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程恩富先生提出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 的文化主张，深刻地把握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两大思潮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国学之所以能够“为根”，首先因为它是最深刻的哲学，站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最新成果的高度，回顾整个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哲学史概括为前后相继的四个哲学范式；人类要避免自我毁灭，就必须进入第四级范式，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质在于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为什么中国政治家能够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很早就进入了第四级范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从中国文化的老根上长出来的新成果。国学之所以能够“为根”，还在于它抓住了社会治理的根本，儒家“大学之道”规定了社会治理的根本法则，是人类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控制之道；社会主义制度为“大学之道”的最终落实提供可能，一旦人们在“大学之道”的攀登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自然就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认识到自己同这个文化传统的有机联系，进而认同“国学为根”。在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处于“光明区”并仍在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攀登，其运行轨迹是一个向上的弧线，此乃人间正道。在人类奔向自我毁灭的大趋势中，我们理当认清自己的优势，坚持自己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继续沿着“大学之道”往上走。
关键词：价值体系；大学之道；哲学范式；两个相结合
程恩富先生总结了“五四”以来中、西、马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演变过程以及各派提出的文化主张，提出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 的文化主张（以下简称为“国学为根论”），深刻地把握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两大思潮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主张越来越显示出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价值。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身体力行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他在考察朱熹园时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代政治话语体系中，首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根”的位置上。在庆祝建党百年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相结合”的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种上下一心、共同弘扬国学的新形势下，我们就有必要对程先生提出的“国学为根论”进行研究，深入讨论一下国学为什么能够“为根”，进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推进两者的有机融合，综合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新时代的政治话语体系提供学理支撑。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我先抛砖引玉，一孔之见，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国学之所以能够“为根”，首先因为它是最深刻的哲学
在程先生提出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中，其主要创新在于“国学为根”，由此就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创新。
首先是从认识对象来看，一是把文化的演变过程理解为一个有机体的成长过程，而不是人们所误以为的那种可以由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随意构建的过程，这是对文化演变过程的更为深刻因而也是更符合实际的理解；二是把国学从中、西、马三足鼎立关系上升为主从关系，把国学放在中心位置，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是外来文化，只能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中华文化采纳吸收，这就实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转换，是对三者关系的更为深刻因而也是更符合实际的理解。有了上述两点新认识，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文化建设的规律，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这个领域进入自由王国。
其次是从认识主体来看，要实现上述这个哥白尼式的转换，主体也经历了一个哲学范式的升级转换，所以就需要突破迷信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独断论，回归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这对于那些邯郸学步、习惯于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解释中国哲学的先生们来说，就非常困难。要理解程先生的“国学为根论”，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国学是最深刻的哲学，所以就必须突破那种对于西方哲学的盲从，恢复自己的哲学自信。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方略，它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先进的中国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而它也包含了西方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突破。作为人类精神成长的最新成果，不仅为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难题提供了理解框架和解决方案，同时也为人类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解框架和解决方案。这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才能取得的伟大成就，达到了这一点，哲学经过漫长的漂泊，终于踏上了坚实的陆地。于是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考察东西方哲学的不同发展路径，找到判断哲学发展水平的尺度，重建哲学发展历程的知识体系，正确评价国学在其中的位置，进而确立我们的哲学自信。
（一）哲学发展经历了四个范式。
站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最新成果的高度，回顾整个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可以发现，哲学发展演变过程的最终目标也无非是发展出一种能够保证人类合理行动的价值体系。为了达到这一高度，哲学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为了理清这个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考察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依次出现的四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如果借用库恩所说的“范式”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把哲学史概括为前后相继的四个哲学范式：
1、第一个范式研究的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我们将其称为本原论范式。黑格尔说：“哲学的开端便在于把世界认作水——一种有单纯的普遍性或一般的流动性的东西。在所谓根源里，具有存在的普遍形式。”古希腊哲学家的学说，还有中国的“五行说”，就属于这种范式。
