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篇文章揭示了二月逆流发生的背景，梳理了二月逆流的基本状况，对二月逆流在文革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作了历史的考察。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三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二月逆流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关于二月逆流的历史考察
目录
一、二月逆流发生的背景。
1、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还是依靠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
2、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
3、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
4、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一次投机。
二、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1、大闹京西宾馆。
2、大闹怀仁堂。
3、高潮过后的余波。
4、逮捕财政部支左副部长，打压造反派。
三、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
1、张春桥、王力、关锋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情况。
2、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严厉批评。
3、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分析。
四、反对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
1、中央政治局召开七次生活会。
2、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五、对二月逆流处理的策略选择。
1、打倒，还是“治病救人”？
2、处理二月逆流的基本方针。
3、对周恩来在二月逆流期间态度的分析。
六、从历史角度来评析二月逆流。
1、逆流，还是正流？
2、二月逆流发生的深入分析。
3、二月逆流的两面性分析。
4、二月逆流后的党内发展态势。
5、二月逆流及其斗争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中央碰头会上发生了部分高级领导干部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事件。这个严重事件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同年二月的大闹怀仁堂上集中表现了出来。由于大闹怀仁堂是在中央碰头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发生的，而大闹京西宾馆则是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发生的，两相比较，大闹怀仁堂要比大闹京西宾馆会议的级别更高、参加的人数更多、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于是就以发生大闹怀仁堂的“二月”来命名这个事件。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事件虽然形式上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实质上则是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强烈不满和反对态度的反映，是在党内高层出现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因而这个事件就被命名为二月逆流。
一、二月逆流发生的背景。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取消了刘、邓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但是这条路线的影响仍然存在于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还召开了具有党内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希望进一步统一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同舟共济，搞好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是，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还在采取不同的形式来反对、抵制文化大革命，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文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进入这个阶段以后，不仅社会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且领导干部与造反群众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
这个事件之所以被称作逆流，是因为在蓬勃发展的文革洪流面前，这个事件中的高级领导干部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出现了尖锐对立，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抵制、反对的态度，是与文革的发展逆向而行的。既然这样，那么导致这些领导干部反对、抵制文革的因素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还是依靠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
我们知道，建国后党中央发起的运动虽然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但都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在没有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情况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起来的。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1]依靠各级党委（工作组）还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运动，就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更多、更严重的问题。[2]这些问题不是存在于个别地区和单位，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内部，这种严峻的形势不仅使毛泽东做出了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还将运动的重点确定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由于走资派就潜藏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内部，这使毛泽东认识到再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是很难搞出什么名堂、取得本质性成效的。[4]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
这样文化大革命就与以前的运动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以前的运动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则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展开的。由于这次运动不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又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因而在打乱了既有社会秩序以后，就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正是因为这样，才引起了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不满。他们认为既然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党又是通过各级党委来具体实施领导权的，那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要依靠各级党委来进行运动，因而他们就以没有坚持党的领导（即运动没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为由来反对、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当然，客观上说来，这些领导干部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从以往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来看，共产党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委的实际工作体现出来的。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当着共产党领导干部内部存在相当多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时，当着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的时候，[5]而依靠各级党委采取组织程序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又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除了依靠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运动外，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呢？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日积月累，积久生变，就会形成改旗易帜的严重隐患。随着共产党垮台、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工农群众就会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这样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还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运动，就成为二月逆流前夕高级领导干部与中央文革小组存在的主要分歧之一。这种分歧及其矛盾的激化，构成二月逆流发生的重要背景。
2、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遭受大规模冲击、夺权、打倒，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发生的，当时这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并成为他们反对、抵制文革的主要理由之一。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随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乃至于召开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都是在做高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希望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够站到正确路线一边，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文革仍然是抱着反对、抵制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文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相当多的领导干部遭到冲击、夺权、打倒，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中间本来就有不少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平时与群众的关系比较紧张，相互之间的矛盾存在着激化的趋势，运动一来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就难免出现这样的局面。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6]这样在运动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难免造成打击面过大、冤枉一些人，但是横竖不杀，弄错了以后还可以平反、纠正。因而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认运动的必要性、正义性。
当然，话又说回来，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确实发生了武斗，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甚至还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口号，对领导干部的斗争中也出现了全盘否定的“左”倾错误。面对批斗领导干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提出纠正这些错误当然是必要的。从这里来说，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夺权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遭到冲击、夺权、打倒过程中由于波及面过大而出现的“左”倾错误表现出激愤的情绪，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不能以纠正这些错误为由，反对、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当这些错误刚刚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就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7]从反对当时出现的“左”倾错误来看，形式上这些领导干部与毛泽东有着一致性，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性区别。这种区别在于，要把运动中对于领导干部冲击、夺权、打倒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与文革进行的正义性区分开来。不能因为运动中出现了“左”倾错误，就反对、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否定文革进行的必要性、正义性。当然也不能因为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无视运动期间出现的“左”倾错误。
这样在如何对待全面夺权阶段被冲击、夺权、打倒的领导干部上，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纠正业已出现的“左”倾错误，一是以这些错误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二月逆流期间的领导干部不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纠正业已出现的“左”倾错误，而是以文革存在这些错误为由，企图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说他们反映的问题不真实，而是他们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批评这些错误。他们的问题在于，只是看到了文革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却对文革的必要性缺乏全面、深刻的认知，于是就以文革出现“左”倾错误为由，反对、抵制、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候他们在文革问题上表现出两面性，即抨击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合理性和反对、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鉴于文革的功绩（正义性）是主要的，出现的错误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又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次要方面来决定的，因而以文革出现错误来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支流来否定主流，走向了文革的对立面。这是判断他们立场与倾向的根本标准。二月逆流的背景也就是这样才形成的。
3、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文革逐步展开，军以上领导机关、院校、文体单位等机构的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批斗、打倒，军队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局面。这种状况引起了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并以不同方式反映出来。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不过是这种不满的集中表现而已。这种围绕军队文革进行的斗争，从形式上来看，是因为文革造成了军队内部的局部混乱，不少军队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批斗、打倒，实质上则是军队要不要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
我们知道，文革就是“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8]因而文革在军队进行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不仅是由于没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也是因为进行军队文革就要实行“四大”，打破以前的秩序，在一定范围内串连，将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贪污腐化分子，这样就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因而军队文革与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既然如此，如何看待文革与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双方分歧的关键。面对混乱有两种作法：一是以军队文革出现混乱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一是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纠正军队文革中的混乱局面，将军队文革纳入正确的发展轨道。面对总部、军区以及其它单位的军队领导人遭到冲击、炮轰、批斗、打倒乃至于武斗，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纠正文革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而是以文革导致军队混乱影响战备为由，以保持军队稳定为名，表现出强烈不满，对文革特别是它的具体负责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愤激的情绪溢于言表。
这样在他们要求军队稳定、反对混乱的言行中就蕴涵着否定军队文革及其实行的“四大”的含义。从这里来说，当时双方的分歧形式上是在军队文革出现的局部混乱上（即要不要保持军队稳定），实质则是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这才是双方分歧的焦点。这种分歧之所以在要不要保持军队稳定上表现出来，其主要原因还是在党中央已经决定进行包括军队在内的文革的形势下，还没有人敢于公开出来挑战党中央的决议，于是才采取这种暗渡陈仓的方式来反对进行军队文革的。
其实，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党中央就决定要进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这在“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都有明确表述，为此还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作为军队文革的直接领导机构。但是，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维护国家政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性，因而军队文革又与地方文革存在重大不同，于是“十六条”中的第十五条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审慎规定：“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指示进行。”[9]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军队文革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后，才真正拉开帷幕的。军校学生开始串连，甚至还冲击了国防部，出现了一些激进事件。同年十一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十万人大会，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发表了讲话。虽然他们在讲话中对运动中激进行为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从基调上来看，还是对军队的文化革命在“泼冷水”。这个时候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逐渐产生，并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走向激化。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应该说，鉴于军队的特殊性，进行军队文革还是非常慎重的。文革只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分期分批进行，而在军以下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对于军队夺权也作出了严格限制（可以在一些院校和文体单位进行夺权）。[10]尽管如此，军队文革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进行文革的单位中的领导干部纷纷遭到冲击、批斗、打倒，甚至还发生了武斗，造成了军队内部的局部混乱，出现了“左”倾错误。从这里来说，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这种错误行为表示不满，提出批评意见，也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军队文革中出现的“左”倾激进行为本来就违背了文革宗旨，对文革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因而没有把这些激进行为与军队文革本身区分开来，反而将两者混淆在一起，认为这些错误行为就是文革造成的，从而打着反对这些错误行为的旗号来反对进行军队文革。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双方的分歧形式上是军队是否保持稳定，实质上则是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军队进行文革，就要实行“四大”，没有“四大”的文革就不成为文革，而实行“四大”就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军队文革出现混乱以后，是在肯定文革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混乱，还是以这些混乱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就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因而在军队文革混乱问题上的分歧，形式上是是否保持军队稳定，实质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革以及如何进行军队文革的问题。
4、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一次投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中旬，毛泽东不论是在中央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还是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都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一方面是由于陈伯达、江青未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就向社会上发出了打倒陶铸的信号，也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自成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指导文革方面犯了错误。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内部整风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不仅如此，又提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1]
毛泽东虽然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鉴于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积极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成绩是主要的，因而在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维护小组及其领导人的威信。于是毛泽东特别强调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但是，叶剑英和李富春却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向几位元帅和副总理透露了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批评的内容。[12]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不断走向激化的情况下，这种违背组织程序和毛泽东指示的行为，无疑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抨击中央文革小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后来大闹怀仁堂的诱因。
我们知道，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军队不少高级领导干部遭到冲击、批斗、打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这个时候许多地方领导干部也在运动中遭到冲击、批斗、打倒，社会稳定、工农业生产秩序受到重大影响，而中央文革小组又是站在文革潮流面前，代表中央具体负责各地的文革运动，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行动的。于是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就把文革开始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这些严重问题，算到各地造反派及其支持者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因而领导干部与群众以及中央内部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在对待群众方面，中央和各地不少领导干部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分化群众队伍；在中央机关内部，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因而大闹京西宾馆虽然发生在军队内部，不过是后来大闹怀仁堂的前哨战而已。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发生的大闹怀仁堂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而毛泽东又是鼎立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虽然对许多领导干部进行了批判、炮轰，但是并没有对他们采取夺权行动，这样也就没有对领导干部的利益构成根本性挑战，因而此时的矛盾虽然存在但是尚未发展到尖锐的程度。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领导干部遭到批斗、打倒、夺权，波及面广，冲击力强，领导干部的根本利益遭到严峻挑战，况且社会、工农业生产秩序也受到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迅速激化，直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为他们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重大诉求。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一方面是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又提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意味着中央内部在态势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变化的出现，才成为二月十一日、十六日两次大闹怀仁堂的诱因。因而后来毛泽东说，这些老同志是“借我批评文革的东风”，不是没有原因的。[13]
