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回湖北荆门老家，与亲朋好友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聚焦在找媳妇难、媳妇跑了、离婚了、“为了小家，不顾大家”等农村婚姻生活上面。大家普遍感觉农村婚姻生活变化很大，男女矛盾、夫妻矛盾、代际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透过这些表层现象，笔者发现当下农村婚姻生活的底层逻辑正在向超理性虚构转变。
三个案例
实际上，关于农村婚姻生活一直是近十余年来的重点话题，高彩礼、相亲潮、光棍越来越多、离婚越来越普遍、寡妇被争抢等新闻层出不穷，并且每年春节都大受关注。笔者近些年春节返乡也不断地听到一些重复而不断演进的婚姻生活故事，有三个案例今年再听时，已经发展到了阶段性终章。
案例1：在经过一番挽救之后，春节前远房表弟还是离婚了。表弟今年已经43岁，和茉莉结婚已有20年了。表弟与茉莉是在广州打工认识的，茉莉是陕西人，21世纪初两人认识后不久就回湖北结婚生有一女，接着两人又前往南方打工几年，独生女留给孀居的表妈照看，随着年龄增长，茉莉感觉在工厂普工流水线上越来越吃力，于是带着表弟回西安找事，先是经营一家麻将馆生意，2016年茉莉托一个关系将表弟安排到一家国企上班，年收入刚开始约8万，后涨到10万元，茉莉在西安市区生鲜超市、国企公司等处辗转打短工，后来觉得生鲜超市比较赚钱，几次向表弟提出要一起投资经营一家门店，但表弟和表妈不同意，原因是觉得表弟和茉莉缺乏经营头脑，害怕投资打了水漂。
到2022年，独生女儿已在湖北老家县城读高三，孩子大了自主性强了，表妈只能管生活，无法管学习，孩子偷玩手机
，学习成绩直线下滑，后来全家商量由茉莉回湖北照顾孩子。两个女人一台戏。茉莉不久就与表妈发生了一些矛盾，经常闹不愉快。茉莉在家附近的一家水果店务工，常常羡慕别人家都将三五十元一斤的车厘子成箱往家搬，感叹自己生活质量太低了。茉莉又提出开一家水果超市，也遭到了否决。后来，茉莉要学车，要美容，再后来，茉莉就经常玩消失……，表妈表弟后来发现她早已与别的男子发生了婚外情，经常外出游玩、开房，享受人生了。表弟表妈想挽救这场婚姻，并没有责怪茉莉，甚至为了表真心，表弟还将仅有的11万余元现金都让茉莉拿着。
但是茉莉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又在网上聊了一个婚外情，别人有钱，承诺可以和她一起投资开超市。茉莉心动不已，立马提出来要与表弟离婚。表弟表妈见再无法挽回，不得不让茉莉走了。离婚后，茉莉与新欢到湖南接手了一家超市，但在试营七天后就关停了，一方面是经营收入远低于预期，如长期经营甚至会亏本；另一方面是茉莉高血压病越来越严重了，承受不了其间的操劳。
案例2：村民刘某夫妇有一儿华子，今年已42岁，仍旧单身，亲友都觉得华子可能要一辈子单身了。事实上，在华子20岁刚出头时，上门说媒的还比较多。其实那时刘某的家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刘某夫妇还年轻，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华子也二十余岁，全家的劳动力处于鼎盛时期，上面老人都已经不在世了，家庭基本上没什么负担。正因如此，刘某夫妇找儿媳妇比较挑剔，长相性格能力家庭等方面很少有看得上眼的，感觉很少有能配得上自家华子的好人才（身高180以上）。
到10年前时，华子已经30多岁了，过了最佳婚配年龄，全国婚姻市场也已经基本形成，农村男子找媳妇越来越难，当时刘某夫妇找儿媳的条件也在不断降低。但是有一次相亲了一个寡妇，当时寡妇带着一个三五岁的孩子，刘某夫妇觉得心理难受，不能接受儿子一结婚就要给别人养孩子的事实，后来放弃了。再后来，农村适龄男青年都很难找到媳妇了，更别提四十左右的光棍了。华子在外务工时经常上网，找陌生女子聊天，希望能够网恋成功。有一个东北的女子聊了两三个月，觉得挺好，别人还让他过去见面，全家都很高兴。没想到，他过去后就陷入了传销骗局，被关起来了。刘某夫妇到处托人打听，花了几万元，才将华子捞回来。
三年前，华子最后一次相亲了一位女青年，刘某夫妇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只希望能够成功，女方提出的条件都无条件地答应，当面、见父母、谈婚、论嫁等一条龙下来，花了二十余万元，但是到准备办结婚酒席大宴宾客时，刘某夫妇和华子受到了晴天霹雳一样的打击——女方因前期与别人谈朋友时打胎过多已无生育能力，女方说对华子根本没什么感情，就是结婚了也不和华子在一起睡觉，找华子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和父母一起养着她等。好不容易找了个媳妇，却连正常日子都无法过下去了。刘某夫妇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放弃这段婚姻，上门要回彩礼，结果女方父母说是国家发的结婚证，你们要彩礼找国家要去。一家人铩羽而归，从此刘某夫妇就冷了给华子找媳妇的心。
