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又一种“管鲍”之交
春秋时的管鲍之交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如果说陈永贵和张怀英也可以算做一种管鲍间的交往，那也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的。
最初是张怀英成就了陈永贵的事业。张怀英发现陈永贵之初并没有把他视为政坛要员，更不可能想到他会攀上中央的顶层，当时只是感到大寨的发展需要陈永贵这样的人。所以在陈永贵入党的关键时刻他力挽狂澜，做了陈永贵的有力靠山。然而在大寨发展的整个历程上，张怀英逐步看到陈永贵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才尽力扶持，使陈永贵有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影响，天南地北的红卫兵在大串连中徒步来到昔阳，来到大寨进行访问。那时昔阳县的接待能力远远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而红卫兵的蜂拥而至不仅干涉了政府的日常工作，也干涉了大寨的日常秩序。此时大寨的新一代也崭露头角，郭凤莲从校门里走向大寨，已经是大寨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民兵指导员和铁姑娘队队长。陈永贵，贾承让，梁便良，宋立英和郭凤莲除了正常的下地干活之外，还得抽出时间接待红卫兵小将，给大寨增加了许多负担，而张怀英在文水县却处于被批斗的状态，人身失去自由，他虽然不能和大寨联系，但心里一直关注着大寨和昔阳的命运。关注只能是关注，毕竟他没有了人身自由，跟随他的一大批昔阳干部也因为昔阳问题不得安然。
1964年晋中地区发生“十月事件”后，张怀英和昔阳县一大批干部被打倒，要想重新出现在昔阳的政治舞台上，如果没有一个有影响、有威望、有能力的人来挂帅，昔阳的乾坤是不好扭转的。这一个“大帅”的担子就历史地落在了陈永贵头上。
陈永贵被推举为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他自然就想到了张怀英。再说张怀英和他的一班人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东躲西藏，有办公室不能去，有家不能回，捉住就没有好处，也有的已经被红卫兵关了禁闭，没有了人身自由。
张怀英在文水被斗得死去活来，后被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抢到太原才保住了一命。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他要在昔阳创业就得有一批得力的人来辅佐。无可选择，这批人就是张怀英、王贵科、赵满仓、田根栋、王富元、翟治让、张永顺、李韩锁、王拉文等，这批人有在县级岗位上从政的丰富经验，又对昔阳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无论对人对事的把握，还是对昔阳整体工作的部署，陈永贵只有靠这批人才能打开局面，没有这批人的支持，陈永贵的工作是很难顺利展开的。反过来说，这批人无论从被搞成了“以张怀英为首的反党集团”，还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打成走资派和昔阳文艺黑线，不仅受压很深，而且对立面也不少，没有陈永贵这样一个声望很高的人来掌控局面，在昔阳东山再起也是很难的。
一种新形式的管鲍之交就这么形成了。
张怀英在太原休养不几天就带病被接回了昔阳。那一天晚上，陈永贵亲自到招待所看望张怀英，跟他讲起了昔阳的情况。过去是张怀英向陈永贵讲昔阳，现在是陈永贵向张怀英讲昔阳。陈永贵要征求张怀英的意见，看这锣鼓该怎么敲，戏该怎么唱。张怀英的思路很清晰，说：过去你站在一个大寨的位置上，现在是要把昔阳变成多个大寨，学大寨就是昔阳的主线。他接着说，昔阳学大寨就要组织学大寨的队伍。按照中央精神先要把人武部的人结合进来，组成领导班子。对造反派组织，凡能联合的都要联合进来。陈永贵就按这个思路组成了他的班子，即有人武部参加的昔阳县革命委员会，还在这个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决定：要在三至五年内建成大寨式的县。
就在陈永贵走上昔阳领导舞台的时候，不仅有张怀英作为他的高参，也还得到来自中央上层领导人的支持。当陈永贵还没走上昔阳政治舞台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送给他一个红卫兵袖章，叫他回昔阳掌权，当陈永贵正式走上昔阳的最高指挥台以后，也曾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并且给予他热切的期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后面再详谈）。
接着在这一年冬，面临全国农村的干部都被打倒的局面，陈永贵总觉得不对头，农村的干部怎么也不能成了走资派吧？他心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心想这事怎么也不对头。他想自己既然走上了昔阳县的领导岗位，农村干部抬不起头，还被当作走资派看待，这昔阳的工作怎么往下搞？