从中可以看到，本来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遭到的冲击、打倒、夺权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是存在不满情绪的，中央文革小组又是代表中央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因而他们对于文革的不满情绪就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这种不满情绪自文革开始以来就已存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迅速走向激化。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的变化，客观上就为这种不满情绪的爆发提供了诱因，于是他们便由内心的不满转变为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行动。因而我们说两次大闹怀仁堂就是他们在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投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在依靠各级党委还是群众进行文革、如何对待文革中被批斗的领导干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军队文革等方面，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这些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的严厉批评，以及提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才成为这些中央领导人大闹怀仁堂的一次投机。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一般来说包括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二月十一日、十六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二月十六日晚上陈毅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发表的长篇讲话和谭震林致林彪的信件，二月十七日凌晨逮捕财政部支左副部长杜向光。二月逆流以大闹京西宾馆为开端，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走向高潮，陈毅讲话和谭震林信件则是高潮过后的余波而已。
1、大闹京西宾馆。
大闹京西宾馆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围绕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实行“四大”发生的严重事件。文革既然要在军队进行，就要实行“四大”，这样一些军队领导干部就难免会遭到冲击、炮轰和批判，发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大闹京西宾馆就是在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遭到批斗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这个事件从形式上看是由于批斗肖华引发的，实质上则是反映出双方在军队究竟要不要进行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
这个事件的具体过程如何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说起。
一月十九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人，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 40 余人，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传，第582页。在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上一样，开展“四大”。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争来争去，双方僵持不下。[14]
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折衷的办法，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叶剑英对此仍然坚决反对。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这样搞下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怎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15]
正在激烈争论当中，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发了言。她借两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的事情，批评肖华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江青说：肖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是军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陈伯达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像个绅士，要把几百万解放军带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16]他们还批评肖华“看不起中央文革，不尊重中央文革”，“请四位老帅出面接见……完全是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等等，说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17]江青说：今天晚上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肖华，你要向群众交待问题。肖华站起来反驳道：我12岁参加革命，我参加革命还是毛主席带出来的，我自认为几十年来从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如果说我在工作中有错误，可以，但是硬说我是三反分子不行。江青见肖华这样申辩，也气愤地说道：你有本事到万人大会上去讲！[18]叶剑英、聂荣臻见状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19]
由于会议在批斗肖华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军委内部以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在散会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回到军区就作了传达，将会议内容透漏了出去。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了，知道了会议内容。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肖华的家，抢走了不少文件。肖华从后门走脱，跑来找徐向前，因见徐向前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那里，坐车往西山去了。徐向前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会议内容是如何泄漏的。调查发现是杨勇擅自传达了会议内容后，徐向前在电话中对杨勇进行了严厉批评，杨勇表示要汲取这个教训。[20]
由于批斗肖华事出突然，这个问题又与军队是否实行“四大”具有密切联系，因而叶剑英、聂荣臻就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肖华的事报告了周恩来。一月十九日夜，周恩来听了叶剑英、聂荣臻关于江青要开万人大会批斗肖华的情况报告后，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这个会不要开。[21]于是，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22]周恩来又把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陈伯达，陈伯达检讨说：总理，头天我多吃了几片安眠药，昨天，在京西宾馆里讲错了话，请你向主席解释一下。由于批斗肖华的事已经布置了下去，江青得知毛泽东的指示后说道，总理将这事捅到主席那，让我们怎么收场？康生则说：肖华躲得了今天，还能逃得了明天。当叶群知道毛泽东的指示后，急忙打电话，布置京西宾馆收回十九日会议纪录和录音，并让全部销毁。[23]这样批斗肖华的事就被压了下去。
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大闹京西宾馆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会议开始，主持人徐向前当面批评了杨勇擅自泄露会议内容的事情。[24]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肖华没有来，便问道：“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由于昨晚肖华躲到了西山叶剑英住地，面对江青的追问，叶剑英没有答话。过了一会儿，肖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肖华躲躲闪闪，没有说出真相。见到这种情况，徐向前生气地对肖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25]
这个时候徐向前又想到刘志坚等一些军队领导干部被冲击、批斗、打倒，于是气愤地质问中央文革小组：“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是资产阶级政客？”“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毁掉吗？”说到激愤之处，徐向前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26]这时，一直保持沉默态度的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这就是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由于毛泽东也不同意批斗肖华，中央文革小组与军委领导人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而为了缓和与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陈伯达当晚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十九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肖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后来陈伯达曾经无奈地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就头疼”。[27]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对于军方的发难是存在顾忌的，他给叶剑英写纸条不过是想以此来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已。大闹京西宾馆虽然是由于批斗肖华引发的，但本质上来说则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与军委领导人在是否进行军队文革方面存在分歧和矛盾造成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制止了对于肖华的批斗以后，还要继续做好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正确对待文革，妥善处理与造反派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对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这在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的谈话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28]
他还说：李大章（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毛年谱编者著，下同。）、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江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三政委等职）、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刘俊秀（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苏振华（原任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刘志坚（原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29]
从中可以看到，面对高级领导干部在军队文革上表现出的不解、抗衡和激昂情绪，毛泽东并没有生气，而是仍然耐心地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造反派。即便运动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也不要对群众泼冷水，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而是要规劝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对一些被冲击、批斗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不能打倒他们。即便是那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也要让他们做一些适宜的工作。这是在向这些领导干部“交底”，消解他们的激愤情绪。至于这些领导干部的苦处，毛泽东也是理解的，劝慰他们要把这些当作经验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同时，他还批评了造反派对领导干部进行的武斗及其它一些激进行为，对于领导干部不能犯了错误就打倒，不能过分，要按照延安整风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注意团结干部，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为了进一步说服、教育大家，他以自己为例，说自己也犯过错误，过去朱德、陈毅反对过自己，现在还是要与他们合作，保他们的。这表明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既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又对他们的激进行为予以批评，希望通过思想工作来说服、教育他们去改正错误的。
从中不难看出，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错误行为，既表现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反对、抵制上，又反映在造反派存在的过激行为上。为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既要求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造反派，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造反派，又批评了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希望他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防止过激事件的发生，不要扩大打击面。
由此看来，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虽然对文革中错误行为的反映是属实的，但是他们由此对于文革抱有反对、抗衡的态度则是错误的；造反派的斗争方向虽然符合文革发展的潮流，但是他们激进乃至武斗的行为却是错误的。因而毛泽东在谈话中既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反对、抵制文革的态度和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予以了批评，又对造反派的斗争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反映出来的现实问题予以了肯定。当然，他是以和蔼、委婉的语气说出来的。
如果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分析问题，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右，造反派在行动中的激进行为则是表现为“左”。毛泽东的谈话旨在说服双方改正各自错误，妥善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以便使文革步入正确发展的轨道。
2、大闹怀仁堂。
中央军委碰头会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以后，接着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即中央碰头会）上发生了大闹怀仁堂事件。大闹怀仁堂事件是在二月十一日、十六日两次会议上发生的，尤以二月十六日的会议影响更大，致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将二月逆流推向了高潮。
我们先看二月十一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所以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也参加了。但实际上却是围绕军队文革展开了激烈争论，并涉及党的领导和其它问题。[30]
在讨论中，叶剑英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责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还嘲讽、质问陈伯达：“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31]
陈伯达见叶剑英这样发脾气，便说道：“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关锋见状把皮包往桌子上一摔，也气愤地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会后，陈毅小声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32]
徐向前也在会议上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康生反驳徐向前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33]
徐向前和陈伯达又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陈伯达说，刘志坚有历史问题，对抗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虽曾受伤被俘,但于第二天押解途中,即被我军抢回,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刘志坚并不是叛徒。由于刘志坚的案子比较复杂，又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陈伯达只好回答道:“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徐向前气愤地质问道:“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这时徐向前想起陈伯达前几天在三座门一次接见群众时,曾经说过“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34]
聂荣臻还就中央文革把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定为反动组织，关押其中的骨干成员提出质问。他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35]
最后周恩来收了场，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说。[36]这次会议就在争吵声中无结果而散。
从现在公布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二月十一日的怀仁堂会议上，主要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挑战。他们三人的挑战是与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碰头会上的争论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级别更高、涉及的领域更广而已。
从叶剑英的发言看，他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现在还要把军队搞乱，对中央文革小组这样做的动机提出了质疑。虽然这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但是也客观上反映出他在文革上的态度。为了发泄对于夺权的不满，他还抓住上海公社成立改变国家体制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为由，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进攻，并振振有词地发问，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吗？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叶剑英措词激烈的发问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客观说来，叶剑英的发问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文革在当时确实发生了局部混乱，在造反派中出现了激进的行为，还发生了一定范围内的武斗。从这里来说，叶剑英的发问还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但是，这里的要害在于，当时出现的这些混乱，是不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出现这些问题以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方法来处理问题，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还是以此为由否定正在进行的文革，就成为我们对叶剑英发问作出判断的基本标准。如果是站在文革立场上，就要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而不是以这些问题出现为由对文革提出质疑、作出否定。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发生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从这里来说，叶剑英的发问即便存在一些事实依据，还是反映了他对于文革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至于叶剑英说的要不要党的领导和军队问题，就让人感到颇为蹊跷。其实，谁都知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当然要有党的领导；谁也不会否认，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当然要有人民军队的支持与保护。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如何能够保持党和军队的性质不变，则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如果党、军出现修正主义危害最大。[37]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军队的性质也变了，又如何能够发挥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样的军队又能履行什么样的职责呢？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民群众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威力，发动群众来整党内走资派，防止走资派控制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是保持党和军队性质不变的必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因为文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对文革本身提出质疑，把不要党的领导和军队的大帽子扣到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的头上呢？
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是具体负责全军文革工作的。他在发言中对军队文革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情绪也是溢于言表的。这种不满情绪尽管有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军队文革出现的局部混乱这样一些客观因素，但还是反映出他对于军队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否则的话，他是不会用这样的言辞和语气，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来阐述和表述意见的。
至于他的发问，军队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是毫无疑义的。正是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所以如何发挥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支柱作用，防止人民军队变质，就成为军队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军队文革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手段。虽然徐向前以前对于文革表示理解和支持，[38]这也是他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此时的发言却又表现出另一种态度。这是令人遗憾的。
至于刘志坚的历史问题，当然可以另作讨论，以后随着历史真相的揭开，这个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既然这样，徐向前对此讲明事实即可，又何必如此着急和动怒呢？其实，刘志坚被打倒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却没有贯彻执行军队文革方针，反而大整军队造反派，违背文革的要求造成的。至于他的历史问题，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审查刘志坚履历的时候才发现的。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徐向前在发言中避开刘志坚文革期间的错误而只是拿他的历史问题说事，似是有难言之隐。这是因为如果将刘志坚在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抖擞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事实证据摆在那，又如何能够为刘志坚辩白呢？因而徐向前就避开了文革期间的错误，只是拿刘志坚的历史问题说事，以此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攻击。至于徐向前说不要陈伯达保自己的话，虽然是信口直言、气头上说的，但是把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保护当作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实，就更让人感到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徐向前面对造反派攻击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对于徐向前还是采取保护态度的。
至于聂荣臻在发言中为联动进行喊冤、叫屈，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联动就是以前西纠、东纠、海纠等干部子弟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重新聚合起来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他们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却以保护革命老首长的名义，反对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抓走资派，而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转向了地富反坏右。这样就扭转了文革的斗争方向，与造反派红卫兵在立场、组织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因而被造反派红卫兵戏称为“保爹保妈派”。
联动不仅口头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将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还采取实际行动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企图扭转文革的斗争方向。为此，他们四处活动，采取了许多极端行动，进行打、砸、抢，六冲公安部，严重破坏了文革的进行。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央文革小组必然要对其进行打压，这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呢？站在文革立场上采取这样的行动，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中，就明确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39]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修改、批准以后发表的，[40]当然是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即便聂荣臻当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但是《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喉舌，发表的社论文章代表党中央的声音，难道聂荣臻连党内的这个规矩也不明白吗？从这里可以看到，聂荣臻的发言虽然形式上是在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是反映了他对于党中央发动文革的不满态度。
