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走亲访友，一个明显感受是，大家对工作的需求变了。
以前，对工作的需求是有发展前途。
现在，对工作的需求是稳定。
在大概三十年前，中国刚开始搞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那时候产生了一个“下海潮”。据人社部数据显示，光1992年就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体制内停薪留职的公务员有1000多万。那个年代，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最向往的是外企以及后来兴起的互联网行业。
但是近些年来，却产生了一个与“下海潮”完全相反的“逃回体制”的风潮。据北大最近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在2019年北大近三千名毕业生群体当中，有将近一半的毕业生，选择进入了党政机关。超过四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进入了国企。也就是说，北大当年的毕业生，有四分之三，都选择进入体制内了。
从九十年代初的“逃离体制”到近些年的“逃回体制”，这二十多年恰恰是垄断资本的形成期。
在90年初，“下海”创业的人面对的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市场，给私营资本的发展留下了充分的市场空间，这是一个“基本上是摆个地摊就能发财的时代”。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私营资本经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式的激烈竞争后，在各行各业都已经形成了大的垄断巨头。而国有资本也完成了转型，形成了若干巨头。
垄断资本对社会的渗透已经达到了一种无孔不入的状态，任何一个细分行业中，都有垄断资本的身影。以前几年的互联网行业为例，不管是千团大战、网约车大战、还是共享单车风口，最后的结果都是被几个大巨头收割。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对市场的瓜分，“创业”几乎变成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草根创业者根本无力与大垄断资本对抗。前几年的创业潮，最后留下的是一地鸡毛。
大量依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小生意人，在大垄断资本的挤压下日益艰难。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被不断吞没。大学的扩招和不受约束的资本的肆虐，使得大学生也失去了曾经的光环，越来越跌入底层，成为被雇佣的一份子，遭受着996式的压榨。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雇佣劳动者占多数的“正常社会”。“逃回体制”的风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在资本无孔不入的渗透中，部分保留了计划时代福利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成为了唯一能逃避资本压榨的孤岛。与互联网等体制外行业相比，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并不高。但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进入“体制”?原因在于“稳定”和“福利”。
有一份稳定的铁饭碗，不用每天996地拼命加班，不用担心35岁以后被公司辞退，这正是社会主义时代赋予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也是大多数人向往的有尊严的生活。外企或私企的工资有时候看起来比较高，但是超过35岁之后一旦被企业解雇，就很难再找到工作。
而且员工跟企业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雇佣劳动关系，过高的工作压力导致“过劳死”的现象频繁发生。这一切都让“体制”内的非雇佣化工作变成了年轻人的向往。
国人对于“体制”内工作的偏爱，恐怕不仅仅是一种“传统”观念作祟的结果，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现实选择，是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对仍然保留着一点计划残余的非雇佣化的孤岛的向往。但同时，社会福利的“孤岛”化也意味着本来大多数劳动者都应该享有的社会福利变成了一小部分“体制”内人士才能享受的“特权”。
优秀的人才不去到劳动市场上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反而妄图逃回到“体制”来逃避资本，这也是资本无法容忍的现象。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一个统一而不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它要把所有人都变成无差别地、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雇佣劳动力。
他们需要一个不用负担任何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廉价政府”，因为只有这样的“廉价政府”才能减轻“企业家”们身上的“税负”。在成功地将国企工人无产化之后，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中仍然残存的“铁饭碗”便成为资本攻击的对象。
改革是大势所趋。
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在高校里能明显看到这种变化，几乎所有的985高校和部分211高校都已经完成了人事改革，“非升即走”已经成为高校的普遍规则。青年教师如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科研任务，那就要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像九十年代打破工人的铁饭碗一样，事业单位知识分子的铁饭碗也被打破了。作为这个漂泊、动荡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最后避风港之一的“事业单位”，也终于走向了“市场”。
“事业单位”之后，紧接着就是“公务员”。基层公务员的无产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前几年公务员的涨工资只是一个信号和开始。公务员涨工资是以削减各种福利和补贴为代价的，是要使货币工资变成公务员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长远来看，改革的方向是使公务员的养老、医疗等福利都与市场并轨，提高货币工资只是为了减少“并轨”阻力的赎买政策。削减完福利之后，下一步就是公务员的雇佣化改革，什么时候完成，以什么方式完成，我们不知道，但是它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