2、第二个范式研究的问题是“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我们将其称为善恶论范式。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生活在不同地域里的民族都诞生了自己的先知或圣贤，用各不相同的学说和诫律来引导和规范人性。西方的苏格拉底、东方的释迦牟尼、老子、孔子都属于这个范式。
3、第三个范式研究的问题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否真实可靠”，哲学家们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我们将其称为认识论范式。笛卡乐开其端，黑格尔是其中最重要的哲学家。
4、第四个范式研究“人类实践中的价值体系问题”，用儒学的话来说就是能否遵道而行的问题，能否“致良知”并“知行合一”的问题，我们将其称为知行论范式。在西方，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实践问题，开创了这个新的范式，但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必须是在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深挖旧制度的地基，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才发现旧制度最隐秘的根源——私有制价值体系，进而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为基本方略，第四级范式才最终成型。
为了形象地概括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画一个坐标图（图1），其中横坐标表示公元纪年，纵坐标表示哲学范式的高度。我们把这个图称为哲学发展的四个范式图：
图1：四个范式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立足这一成果，再来回顾哲学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外部世界到人类自身，再深入到人的价值体系的发展过程，这个认识自我的过程，也就是哲学发展的过程，正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示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其终极目标便是发展出一种科学全面的价值体系，保证人类行为的合理性。不论在哪个时代，人类都需要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合理行动以保障自己的生存发展，但由于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本原论范式引导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寻找宇宙万象的本原；善恶论范式为人类提出一个超越性目标，引导人们驾驭内心的欲望；认识论范式研究人类认识过程能否正确反映客观现实；在做了这些工作以后，人类发现自己依然不能合理行动，各种灾难不幸依然纠缠着自己，其原因究竟何在呢？人类要避免自我毁灭，就还要进一步寻找答案，所以就必须进入第四级范式，认识那一直处于潜意识之中的价值体系问题，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质在于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
哲学范式依次递进的次序，不仅是不断深入认识自我的过程，同时也对应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上站在了人类文明进化的前列，所以也就能够抓住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略，站在了人类文明进化的前列。但我们也看到，虽然政治家们把这个议题提上了社会政治议程，很多学术研究却仍然滞留在认识论范式之中，把价值体系放在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的两极对立之中，作为一种价值观来进行研究，提炼出24个字的价值观来进行宣传倡导，这就遮蔽了这个基本方略的深厚内涵和革命性。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实质在于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重组社会生活过程。如果不改变私有制价值体系主导社会生活过程的现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价值观来倡导，这种倡导必然是徒有虚名，难以为继，就像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
私有制价值体系是人们从动物界进化过来时携带过来的价值体系，它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不“以人为本”，而是以物质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别人的生存需要不在其关心的范围之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不管是他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是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不在其关心的范围内。人们以彼此敌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虚幻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是一种把社会推向自我毁灭的力量，由于它的存在，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就像食物会自发地趋向于腐烂变质一样，只要存在这种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集体都不可避免地趋向衰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统统没有例外。中国历史上的兴亡周期律，当今时代的腐败现象、内卷化等等，美国历史上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当今时代的社会撕裂和两党恶斗、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盘踞在社会经济过程中吸血，其根源都在于人们的价值体系的狭隘片面。它已经成为制约人类进化的瓶颈，突破了这个瓶颈，人类就可以进入海阔天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境界，反之，则必然走向堕落与自我毁灭。
培育一个健全合理的价值体系以保证人类行为的合理性，这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人类必须关注与研究价值体系问题、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并对其进行转换升级，才能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领导人类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从正面来看，中国人民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进入新时代，有优秀的文化传统积淀，具有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条件；从反面来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中，我们中国人是后来者，如果我们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就只能处于被欺凌、被压榨的地位，在人类走向毁灭的过程中，率先毁灭的只能是我们。
坚持社会主义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就必须找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阻碍它的实现，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确定为某个阶级、某个政党，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头脑中的落后的价值体系，有很多人，身体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头脑却仍然被私有制价值体系控制着，在此基础上，要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稳定运行起来。包括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的那个阶级和共产党人，也必须“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也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就必须“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只有做好了解件事情，共产党人才能把中华民族凝聚起来，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自觉地驾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为其他民族做出表率。