聂荣臻在发言中对于将联动分子划为反动保守分子进行质问，就颇为令人生疑。试想，这些联动分子反对文革将矛头指向潜藏在党内领导干部中间的走资派，逆文革大潮而行，成为文革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难道不是反动保守分子吗？至于聂荣臻说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的话，则更令人费解。其实，事实真相恰恰与此相反，是孩子反对揪斗老子，采取实际行动保护老子，与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对着干，要扭转文革发展的方向，以实际行动破坏文革的发展。这才是问题的真相。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央文革小组在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行动抓捕了联动骨干分子。这又有什么错误呢？
可是聂荣臻却说出了这样对待联动分子是“不教而诛”、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话。其实，并非“不教而诛”，而是联动分子根本就听不进劝告，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受到批斗，甚至波及到他们自身，利益使然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又何谈“不教而诛”呢？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有人说这句话是叶剑英说的。叶剑英跟聂荣臻说，他记得自己没有讲过这个话，还问了汪东兴，记录上也没有。聂荣臻当即答复说，这个话是他讲的，与叶剑英无关，随后还向毛泽东写信说明了这个情况。[41]这是应该肯定的。
从现在公布的文献资料看，二月十一日怀仁堂会议上，主要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了激烈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是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碰头会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发起进攻的继续。虽然他们的发言都是围绕军队文革展开的，但都是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表现出对于文革的质疑与不满，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
尽管他们的发言并非空穴来风，有一些事实依据，但是从发言的主旨及其激烈程度上来说，却已不再是对于文革具体问题的批评，而是上升到对于文革自身的批判上来了。当然，从斗争的策略考虑，他们在用语中还是避开了对于文革自身的直接评判，而是将火力转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以此发泄心中的怒火。
由于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因而文革开始以后出现一些问题本来是在所难免的。对于这些问题，究竟是站在文革立场上，抱着善意的态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真相，分辨是非，采取适宜的措施将这些问题予以解决，还是以这些问题的发生为由，采取激烈的方式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发起攻击，就成为鉴别真假文革的试金石。不管他们自己表白的如何，这个时候他们的言行就将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水落石出般地表现了出来。因而我们说这几位老帅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他们对于文革真实态度的表露。
遗憾的是，他们去世得早了。如果他们能够看到军队文革被否定以后，军队高层出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总参谋长房峰辉，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以及相当一批高级将领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不仅对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战斗力造成了严重破坏，还蛀蚀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不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作何感想？难道这些问题不会引发他们的深思和内省，从而对当年他们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怀仁堂会议上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疾言厉色的攻击感到内疚和反悔吗？
其实，当年进行的军队文革，实行军内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来监督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不就是为了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使军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吗？至于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完全可以采取适宜的方式予以解决嘛！透过历史的迷雾，洞察时代的变迁，真理只有在比较中才会发出灿烂的光辉。
我们再来看二月十六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由于二月十一日发生的激烈争论没有开成会，因而这次会议的议题仍然是“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同时，在议程上还增加了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性规定等共六件）。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余秋里、谷牧、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42]但是这次会议却发生了比上次会议更为激烈的争论，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在会上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甚至还表露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了一个会议记录，现在我们将这个记录的主体部分引述如下：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议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陈毅同志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43]
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他还指出，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做法是从一九六六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开始的。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虽然参与了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但是鉴于当时的情势，为了缓和气氛，从策略考虑，只好说没有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他针对朱德、贺龙遭受批斗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44]
谭震林还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按：指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总是知道，看过的吧！提出取消党委领导，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45]
从中我们看到，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等人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发言，只有谢富治站在文革路线一边，一再劝阻他们，为中央文革小组说好话，会议是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结束的。
不难看出，这次会议是在陈丕显的问题上拉开序幕的。当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遭到冲击比较严重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接到中南海进行保护，由于陈丕显与上海造反派的矛盾比较尖锐，因而造反派仍然将他扣留在上海，没有被接走。这引起了谭震林的不满。谭震林与陈丕显在红军长征以后一起在江南打过三年游击战争，解放后还在华东局一块工作过，这次知道陈丕显被上海造反派扣住没有到北京来，才向张春桥发出质问。从张春桥的答复看，并没有对此予以拒绝，只是表示要向群众做做工作。不料却引发了谭震林的勃然大怒，随即说出了不要党的领导，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是在搞形而上学这样一番话。
从谭震林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到，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上，他认为光是注意群众了，没有强调党的领导。一般来说，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依靠群众在各级党委内部抓走资派，既然要这样做，又如何能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呢？其实，谭震林说这个话的真正意图还是想以此为由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对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取消军队院校文革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规定，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样就触及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依靠各级党委还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46]从谭震林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认为这是一条形而上学的路线。这样谭震林就将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
至于谭震林说，文革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我们并不否认文革开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对干部冲及过大，犯过“左”的错误。为此，不仅毛泽东批评过这些错误，而且《红旗》杂志也发表过这样的社论和文章。有了错误就要采取措施及时予以纠正，而不能把这些错误看作文革造成的，以此来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要是这样做的话，就是以现象否定本质，以局部否定全局，本身就是错误的。谭震林抓住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大发脾气，说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如此曲解文革实在令人发指。我们不能不说，如果不是他认识不清的话，就是暴露了他反对文革的真实态度。
至于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就有些令人茫然了。当时是不是所有的高干子弟都挨整了？当然不是。我们并不否认在对待高干子弟问题上出现过一些错误，但是出现一些错误与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毕竟不是一回事。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许多高干子弟原先积极参加文革，但是当着文革指向他们父母所在的那个群体时，他们却转向了文革的对立面，建立组织，兴风作浪，勇于私斗，“保爹保妈”，成为党内走资派的别动队。这自然会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的打压，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如果他们能够站在文革立场上，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理智、妥善对待父母遭到的冲击，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谭震林不对高干子弟的立场及其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只是抓住他们是高干子弟才遭受打压这一现象进行诉说，不仅对这种打压予以断然否定，还称之为反动的血统论。当时谭力夫代表高干子弟提出的反动的血统论（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已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可是谭震林这个时候却将对于破坏文革的高干子弟的打压与谭力夫提出的反动的血统论相提并论，并进一步断言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是在搞形而上学，就不能不说是在发泄私愤、为遭受打压的高干子弟撑腰了。
从中可以看到，谭震林对蒯大富不仅搞起了人身攻击，还给他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说他们这些人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刚才我们说了，对干部冲击过大，犯了错误，纠正过来就是了。冲击过大与立场、方向错误毕竟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蒯大富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起来向党委造反，却被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最后还是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纠正了当时的文革路线以后，由中央文革小组为他平反的。蒯大富也由此成为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尽管这个时候蒯大富和造反派红卫兵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其主导方面还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斗争符合文革发展的方向。当然，后来蒯大富私欲膨胀，热衷于打派仗，犯了严重错误，那是后话。当时还不是这样。
从谭震林对蒯大富的发言看，显然与党中央和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蒯大富的判断是相反的。这不仅表明谭震林对于文革造反派的强烈敌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于文革的抵制和抗衡态度。
至于谭震林说，这次斗争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则更让人匪夷所思了。我们不禁要问，果真是这样的吗？以前党内出现的错误路线，特别是陈独秀路线、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失，几次使党和革命事业濒于绝境，不少党员干部在肃反中被错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汲取教训制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文化大革命尽管对干部队伍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坚不可摧，这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或者是靠边站，或者是遭受批斗，或者是立案审查、隔离审查，后来是下放五七干校和工厂、农村劳动，还没有哪个干部是因为犯了错误被杀头的。谭震林只是看到了干部遭受冲击就不顾事实情况，硬说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还进一步断言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谭震林就这样为文革定了性：文革路线不仅是一条错误路线，而且是党史上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因而文革对于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谭震林发言中最要害的话。
谭震林说的捕鱼问题叫他检讨四次，就是“渔轮停港”事件。当时水产部在谭震林批准后，渔汛期进行出海捕渔，非渔汛期进行文革。这样不仅调整了文革的时间安排，还有淡化、回避文革的意思。按照程序，这个调整应该事先报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以后才能实行，但是谭震林却擅自作出了决定。当陈伯达在电话中责问谭震林为什么事先不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的时候，谭震林却说：“这样的事，我们完全有权决定，并不是啥子事情都必须经过‘中央文革’。”[47]这样谭震林就在这个事情上与中央文革小组弄僵了，后来他说的四次检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碰头会上谭震林重提这件事，显然是将矛头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组，在为自己鸣冤叫屈。
谭震林是一个老革命，他应该知道，党员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审查，经受群众运动的精神洗礼，是拒腐防变、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有效手段。至于在此过程中经受一些冲击，甚至受一些委屈，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至于他说江青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还煞有介事地说是江青当着他的面说的。谢富治听到这里就当场进行了反驳，说不是那么一回事，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的，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样就揭穿了谭震林的谎言，弄得谭震林一时下不了台，只好说出了“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这样的话来为自己转圜了。看似强势，实则虚晃一枪，自找台阶，顺坡下驴，要退出会场了。这个时候陈毅劝谭震林不要走，留在这里进行斗争。一直沉默的周恩来见谭震林要走，就拍了桌子：“回来！”[48]谭震林才又扑通一下坐下了，没有中途退出会场。
至于谭震林说的撂挑子不干了，显然是在发牢骚，说气话。他说的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不过是表示决心而已。即便这样，后来既没有砍掉他的脑袋，也没有把他投入监狱，就连他的党籍也没有开除，不过是让他靠边站了几年罢了。此后，除个别时候被批斗外，他一直在中南海内悠闲地生活着，虽然亲属后来不在身边，但是有上级安排的警卫战士在照料他的生活，时不时还品尝个“香酥鸭”，直到一九六九年九月下旬进行战备疏散时，才红光满面地乘飞机到桂林去了。[49]难道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斗争的一次吗？事实胜于雄辩嘛！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谭震林说他哭过三次，李先念说他也是这样。他们认为像他们这样的老干部，过去流血流汗舍命打江山，现在却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批斗，觉得不可理喻，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是在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才忍不住掉泪的。他们自认为是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也在为像他们这样的老干部遭受冲击而伤心，却没有认识到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避免干部腐败的重大意义。这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我们注意到，谭震林还振振有词而又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检查一下，从井冈山到现在，我哪一点反对过毛主席。这话说的倒是半真半假，需要通过考证才能得到证实。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确实是这样。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谭震林作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虽然说了不少大话，犯了严重错误，却也是积极支持并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即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内刮单干风的时候，他也是支持农业集体化、反对分田单干的。从这里来说，他倒是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他和毛泽东的分歧集中表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多年了，现在毛主席的思想走的太快了，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这是他在大闹怀仁堂之前对李富春、李先念说的，后来索性也跟毛泽东本人讲了。[50]
这能说他不反对毛泽东吗？虽然以前他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但是现在却反对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毛泽东主张“跟线不跟人”，因而反对他代表的路线比反对他本人更严重。因为在路线问题上毛泽东是不让步的，没有调和的余地。[51]从这里来看，还能像谭震林自己说的那样没有反对过毛泽东吗？
遗憾的是，谭震林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他所支持的农业集体化也会化为泡影。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经验教训可循，因而在运动中遭到一些曲折，也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因为这样，谭震林才在会议上说出了以上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不然的话，他又何必这样歇斯底里的大发雷霆呢？
至于陈毅说的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却是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了。这样陈毅就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为此，他还拿延安整风现身说法，说刘少奇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我们这些人挨整，结果历史不是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他说这番话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想以此来说明现在拥护、支持毛泽东及其文革路线的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一些人，最终也会像刘少奇等人一样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虽然陈毅在发言中并没有提出林彪的名字，但是由于林彪当时在言行上是坚决支持文革的，因而陈毅在发言中的指向是不会不包括林彪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二月十九日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叶群说，林彪的地位也不稳当，有人要夺他的权，要他做好准备，就是对此作出的回应。[52]
不仅如此，在这次会议上，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陈毅还含沙射影地说：“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53]这是在拿中国与苏联进行对比，不仅说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会像赫鲁晓夫那样搞修正主义，还隐含着毛泽东如同斯大林一样应该对此负责的意思。这样就将他对毛泽东支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态度流露了出来。
虽然后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与毛泽东在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不仅王、关、戚和陈伯达先后倒台，还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但这并非是陈毅有先见之明，只不过巧合罢了。因为当时这些人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积极支持文革的，而陈毅等人则是对文革采取抵制、抗衡态度的。这从他们的发言和具体行动上反映了出来。
当陈毅提到在延安整风期间挨整的时候，周恩来插话说，延安整风还是要肯定。[54]其实，延安整风是全党清算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一次重要活动。在整风过程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通过整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权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虽然中间出现过“抢救运动”，但是在毛泽东干预下很快就停止了，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陈毅虽然在发言中没有直接否定延安整风，但是从他说的挨整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延安整风的态度。这表明陈毅对延安整风的正义性、必要性及其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潜藏着否定延安整风的意思。况且当时他们也并非“莫须有”地挨整，而是由于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错误的缘故。正是因为这样，周恩来才及时插话对他的发言予以纠偏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陈毅不仅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抱有愤激情绪，还翻起了历史旧帐，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鸣不平。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延安整风与正在进行的文革进行类比，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让历史告诉未来，说明支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一些人会将中国引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从而证明自己发言的正确性，达到论辩的目的。
从李先念的发言看，他也在为联动进行鸣冤和辩护。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为什么李先念、聂荣臻这些中央领导干部都在维护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动呢？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公开为联动说话，究竟是因为联动主要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还是因为联动的言行与他们的意向一致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联动在社会上的胡作非为吗？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联动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55]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也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与联动存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像护崽子那样为联动进行站台了。
