强调“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过程中的阶级分化和劳工抗争。立足中国的转型实践反观这两种理论模式，沈原指出马克思模式对流动农民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事实更具解释力，而波兰尼模式对社会主义工人的再造和下岗工人的消解更有解释力。理论连接经验是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开放重大成就的前提，无论是马克思模式还是波兰尼模式都必须由中国转型实践来检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赋予了转型研究丰富的内涵。在社会转型的视域下，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是传统产业工人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前者关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劳动力资源的再造、代际传承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型塑过程；后者关注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面对集体主义时代阶级实体消解以及改革以来阶级话语消失的“双重背景”，传统产业工人和新型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和行动的“再形成”过程。如果将两个问题同时聚焦于国有企业这一组织框架下，我们就会发现：“再生产”问题关涉的是政治体制延续性前提下国企内部劳动力的接续，而“再形成”问题触及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人身份权利和制度结构的转换。前者关注的是传统的国家体制和单位机制，而后者关注的是市场机制对由单位中分离出来的工人的型塑过程。究其实质，前者更关注国家和企业（单位），而后者更关注市场和社区。本文对这种两种研究进路的分析是以再生产理论为中心的考察。
鉴于此，本项研究在结构安排上作如下处理：首先，从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经典论述出发，检视三种再生产理论范式的贡献和不足；其次，立足转型中国聚焦于国企“劳工再造”这一具体问题之上，从经验出发检视萨列尼的“阶级重构论”和布洛维的工厂政体理论；再次，从经验事实出发，提出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劳工再造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劳工再造的实践逻辑；最后，在总结概括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讨论本项研究进一步开放的问题。
二、资本支配、身份区隔与教育型塑：三种再生产理论
（一）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及“双重转化”：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劳动力再生产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和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诚如马克思所言，“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对社会运行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的一种抽象概括。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主要包含两个重要范畴，即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二者构成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架构。“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在马克思这里，劳动力的再生产主要是指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而工人阶级得以维持即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是工人获得或者部分获得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这又关涉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本身的定义。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是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具体而言，“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包括三部分：其一，维持劳动力个体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二，劳动者子女的生活资料，即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价值；其三，提升劳动力专业水平和层级所需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基于以上对马克思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概念，不单包含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的维持，还包括下一代劳动力的维护和培育，此即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问题。
马克思对劳动力代际再生产问题的思考，是置于劳资关系，亦即阶级关系结构中来审视的。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对自身的劳动价值并不能自由支配，他们通过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取，这在现代工厂的劳作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现代工厂制度是伴随着机械化劳动对手工劳动的替代而产生的，是工业革命过程中确立的一种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革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也加深了劳工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按照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劳动生产率越高，资本家通过工人劳动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劳工的异化程度也就越深。在这里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意味着一种阶级关系以及剥削结构的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结束这种剥削关系，工人阶级的下一代方能跳出这种宿命性的关系结构。然而，由于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最终使得劳动工人的自我解放变得难上加难。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未完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分离过程中，只有通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双重转化”——即前者转化为雇佣劳动，后者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才能得以运转。