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从中国文化的老根上长出来的新成果。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这是人类的共同需要；只有完成了这个精神解放过程，人类才能合理行动，保证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但考察一下当今各国哲学发展的现状,我们发现,只有中国人提出了这个目标,其他各国都没有提出这个目标。包括自命为“灯塔”的美国, 也没有能力反思自身价值体系，深陷在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之下而难以自拔。我们也听到美国日本的政客们说要搞价值观外交、建立民主价值联盟，但他们绝不会反思其价值观的缺陷并转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西方虽然有哲学，但缺少格物致知、追求大道的传统，其反思深入不到价值体系层面，没有进入第四级范式，所以就突不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束缚，只能在本体论、认识论上徒逞口舌之辩，无法指导人们合理行动，不能正确应对各种现实问题，结果就使得当今西方社会在堕落毁灭的方向上越滑越远，以美国为例，从其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不能合理行动，眼睁睁地看着感染病例和病亡人数的增加而无计可施。其之所以陷在社会堕落、经济下滑、疫情失控、社会分裂动荡的泥潭中难以自拔，其原因就在于哲学思维的落后，遮蔽了对于价值体系的反思，因而无法摆脱动物价值体系的控制。
为什么只有中国政治家能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其他国家政治家提不出这个问题呢？这不仅因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发展走在前列，同时也因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的长期文化积淀使我们有能力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中国哲学很早就进入了第四级范式，中国古代圣贤不仅研究本体论、善恶论和认识论，而且还研究遵道而行、知行合一的问题，很早就进入了知行论范式，老子要求人们闻道勤行，孔子要求人们遵道而行，使得中华文化高位运行，形成了坚持遵道而行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有一个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那就是“道”的追求，这算不算哲学呢？我看不仅应当算，而且还是那种最深刻的哲学。正是由于对“道”的追求，中华民族很早就深入反思了价值体系在个体生命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使得中华文明产生了一种抵制社会趋向于堕落衰败的力量，使得中华文明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优势。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基本方略，正是由于我们有这个文化积累。老子孔子所坚守的大道，经过历代圣贤君子两千五百年的接力传承，经过“天理”“良知”等中间环节，最终演变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就是从我们的老传统中长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国学为根”的依据，它不是随便其他某个民族都可以提出来的东西。
正因为我们有这个文化传统，所以就能够吸纳马克思主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文明虽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但西方文化中趋向堕落的倾向太过强大，所以就无法成长起来，西方文明也就无法走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恶性循环。两相对比，我们也就可以发现中华哲学和文化的优势之所在，也就可以确立“国学为根”的哲学自信。
二、国学之所以能够“为根”，还在于它抓住了社会治理的根本
除了哲学反思的深度以外，中华文化的优势还在于确立了一个引导人性也即价值体系向上成长的人格理想，以及一套保持人性高位运行的心性之学——“大学之道”，它抓住了社会治理的根本，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以保证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大学之道”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宝贝，要想实现社会的善治，就必须遵道而行，舍此别无他途。国学之所以能够“为根”，这是第二个理由。
（一）儒家“大学之道”规定了社会治理的根本法则。
人类从动物界进化而来，具有了人的外形，但还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就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精神进化过程，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围绕人的这个精神进化过程，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政治制度与文化环境也都产生了一个进化过程。个体与社会的进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马克思就可以断言：“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我们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个“不断改变”过程并非是信马由缰的过程，它应当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这是人所应当实现的“天命”。与动物们在本能控制下的成长过程不同，人类的成长过程还伴随着一个自我认识过程，人能否实现自己的“天命”，则要取决于人对它的认识理解程度。
西方人用一个虚幻的上帝来引导人性，人们之所以要自我约束，其目标不过是为了死后进入天国。中国的儒学则与之不同，他为人们确立的目标是成为君子乃至于圣贤，这是一个只有在当下的生活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个目标，孔夫子创立了另外一种引导人性的理论与方法，经过儒家后学们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套与社会政治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心性修养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体现在《大学》《中庸》之中，这两部著作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为人们指出了生命的目标，而且还设计了一条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这就是《大学》所描述的“大学之道”──从“明明德”开始，经过“亲民”这个中间环节，达到“止于至善”的目标，这就是“三纲领”，然后又细分为“八条目”，从“格物、致知”开始，经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中庸》则进一步要求人们把自己的生命轨迹与“大学之道”吻合起来并始终坚持下去，为判断这个相吻合的程度，《中庸》提出了一个“诚”的标准，吻合得好的就是“诚”，吻合得最好的就是“至诚”，达到了这种境界，人们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是人性所能达到的极致。
为了简洁直观地表示这个“大学之道”，我们可以画一个坐标图（图2）：
图2：大学之道图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分为三个区，格物致知以后，人们才能进入“光明区”，成为一位君子，如果生活在现代，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突破“格物致知线”，那就生活在“混沌区”，在时代潮流的裹胁下，随波逐流，自误误人，度过痛苦焦虑的一生，一不小心还有可能滑进“黑暗区”。以往的社会治理只是在现有人性的水平上进行治理，儒学则主动地为理想政治创造人性基础，这是最根本的治理。只有在人们普遍地进入并保持在“光明区”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这就是儒学所阐明的政治学法则，国学之所以可以“为根”，就在于这个法则的不可违背。如果是普遍处于“混沌区”甚至“黑暗区”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折腾，都不可能形成理想的政治局面。
如果把儒学看作一座藏有无数珍宝的宏伟大厦，那么，“大学之道”就是一个路线图，它为人性的提升指引了方向，提供了阶梯，当人们踏上这个阶梯之后，就可以逐步摆脱动物性本能而成长为真正的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谁也不能例外。当一个社会集体中的人们都能自觉踏上这个阶梯之后，这个社会集体才能从整体上提升起来，在此过程中，各种阻碍人性成长的危害因素都将失去支撑而分化瓦解，一个新的祥和安宁的文化将成长起来，在此基础上，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组织机制将应运而生，人类就可以联合起来，正确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保障每一个体的正常天性的实现。这不仅是儒学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二）“大学之道”是人类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控制之道。