李先念对谢富治没有站在他们一边，反而却为中央文革小组说好话，表现出强烈不满。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才对谢富治说出了“不要和稀泥”的话。李先念看到干部冲击面过大，于是提出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逼供信。他还说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作法是从一九六六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开始的。因为这篇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刘、邓路线的另一种表述。这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相对立的路线。李先念的发言虽然指出了文革中的一些错误，但是却无视文革发展的大局将目光聚焦在文革的阴暗面上，还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质疑。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错误到底是主流还是支流？当时干部队伍中究竟存在不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抵制、抗衡的行为到底是属于哪一条路线？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成为文革发展严重障碍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李先念的发言鲜明地反映出他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制态度。至于运动对干部冲及过大的问题以及其中出现的其它一些错误，采取措施纠正就是了，不能以此来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从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的插话来看，他们是在为老干部遭受造反派的斗争鸣不平，陈毅和谭震林都表示要代表受整的老干部说话。他们这样做尽管有当时干部受冲击过大、在斗争中出现错误等客观因素，但是却反映出他们对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员干部队伍、在这个群体中抓走资派存在不同意见。这表明他们对文革的重点及矛头所向提出了质疑。他们没有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错误与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区分开来，在坚持文革发展正确方向的前提下来纠正具体错误，反而以出现的这些错误为由，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只有党内走资派才真正有力量把中国导向资本主义，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如果不把他们中间的走资派整掉，这些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兴风作浪，使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不论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还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内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工农群众雇佣劳动地位的出现和两极分化的产生，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可惜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世得早了，如果他们活到后来，看到这些令人痛心的教训，难道他们还为当年毛泽东通过文革来发动群众整党员领导干部中间的走资派抱有如此的怨言和不满情绪吗？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会议中间几乎没有怎么说话。只是在谭震林中途要退出会场的时候拍了桌子，要他坐下。陈毅说到延安整风他们一块挨整的时候，周恩来对延安整风予以了肯定。李先念说大规模整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十三期开始的时候，周恩来责问康生为什么不送给我们看看。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既没有支持他们的发言，也没有批评他们，只是在个别时候校正了他们的言行。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当着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为了避免争吵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采取了缄默态度，只有谢富治一人在为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别人则在会议上保持了沉默。这反映出当时中央内部政治力量对比上的某种失衡。这种状况及其发展对于文革的走向和最终结局会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讳言，文革确实对党员领导干部队伍造成了严重冲击。这个时候不仅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且还要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些领导人的发言看，他们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基础上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是对文革本身提出了质疑，还对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的发言集中在文革要不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矛头指向党员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抓走资派。这涉及到文革的依靠力量、方式以及矛头所向。他们不仅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方式来反对文革，还指出这是党史斗争中最残酷的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逼供信。这实际上就对文革及其执行的路线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
3、高潮过后的余波。
二月十六日下午怀仁堂会议结束后，陈毅意犹未尽，当天晚上就对留学生代表发表了长篇讲话。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既然如此，那么陈毅讲话和谭震林信件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我们先看陈毅对留学生代表的讲话。
二月十六日会议结束四小时以后，陈毅在中南海西楼接见了归国留学生代表。陈毅询问了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生活情况以后，话锋一转，就当前斗争形势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
“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我讲这些话，有些人不爱听，可这是真理。……”
“我当初被绑起来，差一点要杀头的。说我是改组派，整得我们低三下四，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是靠着边边走，稍有不满，就立即拉出去枪毙！后来这个同志向我认了错，在前线作战时牺牲了，我现在想起来，觉得他还是好同志。今天讲给你们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避免你们犯错误。”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陈毅愤怒地说道：“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
“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人家会骂共产党连80岁的老人都不容，过河拆桥！……”
“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看到一张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四川人，一个是江西老俵，怎么是兄弟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呀！……”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十一个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陈毅愤怒地猛一击桌子站起身，激动地走到椅子后面，用双手撑着椅背，大声说：“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干净！”
陈毅顿了顿，指指脑袋又接着说：
“现在你们这里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头脑发热，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以为了不起，好象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武官带头在使馆造大使的反；大使下飞机，就按着戴高帽子游街，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这位大使还怎么回去工作？！”
外交部一个旁听的造反派立刻抗议：“陈总，对这个问题，我和你有分歧！”
“你算了吧！”陈毅不屑置辩地挥挥手，“你根本没我了解情况！”
陈毅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索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陈毅的讲话直到凌晨四点钟才结束，这个长篇讲话用了整整七个小时。这是陈毅担任副总理以来，不休息，不中断，连续讲话时间最长的一次。[56]
从中我们看到，陈毅在怀仁堂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发言之后，又对留学生代表发表了七个小时的长篇讲话。这个长篇讲话一气呵成，直抒胸意，话语通俗，酣畅淋漓，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一股脑地倾泻出来，表达了对当前斗争形势的态度，是他在怀仁堂会议发言的详解版。
他在讲话中列举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怪象，对于老干部遭到的重大冲击表示强烈不满，严厉批评、痛斥了一些造反派的行为，以亲身经历告诫年轻人要谨慎行事，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不要把事做过头。为了证明自己手中掌握着真理，他说对这个问题是经过认真思索过的，还用当年毛泽东遭受“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击时的心态来为自己的话进行背书。他说文革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凸显文革的消极影响，淡化文革的积极作用，把他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又一次表露了出来。
当然，话又说回来，陈毅在讲话中批评的激进行为不仅是存在的，还在相当程度上发生过，但是不能由此认为陈毅的讲话就没有问题，像他那样质疑和否定文革。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革期间出现的激进行为，分清这些激进行为到底是主流还是支流。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充其量也不过是支流，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不能因为这些支流的出现，就对文革产生怀疑乃至于否定的态度。从陈毅的讲话不难看出，他是如何看待文革主流和支流关系的。
至于陈毅说要交班也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还煞有介事地说不要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从形式上看，这些话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实质上则是针对文革期间的造反派说的。他不仅没有认识到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也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手段。同时，更没有认识到只有搞好文化大革命，在造反派中培养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使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努力不致于付诸于东流。这是令人遗憾的。至于他表示即使罢官也要进行斗争，不过是表明他将斗争进行下去的决心而已。这是与他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相一致的。
陈毅在这次讲话中将他对于文革的意见更详尽、系统地讲了出来，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于文革的看法。虽然他是对这些留学生代表来讲的，但是从他那愤怒的话语中还是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表露了出来。如果说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是在党内表明态度的话，那么这次对留学生代表的讲话则是公开显露他的不满情绪了。
下面我们看谭震林致林彪的信件。
这个信件的全文我们尚未发现，下文只是这个信件的摘要。
谭震林在怀仁堂会议上怒气冲冲地发言后，觉得意犹未尽，心中的火气还没有发完，当天又提笔在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继续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攻击，将他愤懑的情绪倾泄出来。第二天，即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将信发给了林彪。信中说：
“本来，我在今天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把原该说的话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的电话中（按：指陈伯达打电话追查“渔轮停港事件”），第二次是在会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57]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58]
信中在谈到老干部遭受的冲击时，说：
“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谭震林在信的末尾写道：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胸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59]
谭震林向林彪写信告中央文革小组的状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林彪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出来的党内第二号领导人，是和他一起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干部，这封信又涉及到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江青，因而为了表达自己愤懑的情绪，这封直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就不便于直接写给毛泽东，而是写给了林彪，希望能够获得林彪的支持和帮助。
谭震林在信中说这是他第三次反击，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为此，他在信中还列出了证据：一是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二是江青要造毛主席的反，真比武则天还凶。由此进一步断言：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从根本上来说，谭震林的这些话不仅是牵强附会、不符合事实真相，而且还刻意扭曲、具有强烈的情绪性。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是要经过常委批准后才能行事的。尽管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也犯过一些错误，有时还是未经常委批准就做出了决定（比如在打倒陶然的问题上），但是这些错误总的来说是次要的，并不占主导地位。文革开始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有着复杂的原因，比如群众组织的分裂、两派群众斗争的激化乃至于武斗、对于领导干部的激进行为以及领导干部在背后的操纵，是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负全部责任的。因而将这些错误统统归结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是不公正的。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只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江青确实说过要造毛主席反的话。事实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时江青提出批斗贺龙，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这个时候江青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当时谭震林参加了会议，正因为干部受到冲击窝着一肚子气，见到这种情况，便说道：“你岂有此理！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你是什么东西！”毛泽东果断宣布散会，然后离席而去。[60]
本来，这是一次中央会议不同意见的争论。江青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毛泽东的夫人，才说出了这样的话。谭震林见状以保护毛泽东的尊严为名，不仅粗暴打断江青的话，还对江青进行人身攻击。这就不仅使我们发问，谭震林既然尊重毛泽东，可为什么不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呢？这个时候他就认为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还多次说过跟不上毛泽东就不跟了的话。[61]既然这样，为什么又对毛泽东的名誉如此看重，还要为此挺身而出不惜与江青在会议上发生直接冲突呢？这只能说明谭震林在这个时候发脾气，并非是像他说的那样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尊严和名誉，不过是借此机会表达不满、出一口恶气罢了。这才是他发脾气的原因所在。
现在谭震林又在信中提到了这件事，还把江青与武则天进行对比，说她比武则天还凶。这样做是为了说明他反对江青是对的。谭震林是打着维护毛泽东名誉的旗号来反击江青的，而他的言行又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相反的，江青等人即使有错误，也是在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前提下所犯的错误。这是他们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后来毛泽东对于他们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
从谭震林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作阶级分析来看，显然是指文革不应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提向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揪走资派。其实，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不在他们中间行动，还要到哪里去抓走资派呢？即便对领导干部队伍冲及过大，出现了错误，纠正就是了，不能因为出现错误就对此持否定态度。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支持造反派在领导干部中间抓走资派，又怎么就是不作阶级分析了呢？至于谭震林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就更让人感到“莫须有”了。别的暂且不说，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像过去党史上错误路线的代表者、执行者那样随意杀人吧？过去又有多少好同志在肃反的时候被错杀？这又怎么是党史上没有见过的毒辣手段呢？显然这是在说气话、泄私愤了。
当然，不必讳言，在全面夺权初期领导干部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出现了武斗，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具体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当然是有责任的。但是如前文所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许多问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难以左右的，因而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组对此负全部责任。运动出现了错误，纠正就是了，不能因为运动出现了错误，就否定运动本身。从这里可以看到，谭震林脱离当时的具体背景，没有认识到运动初期对领导干部队伍出现较大的冲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将这个时期出现的问题几乎全部归结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还说中央文革小组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谭震林在信中说周恩来被他们整得够呛就没有事实依据，当然工作中的分歧是有的，但是这种分歧与被整得够呛毕竟是两回事啊！同时他还对周恩来表示了不满，对周恩来没有对他们予以支持有意见，埋怨周恩来总是劝他们忍耐、等候，还反问道要等到何时呢？从信中谭震林既不自杀、也不叛国的表示来看，他是要坚决斗争到底的。
从中我们看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以后，陈毅、谭震林都是觉得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意犹未尽的情况下，才在留学生会议上发表讲话和给林彪写信的。讲话和信件是与他们在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相一致的，因而这是他们在怀仁堂会议发言的继续，从中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4、逮捕财政部支左副部长，打压造反派。
二月逆流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周恩来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下令逮捕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当时不论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还是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地方党政机关，支持造反派夺权的领导干部并不多，不少领导干部不仅不支持造反派，反而躲在背后，动员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从而使文革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多变。这个时候突然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予以逮捕，不论是对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还是正在进行文革的造反派都造成了很大震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场下令逮捕拒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叫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杜向光（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说：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由先念、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姚依林（时任商业部部长）负责，其他取消党组的部委必须恢复，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他还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是犯罪。
二月十八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又说：对有错误的干部，不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无休止的斗争。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军委紧急指示（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也起了副作用，最近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62]
关于这件事，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道：“周总理这两次接见，更有当场逮捕一个副部长，周总理这样的处置与态度，直接的后果是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财政部的夺权及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与批判。这些情况都被迅速反映到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对我们说：这事牵涉到周总理，你们不要乱说话，我去向主席汇报。”[63]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是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的时候，下令逮捕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的。这是因为他在周恩来反复说明中央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的情况下，仍然支持财贸口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采取这种措施，从维护党中央对于全国和运动的领导权，防止“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遏止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上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当时斗争的形势上来看，一月革命引发的全面夺权方兴未艾，正在蓬勃发展，中央机关的造反行动又对全国具有引领作用，当时即便存在一些问题，一般来说也是要采取说服、教育、做思想工作的方式，而不宜采取抓捕这种强制手段的（比如学生冲击国防部也是采取说服的方式让他们退出的）；在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对于夺权行动采取消极、抵制和抗衡态度的情况下，杜向光作为中央部委的领导干部站出来支持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更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碰头会上相当一部分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干部对文革提出质疑、抵制的情况下，杜向光却因为支持造反派的行动遭到逮捕，这无疑会在客观上对他们起到策应的作用。这样就给中央机关、北京乃至各地支持造反行动的领导干部敲响警钟，对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会造成消极影响。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逮捕杜向光以后，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了。这些情况即时反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由于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逮捕杜向光的命令又是他下达的，因而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此非常慎重，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要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再作出反应。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对这件事作出指示的文献资料，但是由于这件事是在二月逆流期间发生的，又与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一样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因而就不能不使毛泽东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从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思考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予以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中央军委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还是陈毅对留学生代表的讲话和谭震林致林彪的信件，都表现出中央高层领导人对于文革的强烈不满情绪。这是他们对待文革立场和态度的反映。当然，客观说来，当时文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激愤的发言也并非空穴来风，但是从他们发言的激烈程度以及从中透射出来的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上，流露出对于文革的否定倾向。虽然他们在发言中没有明确否定文革，也没有直接将矛头指向毛泽东，但是却将矛头提向了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这表明在中央高层领导中存在着抵制文革的反对力量。周恩来下令逮捕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客观上又对他们起到了策应作用。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以后文革的发展及其走向。