案例3：去年，村民李某家女儿水仙与高中同学山竹恋爱结婚了。山竹家父母都在县城有稳定工作，经济条件不错，为山竹结婚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公寓房。婚后，山竹父母在县城给他们买了一个门面，写了山竹与水仙两人的名字。结婚时，李某夫妇基本上没有提什么条件，因城里男孩子相对好找媳妇，所以不敢提什么条件，怕把握不好，男方提出不结婚了。男方最后还是给了8万元彩礼，但是李某将8万彩礼全部都转给水仙，带回他们的小家去了，李某夫妇还贴补了8万元，并且在李家操办的婚宴上收的人情钱，除了支付酒席钱外，剩余5万余元，都给水仙带回小家了。
李某夫妇感觉有点失落的是自己已经为儿女尽力了，但是水仙与山竹结婚前后都表现出很强的“为了小家、不顾大家”的行为。就说结婚吧，有一个名堂叫改口费，先是结婚前山竹改口了一次，李某夫妇一人给了一万，结婚现场山竹将水仙娶走当天，又端茶请茶磕头，叫爸爸妈妈，李某夫妇又给了两万。再说过生日吧，水仙生日在前，李某夫妇心疼女儿给了五千，到山竹过生日时，李某夫妇没有打算给，但是水仙却要求父母也要给山竹五千。李某夫妇还有一个不满是平时，水仙和山竹回娘家来什么事都不帮助做，吃完饭连桌子都不帮助收拾碗筷也不帮助洗一洗，完全是一副讨债的样子。李某夫妇明显感觉到，水仙和山竹只知道往小家里扒，完全不顾父母的承受能力和心理感受。
在这三个案例中，茉莉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奋不顾身地一跃，刘某夫妇对华子婚姻不切实际的想象，水仙与山竹对父母的任性剥夺等都呈现出了超理性虚构的特点。
超理性虚构支配婚姻生活
先来定义一下理性与超理性。理性这个词的内涵非常丰富，哲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都有特定所指。这里我们重点从社会学视角来讲：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也就是说，理性强调通过对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散乱的表象或想象来得出结论，获得意见和行动的理由。因此理性具有办事精准、恰如其分等特点。超理性是指超越了实际理由，不是通过对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符合逻辑的推理后采取行动，而是超越现实标准、范围与环境，根据散乱的表象进行想象化虚构自己的生活景观，并以此为据指导自己的行为。
茉莉就是长期活在自己超理性虚构的生活景观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自己经营能力的超理性虚构。茉莉初中毕业就南下广州在普通流水线上务工，没有什么知识根基，也不喜欢深入思考生活经验，无法把握其商业运营的内在规律，缺乏做比较大一点的商业经营能力，适合务工或做小型买卖。但是茉莉认为自己在超市、水果店务工时干得不错，就完全有能力经营、能够赚钱，当表妈表弟不让其经营生意时，她反而觉得是看不起她。二是对物质上美好生活的超理性虚构。按茉莉和表弟的收入来看，两人年收入约十二三万，除了日常生活和孩子读书开支，基本上可以过个温饱有余、适当高消费一把的生活水平。但是茉莉看见别人成箱往家搬车厘子，自己只能吃廉价水果；别人开上了小汽车，自己只能坐出租车；别人有高档衣服，自己穿着一般；等等。同样都是人，为什么自己就不能享受高档生活呢？想多了，她就觉得自己也应该生活在那种虚构场景之中，并且一有机会就奔赴而去。三是对婚姻的超理性虚构。茉莉与表弟在广州务工认识并结婚，应该说个体之间也算般配，他们的婚姻需要共同努力，共同承担责任，彼此背靠背心连心，不断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才可以营造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但是茉莉越来越认为婚姻就是享受，男人应该有可观的收入，可以供她美容，有车开，可以到处游山玩水等。
刘某夫妇在为华子找媳妇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受到超理性虚构的指引。首先，在华子二十多岁，全家劳动力处于鼎盛期，最有竞争力的阶段，他们自视太高，对女方的长相性格能力家庭等全方位条件都有比较高的要求。他们不知道在城市化过程中，各方面优秀的农村女孩都已经大量进城，能够愿意在农村生活的越来越少了。其实华子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稳定工作，全家三个劳动力都挣钱，才比别人强一点而已，能够找一个差不多的，就可以了。其次，到华子三十多岁时，农村女孩子已大量进城，全国婚恋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农村处于弱势地位，彩礼不断上涨，华子年龄上已毫无竞争优势，能找到一个寡妇都已经很不错了。刘某夫妇虽然也同意与寡妇相亲，但是接受不了结婚了就要给别人养小孩的事实，还在追求家庭伦理上的纯洁性，以至于丧失了最后一次机会。