而最终的结果是资本支配劳动。在这种支配结构中，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是，劳工必须首先要通过被雇佣来实现劳动力价值的转化，进而才能得以维持生存。生活资料与劳动的分离，最终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并由此陷入了一种循环性的命运轨迹之中。工人阶级被视为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不能获得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综合以上讨论，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以及二者的双重转化，揭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实质是资本支配劳动。在这种剥削性的关系结构中，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是劳动被资本雇佣，而资本雇佣劳动的后果是工人依附资本家。与此相关联的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及其子代的阶层地位得以再生产，资本的逻辑也在这种结构中得以再生产。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吸收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从法国高等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入手，试图揭示阶层再生产的文化基础，并进而开辟出一种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图示。
（二）符号暴力与身份区隔：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
布迪厄指出，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场域中的重要一员，其独特功能在于透视真实世界中隐蔽的结构、逻辑及其再生产机制。布迪厄再生产理论的建构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以及教育过程的隐秘逻辑展开的。一般而言，很多人将受教育的过程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路径，大学也被视为实现社会流动和矫正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机制。与这种主导性的观点不同，布迪厄却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机构以及教育过程视为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器。在《再生产》一书中，布迪厄等人明确提出教学行动是一种符号暴力，整个教学系统会通过将自身独特的符号力量加于各类权力关系之上，并努力掩饰这种权力关系来增强符号的意义及其合法性。
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强调公平的教育是实现社会流动、消解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机制，而大学则是促进这种公平机制得以延伸的重要组织载体。但布迪厄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发现，教育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一种“专断权力”，且这种文化专断性机制的扩展使得教育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暴力”。布迪厄指出符号暴力的本质是：“每一种实施符号暴力的能力，即强加一些意义……并在这些权力关系当中加进了自己的、即纯符号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符号暴力”是针对行动者自身与其外在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而言的，具体是指社会行动者认可社会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对其自身行动逻辑的型塑，且不认为这是一种暴力机制。行动与结构的契合，或曰二者的合谋是确保符号暴力有效施行并不断再生产的根源。由此不难看出，符号暴力是一种隐秘的支配逻辑，这种支配结构是通过被支配者的误识来实施并有效推进的。在法国的教育系统中，一向以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宣称的大学，实际上是通过将不平等的结构再生产出来以实现社会循环运转的。布迪厄通过对以法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教育体制的批判，揭开了教育系统中的符号暴力的神秘面纱，并进一步揭示了再生产的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
在法国，大学不设专门的入学资格考试，而是从专门的预备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预备班根据高中毕业的会考成绩择优选拔10%左右的高中毕业生，通过两年时间来应对大学的入学考核。一般名牌大学的录取率仅有10%左右，普通高校的录取率则在20%—50%之间。布迪厄等人从1965年开始对法国中学会考中的大约10000名优等生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优胜者主要来自社会上层：61%属于富裕的支配者阶层，而底层的工人子女仅占14%。一种变通性的策略机制是，资本主义教育系统向底层阶级提供了有限的向上流动机会，罕见的中下阶层通过垂直性流动进阶成功的个案会被夸大为个人奋斗的神话，进而遮蔽了文化再生产乃至社会结构再生产之真相。14由此不难看出，国家精英的生产过程呈现为一种内敛式循环,无论是在预备班还是在名牌大学，“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各自的家庭中继承了身份和文化，从而造成了这种社会阶层的代际再生产机制。恰恰基于这些重要事实，布迪厄非常直白地说：“社会出身完全确定了不同的机会，从生活条件到工作条件。”身份区隔的代际传承构成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内涵。
综上所述，布迪厄的贡献在于，他通过“符号暴力”这个概念揭示了宣称“平等公正”的教育所遮蔽的新型支配结构及其再生产的内在机理。家庭出身以及身份区隔实践被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理念掩盖掉了，但教育的选拔结果以及最终的职业获得和地位结构的确立等事实，又不断撕扯着资本主义教育的平等面具。布迪厄通过教育机构和教育模式的分析来透视再生产结构的研究进路影响了诸多研究者，并逐渐演化为一种被称为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图示。
（三）教育模式与劳工阶层的再生产：文化建构论的再生产理论