三、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先前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还是后来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形式上是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实质上却是反映出中央领导层的高级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抗衡态度。这是一种严重的动态，毛泽东对此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1、张春桥、王力、关锋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情况。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得知在怀仁堂会议上争论起来以后，让汪东兴去怀仁堂参加会议，了解情况。当汪东兴到达时，会议已接近尾声。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汪东兴回去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64]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就知道了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因而才派汪东兴参加会议了解情况的。虽然汪东兴到达怀仁堂的时候会议即将结束，他还是在会后通过周恩来的介绍了解了会议概况，回去后报告了毛泽东。这说明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前，毛泽东就已经了解了会议的基本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是非常重视的。至于毛泽东是如何知道会议发生激烈争论的，尚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会议结束后，张春桥意识到，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虽然矛头是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却是反映了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于是他和王力、姚文元商量后决定要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汇报。由于会议上作出激烈发言的都是中央领导人，发言时七嘴八舌，有人还在不时地插话，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他们又是在仓促间作的记录，这样难免会出现错讹。为了保证记录的准确性，能够将会场的真实信息报告给毛泽东，张春桥邀王力、姚文元和他一起“将情况对一对”，剔除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话语，将“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对上了”。[65]
这样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怀仁堂会议记录，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他们还将这件事报告了江青，江青听后也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十时他们一起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听取汇报后，毛泽东又看了他们整理的这份会议记录，并在记录上作出批示：“退陈伯达同志。”[66]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听取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于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口头汇报，还看了他们整理的会议记录。这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是非常重视的。由于先前汪东兴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到达会场，会议情况又是散会后由周恩来向他介绍的，因而他向毛泽东只是汇报了会议的概况，难以讲得很详细。这次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的汇报以及他们整理的会议记录，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会议情况，使毛泽东对于这件事有了更为深入、真切的认识。这无疑会引发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时，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泽东汇报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因而由他向毛泽东汇报。当时参与汇报的王力后来回忆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67]
从王力的回忆看，毛泽东是在听到陈毅发言的时候才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其实，谭震林在发言中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文革了。两相比较，谭震林的发言还要严重。他们两个人的发言对于会议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后来决定他们两人请假检讨，其来有自。
周恩来对《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前没有送他看有意见，既是在社论内容上，也表现在程序上。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篇社论的鲜明特点是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表前确实没有送周恩来审阅过。社论发表后，周恩来也曾经就这种提法向毛泽东当面表达过疑问，陈述过不同意见，是在毛泽东解释了这种提法的形成以后，才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接受了这种提法的。[68]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汇报中听说周恩来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有送他看有意见时，说出了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要常委审查的话了。
从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要常委审查来看，他对于周恩来的发问是不满意的。因为此前他曾经向周恩来当面解释过为什么要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文革路线指导下，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符合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还在引导文革潮流的滚滚向前。周恩来原来就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存在不同意见，因而这个时候他对社论的发问，又一次彰显了他对这种提法的疑问。从程序上来说，这篇社论的发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起草后，由组长陈伯达签发的。一篇符合文革大政方针的社论，不一定非要送中央常委审查以后才能发表，周恩来却对此进行了发问。在中央文革小组受到来自党内高层不少领导人攻击的情况下，这种发问不仅客观上对他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直接影响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公信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69]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来表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70]这是要以文革为中心来部署全面工作的需要。
鉴于谭震林、陈毅等人对领导干部受到严重冲击表示强烈不满，还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猛烈攻击，这时张春桥想起文革初期由一线负责人搞的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而被中央文革小组否决的一个文件，于是对毛泽东说：“主席还记得吗？我们送过一个东西给主席的，我们不赞成把所有干部放到火里烧的，那就是在谭震林这些人都参加的会上搞的，是他们要把干部都打倒的。”原来这个文件，是文革刚开始时搞的，主张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这是李富春主持的、陶铸抓的、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都参加的会议的纪要。周恩来阅后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而后，文件送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值班，他看后在文件上批道：“我看这个文件不好。”王力说，他也是不赞成对干部都火烧的。因为提出对干部都要火烧以后，连二七机车厂里的班组长都烧了。于是，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五个人联名对文件提了几点意见，主要是不同意把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当时这个由五人署名的文件，连原件一起送江青，江青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退文革小组。毛泽东对陈伯达和王力说，这个文件压下不发了，但没有文字批示。张春桥提到这件事后，毛泽东叫他马上再把这个文件送来。
从中可以看到，即便在文革初期，在干部冲及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也是不同意把领导干部统统放到火中烧的，而谭震林等一线负责人却是对此持激进态度，最后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下，才将他们的这个文件压下来了。可是，他们不对当时自己的作为进行反省与自我批评，反而不顾客观情况将责任全部推到中央文革小组头上。这样就将他们文过饰非的心迹暴露了出来。
听了张春桥的汇报以后，鉴于当前的形势，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毛泽东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7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面对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毛泽东从汪东兴的汇报中初步了解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基本情况，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的汇报使他对于与会人员的发言情况有了一个全面、详细的认识。不仅如此，为了准确把握会议发言人的思想动态，理清会议发展的基本脉络，他还看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会议记录。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不仅是重视的，还要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判断会议反映出来的实质问题及其影响。
2、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严厉批评。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对于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毛泽东不仅听取了汪东兴的简要汇报，还于当天晚上听取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的详细汇报，并看了他们三人整理的会议记录。这样毛泽东就对会议发生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如果把这次会议与二月十一日怀仁堂会议和一月十九日、二十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议联系起来看，就不能不说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并不是偶然的。这三次会议是党政军中最高级别的会议，都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且会议的气氛是激烈的，对文革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这表明中央领导层对文革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不过是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而已。特别是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的前两天，也就是二月十四日，毛泽东还亲自找这几位中央领导干部谈话，讲中央文革小组是正确的。[72]不仅向他们打了招呼，还希望他们能够顾全大局，处理好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但是他们却置毛泽东的话于不顾，我行我素，随意行事，仍然发生了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这样的严重事件。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深思。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支持下，以中央文革路线为指导展开行动的。文革小组的成员以秀才居多，与这些抨击他们的中央领导干部相比，自身并没有显赫的地位、深厚的资历和功劳，本来在中央内部就处于弱势地位。由于他们支持造反派在领导干部队伍内部抓走资派，于是遭到干部队伍的敌视与反击。这样在接二连三地遭受攻击以后，继续实施文革的领导工作就会遇到不少困难，势必会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
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代表林彪）等出席。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评。[73]
毛泽东批评的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吆！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74]
毛泽东在讲到中央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时，还说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由于这次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出现这样的状况他自己也觉得是有责任的，因而劝毛泽东不要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75]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谈话。李先念和谢富治去做谭震林的工作，叶剑英、李先念和谢富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拂晓才散会。[76]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二月十九日凌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用康生的话来说“他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77]可见，毛泽东对这件事气愤之大、语气之重了。毛泽东是针对京西宾馆、怀仁堂会议上抨击中央文革小组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才发表这番讲话的。他不仅大力肯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表达了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还用重上井冈山来表示将文革进行下去的坚定信心。这样以毛泽东发表讲话和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停职检查为标志，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打击了党内高层抵制、抗衡文革的力量，扭转了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就在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发表讲话的这一天，林彪将谭震林二月十七日给他的信报送毛泽东。该信的内容我们前文介绍过，此处从略。林彪在附信中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当天阅后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78]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是在二月十九日将谭震林的信报送毛泽东的。从时间上推断，应该是在叶群代表林彪出席毛泽东二月十九日晨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林彪才将谭震林的信于当日报送毛泽东。由此可以判断，这封信对于毛泽东二月十九日晨的讲话并没有产生影响，只不过是加深毛泽东对谭震林问题的认识罢了。因而毛泽东只是对谭震林的信批示已阅，让周恩来阅后退还林彪，并没有表示其它意见。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听取了两次汇报并看了会议记录，又经过两天的思考以后，才于二月十九日晨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的。批评尽管严厉，语气虽然激烈，并非无的放矢，更非心血来潮，而是在事实依据的基础上，经过慎重思考以后才做出的决定。那么，毛泽东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发起强力的反击呢？下面我们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3、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分析。
从中我们看到，党内高层三次会议举行以后，毛泽东于二月十九日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对他们发起了强力反击，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如此发怒，还说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和林彪就退出北京到井冈山去打游击这样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话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从会议动态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三次会议反映出在中央领导层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文革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仅只是像先前那样消极的抵制、抗衡文革，而且业已走上前台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从言行上开始积极地反对、否定文革了。尽管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当时还没有人直接明确地否定文革，也没有人敢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毛泽东，但是他们却用“清君侧”的方式，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流露出否定文革的趋向。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发起了强力反击。具体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一，党内高层三次会议出现了否定文革的趋向。这是毛泽东发起强力反击的主要原因。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党内高层三次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形式上也没有出现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论调，实质上则是要不要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会议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79]
在要不要党的领导方面，就是依靠群众还是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革。谭震林说的“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80]实际上就是主张要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运动，就会使文革流于形式，“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81]因而在要不要党的领导方面存在的分歧，具体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革上。这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取得实质性成效。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分歧实质上就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方面存在分歧的反映。
是不是把老干部都打倒，当然不是。从谭震林在发言中说的“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李先念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了”，余秋里说的“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等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认为文革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都打倒。其实，文革就是要在领导干部队伍中间抓走资派，因而对干部队伍冲击过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即便如此，横竖不杀，到运动后期甄别、平反就是了，不能以此为由来反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况且，当时毛泽东已经发现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要予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抓住干部被冲击的问题不放，就不能不说暴露出他们否定文革的意向了。
军队要不要保持稳定，当然要保持稳定。正是因为这样，军队文革才采取了审慎的方式，从范围和夺权上做出了严格规定。因而不能以保持军队稳定为由反对进行军队文革，否定军队文革的必要性。至于军队文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现以后及时纠正就是了。中央文革小组主张依据中央决定要进行军队文革，几位老帅则以军队稳定为由反对这样做。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碰头会和二月十一日怀仁堂会议发生的争论，固然有一些具体原因，实际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革以及如何进行军队文革上发生的争论。
从三个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可以看到，如果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革，就会像以前那样难以取得根本性成效，使文革走了过场。文革当然不是要把老干部都打倒，而只是把其中的走资派揪出来。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出现冲及面过大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不能由此说文革是要把老干部统统都打倒。如果硬要这么讲的话，实际上就是以此为由来反对文革了。进行军队文革，不仅出自于“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等中央文件的规定，也是保持军队性质不变、履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必然要求。军队文革是一次“刮骨疗毒”的过程，会对军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处理好军队文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况且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着手在军队文革、夺权的范围上作出规定了。[82]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军队稳定就蕴含着否定军队文革的意味。因而会议围绕这三个方面发生的争论，其实就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
不仅如此，这些领导干部的激烈发言进一步显露出他们否定文革的意向。谭震林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即是说文化大革命不仅像以前党史上的错误一样，而且是党史上最严重的错误。这样就把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党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联系在了一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就这样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谭震林后来在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时也说道：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套作法，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本人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理论联系实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那怎么能“跟”呢？[83]这是谭震林等人对待文革态度的又一次印证。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文革中的错误，而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了。虽然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直接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是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已经表现出否定文革的趋向。因而这些会议虽然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争论的，但是核心问题却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二，党内高层三次会议对于文革批评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力量之强前所未有，表现出对于文革浓厚的否定情绪。