这时候，陈永贵又想到了张怀英。
陈永贵上台，事实上和张怀英已经形成了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谁也跑不了，谁也离不开，每当遇到事务危急的关头，总忘不了听一听张怀英的意见，要么请他给出谋划策。陈永贵上台初期提出“农村不准夺权”的口号正是这样。
陈永贵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历来都很敏感。他认为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要求的。他把那些撇开劳动闹革命的红卫兵看作是违犯了中央指示的人，于是便给县、社干部讲：“凡是在农村煽风点火搞串联，揪斗干部，防碍生产的红卫兵，一律赶出昔阳。”同时还指出：“基层干部不经县里批准，不准随便打倒，随便揪斗。”陈永贵这么一说，公社、大队的干部也都硬了起来。有些红卫兵不吃陈永贵这一套，说陈永贵不许造反，是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总精神，硬着头皮在农村到处乱窜。张怀英得知这个情况后对他说：你先下去看一些地方，再决定怎么办。陈永贵听了后，第一站就先到全县问题最复杂的王寨公社。
一天，陈永贵坐吉普车要到王寨公社，路过冶头公社时，发现从太原来的几个红卫兵在冶头公社搞串联，陈永贵就叫人让他们回学校，复课闹革命。这些红卫兵不听，就又跑到王寨公社。陈永贵又到王寨公社，让人把他们抓起来，送回太原去。到了方台大队，又遇到几个红卫兵正在那里揪斗方台大队党支部书记丁万福。他们听说陈永贵来了，不顾一切起来就跑，陈永贵派人去追，其中还有公安干警，几个红卫兵逃跑中喊到：“我们到北京告你去！”显示出一种驴倒架不倒的威风。
陈永贵处理完事情正要走，还没等出村，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抱住他的腿不让走，边哭边说：“老陈，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你给毛主席反映反映，农村中的干部不拿工资，靠工分吃饭，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有了什么罪了？这些天每天被红卫兵揪斗，连家里的大人、小孩也不饶。像这样下去，谁还想当干部？”陈永贵听后不得不住下来，说那我就不走啦，决定和村里的贫下中农开座谈会。干部们也倒出了自己的苦处，你一言我一语地总结自己是站着吃饭立着尿，黑夜睡不上安稳觉，老婆埋怨孩子闹，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石家庄市原运输管理处处长张彦兰回意说：“１９６６年初冬，全国因文革而乱，许多学校停课、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甚至批斗老师，我所在的昔阳县王寨中学也不例外。一天陈永贵来王寨公社检查工作，学校老师向他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后，让把学生集合起来。陈永贵来到我们学生面前，我们排队高声唱着“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曲来欢迎陈永贵，陈永贵招手示意我们停下来，他说：“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我问同学们：大寨红花遍地开了没有啊？”，同学们齐声回答：“开啦”，这时陈永贵说：“没有！同学们，大寨红花还没有遍地开哩！听说你们都不上课了，还给老师贴大字报，这样不好呀！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有了好成绩，有了知识，大寨的红花才能遍地开哩！”听了陈永贵的讲话后，同学们都回去上课了，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王寨中学及昔阳全县所有的中学，再也没有出现停课和批斗老师的事。”
陈永贵把所了解的情况和张怀英进行了长谈，一致认为：学生上课的事好办，但不采取一个特殊措施是稳不住农村局势的。张怀英说：“应该利用你的优势采取对策。”张怀英一语点破了陈永贵，促使陈永贵下决心向中央反映这一问题！他和一位跟他关系相好的《解放军报》记者取得联系，谈了自己的想法，要他代替自己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一封信。这位记者听了陈永贵的想法，内心里很敬佩，但确实也有点胆怯，更为陈永贵担忧。经过几天的思考，他答应了陈永贵的要求，决定按照陈永贵的意见，为他代写这封信。这封信长达一万多字，内容概括起来有五条：
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
二，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
