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饥荒、农奴斗争......到了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注定要面临一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危机。封建经济不能自我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从中演变出来，因为自给自足和新的高工资制度允许“人民拥有财富”却“排除了资本主义财富的可能性”。正是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欧洲统治阶级发动了一场持续了3个世纪的全球攻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武力是主要的杠杆和经济力量，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欧洲统治阶级占有的财富和受其指挥的工人数量有一个巨大的飞跃，换句话说，原始积累包括劳动力物化的巨大积累。因此，资本主义需要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应对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劳动力危机，也就是说，妇女的社会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主要由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以及新的劳动力管理和分工形式所决定的。我们将看到，资本主义如何在这一时期建立新的父权秩序（意识形态），以服务其生产力发展与资本积累的目的的。
土地私有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
我们知道，圈地运动的直接动因来自于英国的养羊业，而在15世纪中叶，由于呢绒产品需求猛增，羊毛价格上涨，推动了养羊业的发展。因此，农村中小地主采取各种手段侵占公地，掠夺农民土地从事养羊业。这是对土地公有制的现代式反叛，自然会受到农民与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然而对于“现代化者”来说，圈地提高了农业效率，虽然也造成了混乱，但这些混乱会被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充分补偿。穷人掌握了土地，生产就会停滞，而富人接管了土地，则使土地得以休息。当然，这种观点对不对，是另外的问题。
但是，私有制终究成为了主流，个人劳动合同取代了集体劳动合同，农业中的劳动合作也就彻底消亡了。而土地私有化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货币关系开始主导经济生活以及拜物教的入侵：只有为市场服务的生产被定义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生产与再生产是统一的，而当雇佣劳动出现后，生产与再生产实现了分离，这些活动成为不同社会关系的载体，并且在性别方面对人进行区隔。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妇女的再生产活动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是“无价值的”，再生产劳动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使命，并被贴上“妇女劳动”的标签。我们将看到，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在之后的19世纪随着全职家庭主妇的产生而达到顶峰，它们重新定义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与男性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性别分工不仅将妇女固定在再生产劳动上，而且增加了她们对男性的依赖，这使得国家和资本家可以利用男性工资作为控制妇女劳动的一种手段。
这一观点也可以放在妇女地位有一定提升的今天：女性摆脱了家庭的禁锢，获得了自由身份，但这种自由身份与男性摆脱奴隶状态一样，需要适应基于生产的“自由市场”大他者，以自由恋爱结婚为基础的近代家庭也是基于再生产的“自由市场”而形成的，“自由单身者”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并将其作为劳动力进行商品化，他们只需要变卖自己的劳动力就能经营与维持自己的家庭。因此，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并没有随着女权运动而改变，因为其并没有触碰到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一层面。在以前，资本主义控制男性的工资就可以控制劳动力再生产，在现在，资本主义控制所有人的工资就可以控制劳动力再生产，总之，资本主义得以利用工资和市场作为无偿劳动即劳动力再生产的积累手段。
女性气质与对妇女的规训
资本积累需要劳动力，而17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口与经济危机迫使统治阶级给出针对人口的政治策略，这些策略便是人口政策与“生命权力”体制的最初元素。在17世纪下半叶，所有国家都流行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增加人口的愿望，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关于人的新概念，把人想象成只是国家的原材料，国家对性行为、生育与家庭生活的监督干预也同时产生。
对妇女生育权的控制自然会激起女性的反抗，而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劳动力，因此国家不得不采取监管和强制的手段以扩大或减少劳动力。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与人口数量无关，因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所剥削的劳动力相对于不变资本而言不断减少，从而决定了剩余人口的产生。但是，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这种机制只有当生育是一个纯粹的生物过程或对经济变化自动作出反应的活动时，以及资本和国家不需要担心妇女反对生育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即认为人口增加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但是生产力发展需要生产关系作为制度条件，从而促成卢卡奇意义上的两种目的论活动。
因此，为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统治阶级占有剩余的增加，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性别分工，而这个性别分工自身也需要完成再生产，换句话说，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来重新定义性别关系——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
我们看到，在那一时期的文学和文化上开始对妇女进行“妖魔化”：妇女被指责为不可理喻、虚荣、野蛮、浪费。
“凯德，我们两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佳偶，我真喜欢你，你是这样的美丽，你除了我之外，不能嫁给别人，因为我是天生下来要把你降伏的，我要把你从一个野性的凯德变成一个柔顺听话的贤妻良母。”——莎士比亚《驯悍记》
妇女被妖魔化的同时作为反题，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女性模式，即理想的妇女和妻子——被动、顺从、节俭、少言寡语、永远忙于工作、贞洁。妇女现在被描绘成被动的无性生命，比男人更顺从、更有道德感，“女神”出现了，女子“母性本能”的力量应该被看作一种真正的神赐。
当然，还有关于生育的意识形态：近代的性道德将“性”带入“家庭”之中，人们为了生殖而建立起家庭，这在福柯那里便是将家庭“性化”的过程。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理想蓝图建立在前工业的基础上是矛盾的，女性逃离了作为生产者的宿命，但被要求主要担任再生产者的角色。
这样，意识形态与规训制度也像劳动关系那样表现出了生产力，或者说适应和促进了生产力。
底层男性的倒错
贤妻良母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针对女性，更是在塑造底层男性的认知。因此，这种建构出来的性别关系的运行机制便是这样的：男性想象在符号系统之内获得一个符号系统之外的超越性，因而把女性投射为真正的性化主体，女性则察觉到内在于自己的不一致性，因而在对男性的“菲勒斯嫉妒”下把男性当成真正的性化主体，从而努力融合进男性秩序当中，不然双方的象征性秩序都会崩塌。
因此，底层男性并不是天然地阻止底层女性生产“美与精致”，而是大他者自上而下“命令”底层男性不得不“性倒错”，而大他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的性别意识形态所保障的性别分工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表现出了生产力，即生产力的提高与剩余的增加，而这反过来也保证了这一生产方式变迁的不可逆性。所以，资本主义框架要从抽象层面现实化一定通过男权主义来架设。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以生存下去。”——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充满了血与火的，但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发展处置了小规模的财产，以任何其他经济制度都无法比拟的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为人类从匮乏中解放出来创造了物质条件。或者说，保证社会存在的不可逆转性/历史性的就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的整体的、不可逆转的变迁要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并以此带来相对剩余劳动的提高。
总之，新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迫使妇女的劳动和妇女的生育功能从属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无产阶级身体的机械化以及将妇女的身体变成生育新工人的机器，作为“作为关系的生产力”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同样在消费主义的今天，如何通过消费表达自己的个性，利用消费符号建构出独特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自我实现需求，这种消费主义女权主义的新形式也因为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资产阶级剩余的占有而被资本主义框架所接受。不幸的是，很多在历史上激进的左翼政治要求摇身一变变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因素。
因此，女权主义的任务就不仅仅是作为父权制或资本主义的反题（因为资本主义以及都处在危机之中，这种反题反而被框架吸纳，成为评判标准的政治正确），而是更进一步，思考一种注定失败（因为它不被框架所接受）但能将旧力量为我所用、到处兼容的努力。
参考：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费代里奇《塔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姜守明：刍议都铎时代的圈地运动
刘司墨：论齐泽克性化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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