不论是一月十九日、二十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还是一月十一日、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即中央碰头会），都是当时党政军中最高级别的会议。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如果对于文革有意见，指出文革的错误，提出改正错误的措施，都是可以的，也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但是在这三次会议上，不论是徐向前、叶剑英拍茶几、敲桌子，还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等人唇枪舌剑般的发言，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凌厉的攻势。他们攻势之迅猛、声势之浩大、语气之严厉、气氛之紧张，都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这些言行不论从内容还是情绪、态度上显然不是正常讨论和评议文革中的问题，而是以维护党的领导和军队稳定为由，通过揭露文革中的严重问题，对于文革的正义性发出质疑。从形式上看，他们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是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的强烈不满，表现出浓厚的否定情绪。只有从是否站在文革的立场上，也就是坚持还是否定文革的背景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才有可能透过眼前的迷雾发现分歧和矛盾的本质所在。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三，中央文革小组在遭到猛烈抨击后，在具体领导文革方面陷于困境。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错误，当然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在中央会议上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人员提意见，不管如何尖锐，只要抱着善意的态度，都是可以的。况且，这个时候毛泽东也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让他们召开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84]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不论是京西宾馆会议还是两次怀仁堂会议，他们不是一般的提出批评意见，而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抨击。即便中央文革小组存在错误，从党内民主程序上来说，也是不宜采用这种方式来对他们进行攻击的。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自成立以来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文革路线的。但是在这三次会议上却遭到了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猛烈攻击。由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掌握着中央不同部门的领导权，他们的行动又会对其他领导干部产生示范和带动作用，致使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有可能联合起来对抗文革。同时，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比起来，好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一些秀才，资历浅，级别低，功劳小，本来在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斗争中就处于劣势。这样在经过他们的猛烈攻击以后，就使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面临严重困难。因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毛泽东出来表明态度，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文革继续发展的需要。
发起强力反击的原因之四，从文革溯及延安整风，在历史类比中表现出对于文革的否定倾向。
陈毅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以文革期间受到冲及与延安整风时期挨整进行类比，说延安整风时期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却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证明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而他们这些挨整的人则是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陈毅就从正在进行的文革溯及到了已经有历史定论的延安整风，不仅为自己当年挨整鸣不平，还对延安整风提出了质疑。他想通过类比来说明践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与延安整风时期所谓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等人一样，也会搞修正主义，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他说的“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这番话，[85]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采取迂回的方式，通过攻击文革坚定支持者来达到架空乃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当然，由于林彪在党内、军内的资历与地位，当时还没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他，不过是采取隐晦的方式对他批评罢了。这样资历浅、地位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中央军委碰头会还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作出激烈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对文革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流露出否定的倾向。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其声势之浩大、言辞之激烈、气氛之紧张、矛盾之尖锐在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支持文革的林彪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发泄的“靶子”了。这表明中央领导层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并且已经发展到比较激烈的程度。这些分歧和矛盾的核心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对文革期间出现的错误进行批评不仅是可以的，也是欢迎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来进行，而不是以批评为由来否定文革。这些中央领导人的批评显然超出了这个范畴，表现出了对于文革的否定倾向。三次高层会议表明，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已经向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林彪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起了猛烈抨击，在中央内部已经出现了政治力量对比上的某种失衡。这个时候如果毛泽东再不出来发表讲话，采取果断措施，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有可能半途而废、走向夭折。这对于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毛泽东来说是决不能容忍的。因而毛泽东才在二月十九日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 (少奇) 邓 (小平)上台。[86]这才是毛泽东对他们发起强力反击的缘由所在。
四、反对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
根据二月十九日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停职检查，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同时，这个事件传到了党外，社会上也掀起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这样党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才将这股反对文革的风潮打了下去。
1、中央政治局召开七次生活会。
根据二月十九日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出面主持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其他在这三次会议上激烈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87]为此，就要先开预备会议，为生活会的召开做好准备。
二月二十三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牵头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召开生活会。会议确定了参加生活会的人员名单：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叶群、谷牧、汪东兴，被重点批评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也参加会议，名单由周恩来报毛泽东和林彪批准。会议议定，开会时间由周恩来决定和通知。[88]
为了开好这次生活会，周恩来连续约几位受到批评的中央领导干部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准备检讨错误，接受批评。[89]同时，还要印发一些会议材料。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一个是《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一个是前文所说文革初期中央一线负责人主张所有干部都要烧而被中央文革小组否决的那个文件，毛泽东把反对者署名改为“文革小组六同志”。[90]是否还印发了其它材料，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由于新参加生活会的一些人不了解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周恩来又让王力整理了一个会议记录。由于这个记录已经不同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泽东报告时那一份他们“对”出来的记录，[91]因而王力将记录整理好以后，就向张春桥、姚文元征求意见。这个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回到上海，他们阅后给王力写信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修改补充，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稿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过目后再发。[92]为了将事实弄准确，这个记录稿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修改后，还让王力在会上念了一遍，核对一下，看是不是有出入？当时只有陈毅提出有两句话他没说，就是关于赫鲁晓夫的那个问题，明显地批评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说，不要改了。因为陈毅确实是说过这句话。[93]
核对以后，王力就安排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工作人员王广宇来具体承印这个文件。王力要王广宇把文件原稿重抄一遍，拿抄写的稿子去排印，而把原稿退还给他保存。他强调说，到记者站找一个党员排字工人，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王广宇登记发放。晚上十点以后，王广宇去记者站印刷厂，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们两人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给王广宇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王广宇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随后，按王力开列的名单将文件发送了下去。这份文件王广宇是办事组中唯一的见证人，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其他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从王力对这件事的布置来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来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上，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94]
从这份文件的重新整理、印发来看，不仅是慎重的，而且还作了严密的布置和防范。这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文件的内容扩散到社会上去，从而给政治局生活会和这些受到批评的领导干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及他们思想的转变造成不利影响。从这里来看，虽然要召开生活会，但是在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是顾及到他们的威信，并对他们进行了保护、以促进他们态度转变的。
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七次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了批评。[95]这几位中央领导干部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是元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也是有着深厚资历的老干部，因而被人称为“三老四帅”。尽管这次中央政治局生活会议的详细文献资料目前尚未公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业已公开的信息中窥见这次生活会的一些情况。
在生活会上，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和谢富治对作出激进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些受到批评的中央领导干部也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在主持生活会的同时，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对当时情况作出了分析和说明。
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对于谭震林等作出激进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说怀仁堂会议和京西宾馆会议是“二流合一”。[96]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次政变的预演，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97]他在会上还提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并且同社会上的反革命复辟有联系。江青还批评周恩来那天主持会议，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98]
由于三次高层会议上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纷纷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攻击，因而康生就在生活会上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
陈毅既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军委副主席，参加两个部门的会议，沟通双方之间的信息，康生说他是国务院和军委之间的联络员；李富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其他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议事，对文革发一些牢骚，康生说他是俱乐部主任；余秋里、谷牧支持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意见，又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康生称他们为俱乐部的两个小伙计。[99]
李富春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他说，这件事应该怪他，他是总理指定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主席批陈伯达、江青的指示是他向副总理转达的，许多议论是在他家里说的。
周恩来在主持政治局生活会的同时，也检讨了自己对路线问题不敏锐、迟钝的问题。他说：“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从来也是坚持原则的，总是要遵守纪律。”周恩来还主动承担了责任，为被批评的领导干部进行解脱，同时也说明对有的同志因为一时冲动而脱离轨道的言行，他是没有也不能支持的。
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最后总结时，周恩来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路线问题，我是不那么尖锐的，但是对一个敌我问题，一个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问题，我这个人是从不含糊的。”[100]
在生活会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帮助下，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检讨。[101]三月二十一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就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而召开的七次中央政治局生活批评会的情况。[102]这次汇报会的会议记录尚未公布，但是我们从中央政治局后来没有再召开生活会以及对于他们的处理来看，对于生活会取得的成效还是予以肯定的。至于他们所作的检讨是否发自肺腑，对于文革的态度究竟如何，不只是看他们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了什么。这就只能寄望于他们以后的表现了。
由此我们看到，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共召开了七次生活会，对作出激进发言的中央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帮助，在他们认识错误、作了检讨以后，报经毛泽东批准就适时结束了生活会。虽然他们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那么他们究竟是违心地进行检查，还是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一个正确、深刻的认识呢？
陈毅当时的心态就颇具有代表性。三月十八日凌晨，政治局生活会结束那天，陈毅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汽车里，他指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新华门，心情激愤地对身边秘书说：
“40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103]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悲情从陈毅心中油然而生，他的情绪仍然是不满的。他把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严厉批评与四十年前他反对北洋军阀遭到的镇压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联系在一起，通过类比以表达自己遭受批评后的愤懑心情。由此可以看到，即便生活会结束了，陈毅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缘由，反而觉得在生活会上遭受批评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受到批评的中央领导干部中间具有代表性，他们不同程度地与陈毅存在着心理上的共鸣。这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在经过与会人员的批评和帮助以后，他们毕竟已经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表示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因而结束政治局生活会也就成为适时的选择了。
2、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
几乎在党内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同时，社会上也掀起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斗争以造反派为先锋，向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发起了猛烈攻击，保守派则与此相反，仍然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对于他们予以支持和保护。由于此时的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又获得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因而在斗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二月二十四日晚，戚本禹把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找到一边说：“你回去以后，派些人把人民大会堂周围农大红旗贴出的‘谭震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些大标语覆盖上。”三月四日下午，戚本禹、谢富治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座谈，戚本禹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听说谭震林镇压革命派很厉害，那里资本主义复辟严重，你们红代会应该表态呀！”
三月七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开始贴出批判谭震林的大标语，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炮轰谭震林的声明，率先发动了北京红卫兵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八日，北京城内到处贴满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当天，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等十几个组织冲击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高呼“打倒谭震林，解放全农口”等口号，并批斗了农业部代部长江一真。三月十日，谢富治、戚本禹前往农展馆，参观了大寨展览，并接见了师大井冈山的二百多人，师大井冈山汇报了几天来批谭的战斗经过。谢富治、戚本禹表示要把情况如实汇报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据师大井冈山总部负责人说，谢富治在听取他们汇报临走时说了句“造反有理！”
几天之内，北京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表态，“炮轰谭震林，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因为与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存在种种矛盾，新北大公社在此问题上比其他组织慢一拍，但到三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也开始炮轰谭震林。新北大公社三月十三日发表声明说：“新北大公社郑重声明，决心把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新北大公社号召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与兄弟单位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把谭震林打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三月十三日，红代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市红卫兵组织“猛轰谭震林，解放全农口”。三月十四日，红代会组织北京高校数十万人走向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讨谭震林“镇压农林口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下午一时许，各路游行队伍汇集天安门广场，游行至下午二时结束。
过去周恩来对批谭震林一直持保留意见，这次因为谭震林不听招呼在怀仁堂会议上随意行事，也改变了对谭震林的态度。三月十四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讲话说，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决定。三月十六日，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的声讨谭震林大会，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和农林口许多单位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三月十七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造反派召开了有134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三月二十日，造反派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104]
三月二十七日，造反派又在北京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105]
这个时候在二月逆流期间作出激进发言的其他中央领导干部也在受到造反派的批判。
三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下令剪掉了陈毅的镜头。[106]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式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四月一日，外事口决定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四月五日，国家计委、公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专院校等八十多个组织联合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委会”。四月六日，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式成立。在这些联合组织的带动下，批谭、批陈、批余、批谷的活动，在北京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大城市迅速开展起来。[107]
在造反派批判这些中央领导干部的时候，保守派群众也组织起来，为在二月逆流问题上受到批判、冲击的领导干部进行呐喊，支持他们的行动。一些群众组织对“反击‘二月逆流’”表示异议，提出“谭震林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谭震林打不倒”，“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矛头指向余秋里、李先念同志就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迎头痛击这股反革命逆流，揪出这股逆流的幕后人”等口号。他们还召开联席会议，指出，反击“二月逆流”是“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打革命造反派，扰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要“坚决反对这股从‘左’边来的反革命复辟逆流”。[108]再比如，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上海的干部、工人和居民中，凡讨论这个问题，总有为数不少的人痛苦流涕。有的提出质问：陈毅怎么可能反党？也有人说：如果陈毅真的反党，那就太可惜了。[109]
我们看到，社会上围绕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仍然像以前那样在群众中间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虽然两派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是他们在二月逆流的问题上是对立的。造反派批判二月逆流，保守派则是支持二月逆流。两派对立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原先他们在文革重点、目标和方式上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次围绕批判二月逆流进行的斗争，不过是他们原先分歧和矛盾的又一次激化而已。
由此我们看到，在毛泽东对二月逆流发起强力反击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了批评，他们在生活会上也作了检讨。几乎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党内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斗争的后盾，同时又引导着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社会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不仅是党内反对二月逆流斗争的社会基础，又有力地配合着党内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党内外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是在互相影响和作用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既然这样，那么对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又是如何进行定性和处理的呢？下面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五、对二月逆流处理的策略选择。
