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可夫是党的文化艺术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是红色教育事业的最早的拓荒者、创业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戏剧教育家、剧作家、翻译家。沙可夫在中央苏区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艺术局局长，是“红色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人和参与者。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八个剧本在中央苏区广泛演出，沙可夫由此成为开拓“红色戏剧”的重要剧作家。沙可夫还曾任《红色中华》主编、中央苏区苏维埃大学副校长（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开拓了党的文化工作，为我党的艺术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苏区杰出的戏剧教育家
沙可夫原名陈维敏，字树人，1903年10月20日生于浙江海宁县新仓镇。1920年，陈维敏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附中读书。1926年，在法国留学期间，陈维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陈维敏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取名亚历山大·阿列克塞·沙可夫。沙可夫这个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1931年夏，沙可夫奉命回国参加革命。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2年四五月间，沙可夫奉命乘船到福建厦门，经漳州、龙岩、汀州来到红都瑞金工作。26岁的沙可夫刚到中央苏区，就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
1932年7月，沙可夫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1933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创办苏维埃大学，毛泽东任校长，沙可夫任副校长，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为大学委员会委员。
◆《红色中华》创刊号。
在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岗位上，沙可夫重点抓了对文艺创作和艺术教育的领导工作。沙可夫还身体力行，写了不少歌曲、活报剧和话剧，作为戏剧教育家和剧作家的沙可夫，从革命摇篮瑞金迈出了坚实的脚步。1932年9月成立的工农剧社，逐步成为当时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的中心。工农剧社成立了编审委员会及导演、舞台、音乐、歌舞等部，由沙可夫负责领导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加强与红军部队和各地俱乐部的联系，为他们提供创作的剧本和演唱材料，并负责审查各地创作的剧本和歌曲，“以便积极开展苏区的戏剧运动，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1933年3月12日，《红色中华》刊登了《工农剧社的启事》，宣布了编审委员会的成立和它的任务。由这个编审委员会编著和审定的一些较优秀剧本，大都油印成册，发给各俱乐部。
沙可夫还热情地参与了我党第一所戏剧学校的创建工作。1933年4月4日，为培养革命文艺活动和戏剧运动的骨干，中央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蓝衫团学校（后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蓝衫团学校设在瑞金城外十几里的赖屋村，沙可夫经常步行到这里与蓝衫团学校校长李伯钊商讨建校的工作。开学后，他又在学校兼课，对学生作形势教育的报告，讲授戏剧知识课程，指导唱歌，深受学生们的欢迎。除了物质上的贫困、人才上的缺乏之外，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最大的干扰，就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时很多人认为，苏区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文化教育对红色政权建设的意义不大，甚至还有人认为“战争环境中没有办法进行教育工作”。但是沙可夫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坚决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积极贯彻“必须与忽视教育以及教育工作中一切不正确的观点与倾向作斗争”、“一刻也不容缓的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决策。
延安鲁艺的创始人之一和党委书记
1937年10月，沙可夫奉命由上海抵达延安。11月，他被任命为延安新华通讯社主任，负责外电翻译和广播编辑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加重，全民抗战开始，延安成为进步知识青年追求向往的革命圣地。1937年底至1938年初，来自上海的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蚁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来自北平的学生流动宣传队，陆续到达延安，与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以及分散在“抗大”、陕北公学和其他机关单位里的文艺爱好者们一起，共同推动延安文艺演出活动的繁荣。
1938年2月21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持召开座谈会，总结讨论《血祭上海》演出得失。随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机关合作社专门设宴，招待参加此次创作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席间有人提议，这个演出团体来自五湖四海，聚集起来不容易，最好以此为基础，在延安创办一个艺术学校。一阵热烈的掌声，全场代表一致拥护这个提议。宴会一周后，由沙可夫主持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正式公布，发起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中共中央委托沙可夫、李伯钊、左明等人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此时，南京、上海等地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到延安，为鲁艺的创办创造了条件。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参加。沙可夫被任命为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院长暂缺），主持全面工作。沙可夫的办学思想非常明确——为现实斗争生活服务，为革命事业办好教育。“鲁艺”为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革命艺术人才。鲁艺在开办之初，设计的学制较长，课程设置较全，为的是培养专门艺术人才。而后由于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干部的需求量也迅速增加。在沙可夫的领导下，鲁艺及时调整了办学方针，采取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教学的办法。一方面，鲁艺在学院内开设学习时间较长，业务学习比较系统的班系，培养水平较高的文艺干部；另一方面又用很大精力举办几个月不等的短训班，根据在职干部的实际需要，安排课程进行轮训、进修，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短训班的对象或是部队的文艺战士，或是地方的文艺骨干。
◆延安鲁艺的大礼堂。
沙可夫在鲁艺工作时期，不仅担负着组织领导工作，还给学生们上课，讲授“世界美术史”“苏联文艺”“美术概论”等课程。他精通俄文，有专业的文艺理论知识。著名女歌唱家王昆多年后仍对沙可夫的俄文课和文艺理论课记忆犹新。王昆那时候学俄文发音中的卷舌音，总是“卷”不上来，心里想放弃。沙可夫对王昆说，你就只管练，一定会练好的。王昆因此下定决心，后来果然练出一口好俄语，而且受到苏联老师的表扬。在文艺理论课上，沙可夫讲美学中的“风格”，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学生，“风格”就是“味”，写一篇文章，必须要有“味道”，没有就不好看；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唱歌、舞蹈，都应该有自己的“味”。王昆说，从那时候起，自己在艺术创造中就努力追求这种“味”。沙可夫是第一个给她讲美学理论的老师，深入浅出的讲授，让王昆终生受益匪浅。
在战火硝烟中办华北联大文艺学院