三，己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四，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五，在农村文化革命中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
陈永贵还在信中说到：”我对农村干部有切身的体会。当干部不会不犯错误，要分析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能凡是有点错误的干部都要打倒。”
这封信写好后，由这位记者直接送到中央。
信发出后，陈永贵一直抱着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着。他心想，这封信中央会怎样看待呢？会不会闯下乱子？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结果。到了1967年10月份，陈永贵到北京办事，住在京西宾馆，见到一些过去熟悉的解放军老干部。这些干部见了他都热情地握手，打招呼。分手后，他又听见这些人在背后窃窃私语，好像在说陈永贵这个人胆大，什么话都敢说。这一下倒使陈永贵产生了疑心，他怀疑是不是给闯下乱子了？
事情没有办完，陈永贵就从北京坐火车直接到了太原找张怀英。当时张怀英已经是山西省委的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陈永贵在宾馆住下后，就给张怀英打电话说：“老张，我刚从北京回来，住在宾馆，你来一下，有事给你说。”张怀英说：“好，你等我一下，马上就去。”
张怀英到了宾馆陈永贵房间，陈永贵把他在北京的感受一说，问：“你看我是不是撞乱子了？”张怀英当时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但对此心里很踏实，说：“不会。即使中央不采纳，也不会怪你，因为你是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你是劳模，错了也是认识问题，中央不会说你反对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听了张怀英的话，才放下心来。在张怀英派车送他回昔阳的时候，陈永贵对张怀英说：“你给咱打听着点啊！”
陈永贵回到大寨三天以后，张怀英就收到了1967年1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文化大革命文件的批件。批件写道：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包括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的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张怀英一接到这个文件，就给陈永贵打电话。陈永贵拿起话筒听出是张怀英的声音，就问：“老张，有什么事啊？”张怀英说：“中央批转了你的信。中央同意你的意见。”陈永贵听了，那口气就不一般了：“批了？”张怀英说：“批了！”陈永贵又急切地问：“是怎批哩？你给我说说。”
张怀英一字一句地向陈永贵念了中央的批语，陈永贵听了后口气就更不一样了，说：“这下我算放心了。”张怀英告诉他，省里正在翻印，很快要发到各生产大队。我先派人给你送去一份。”
1967年11月7日，中央以中发（67）339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陈永贵的来信，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封信一发到生产大队，许多地方被整得焦头烂额的农村干部如鱼得水，可救了大驾。
农村干部解放了，再也不用戴高帽坐喷气式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全国各地城乡写给陈永贵的感谢信纷至沓来，陈永贵的声誉又大大地提升了一步，也就出现了这封信“除陈永贵谁也不敢写，除毛主席谁也不敢批”的赞美之声，可以想像到它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的影响有多么大。
这个文件在全国传达以后，农村的情况起了巨大变化，原来没法干的农村干部抖起了胆子干开了工作，躺倒的也站了起来，觉得腰杆子硬了。《山西日报》记者杨文静向张怀英反映了一个情况，说洪洞县城关公社一个大队办公室过去没人去，院里的树叶积了一尺厚也没人扫。这个文件下达后，他第二次去采访时，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院里的树叶也全部清理，干部们都在办公室办起公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若干年后，陈永贵下台了，这位《解放军报》记者也受到了牵连，这是后话。
陈永贵的举动稳定了农村一度时期的混乱局面。这就是张怀英选择了陈永贵，同样也是陈永贵选择了张怀英。革命友谊也好，个人感情也罢，他们之间能风雨同舟，心心相印，都是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促成的，这个目标为大寨县的建成，为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