党内召开了批评二月逆流的生活会，社会上也进行了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那么对于二月逆流中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究竟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处理呢？
1、打倒，还是“治病救人”？
对二月逆流的定性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方式。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定性如何，直接决定着对于这些领导干部的处理方式。敌我矛盾要采取打倒的方式，人民内部矛盾则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那么，从矛盾属性上说，二月逆流究竟属于哪一种矛盾呢？对这些涉事领导干部的处理，究竟是采取打倒还是“治病救人”的方式呢？
从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来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来看，并非是要把他们打倒，而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不然的话，根本用不着这样做，直接把他们打倒就是了。不仅如此，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等人对于生活会的汇报。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于这件事是重视的，也是非常关心的。从后来没有再召开生活会来看，尽管毛泽东对于这些在二月逆流期间作出激进发言的领导干部极不满意，但还是认可了他们在生活会上的检讨，寄希望于他们以后能够端正态度、站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一边。否则的话，生活会怎么就会嘎然而止了呢？
当然，这也是与他们在生活会上的态度分不开的。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毕竟还是在会上做了检查，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表示以后要改正错误，执行党的文革路线。不管他们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如何，毕竟没有硬顶着拒不认错，表现出对抗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在会议期间的激进发言还是公开讲的，并没有背地里搞什么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110]这对于他们问题的定性和处理无疑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不仅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还表现出否定文革的趋向。这实际上就是公开起来反对文革了。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我们看到，尽管生活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这些领导干部发起了凌厉的攻势，社会上也喊出了打倒他们的口号，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还遭到了批斗，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最终还是对他们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求人”的态度，把他们的问题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而没有把他们打倒。
2、处理二月逆流的基本方针。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为了使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能够汲取教训，转变态度，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他们采取了“治病救人”而不是打倒的方式，具体说来就是一批、二保的方针。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关于天津小站公社材料的批示和压下《红旗》杂志《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社论稿，以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把这期《快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后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111]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快报》登载的材料还是毛泽东的批示，都是在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召开会议对二月逆流作出强力反击以后发生的。这个批示中的“下”包括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的材料，“上”则包括二月逆流了。“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说明当时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了。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批示，显然是在提醒人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觉的态度。
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以后，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了一篇《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112]
以上文献资料就是毛泽东对二月逆流中犯错误的领导干部采取一批、二保方针的集中反映。在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要对他们采取保护的态度。这在谭震林以及其他领导干部的处理上也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谭震林虽然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严厉批评，他还是让秘书帮助准备汇报材料，要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同时信誓旦旦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一九六七年三月份他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鉴于谭震林此时的情绪、态度和认识水平，毛泽东没有单独接见谭震林，却在生活会后同意谭震林参加了社会活动。四月底，谭震林到首都机场接见外宾，公开露面。五月一日，谭震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113]
不仅如此，社会上特别是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时，毛泽东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戚本禹去给群众做工作。戚本禹在一次大会上对这些群众说，谭震林跟毛主席走合作化道路，反对包产到户。他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谭震林虽然痛恨中央文革小组，在怀仁堂会议和给林彪的信件中对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猛烈抨击，但是当他听说了戚本禹讲的这几句话以后倒是挺满意，内心五味杂陈地说道：“这小子总算讲了几句人话。”[114]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 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后，刘少奇给中央写信说他没有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这个时候谭震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就见过这个材料。毛泽东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115]
生活会后，谭震林虽然在个别时候挨过批斗，但是他全家仍然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即便一九六八年四月初谭震林的亲属离开了中南海，中南海的家里就剩下了他自己一个人，还有警卫战士把他当作首长来对待，专门照顾他的生活，按照上级规定的伙食标准，不时给他做个“香酥鸭”，直到一九六九年九月进行战备疏散前与儿女见面的时候，看到他红光满面的样子连儿女都感到惊讶。[116]这就是谭震林遭受批判以后的待遇。
陈毅由于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白天出席外事活动，晚上参加生活会，一直到后半夜。[117]陈毅这个时候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希望能与毛泽东见上一面，当面说明情况，消除误会。毛泽东虽然没有单独见陈毅，但是在给他的回信中说：“原来犯错误的改也难。”“见面有期，稍安勿躁。”[118]
徐向前虽然在生活会上遭到严厉批评，但是生活会后就出席中央和军队的相关活动了。三月二十四日，肖华过关后,中央确定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119]九月十六日，徐向前向毛泽东和中央递交了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报告，十月十二日，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免除徐向前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务。[120]
即便在生活会期间，叶剑英仍然主持召开了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军委常委会议，出席重要活动。四月十四日，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谈了在处理青海问题、成都问题和万县问题中的错误以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尊重不够和态度不冷静、不慎重。[121]
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先念还是要保的。由于财经学院的学生反对李先念，当时确定先由李先念做个检讨，然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再出面到学生中间去为他做工作。李先念写了一份执行资反路线与二月逆流认错的检讨，让秘书送给戚本禹帮他修改过关。戚本禹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发现信封上的糨糊都还没干呢！[122]
以上若干文献资料表明，对这些领导干部在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是对他们采取保护态度的。这些领导干部在生活会上的检查中表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为了进一步促进他们态度和认识的转变，四月三十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住地开了一个团结会。当夜，周恩来拟定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庆祝活动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这些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123]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生活会上对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社会上也对他们喊出了打倒的口号，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还是非常慎重的。既没有打倒他们，也没有让这件事轻描淡写地滑过去，而是采取了一批、二保的方针，把这个事件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给他们思想、态度、认识的转变留下了时间和余地。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还是抱有希望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批、二保方针的执行是一以贯之的，不仅这个时候得以贯彻执行，即便是以后也没有发生变化。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将二月逆流又提了出来，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了严厉批评。林彪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对此作了分析和说明。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这件事最后作罢。[124]
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对因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中央领导干部，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他在谈话中说：“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125]
由此我们看到，即便是后来，中央对于这些领导干部仍然是执行一批、二保的方针，寄希望于他们能够转变态度，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的。其实，当时将这股抗衡、抵制文革的气焰打下去以后，在他们也为此作出检查、承认错误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形势的变化，从党内团结出发，毛泽东逐渐对此采取了淡化的态度。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126]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虽然指出这些领导干部在二月逆流期间的行为是有缺点、错误的，但是侧重点还是要解脱他们的责任。这是因为在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以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斗、批、改的收尾阶段，要建立新的秩序，对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恢复工作，毛泽东讲出这样的话不仅是便于他们摆脱历史包袱、能够安心工作，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真正从内心深处接受、肯定、支持文革，团结起来共同巩固文革发展的成果。这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党内斗争的策略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二月逆流的处理不仅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执行一批、二保方针的。这是从大局出发，坚持正确党内斗争的慎重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方针，当这些领导干部在生活会上作了检查以后，虽然还不时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实际上他们已经被保护过关了。正是因为这样，在中共九大上除去谭震林以外，他们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叶剑英、李先念还留在了中央政治局，四位元帅仍然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十大上，除去陈毅病逝外，其他包括谭震林在内的领导干部仍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叶剑英不仅留在了中央政治局，还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位元帅仍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对一批、二保方针的有力验证。
3、对周恩来在二月逆流期间态度的分析。
两次怀仁堂会议是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偏离了会议主题，围绕文革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二次怀仁堂会议尤甚。对于会议发生的激烈争论，周恩来除去对个别问题（比如陈毅否定延安整风）予以纠正外，既没有制止和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和支持，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两次会议前后，周恩来在制止中央（国家）机关造反派行动的时候，还下令逮捕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行为。这反映出他在思想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动摇。
正是因为这样，当二月十九日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二月逆流作出强力反击时，周恩来首先在会议上作了口头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应负责任。[127]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在对二月逆流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进行批评的同时，也进一步作了检讨，说自己虽然在路线斗争中不敏锐，但是在对敌斗争和党内组织纪律上是坚持原则的。[128]这个自我批评和剖析是发自肺腑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周恩来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并非盲从，而是有着思想根基的。这不仅是由于长期革命斗争岁月对毛泽东革命领袖地位、权威和思想的认同，也是来自于他对毛泽东文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尽管这种理解和认识与毛泽东相比还有差距，但是这毕竟奠定了他坚持组织原则的思想基础，不过有时会发生动摇罢了。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思想基础，因而周恩来在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发生以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出现，就向这些中央领导干部发出了预警。
据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回忆：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周恩来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戒惧”，遇事三思……周恩来叮嘱周家鼎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能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人那里。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129]
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领导干部对于周恩来的预警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拍案而起，又发生了大闹怀仁堂的严重事件。后来他们虽然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五一国际劳动节又与毛泽东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出席了焰火晚会，《人民日报》也对此作了报道，但是周恩来还是对于他们以后的言行不放心，担心他们仍然像以前那样犯错误，于是就又一次向他们发出了警告。
五月五日，周恩来约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几位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谈话。[130]同日，周恩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李富春，提醒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为言之不预。”周恩来这封信的语气是严厉的，[131]态度是真诚的，考虑是周全的，用心也是良苦的。这是周恩来坚持组织纪律原则的又一表现。
从怀仁堂会议前后周恩来两次致信这些中央领导干部来看，他是为了防止这些领导干部出现抗衡、抵制文革的行为才这样做的。周恩来做出这样的努力、向他们发出两次警告表明，周恩来从组织原则上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不仅如此，还表现在他对毛泽东确立的对这些领导干部一批、二保方针的执行上。周恩来在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是对他们采取保护态度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周恩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予帮助”。“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132]
五月四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谈到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时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133]
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党内外一些讲话中也提到二月逆流，认为这件事是“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同时又说：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各部军管人员和群众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34]
八月十九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谭震林的万人大会，周恩来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要求主持批斗的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但是当谭震林被架上主席台以后，就挂上了“打倒谭震林”的大字条幅，组织喊起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周恩来见此情景，当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135]再比如，当造反派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包围办公大楼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严正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大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136]
以上几则文献资料侧重于保，而生活会则是侧重于批，一批、二保就是中央当时处理二月逆流领导干部所犯错误的基本方针。周恩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并不讳言自己的错误，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来处理二月逆流问题的。由于周恩来不仅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是从思想上理解、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虽然个别时候有些动摇），因而尽管周恩来在二月逆流期间有错误，毛泽东还是特别嘱咐相关人员在批判二月逆流的过程中要对周恩来予以保护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军以上干部会议期间，江青提议在会议上印发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文件，提了几次，毛泽东都不同意，他最后明白地说，因为牵涉到总理，所以不发。江青要王力在四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讲讲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江青说，本来主席已经同意在这个会上发怀仁堂会议文件，后来考虑国务院那个文件涉及总理，才决定不发，让王力在会议上讲讲这个问题。王力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上了会议简报，江青把简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137]
虽然周恩来在怀仁堂会议上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有送他看有意见，毛泽东也说过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审查的话，还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138]但是，毛泽东对周恩来还是采取保护态度的。这是因为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还从思想上认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不过是在这个方面有时出现动摇而已。即便思想上有时出现一些疑问，一旦毛泽东表明态度以后，周恩来就会紧跟毛泽东的步伐，坚决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周恩来在怀仁堂会议上对于这些领导干部的激进发言没有当场予以反对、批评，但是他在二月逆流发生前后的两次信件表明，他对二月逆流中领导干部的言行是持反对态度的。在毛泽东发出强力反击后，他不仅主持了生活会，还作了自我批评，执行中央一批、二保的方针，批评、帮助这些领导干部承认错误，做出检讨。这反映出他组织上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其实，这并非盲从，而是以思想上认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尽管由于复杂的原因，这种思想上的认同有时会出现动摇，但是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是偶而发生的现象。这在周恩来两次怀仁堂会议上的沉默态度以及没有发出有力回击上反映出来。这说明周恩来在组织上是坚定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思想上也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的，不过是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
二月逆流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发生的一次严重事件。尽管如此，对这个事件中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也是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方式而没有将他们打倒。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他们的问题定性为党内矛盾，寄希望于他们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周恩来在组织原则上是坚决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在思想上也是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不过是在认识的某些方面有时会出现动摇而已。
六、从历史角度来评析二月逆流。
以上我们从二月逆流出现的背景、基本概况、发起的强力反击以及处理的策略选择上进行了研究，现在我们再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对二月逆流性质的判断、产生的原因、两面性、反击后的党内态势及其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分析。
1、逆流，还是正流？
二月逆流到底是逆流，还是正流呢？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不同的回答和判断。
二月逆流出现以后，由于当时中央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对文革是予以肯定的，因而这种逆文革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行为就被定性为逆流了。正是因为这样才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他们也是在生活会所作的检查中承认错误，表示要改正错误的。文革被否定以后，由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被后来的中央认定为错误，这样文革就成为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逆流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逆文革潮流而动的行为就被予以肯定，视为正流了。一般来说，党史著作中没有用“二月正流”而是用了“二月抗争”这样相对中性的术语来对这种行为进行定性，或许是尽管著者及其支持者与这些领导干部在否定文革的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但是毕竟这些领导干部在三次高层会议上的言行也是党内民主生活所不容的缘故吧。