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书中，鲍尔斯（SamuelBowles）和金提斯（HerbertGintis）分析了美国的学校教育对下一代阶级阶层再生产的影响，他们发现不同的学校会锻造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在工人子弟为主的学校，教育的核心理念是纪律与服从，这种教育模式更容易培养出福柯意义上“驯顺的身体”，进而生产出资本主义体系中温顺的、被剥削的劳动者。而精英学校或主要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学校，教育的主导理念是自主性和创新性，这种理念的灌输更容易使学生主动胜任支配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在这一意义上，学校构成了不同身份等级和阶层分化的再生产机器。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是谁规定或制造了不同学校之间层级化的教育理念？再有，为什么不同阶层的孩子会主动认可这种规范行为选择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什么力量让不同学校的学生甘愿认可这种阶层再生产机制呢？
身份的继替和代际传承意味着阶级阶层的再生产。一般的再生产理论往往将再生产机制的分析运用于统一的社会结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的分析之中。然而，保罗·威利斯（PaulWillis）在《学做工》一书中通过分析底层群体（Subordinate Groups）再生产的独特逻辑时，揭示了不同阶级、阶层的群体再生产过程呈现的不同机制。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将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的变量引入了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范畴中来。其实，很多理论家都将视角聚焦于作为文化再生产重要场所的“学校”对于阶层再生产的独特意义。这样的分析恰恰是一个悖论性的呈现：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教育体系以人人平等作为基本理念，并强调教育是消解不平等实现上升性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却发现，很多学生通过学校获得知识并不能改变命运，一些学校教育反而固化了阶层结构。
威利斯经由美国的教育体系建构出的理论图示，在中国阶层分化的社会结构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熊易寒通过对就读于上海的不同类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比较分析发现，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虽然渴望向上的垂直流动，并认同主流价值观，但当面对现实的家庭状况时往往又被迫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明显存在否定主流价值观念的倾向，通过藐视学校规章制度和教师权威获得一种学生群体中的“独立”和“自尊”，同时又主动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进而完成阶层的代际再生产。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盛行的这种价值观念和威利斯《学做工》一书中所揭示的“反校园文化”十分相似。周潇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分析发现，虽然农民工“子弟”与威利斯笔下的差劲生“小子”（Lads）很相似，但由于制度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二者有明显差异。一方面，“子弟”的反抗主要表现为面对自身家庭境况与社会分化现实而自我放弃的无奈表达形式，而“小子”的抗争则主要是对美国权威性支配结构的洞察和省思。
显然，这样的分析对于理解阶层分化和劳工再生产是有启发意义的。但遗憾的是，这仅仅构成对现象的描述性解释，而没有触及更深层的制度根源。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第一，如果说不同的校园环境是影响阶层再生产的根源，那为什么在同一种制度环境下会制造出如此不同的校园文化模式呢？或者说不同的校园文化模式是如何产生并得以再生产的？第二，这种反校园文化是如何并映射到学生身上的？校园文化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否表现为一种线性关联？具体而言，如果说不同的学校对同一类学生的锻造结果可能是不同的，那么同一所学校对不同类的学生锻造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以上问题实际上触及的是，在阶层分化的制度背景下，校园文化模式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微缩反应。
综上所述，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支配劳动以及下一代劳动力的维护和培育，还是布迪厄代表的通过符号暴力揭示的身份区隔与阶层再生产，抑或是鲍尔斯、金提斯和威利斯等人揭示的学校教育型塑的阶层再生产模式，三者虽然关注的具体场景不同，但都试图揭示阶级阶层的代际再生产模式。在转型视域下，这一问题被转换为劳工再造和“阶级重建”。
三、转型视域下的阶级重建与劳动力再生产
（一）市场转型与“阶级重建”：一种多元轨迹的分析
以伊万·塞勒尼（Ivan Szenlenyl）等人为代表的“阶级重建论”是在比较资本主义（Compartive Capitalisms）的视域下展开的，聚焦国企产权变革与市场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阶级分化。与西欧原生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通过资本逻辑实现的阶级关系结构不同，在东欧和中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市场转型进路、阶级重建过程以及阶级主体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在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国家主要是由前党政精英及其委托人发起的快速私有化过程。在塞勒尼等人看来，虽然俄罗斯一夜之间产生了很多资本家，却没有产生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将这种转型类型称为“只产生了资本家阶级而没造就资本主义体制”。而资本家阶级的重建过程，主要是由前政党精英和前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充当“行动者”的。
然而，以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为代表的中欧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市场转型呈现为一种来自外部的资本主义，即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启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本国内部并没有形成以资本支配的经济关系为重要特征的“资本家阶级”，而是由前异议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资本家”。这种主要由“技术专家—知识精英”（Technocratic-IntellectualElites）充当行动者的转型进路被称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种体制类型所描述的是本土“大资产阶级”出现相对缓慢的过程。这种产权变革进程以及市场制度的建设呈现出的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结构性特征。
