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文化县”的凯歌
一、文化县的起因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昔阳县作为全国第一个文化县留在了共和国的史册上。昔阳当时的文化工作不仅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和奖励，还接受了省市多次来昔阳召开的现场会，也接待了国内外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要知道，这个闻名全国文化县的形成，是谁在起主导作用呢？他就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昔阳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而且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抗日战争之前，昔阳县70%的贫下中农每年平均消费水平为21元，衣不遮体，饭不饱肚。1957年全县农民消费水平平均每人为51元，较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翻了一番多。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昔阳的文化工作也开始形成高潮。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来描绘当时的情景：
合作化，万年青，
农村气象日日新；
标语经常换，
谁见谁高兴；
街头读报栏，
消息贴个满；
街上大字报，
社员把意见谈。
白天一到地
歌声常不断，
又读书又念报，
不识字人看图片；
如果自己看不懂，
主动去找说明员。
地头小黑板，
好事写上边；
社员生活刊，
月月队队传。
新创识字牌，
人人都爱玩；
劳动回家转，
秧歌串街演。
晚会上把戏看，
抽时间就到展览馆；
讲节约闹生产，
两条道路更明显；
三爱日真碰心，
谁好谁坏分的清；
有表扬有批评，
如同一次小整风。
社员劳动劲头大，
一人生产顶两人；
生活水平日日升，
笑在眉头喜在心。
这些平平常常的语言，反映了昔阳人民内心的感受，是新旧社会文化境界上的一次飞跃和突变。这种飞跃和突变，具体地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的形象，也体现了一个县委书记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一个县所做的贡献，也体现了一个县委书记在文化事业上对一个县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
昔阳人民世世代代对文化生活就有一种追求和渴望。抗日战争之前，昔阳县群众文化生活的概况是，以1935年为例，全县只有三个晋剧中路梆子专业戏班，25个半职业性的八音会吹鼓手，40多个群众业余自乐班剧团和一些不经常活动的秧歌队。而戏剧的演出，又只在城镇及较大的村庄。广大群众因生活所迫，很少有机会去舒眉展眼地欣赏娱乐。至于偏僻山庄，更没有条件看红火热闹，有些住在山庄的妇女一辈子没有见过戏。当时文艺团体的活动并不是为了人民而娱乐，而是为了过庙酬神祷福，或是过骡马大会时演演戏，借以召集群众活跃市场。
文化生活的潇条并不等于人民群众不需要文化，他们对文化的追求都是十分强烈的。在过庙或赶会时一般唱戏三天，群众文化最活跃的时节，比如正月十五，往往三五成群，自由集合闹热闹。人们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慨，在平时也要编一些秧歌小调在街头巷尾流传。当时，穷人们为了发泄自己的穷，也编了首《穷人恨》一曲歌，其中有这么一首：
二月里来上工，
垒椿掏茅打圪针，
茶饭又劣苦又重，
有钱人就把穷爷坑。
为了揭露封建买卖婚姻的罪恶本质，水磨头一带曾流传过一首《回婆家的民歌，城关一带流传着《补二婚》的小调：
媒人开口说得清，
女婿可是好光景，
本人年纪二十几，
种着三顷好水地，
真得意。
腊月二十过了门，
闺女一看发了闷，
男方今年五十几，
光景再好也不碰心，
愁煞人。
抗战时，人们为了表现抗战的乐观主义精神，也编了顺口溜，流传于全县：
大炮轰轰响呀，
机关枪响连声，
日本鬼进中国，
放火又杀人。
中央军不抵抗呀，
退在黄河南，
留下咱华北地呀，
人民无靠山。
中国共产党呀，
领导八路军，
过了黄河来华北，
救下咱性命。
咱们老百姓呀，
快快要觉悟，
对待八路军，
实心要爱护。
为了反映敌占区的悲惨情景，也曾有《打马坊》之类的小调，流行于昔西一带：
清早起来心发愁，
日本鬼呐喊备性口，
粮食集上等候着呀，
收了良民往马坊走。
赶着毛驴出西门，
两眼望不见马坊镇，
阳家峰上去是马道岭。
夜晚住了沾尚镇，
刮了股东风下了股雪，
住在沾尚没吃的，
挨饿受罪打野盘，
毛驴热身就下安。
……..
这些小调，充分反映出被日本鬼子逼上马坊的昔西人民，随时都有被打和被杀的绝望心情。当后来共产党领导人民组织起来维护自已的政权，又有表现乐观情懆的顺口溜，现摘录一首妇女站岗放哨，检查坏人的秧歌小调：
六月里天气长，
坐在那榆树凉，
姐姐一旁来纳底，
妹妹放哨又站岗。
过来个行路人，
问问你通行证，
防奸抓特务，
保护咱村庄。
这些秧歌小调的流行，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追求是十分强烈的。但这些顺口溜和小调之类的流行只是零散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真正使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当时的生产生活结合起来，使文艺为当时的社会生产服务，成为一场群众运动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
这就是一个县委书记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细心组织筹划，把文艺工作和县里的中心工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生活热情，并促进了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