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礼乐征伐出于天子——关于货币的起源

​吴铭:​礼乐征伐出于天子——关于货币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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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货币的起源问题,其实是研究货币发行的起源问题,而不是研究货币的外在表现形式的演变。

  关于货币起源,通常的说法是: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产生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应该是“古代社会”,已经产生私有制了,否则不会有交换),人们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能够为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

  以我井蛙之见,货币起源问题,就这么一种说法。

  即,货币起源于私有制,起源于社会分工。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不管这个说法是谁发明的。这个说法或许与西方私有制的货币理论相符,但与中国传统货币理论,并不一定相符。因为最早的货币产生时,应该没有文献纪录,所以,这个说法,应该没有历史文献的证明。

  管子说: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我下面编造的关于中国货币起源的故事,是我对管子货币理论的理解。注意,是理解,不是翻译。我不太通古文,但我认为,对古文的理解,决不仅仅是个考证、注释、正义的问题,还须有较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知道。须懂货币的人,才能准确理解管子的这段话。

  注意,以下是我编造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我认为,真实的货币起源,应该与我所编造的这个故事所体现的道理相通。

  我的这个关于货币起源的假说,也没有历史文献的证明,但是,我想,从合理性上讲,不比上面提到的那种主流认可的货币起源说的合理性差。

  据中国古代历史常识,在夏商周之前,还有唐、虞两个朝代。我的故事从这个唐朝开始。

  唐朝的王,天子,是天下共主,为帝尧。

  “礼乐征伐出于天子。”帝尧有权力和义务对四方不服的蛮夷进行征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帝尧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车马、粮秣、弓箭等军队、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物资。征伐,需要各方国提供军队、武器、装备、给养等。

  尧是天下共主,是天子,所以,各方国有义务向帝尧贡献军队、车马、粮秣、弓箭,参加征伐。这就需要有个记账,同时,也要给各方国一个凭证。

  记账,就用结绳的方式。结绳,恐怕并非因为没有文字,可能当时已经有了文字,只是用结绳的方式,更加方便。

  而给各国的凭证,则用由帝尧特制的贝壳,上面有帝尧刻画的特殊符号,以防伪造。这时候,这种特殊贝壳还不是货币。

  比如,按照“礼乐”制度,贡献1万军队的方国,给1个大号的贝壳;贡献5万军队,就给5个。贡献1千军队的方国,给1个中号的贝壳;贡献五千的军队,给5个中号的贝壳。贡献8百军队,给8个小号的贝壳。

  其他车马、粮秣、弓箭等物资,也要给相应型制和数量的贝壳。

  给的贝壳越多、越大,则代表这个方国的贡献越大。

  作战过程中,有的方国作战勇敢,斩获很多,抓了很多俘虏,获取了很多马牛羊猪狗鸡等财物,夺到很多粮秣,缴获很多敌军的战车、弓箭等武器装备。帝尧要给立功的方国记功,也用结绳的方式;也要给这个方国的国王一个凭证,也用相应的贝壳。当然,事先要规定好,什么样的功劳给什么样的贝壳、给多少。这叫定价权,当然由帝尧独立掌握。

  如此方式得到的贝壳越多,则这个方国对这场征伐的贡献越大。

  作战不力、打了败仗的方国国王呢?恐怕要有一定的惩处,或者斩头,或者罚其贝壳,将功补过。

  这应该叫作“量化管理”,以便于“赏罚分明”,让大家心服口服,谁也别想浑水摸鱼。

  各方国国王在战斗过程中,也可以把帝尧给的贝壳凭证,再发给立了相应功劳的将军,作为其立功的凭证。将军,也可以把其国王给的立功凭证贝壳,给予立了功劳的士兵。这样,士兵、将军手里,都有了相应的贝壳。

  这样的贝壳,只能由帝尧制作并发给作出相应贡献的方国国王。方国国王、将军、士兵没有资格制作这样的贝壳。这就是货币发行权,垄断于帝王。方国国王、将军、士兵,要想得到贝壳,必须作出相应的贡献。

  战争胜利了,敌人被消灭,其方国被废除,其子民被俘虏,其财货被充公。

  战争胜利后,帝尧要论功行赏。

  怎样论功行赏?按照事先的礼乐制度,那就看参战各方国国王、将军、士兵手里的贝壳情况,大贝壳、中贝壳、小贝壳,各多少,然后再对照一下结绳的情况,看看有没有造假。然后,由帝尧根据事先定好的规矩,该加官的加官,该进爵的进爵,该给多少土地的给多少土地,该给多少男女战俘就给多少男女战俘,该给牛羊马的给牛羊马等财物……。