塞勒尼等人从比较资本主义视域出发揭示了不同国家转型的“多元轨迹”（Multiple Trajecto‐ries）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由于古典社会学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的，塞勒尼将自己这种路径的研究称为“新古典社会学”，这种研究思路是保持批判传统的新方法。他同时指出，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都只是具备暂时性的特征，而且避免对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进行价值评判。这种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重建论的分析思路，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劳工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然而，在沈原看来，阶级重建论仅仅是发现了问题，并没有解决好问题。而布洛维提出的工厂政体理论以及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提供了更契合中国劳工转型的理论图示。
（二）“工厂政体”内的劳动力再生产
布洛维将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视为“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之一。所谓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是指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及其家庭生存所需的不同方式。在分析俄国工业化时期移民劳工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时，布洛维注意到了“拆分型”劳动力生产模式的结构，即移民的劳动力再生产是分别在城镇工厂和村庄土地两种不同结构支配下完成的。在城镇工厂劳作的工人工资仅仅够维持职工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维持家庭老弱成员的费用被资本家剥夺。沈原用这种理论模式反观中国转型期新兴产业工人即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与传统产业工人的差异时发现：传统产业工人的再生产不单包括维持自身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物质资本，还包括维持家庭子女、老人生活以及家庭所需的医疗、教育和住宅等项的费用。而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多半只是包括他们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子女抚育、老人赡养等再生产范畴的活动主要是在农村进行的，而且对应的居住、教育、医疗等费用也被雇佣者剔除出去。由此原本应该统一完成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被肢解开来。
布洛维在分析国际劳工再生产过程时发现，劳动力的“维持”（maintenance）和“更替”（renewal）原本是同一性的过程却出现了彼此的分离。周潇借用这一分析框架研究了农民工代际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这种模式依托两个过程得以实现：首先，劳动力更替被城市“外部化”给乡村，即虽然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城市完成，但下一代的抚育则主要是在乡村社会完成，这直接造成了留守儿童问题；其次，即便农民工将较大的孩子带入务工的城市，这些孩子由于居住空间以及教育等公共资源的缺失使他们一直处于社会边缘的状态。在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过程中，原本应该由中央政府、城市地方政府等组织承担的政治和经济成本被大大降低，同时也极大限制了这些教育不健全的农民工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进而不得不陷入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所揭示的“底层的再生产”逻辑。
四、市场转型与劳动力再生产：中国的劳工再造实践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企内的劳动关系是以铁饭碗和全方位的单位福利制为内核，以父爱主义为特征的集体主义形态。在这种依赖性关系结构中，国家经由单位关照的基本单元不是职工个体，而是包括职工配偶及子女在内的“家庭”，即是一种复数的单位人。在父爱主义福利机制统合下，接班顶替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就业组织形式构成集体主义时期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方式。
中国国有企业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就业组织形式与中国的小农经济传统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体制历史是紧密相连的。黄宗智先生指出，无论是明清以降的近现代社会，还是当下的农村社会，农户一直是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单位。由于农户既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亦是最基本的消费单位，这决定了长期以来中国人以家庭为基本的行动单元。中国明清以来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近六百年间，虽然中国农业生产的亩产量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但中国小农经济却一直处于糊口状态。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口不断增长致使农业劳动力剩余严重，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就业，中国小农在精耕细作基础上逐渐演化出一种“农业过密化”的生产结构。这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化经济，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就业模式的一种后果。这种中国传统的就业组织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单位体制下也得到了延续。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也是一个生活单位，肩负着广泛的社会责任。除了正常的医疗保险、福利保障、退休养老、住房和伙食补贴等单位福利开支，以及需要向国家上缴的利税之外，企业还要分担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费用”。单位办社会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大型国企单位内部往往就是一个“完整社会”的缩影。企业内部的党团等政治组织、职代会和工会等群众组织在“条块分割”的体制下，都相对独立地从属于一定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而且国有企业内部还隐藏着以地缘小群体（同乡）、血缘亲缘小群体（亲族）和义缘小群体（哥们儿）等为基础的社会潜网。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结构逐渐明晰，具体表现为：首先，国企劳动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动，即国企内部的劳动关系逐渐由行政调配结构转变为市场化的契约关系。其次，国企内部的利益格局和利益主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利益格局由以国家统一为利益基础转变为以企业单位和劳动者各自的利益为基础。最后，对应的国家角色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国家逐渐从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中抽离出来，成为劳动关系的“调节者”，而非直接参与者。