最后，到华子四十岁时，要想在农村找个正常媳妇已经基本上不可能了，全家劳动力的优势没有了，华子年龄优势没有了，农村找媳妇已经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在这个时期有个女性愿意给华子一个家庭的名义，实际上是想让华子和刘某夫妇成为她的供养人而已。但是刘某夫妇完全不能接受这个非正常事实。不过，最后这个也确实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水仙和山竹刚刚结婚不久，但是对于两个人的小家与父母的大家之间的实践关系也受到了超理性虚构的支配。结婚时，一般男方父母准备房车，并且支付一定的彩礼；女方父母不仅返还彩礼，有时候还要再送一份嫁妆或陪礼金。从一般意义而言，双方父母给的房车礼金等财物，事实上是给子代刚结婚时有一笔单独生活的启动金，以让他们可以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后面的美好生活，还需要靠子代自己去打拼。子代接受这些来自双方父母的馈赠后，应该知道感恩，在日常生活中予以回报。但是水仙和山竹显然没有摆正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他们不仅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母的馈赠，还将父母作为提款机，想方设法找机会提款，还将父母作为美好生活的勤杂工，理所当然地享受父母为自己烧火做饭等。无限度的代际转移是一种超理性虚构。
超理性虚构的社会根源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指出，在前现代社会中个体行动主要受情感支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个体行动受理性支配。虽然他所指的理性更多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收益”比较对个体行动的影响，但是其中指出个体将对货币的追求已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变化，与农村婚姻生活中出现将脱离实际的超理性虚构作为目标追求具有相同的逻辑。为什么脱离了生活实际的超理性虚构会异化为个体追求的目标呢？其中的原因深藏于当前社会发展与运行的逻辑之中。
首先是风险与不确定性。在传统社会，因生产力落后，人类要应付的自然风险比较多，但是社会性风险要少很多。以门当户对作为婚配的基本标准，年青人结婚后，虽然可能分居，但仍与大家庭的成员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空间，周围都是知根知底的亲友近邻，从青年、壮年到老年，人生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如何在熟人社会中寻求帮助等都是比较确定的，所以他们依靠熟人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情感逻辑就可以应付绝大部分风险。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类已经有了足够应付自然风险的能力，但是社会风险却在不断增强。婚配标准越来越多元化，财富、学历、长相、性格、身高等都在特定的人群中不断被放大，年轻人婚后，一般会到一个陌生社会中去工作，在人生实践中会遇到诸如失业问题、诚信危机、安全事故等现代的社会风险，如何应对陌生社会中的这些不确定性，情感逻辑不再能够发挥作用，需要依靠现代社会发育起来的理性理智。正因如此，水仙山竹等一类的年青人才以对未来的超理性虚构为依据要求父母不断向自己转移资源，以应对这些潜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其次是观念与现实的堕距。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了物质相对充裕的时代。物质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思想观念层面的变化，但是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堕距，即观念可能会落后于现实，也可能会超越现实，两种情况都可能造成超理性虚构现象。上述案例中，茉莉有关婚姻生活的观念是超越现实的，她将婚姻看成了享受高档次生活的一种手段，她虚构的生活景观与自己的婚姻现实出现了巨大差距；刘某夫妇的观念则是落后于现实，他们不明白农村婚配已经被全国化婚姻市场和城乡关系挤压变形，农村男性已经成了婚姻弱势方，需要降低再降低标准才与现实相符合，但是他们还是以陈旧的家庭和个体间的比较优势来判断和决定华子的婚配，当然会一错再错；水仙山竹的观念也是超越现实的，他们将父母视为供给自己高档次婚姻生活的重要对象，事实上这种情况在苏南非常突出，父母辛苦务工供给年青一代享受超理性虚构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活。总之，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堕距会生产出超理性虚构生活景观，并成为婚姻生活的主导性原则。