  这就是帝尧履行对这些贝壳的信用。

  事后,这些贝壳也没有了实际用处。帝尧并不一定非要收回这些特殊制作的无用的贝壳。各方国的国王、将军、士兵,非常珍惜这些贝壳,因为这代表了他们曾经的荣耀。所以,虽然这些贝壳没有实际的作用了,也是好东西,作为一种荣耀,被国王、将军、士兵戴在脖子上,重大场合炫一炫,成了装饰品,身份地位的象征。

  如果还要进行下一场征伐呢?那就再制作相应的、不同于上一次征伐的特殊贝壳。

  因为这些贝壳意味着战后帝尧要用加官进爵、给予土地、给予奴隶、给予其他财货的方式履行信用,所以,这样的贝壳当然是有价值的。大家都争着贡献、勇敢杀敌、争取立功,获取这样的贝壳。当取得这种贝壳之后,还可以用这些贝壳其他东西。比如,爱喝酒的,就用这些贝壳换酒喝;想讨老婆的,就用这些贝壳讨老婆;想买地,就用这些贝壳购买土地。于是,这些贝壳,就成了商品交易的媒介,即现代意义上的货币。

  当然,这些贝壳,只有在未被帝王履行信用责任时,才可以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如果已经被帝王履行信用责任了,就没有用了,就作废了,就不能作为商品交易的媒介了。

  请注意,这些贝壳货币,并不是天然的,是经过加工的,有特殊的刻度,还有小孔。

  贝壳,实际上不太美观,又占地方,又容易破碎。于是,后来的帝王就用玉石雕制的小动物、玉环、玉琮、玉璧或者珍珠来取代贝壳。这就珠玉作为货币的原由。同样,也是珠玉成为装饰品的原因,贝壳就退出了历史。

  再后来,珠玉容易造假,不好携带,帝王就换成了黄金白银,当然,黄金白银又成了装饰品。珠玉因为颇为精美,并没有失去作为装饰品的功能。

  我看到有说法,认为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所以,中国古代人特别喜欢玉,把玉当作装饰品。可能是这个道理吧。但我还是觉得,玉曾经作为货币的历史,才是中国古代人喜欢玉的原因,是玉作为货币的一个遗留,成了价值观,被人们寄予了美好的希望。

  当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时,黄金白银也就成为装饰品了。

  再后来,铜又成了货币。当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意义上,铜也成了装饰品。

  我的这个关于货币起源的说法,与主流的说法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的货币起源假说,实际上是说货币起源于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是起源于社会合作,而不是分工。

  二是我的货币起源假说,强调了其发行权垄断于中央政权,不在诸侯和大商人、大资本家。

  三是我的货币起源假说,还说明了货币信用由中央政权,即货币发行者保障,而不能由其他诸侯、大商人、大资本家保障。

  四是我的货币起源假说,还说明了中央政权作为货币发行者,其履行信用的方式是用官爵、实物以事先确定的价格,向货币持有者出售。

  五是在我的这个货币起源假说中,贝壳、珠玉、金银,作为货币,其本质是相同的。我认为,今天的货币,与古代的这些不同表现形式的货币,在发行权、履行信用的方式上是相同的。

  六是我们可以从货币发行和履行信用的方式上,看出货币的真假。

  七是,货币的发行,与货币的回收,其实没有必然关系。这也是我和主流货币理论最关键的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之处,对于货币发行来说,极其重大。

  八是,货币,当然不意味着财富,一旦没有信用,货币就是个装饰品。货币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才意味着财富。万不可舍本逐末!

  九是,显然,发行货币这种方式,对于中央政权动员人力物力,极其重要。尤其是对于动员其他方国的人力物力,没有货币这种方式,恐怕无法动员之。所以,不能把货币发行权委托、转让、分享给其他什么势力。

  研究货币的起源问题,其实是研究货币发行的起源问题,而不是研究货币的外在表现形式的演变。货币发行及其起源,这个问题非常抽象,不可能有实物证明。我看到,有同志很偏爱从贝壳、珠玉、金银、铜钱等货币形式演变的角度研究货币的起源,这些只是货币表现形态的历史演变,并不反映其背后的发行权的演变,未呈现货币与政权的关系。这样研究货币发展史,只抓住了现象,没有抓住本质,很可能是错失了研究重点。

  以我井蛙之见,关于货币起源问题,可能是因为文献太少,又不可能用实物证明,所以,似乎研究者并不多,不同的说法,也不多。

  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纯理论问题,专业性较强,但也可以作为当前货币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重要性,不言而喻。

  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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