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国有企业存在着一种“简单控制型的劳动关系”，国家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的劳动关系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国企管理者利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庇护，获得了劳动关系的绝对支配权；技术人员具有市场优势，但组织上显得过于碎片化和个体化；技术工人在国企享受着传统优势，但市场化的冲击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断裂使其仅具有象征性权力；价格低廉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大量使用让等级化的用工模式更为凸显。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指出国有企业当下实行的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双轨制”用工形式，事实上是一种等级化的用工制度。在这种等级化的用工结构中，传统产业工人和农民工被置于生产劳作的同一空间之下。
当下中国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型以及农民工为代表的新型工人群体的锻造过程，激发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再）形成”问题，进而提出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以及“重返马克思”“重返阶级分析”等理论主张。这种劳动研究的阶级分析范式为我们思考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五、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讨论，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劳工再造既是重要的理论议题也是重要的实践难题。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以及二者的双重转化揭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实质是资本支配劳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鲍尔斯、金提斯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再生产理论都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发展。立足中国体制转型和劳工再生产的实践，以上三种理论为我们理解劳工的再生产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特别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能够为我们从长时段分析中国劳工的型塑过程以及转型实践提供重要的参照。塞勒尼等人为代表的“阶级重建论”是以东欧和中欧的体制解体为经验基础的，对中国的劳工转型有一定启发，但仍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政治体制连贯性前提下的劳工再造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传人，布洛维提出的“工厂政体”概念以及“第二次大转型”（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分析框架更具解释力。
如果将中国国企工人的研究置于布洛维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分析框架下，可以将中国传统产业工人的现状及分化概括为两种结构：一则通过关注下岗失业群体而提出的工人阶级的“消解”（unmaking）过程；再则，通过对国企“单位人”转变为市场中的“被雇者”的分析而提出的工人阶级的“再形成”（remaking）过程。随着下岗失业者达到退休年龄或转变为市场中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过程及其独特机制构成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劳工转型问题被转换成工人阶级的再形成问题。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工人阶级主体确立的主观和客观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客观的逻辑关联。这些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中国转型过程中工人的阶级意识并不是在工厂车间和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脱离了工厂之后在抗争维权和相对剥夺感的体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布洛维“第二次大转变”为参照的工人阶级“再形成”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为我们廓清了自马克思以来所确立的阶级意识形成于生产过程之中的规范认识，并开放出了中国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独特机理。然而，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仅仅揭示了国企劳工的一种面貌特征，存留在国企内部的劳工的再生产机制则是另一个问题。
回到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事实中来，我们不难发现，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是传统劳工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前者是指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劳动力资源的接续补充、代际传承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型塑过程；后者则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阶级话语消失的重要背景，传统产业工人和新型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和行动的“再形成”过程。如果将两个问题同时聚焦于国有企业这一组织框架下，我们就会发现：再生产问题所关涉的是政治体制延续性前提下国企内部劳动力的接续，而再形成触及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人身份权利和制度结构的转换。前者关注的是传统的国家体制和单位机制，而后者关注的是市场机制对由单位中分离出来的工人的型塑过程。究其实质，前者更关注国家和企业（单位），而后者更关注市场和社区。鉴于此，对中国劳工转型的研究不能仅仅聚焦于工人和企业，还必须关照国家、市场和社区，洞悉不同组织空间下劳工的行动策略才能在理论连接经验基础上揭示中国劳工独特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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