最后是时空压缩与流变。哈维使用“时空压缩”是要表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对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的革命，其中之一是人类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至于我们感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时空压缩必然会使我们的生活景观快速流变，人生的各个阶段交叠重合在一起，难以分清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前，有句话是“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一个“熬”字表达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从低到高的缓慢变化过程，也表达了对于家庭从为其他成员做奉献到其他成员为自己回馈的变化过程，但是在当前时空压缩情势下女性不想再熬三十年了，茉莉现在就要当婆，现在就要享受高档次生活。刘某夫妇是难以适应当下农村婚姻生活中时空压缩后流变的结果，不能根据实际理由来改变为儿子婚配的决策，所以一再错过机会。水仙山竹在面对时空压缩时是将自己的未来生活当成了当下的存在。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时空压缩与快速流变，给人们造成了存在的错觉，人们在回应这些存在错觉时就会形成对婚姻生活的超理性虚构。
回归面向生活实践的理性
超理性虚构正在成为影响农村婚姻生活的一种普遍性逻辑，对家庭和社会都具有比较大的破坏作用。对于家庭而言，超理性虚构强调个体主观感受和对婚姻生活景观的虚构，严重脱离了个体的实际能力和正当需求，也脱离了家庭的整体能力和各主体间的正常关系，削弱了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系，将家庭当成满足个体欲望的工具，最终会伤害甚至破坏家庭。
对于社会而言，超理性虚构对家庭的破坏会外溢到社会之中，比如当前农村，高彩礼竞争越来越激烈，离婚率不断高企，一些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却遭遇弃养等现象都影响了农村社会的良性运行，甚至会修改农村社会运行的良性规范，最终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良性发展。
所以农村婚姻生活应该从超理性回归理性，从主观化虚构回归生活化实践。当然，我们不能回归到康德视角中的实践理性。康德认为，实践理性是离开自然界的必然性而指导人的道德行为的主观思维能力，它以先天的道德规律为根源，采取命令的形式和决定性的意志，达到区别善恶、走向至善的目标。回归生活化实践理性强调从个体生活实际情势，包括个体能力、家庭状况以及社会发展等实际理由来判断、决定和评估自己的行为，而不能依靠散乱的表象或虚构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也就是说，回归面向生活实践的理性，需要人们重视自己的具体生活，选择正确的行为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最终实现美好生活。当然，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比较困难。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风险与不确定性仍在增长，大家的观念要么落后要么激进似乎很难与变迁的现实相同步，时空仍在持续快速地压缩和流变之中等。从总体上看，社会对个体的结构性挤压，要远远大于个体对社会的能动性改变。
个体还未能全部适应一种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但是新的社会结构又已形成，个体不得不又要适应新的结构化社会。上世纪出生的人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快速变迁，物质世界的快速变化，给我们一种目不睱接的感觉。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但是我们的思想观念却并不是线性发展，要跳脱得多，所以常常会对物质生活现实失去准确的判断，出现超理性虚构现象，使个体的婚姻生活脱离了实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