站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哲学高度，回头再来研究“大学之道”，我们发现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为人们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确立新的价值体系提供了路径。
《共产党宣言》指出：“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但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特别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崩溃的过程中，我们则进一步发现，新思想的形成却并不与新生活条件的形成步调一致，有很多人虽然也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所认同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所以就狂热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价值体系决定了他们无法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把这个制度搞垮，他们才能称心如意。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必须有价值体系的转变，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成员，如果没有这个转变，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制度离心离德，不管讲多少大道理都没有用处。
怎样才能完成这个价值体系的转变呢？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与命运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进入人们的头脑与行动，只能是飘浮在空中的一个幽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略也就无法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来提出问题，我们才能发现儒家“大学之道”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价值，“大学之道”的实质就在于引导人们反思自己的价值体系，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中华民族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漫长过程中形成了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步步深入地改造旧世界，最终抓住私有制社会的核心，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略。要实现这个基本方略，也还要坚持这个精神追求，通过引导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走上“大学之道”，才能摆脱低水平价值体系的控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深入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找到了这个“大学之道”，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应当走上“大学之道”。资本主义文明是放纵动物性本能的文明，而这又是人生初级阶段的必然特征，每人都要从这个阶段走过，要想走出这个阶段，人们就需要有一个格物致知的过程，然后才能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攀登。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自力更生地解决的问题，“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别人无法包办代替。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就走不出人生的初级阶段，所以就认同推崇动物性本能的西方文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人，即使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天挂在嘴上，也不可能真正坚持，这就像小朋友无法举起举重运动员的杠铃一样，他不具有那种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任务，怎样落实这个任务呢？我们发现，其答案早就保存在老祖宗留下的“大学之道”里了。就像动植物的成长过程预先储藏于各自的基因之中一样，“大学之道”以胚胎的形式蕴涵着人类文明进化的程序，因而中国的历代哲学家就无须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忙于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只须立足所处时代，对“大学之道”进行新的阐发，把其中蕴涵的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内在必然性发掘出来，深化对它的理解。历代君子的这个深入发掘的过程，既是他们自身的创造力的主动发挥，同时也是“大学之道”的自我展开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因而也是人的天命的自我实现过程。人的天命即是人性的“自然”，此即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当今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是这个展开过程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把中华君子文化及其精髓“大学之道”作为逻辑起点，理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传承关系，构建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三）社会主义制度为“大学之道”的最终落实提供可能。
整个历史是人类从动物界向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其终极目标是进化出真正的人。人的这个进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要分为不同的进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有一种学说来指引人类向上，因而人就需要宗教哲学理论。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学说，西方的基督教、自由市场理论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学说。但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些学说通常不能完全地吻合人类进化总目标，它们各有自己的目标，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有的学说能够贴近人类进化的总目标，有的不能贴近这个总目标，能够贴近总目标的学说往往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只是贴近其中的一段，然后与之分离，渐行渐远。我们可以把人类进化总目标的实现过程看作是一条向上伸展的弧线，作为生命与眼界都有局限性的理论家们所画出来的往往只是一条直线，这些直线因而就只能与那条人类进化长弧线在某一点上相切，然后就分道扬飆。
与其他宗教学说相比，儒学摆脱了人格神的纠缠，为个体确立了君子人格目标。引导人类走上“大学之道”，格物致知，超越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束缚，把个体的人生目标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实现人生最大价值，通过对儒学义理的深入阐发与践行而推进人性的进化，所以就能很好地与人类进化长弧线相吻合。即使是社会运行偏离了这条长弧线，也由于闻道君子的存在，所以就能够穷则思变，回归正道，把中华文明一直延续下来。比如在近代积弱积贫、一盘散沙、濒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仍然有一大批闻道君子穷则思变，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团结奋斗，把中华民族重新拉到人类进化长弧线上来。在当今世界上，中华文明一枝独秀，蒸蒸日上，与西方文明的衰败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有最深刻的哲学反思，有中华君子文化的深厚积淀，有“大学之道”的引导，能够把个体天命的实现与社会发展目标合而为一，所以就能接纳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的同时，也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实际上却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自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我们之所以说程先生的“国学为根论”实现了一个哥白尼式的转换，其理由就在这里。