由此看来，站在文革的立场上，在文革蓬勃发展的洪流面前，由于这些领导干部是抗衡、抵制乃至于反对文革的，是逆文革发展潮流的，因而是文革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于是就被定性为二月逆流。站在反对文革的立场上，会认为文革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既然这样，那么这种反对文革的行为就是正流了，对他们逆流的定性就是这样被否定的。因而对这些领导干部的言行是逆流还是正流的判断，归根结底还是是否站在文革的立场上，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文革所决定的。
既然如此，那么要想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就必须站在文革立场上，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立足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要求，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才有可能揭示出这个问题的真相。从这里可以看到，离开双方的文革立场，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判断的。
2、二月逆流发生的深入分析。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固然是由于认识上的分歧造成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139]因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从本质上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由此我们认为，二月逆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不过是其集中表现而已。
我们注意到，二月逆流是在党内三次高层会议上发生的。当时双方围绕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产生了严重分歧。这是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进一步反映。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而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虽然没有直接反对这条文革路线，但是从其言行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是对这条文革路线采取抗衡、抵制、反对的态度。二月逆流就是在党内两条文革路线对立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这种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文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当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而是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于党内，文革开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虽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通过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从组织上纠正了错误路线，但是这条路线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头换面仍然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队伍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又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了高层民主生活会——中央工作会议，向这些领导干部“交底”，希望他们能够转变态度，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但是，事与愿违，文革是在他们抗衡、抵制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二月逆流并没有发生在全面夺权阶段前，而是发生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主要还是因为全面夺权的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致使领导干部队伍遭到了巨大冲击，对干部群体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挑战。这才是他们挺身而出予以反对出现激烈言行的内在动因。当然，他们是打着维护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实现社会稳定的旗号来行事的。
二月逆流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从横的方面来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纵的方面来说，这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向激化的结果。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发生。只有从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宏观视野中，又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历程中，才有可能对于二月逆流出现的原因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这种事件发生在党内高层，反映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党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与斗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双方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文革的发展及其走向。
3、二月逆流的两面性分析。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二月逆流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一是对文革表现出抗衡、抵制的非正义性，一是批评、纠正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左”的错误的正义性。这种两面性并非是均衡的，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批评、纠正“左”的错误的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
二月逆流是要抗衡、抵制、反对文革的。这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表现了出来。文革的发生并非来自于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文革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要以文革的形式来进行，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够发动群众来进行文革，文革只有在群众参与下才有可能取得成效；否则的话，像以前那样进行运动，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140]只有依靠群众进行文革乃至于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开展夺权斗争，才有可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而从文革在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和要求上来说，抗衡、抵制、反对文革都是错误的，非正义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说二月逆流又具有正义性呢？这是因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斗争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激进行为，发生了武斗，造成了局部混乱，犯了“左”的错误。因而这些领导干部在激烈发言中的一些话还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错误是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革也只有在纠正这些错误以后才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不能以这些错误的出现为由来否定文革。尽管如此，鉴于他们发言中的这些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即便言辞激烈，从纠正“左”的错误的角度上来说，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从这方面看来，他们的言行又具有正义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二月逆流具有两面性，既具有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也具有批评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左”的错误的正义性。这两重性又是不平衡的，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批评文革中的错误的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虽然他们在激烈发言中的一些话有着事实依据，但是从他们发言的主旨来看，不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以他们所说的事实为依据来抗衡、抵制乃至于否定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因而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尽管属实，也不过是要为他们否定文革提供证据罢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不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来解决问题，而是对于文革狺狺不休、横加指责、群起而攻之呢？他们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也就从这里流露出来了。
由此看来，二月逆流既具有两面性，又具有不平衡性。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认识到二月逆流表现出的两面性，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性。既不能因为它具有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而无视它批评文革中的错误的正义性，对这些错误熟视无睹，而不去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犯“左”倾错误；也不能因为要肯定它的正义性，而漠视、否定它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对于他们激烈发言背后的真实意图默然置之、无动于衷，犯右倾错误。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批评文革错误的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由此才有可能对二月逆流的性质作出正确地界定与判断；否则的话，一旦将两者的位置互换，认为批评文革错误的正义性占据主导地位，抗衡、抵制文革的非正义性处于次要地位，就会对二月逆流的性质作出错误的界定、判断，犯右倾错误。
只有对二月逆流的两面性及其地位作出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才能对于二月逆流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4、二月逆流后的党内发展态势。
二月逆流是党政军高层领导干部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一次猛烈攻击，这次攻击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被打退了，那么，此后党内发展的态势又如何呢？
中央碰头会是全面夺权阶段党中央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最高机构。自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起，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处理党政业务工作。[141]二月逆流被打退后，这些领导干部的职务虽然没有变化，仍然参加中央的一些活动，但是却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与此同时，中央碰头会也更名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仍然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吸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142]但是在参加人员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月逆流中被批评的这些领导干部被排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之外。由于这些领导干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而后来在党史中只是笼统地说，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没有对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作出真实、详细、深刻的分析。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作了检查，但是鉴于他们在文革中的态度，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是不宜于让他们还留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不仅如此，这个时候将中央碰头会更名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还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虽然前一时期毛泽东曾对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让他们召开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但是他们与毛泽东在文革发展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不过是在策略、方法上存在着分歧。毛泽东与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不仅表现在策略、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文革发展的方向上。因为这些领导干部抗衡、抵制乃至于否定正在进行的文革。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虽然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当二月逆流中的领导干部对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攻击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二月逆流强力反击，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了。
这样看来，对二月逆流发起强力反击之后党内高层出现这样的态势：抗衡、抵制、反对文革的势力遭到了严重打击而边缘化，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升。反击二月逆流前，反对文革的力量在高层集聚起来，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猛烈攻击，一时在党内高层处于优势地位；对二月逆流展开反击后，践行文革的力量在党内高层又由防御转入反攻，重新处于优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毛泽东强力支持下才发生这种变化的。排除了文革发展的高层障碍以后，当然是有利于文革的进一步发展的。
5、二月逆流及其斗争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二月逆流是文革发展中的严重事件。从文革发展的历程来看，二月逆流及反对二月逆流的斗争又对文革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以前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革是在排除党内高层的阻挠以后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斗争，制定、撤销了《二月提纲》，解决了彭、罗、陆、杨问题，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得以全面发动；围绕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的斗争，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通过了“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得以纳入既定轨道；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具有党内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将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处理了陶铸等人的问题，扭转了文革的方向，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143]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又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发生了猛烈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二月逆流。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以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方式检查了这些领导干部的言行，将这股逆流压了下去。此后，在全面夺权阶段党内高层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为完成夺权任务和建立革委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从中可以看到，二月逆流如同先前发生的事件一样，实际上是抗衡、抵制、反对文革的。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期，涉及的领导人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但是如果透过表象对它们在文革发展中的实际作用进行剖析以后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这种联系具体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上表现出来，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从中不难看出，文革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排除了党内高层的重重阻力以后，才得以发动并取得进展的。
从前文分析中我们看到，二月逆流形式上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则是反映出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抗衡、抵制、反对态度。这个事件的发生表明，党内高层仍然存在着反对文革的强大力量。当时无论从力量对比还是资历、权威、影响力上来说，中央文革小组都是难以与他们进行抗衡的，这就要依靠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二月逆流也是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才被打压下去的。林彪这个时候也站在文革阵营一边支持文化大革命。即便如此，虽然将这股逆流压了下去，取得了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却又不能不使人对于文革发展及其成果的巩固产生隐忧。因为这种态势的转变是在毛泽东强力支持、林彪助力的情况下才取得的。这些领导干部虽然在检查中表示要改正错误，但是他们究竟是真正转变了态度，还是在高压态势下的策略选择，也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验证。这样当林彪背离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九一三事件中机毁人亡，特别是毛泽东去世后，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形成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就难以避免怀仁堂事变那样的事件发生了。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叶剑英就是怀仁堂事变的主持策动者之一，李先念在其中扮演着联络员的角色，二月逆流期间饱受攻击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以及在一月革命中崛起的工人造反派代表王洪文，成为怀仁堂事变的主要打击对象。
由此我们看到，从文革发展的历程来看，二月逆流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前两条路线斗争在全面夺权阶段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打退了这股逆流，使得文革完成了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隐患。这种隐患就是二月逆流是在毛泽东的强力反击下而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打退的，这样党内高层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文革力量以后能否控制局势，就成为文革成果是否得到巩固的关键。这样一旦毛泽东不在了，林彪也背离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很难阻止怀仁堂事变这样事件的发生了。
二○二三年十二月七日
文献索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8]，第71页；[111]，第24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51]，第246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367页，1388页至1389页；[4]，第1423页；[5]，第1554页；[28]，第1474页至1475页；[37]，第1408页；[53]，第1481页至1482页；[75]，第1482页至1483页；[79]，第1480页；[81]，第1423页；[85]，第1481页至1482页；[95]，第1483页；[110]，第1533页；[112]，第1483页；[124]，第1533页；[125]，第1541页，1543页；[126]，第1608页；[127]，第1482页至1483页；[139]，第1260页；[140]，第1423页；[143]，第1489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333页至334页，358页，457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123页；[10]，第50页至51页，39页，54页至55页；[11]，第47页至48页，50页，51页至52页；[29]，第38页至39页；[40]，第42页至43页；[66]，第54页；[73]，[78]，第56页；[82]，第39页，50页至51页，54页至55页；[84]，第47页至48页，50页至52页；[102]，第68页。
6、《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42]，第1914页；[68]，第1878页至1879页；[87]，第1917页；[89]，第1918页；[131]，第1919页；[134]，第1919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22]，第115页；[62]，第127页至128页；[69]，第127页；[130]，第150页；[132]，第147页；[133]，第150页；[138]，第127页。
8、《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七月第三版。
[109]，第356页；[117]，第355页；[136]，第356页。
9、《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14]，[20]，第671页；[24]，第672页；[34]，第676页至677页；[119]，第679页。
10、《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15]，第582页至583页；[19]，第583页；[25]，[27]，第584页。
11、《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 刘继贤，副主编 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31]，第959页至960页；[41]，第963页；[86]，第960页；[120]，第970页；[121]，第961页至964页。
12、《谭震林传》，《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45]，第361页；[47]，第353页至354页；[49]，第368页至370页；[50]，第347页；[57]，第361页至362页；[59]，第362页至363页；[61]，第347页至348页；[83]，第348页；[96]，第364页；[113]，第364页至365页；[116]，第365页至370页；[135]，第365页至366页。
13、《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60]，第212页。
14、《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48]，[54]，第660页；[65]，第661页；[67]，第661页至662页；[71]，第661页至662页；[76]，第663页；[77]，第664页；[90]，第666页；[91]，[93]，第667页；[100]，第666页至667页，660页；[128]，第666页至667页。
15、《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8]，第594页至595页；[63]，第578页；[114]，第531页；[115]，第609页；[122]，第580页至581页。
16、《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41]，第788页；[142]，第789页。
17、《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第一卷，周明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九八六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56]，第251页，253页至256页；[103]，第261页。
18、《问史求信集》阎长贵 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92]，第194页；[94]第193页至195页。
19、《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一月第一版。
[13]，第808页；[16]，第803页；[18]，第803页至804页；[21]，[23]，第804页；[64]，第809页；[88]，第812页；[98]，[101]，第812页；[137]，第813页至814页。
20、《“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7]，第132页；[26]，第132页至133页；[30]，第136页；[35]，第136页至137页；[44]，第137页至138页；[80]，第137页；[105]，[106]，第143页。
21、《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2]，第151页；[33]，第150页；[36]，第151页；[43]，第151页至152页；[52]，第156页；[58]，第152页；[74]，第156页；[97]，第156页至157页；[123]，第157页。
22、《“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55]，第113页至117页；[99]，第139页至140页；[107]，第144页至145页；[108]，第142页至143页。
23、《<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2]，第448页；[39]，第346页至348页；[70]，第455页；[72]，第451页；[104]，第454页至455页；[118]，第453页；[129]，第451页。
24、《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版。
[7]，第287页。
2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第134页；[9]，第76页；[46]，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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