1939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部分师生）、青年训练班、工人学校教职员工、学员1500多人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办学。沙可夫带领鲁艺师生经过了三个月的“小长征”，顺利抵达晋察冀根据地的阜平县，担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院长，并兼任晋察冀分局文委书记和边区文联主任的工作。
在从延安到晋察冀的一千多公里的行军途中，沙可夫总是把自己的马给病号骑或者驮书，自己却和大家边走边说，细心注意每位同志的情绪，及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每到宿营地，他又总是提醒大家烫脚，教大家如何把脚上的泡挑穿。他自己只带了几件生活必需品，但却带着《译文》《世界文库》《海上述林》等一批珍贵的书籍，驮在马背。沙可夫嘱托勤务员好好保管，并开玩笑说：“书若有损失，惟你是问。”
作为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举办了文艺短期训练班，学制几个月不等，有时甚至把部队和地方上的文工团、队，整个调到学院来整训。这种短训班的办法，不但提高了地方和部队文艺干部的思想业务水平，也大大促进了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工作，很受各方面的欢迎。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在短时间内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集体培养的文工团、队共有20多个，其人数达到1300多名。这些骨干十分活跃，使晋察冀边区的文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部队战士和农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为迎接全国的解放，进行了有效的干部储备。
◆沙可夫部队演讲。
为了在晋察冀根据地做好文艺的普及工作，沙可夫重视组织乡村文工团，发动对敌政治攻势，开办文艺训练班，培养基层文艺工作者，讲授如何演戏、怎样化装等。特别要提到的是1943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在十分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各群众组织紧缩调整，所有的文艺刊物都停刊。沙可夫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决定，留下面向群众的报纸《文化报》，更名为《乡村文化》，改油印为铅印，因为这个报纸群众非常喜欢看。沙可夫代表晋察冀分局文委亲自为创刊号写了篇纲领性的文章《贯彻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充分体现他对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视。
在重视文艺普及的同时，沙可夫也注重提高文艺的艺术性。他重视收集整理民间艺术的工作，组织边区艺术节，进行艺术交流。当沙可夫看了原为一个县剧团的“铁白剧社”的演出后，马上与县委、地委商量，将整个剧社调到文艺学院学习，培养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后来许多人成为有名的音乐家、作家、画家。在沙可夫的关心下，铁白剧社后归边区抗联会领导，更名为“群众剧社”。为了提高艺术水平，沙可夫还亲自参加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成话剧，组织演出，并积极赞同、支持中外名剧的演出。晋察冀边区曾一度批判过“演大戏”，沙可夫对此明确表态：“‘演大戏’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相反的，只有好处，因为从中外名剧的演出中不仅可以在剧作演技等上面提高边区戏剧工作者，而且也提高了观众鉴赏与其他方面的水准。”
多才多艺的戏剧家
沙可夫多才多艺，他早年去法国学习音乐，又在苏联留学，唱歌、跳舞、弹钢琴、拉小提琴、指挥合唱队、导演排戏、写诗、翻译样样拿得起放得下。1928年在苏联留学期间，沙可夫创作了多幕话剧《明天》。戏剧以真实的人物形象，反映了革命者继续战斗，坚信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这出戏表现了中国革命的现实斗争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信念，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演出时反映热烈。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李伯钊（后成为著名戏剧家、戏剧教育家）从苏联回到中央苏区后，组织指导重排了《明天》，对鼓舞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继续艰苦战斗，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苏联回到国内后，沙可夫成为苏区文化建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与此同时还积极从事艺术创作。沙可夫热情似火，工作之余，积极从事文艺创作，先后创作了《春耕曲》《八一歌》《共产主义进行曲》《紧急动员起来》和《最后胜利归于我们》等20多首歌曲，以及《抗日》《我们自己的事》《最后胜利归我们》《北宁路上的退兵》《武装起来》《谁的罪恶》《我——红军》等话剧。
1933年末，沙可夫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和狱中受刑伤病而病倒。根据医生的建议，组织批准他去上海医治。1937年冬，沙可夫执笔创作了《广州暴动》。这是一出多场活报式的话剧，剧中有插曲和朗诵，出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他领导工人赤卫队英勇起义的壮烈史实。沙可夫扮演张太雷，引吭高歌、壮怀激烈，演出很受欢迎。1938年1月底，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沙可夫执笔创作了话剧《血祭上海》（任白戈、左明、朱光参加集体创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连续演出10天，反响热烈。1938年秋，为配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沙可夫创作了多幕剧《团圆》。该剧以七七事变为背景，通过江南某城一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悲欢离合故事，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心，表现出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的精神，体现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这出戏不仅充满着革命激情，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以性格鲜明和内心刻画深刻细腻见长。
◆话剧《母亲》剧照。
1940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3周年，举行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艺术节。沙可夫一手策划演出了根据高尔基著名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母亲》。在沙可夫的带动下，晋察冀边区连续上演了《婚事》《复活》《雷雨》《带枪的人》《日出》等大型剧，掀起了一股演“大戏”热。
沙可夫是一位谦虚、质朴的长者，他从不显示自己，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更不讲自己的成就和功绩。在1957年举办的话剧运动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曾有访问者问到沙可夫的创作。沙可夫认为，苏区和解放区革命戏剧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而对自己的作品则淡淡地说：“我那些剧本写得匆忙，都是当时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创作的，演出起到了作用就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留存下来。”沙可夫的作品确实留存下来很少，特别是他的几个重要的剧本都失散了，非常惋惜。
1949年初，北平解放，沙可夫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12月，沙可夫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1951年4月，沙可夫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1953年10月，沙可夫任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1961年9月1日，沙可夫因脑溢血在青岛不幸病逝，享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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