因而我们可以说，儒家“大学之道”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提供了实现之道。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通过理论家的阐发才把它们结合起来，但在实际上，它们都是整个人类进化过程的理论反映，在这个过程之中，它们原本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是由于理论家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只注意到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遮蔽了这种有机联系，才使它们彼此孤立起来，此即所谓盲人摸象。人们要想看到完整的大象，就必须“去蔽”。而要想“去蔽”，人们就必须走上“大学之道”，格物致知，遵道而行，才能摆脱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精神束缚，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改造现实的过程中，步步深入，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有机联系，它们都是大道的体现，都能很好地与人类进化长弧线相吻合，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而我们可以说，“大学之道”即是“两个相结合”的实现之道。这是国学之所以可能够“为根”的又一个依据。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类突破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桎梏提供了可能，反过来，人性进化的需要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提供最根本的依据。一旦人们觉悟到人性进化的需要，在“大学之道”的攀登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自然就会认识到自己同这个文化传统的有机联系，进而认同“国学为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三、图示“国学为根论”
为了形象直观展示“国学为根论”，我们可以在前面的“四个范式图”和“大学之道图”的基础上，画一个图。
第一步，把西方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分别根据其达到的哲学范式和出生年代，放在“四个范式图”上。由下往上依次为：
赫拉克利特：本原论范式，约前530年；
苏格拉底：善恶论范式的起点，前469年；
柏拉图：善恶论范式，前427年；
耶稣：善恶论范式，公元元年；
安瑟尔谟(又译安瑟伦)：善恶论范式，约1033年；
托马斯·阿奎纳：善恶论范式，约1225年；
笛卡尔：认识论范式的起点，1639~1640年；
黑格尔：认识论范式，1770年；
第二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放在“四个范式图”上。马克思是知行论范式的起点，他提出了人的实践问题，他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他坚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这种价值体系还只是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正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理想和一个社会纲领，开始时总是处在比较模糊的、潜在的状态，后来通过发展才变得明确起来。”在马克思之后，有列宁进一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了共产主义事业，但他也还没有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后，真正能够推进哲学进步的是毛泽东，他于1937年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提出了人的实践中的价值观问题，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于价值观的认识；此后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直到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才明确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把它确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步推进了知行论范式的完善。
第三步，把中国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也放在四个范式图上。与西方哲学的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哲学一直在知行论范式的高位运行，中国的哲学家们也研究本原论问题，也研究善恶论问题，对认识论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辨，但是，中国哲学所研究的主要是知行论问题，从老子孔子开始，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一直是“遵道而行”“知行合一”的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坚持哪一种价值体系的问题，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方略，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有丰厚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把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也放在“四个范式图”上：
老子：知行论范式，约前585年；
孔子：知行论范式，前551年；
孟子：知行论范式，约前372年；
董仲舒：知行论范式，前179年；
慧能：知行论范式，638年；
二程：知行论范式，程颢(1032年)、程颐(1033年)；
朱熹：知行论范式，1130年；
王阳明：知行论范式，1508年龙场悟道。
于是就可得到下面这个图3，根据这个图，我们就可以对整个哲学发展过程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判断其未来发展趋势。
图3：四个范式图（2）
第四步，把“四个范式图”与“大学之道图”嵌合为一张图。
生物学上有一个重演律，个体的生命历程是整个种族的生命历程的缩影，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把“大学之道图”作为人类发展的路线图，然后再把“四个范式图”与“大学之道图”合并为一张图，把两个图的横坐标重合起来，把老子出生的年代作为哲学的起点，再把本原论、善恶论、认识论放在“混沌区”里，把知行论范式放在“光明区”里，于是就得到下面这个图：
图4：“大学之道”与四个范式嵌合图
图4大致地呈现了人类哲学发展演变过程，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借助于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理解“国学为根论”的重大价值。儒学即是人学，“大学之道”即是人的自我生成之道，人类“天命”的自我实现之道，对它的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因而是我们的“根”。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过一系列发展阶段，才能完成这一过程，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具有历史必然性，那也不过是因为它是从中华文化这个“根”上长出来的，这个运动经过一系列发展阶段，直至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基本方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联系才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起来的话语体系。有了这个话语体系，我们就可以解释大量的社会现象，抓住主要矛盾，通过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驾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让它们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新境界。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得出几个观点：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点。
