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十三年前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当年的定性是“反革命暴动”。对此，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的最高层“红头文件”予以翻案。
“改开”以后，以某省党校的“党史学者”戴向青为主的一些人发表了一些“研究”专著和文章，认为当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始终心向着党”，所以“｀反革命暴动’的结论，是不实之词，必须彻底推翻”。（见戴向青的《论AB团和富田事变》，载《中共党史研究》西元1989第1期，戴向青、罗惠兰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西元1994出版）目前可见的某些政府网站
和党史网站公开登载的一些相关文章也采纳了这种说法。近些年来，也有不少研究者对上述说法提出商榷，不赞成否定当年的定性。（比如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孙焕臻的《也评“富田事变”——兼与戴向青同志商榷》，见“红色文化网”https://www.hswh.org.cn/m/show.php?classid=36&id=6023，以及学者马社香的相关研究文章）
上述双方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当年某些当事者写的“通告”、“报告”，以及一些当事者后来的回忆，其中带有当事者的立场和观念，是一面之辞，需要谨慎辨析。（有些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只选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材料，比如戴向青的研究文著中明显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在现在可见的有关“富田事变”的材料中，有《彭德怀自述》提供的这样一则：
“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 AB 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就是“党内大难到了！！！xxx 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xx，拥护朱、彭、黄，……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那次他们也写了同样的假信给朱德同志，他也把假信拿出来了。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岗，全师被消灭，他本人被俘。”（《彭德怀自述》第163—167页，人民出版社西历1981年12月出版）
据“《彭德怀自述》编辑组”的“出版说明”，《彭德怀自述》是把彭德怀“根据专案组提出的提纲或问题写的”简历材料“合并整理”而成的。“富田事变”发生时彭德怀处于“第三方”的地位，没有个人利害关系，不存在多年后虚构假信事件的动机，而假信的主要内容具备强烈的震撼性，也不存在他多年后记忆错误的可能性。假信中的“xxx”、“毛xx”是指毛泽东，“朱、彭、黄”是指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从上述《彭德怀自述》提供的材料可知，当年发动“富田事变”的一方制造“毛泽东要陷害彭德怀、朱德”的假信，并公开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其目的正如彭德怀所说，是要“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失察中计，重则会引起他们与毛之间内斗，导致红军打红军的恶果，轻则也会造成总前委和红军内部猜疑混乱和根据地的分裂，在当时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斗迫在眉睫之际，这当然是有利于敌人的。
假信的内容是与“富田事变”中公开提出的“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密切关联的，这表明这种挑拨离间的阴谋是“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共同商议决定的，他们也自然明白如果这阴谋成功将造成的后果。仔细分析，导致他们搞这种阴谋的情况可以列出四种：
第一种情况：他们是像戴向青所说的“始终心向着党”的忠诚正直的革命者，看到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肃AB团的矛头对准了自己，因而怀疑毛背叛革命，是国民党的内奸。
第二种情况：他们认为毛有宗派主义思想，借肃AB团来排斥打击与之有革命政策分歧的自己，这将损害革命事业。
第三种情况：他们具有宗派主义思想，因为与毛在工作中有比较严重的矛盾分歧，想要利用肃AB团中某些错误做法引起的不满情绪挑起事端，排斥打击毛。
第四种情况：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或某个人）是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内奸，想把当时存在的对肃AB团的某些不满情绪引到毛的身上，蒙蔽、煽动一些人进行暴乱，制造革命队伍内部混乱，破坏反“围剿”斗争，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对以上四种情况，应该以常理来判断其可能性。
第一种情况，他们对毛的革命历史当然会有基本的了解，而竟会怀疑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者、江西根据地和红军的最主要领导者是内奸，这是违背基本常理的。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硬是怀疑了，则作为忠诚正直的革命者，因为一时气愤冲动而武力对抗、抓捕总前委派来的工作人员，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部分红军部队拉走脱离总前委的领导，基本还是说得过去的，但写假信耍阴谋不惜使自己所在的党和军队分裂乃至内战，这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因此，这第一种情况不可能。
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相近，同样不足于使他们耍阴谋写假信制造内斗，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种情况，在他们宗派主义思想极端严重，为人品格极其卑劣，把个人利益完全置于革命利益之上的前提下，是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下的他们实际上就是反革命了。
第四种情况，以常理判断最符合耍阴谋写假信的动因，可能性最大。当然，不是说他们一定全都是内奸，有可能其中某些人是，或者某个人是。彭德怀在谈“富田事变”情况时还说“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岗”，这显然是审讯被俘的张辉瓒时了解到的，表明“富田事变”发生时敌军及时得到了情报并采取了行动。这个材料耐人寻味。
《彭德怀自述》中提到“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可以断定这是当时经过组织审查核实后的结论。那么，这个“富田事变”领导者之一的丛永中属于第四种情况的嫌疑最大，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的事实有两种可能：一，他只是单纯喜欢毛的书法；二，他早有伪造毛的书信的准备。有材料显示，丛允中“1925年入党，1927年逃命赣南被捕，1928年出狱后参加信丰区委工作……”（见“江汉新动能”微信公众号西历2021年5月16日发表的文章《学党史 | 为什么说1930年“毛泽东致古柏的信”是伪造的？》，文后标明“来源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3fJ6bGyrOMmZ44uQqUrcUw）没有材料显示他“1927年逃命赣南被捕”后在狱中的情况、怎么出狱的，也是两种可能：一，他坚守党性，因某种原因被救或混出监狱；二，他叛变了，被指派回到革命队伍中当内奸。不管怎样，他在假信阴谋中作用很重要，应当是主要谋划者之一或是主谋者。
综上所析，“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或者某几个领导人）属于第三或第四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他们（或他们中的某几个人）是反革命分子，那么他们领导的“富田事变”自然就是“反革命暴动”——这应该就是当年党组织定性的主要理由之一，恐怕也是迄今为止不把这个定性翻案的主要原因。
西元1931年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赋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整首词，洋溢着反“围剿”胜利后的欣悦和对革命充满信心的豪情。这次胜利，就是果断有力排除“富田事变”危险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