从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到，毛主席是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汇合点，但这只是初步的融合。在这一阶段，儒学被打翻在地，这是因为儒学是在旧制度的框架内成长起来的，为了摆脱旧制度强加在其身上的外壳，就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把洗澡水与婴儿分开，其内在精髓才能分离出来，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但这种融合是以毛主席的深厚中华文化积淀为基础的融合，还没有上升为全体共产党人的清醒自觉。只有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之后，儒学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功能才能凸显出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融合起来。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可以把儒学精华与马克思主义都涵盖起来的新概念，通过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因而这个融合不是由书斋里的学者们完成的，必须借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个融合才能进行。时代的需要会迫使人们深入理解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它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事情，而是对社会运行过程的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刻改造，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各种现实难题所迫切需要的正确解答。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毛主席与邓小平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在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为基本方略的同时，又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找到了正确路径。我们现在终于接触到了最根本的问题，就像打游戏一样，我们终于闯到了最后一关。只有到达了这里，我们才能为人类行为合理性问题找到最后的解答，人类精神才能结束漫长的漂泊，从此稳定地保持在“光明区”里，找到安居的家园。
其次，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个体与社会集体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们在“大学之道”上所达到位置的高低与社会制度的高低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由生活在混沌区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只能是私有制社会，不管人们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多高的发展水平，也不管民主法制建设的制度构建得多么巧妙，都不能改变社会发展阶段，无法把它提升到和谐社会的高度。因而由生活在“混沌区”的人组成的社会就是私有制社会；如果由自由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就会往下滑进“黑暗区”，所组成的社会就是“强盗私有制”，当今美国正处于这个阶段。
与“光明区”相对应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当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社会的指导思想，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便突破了“格物致知线”，进入了“光明区”，社会便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同时也只有在大部分社会成员踏进“光明区”的情况下，社会运行过程才能真正地稳定在“光明区”里。由于这个原因，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写进宪法还不足以把社会运行稳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还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过程之中，进而渗透到社会经济过程之中。所以就需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都走上“大学之道”，进而推动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沿着“大学之道”继续向上，突破“诚意正心”的环节，然后才能把社会运行过程稳定地保持在社会主义轨道上。
其三，“大学之道”是历史的坐标图。
“大学之道”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珍宝，它不仅可以用于指导个人的生命历程，而且可以用于指导人类的历史进程，因而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说明书。对于个体来说，所有的人都应当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攀登，实现自己的“天命”，但在实际上究竟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则要取决于其所在的社会集体在“大学之道”上达到的高度。因而他要实现自己的“天命”，就必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进整个国家民族突破“格物致知线”，进入“大学之道”，并把它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文明水平上；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同样要进入“大学之道”，不断地提升文明水平，稳定在社会主义阶段，稳定在“光明区”里。在这个坐标图上，各个国家或民族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而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关于文化认同问题，也应当联系“大学之道图”来重新审视。为什么有的人生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却认同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不仅是因为这两种文化与制度的优劣对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们在“大学之道图”上所处的位置。生活在“混沌区”的人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持可有可无的态度，生活在“黑暗区”的人则会狂热地反对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必欲把它搞垮而后快。只有当人们进入了“光明区”之后，才会自然而然地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个文化与制度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障，不管它还有多少缺点，他都会珍惜它，爱护它，并竭尽全力地推进它的发展完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要确立自己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放在“光明区”里。关于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也是同样道理。
其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借助于这张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就是把中华文明稳定地保持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同时也还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走在正确的历史发展道路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仅用了70年的时间，就从一穷二白的状态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而所有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做的铺垫，都是为了更加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能走上“大学之道”，进入“光明区”，获得真正的解放。从图上可以观察到，只有中国处于“光明区”并仍在沿着“大学之道”向上攀登，其运行轨迹是一个向上的弧线，此乃人间正道。正是由于有了国学这个“根”，我们才能走上这条正道。正是由于有了国学这个“根”，我们才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辟社会发展进步新境界，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丰厚的社会基础，产生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仅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人类的希望。
在马克思之后，哲学的进步就与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了，西方哲学没有这种实践基础，其社会运行陷在“混沌区”和“黑暗区”里不能自拔，走在一条向下堕落的弧线上，与之相配套，西方哲学也无可救药地趋向于衰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了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在人类奔向自我毁灭的大趋势中，我们理当认清自己的优势，坚持自己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尤其要珍惜我们的“根”，进一步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总而言之，“国学为根论”是一个科学正确的主张，既为我们观察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进程的优势之所在。中国儒学在“大学之道”上求索了2500多年，古往今来的儒家学者都有一个宏大的抱负，那就是“为万世开太平”，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以往的儒家学者都没有看到这个目标的实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有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还有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万世开太平”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终于具备了，所以我们就应当更加自信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人类在社会政治领域进入自由王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程恩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Idea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Root” Based on Professor Cheng Enfu's Cultural Propositions
Yue Dechang
Abstract: Mr. Cheng Enfu's cultural proposition of “Marxist concepts as the body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their use,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root,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reflect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e par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other two trends of thought, and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 The reason why Chinese learning is the root lies first and foremost in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most profound philosophy that adheres to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its latest achievement.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shows tha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ontains four successiv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To avoid self-destruction, human beings must enter the fourth paradigm and consciously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which in essence means getting rid of the control of the value system of private ownership. The reason why Chinese leaders can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adhering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that Chinese philosophy has long entered the fourth paradigm,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s a new achievement growing from the old roo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econdly, the reason why Chinese learning is the root is because it has grasped the fundamental respect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Confucian way of Great Learning has stipulated the fundamental rule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point the way for human beings to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the value system of private ownership. The socialist system makes possib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Once people reach a certain height with regard to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they will naturally combine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alize their organic connection with thi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nsequently identify with the idea of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root”. In today's world, only China is in the “bright zone” as it continues to move up with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China’s trajectory is an upward arc, which is the right path for humankind.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rushing towards self-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we should recognize our strengths, maintain confidence in our theory, path, system and culture, and continue to move up along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Keywords: value system; 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philosophical paradigm
基金项目：2020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以儒家君子文化涵育新时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研究，批准号2020BKS015。
作者简介：岳德常,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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