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是国家社会。各种文明形态或国家社会形态由以区别的最根本依据是这个国家包括政治统治的阶级性质在内的政治模式。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国家社会以来，空前未有，旨在消灭压迫和剥削，在政治统治上代表劳动人民主权的文明新形态，是由受马克思主义感召的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或以后改称的苏联共产党在根本上创建雏型，在列宁逝世后由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继承、巩固、发展而基本成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一党专治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的国家社会。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或其根本，就是人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将导致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领导工人阶级造反，武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革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和其它压迫和剥削阶级，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的主义。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
总结1871年的巴黎公社经验，马克思指出：
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派的反抗实行严厉的镇压，对社会实现统治；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切重大问题都在公社委员会会议上经过民主讨论，作出决议，然后由它所属的工作委员会去贯彻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才可能取得胜利。
但仅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革命时间太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得出工人阶级的政党在组织制度上不能是自由民主主义制度的党，党的民主集中制不能允许拉邦结派的自由争论、自由民主的选举，从而势必形成派别争斗的那种民主集中制。而且不仅不能允许这样的自由争论、自由民主的选举，从而势必形成派别争斗的民主集中制，还必须是有上级和下级，即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民主集中地对下级党组织有行政性支配权。由这样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政党领导工人和下层民众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打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机器，必须是这样的党一党专治来实现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不能是势必形成多派多党的工人和其它下层民众自由民主主义的
政冶或竞选政治或所谓宪政，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只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才可能代表人民在政治统治上主权或民主。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只能演变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就是这个政党必须是由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切断联系，反对阶级剥削和压迫
，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所组成。
这样的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才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创立根本的雏型，并由斯大林领导的苏共继承、巩固和发展基本成型的国家政治模式。非如此不可，无产阶级专改的人民主权性质的统治，或者实质上的人民在政治统治上的主权，或者民主的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维持和发展。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只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和灭亡，因此是反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反政治统治性质的人民主权或民主。
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形成了深厚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尤其是在巴黎。巴黎公社没有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更没有这样的党一党专治的巴黎人民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大会形成的政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的公社委员会的委员是由巴黎二十个区各自选出，纵使有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党，也难以实现这样的党对巴黎委员会的主导，除非这个党事先能在巴黎各区赢得多数区的选举，在所选出的委员会委员中占多数。但当时在巴黎不存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更不要说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了。
如果是各选区选出巴黎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巴黎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巴黎的公社委员会，并能将国民自卫军改造成巴黎公社委员会下属的一元化统一指挥的军事性行政组织体系，事情会好一些。由巴黎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巴黎委员会的委员，只对巴黎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而不是对选区负责，使委员丧失、至少是根本性削弱，依他本选区代表而对巴黎委员会所拥有的自主权。
然而，自由民主主义政治或竞选政治，必然发展成自由民主主义的多派多党并形成多派多党的竞选政治，势必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委员会也是多派多党竞争，统治权往往是多派多党联合执政，执掌政权是党派轮换，而且，会导致地方——在巴黎是各区——拥有自主权的政治自治。
如是一个人口比巴黎多数倍以上的国家，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往往会是各省（或州）、县的政府由不同的党派掌权。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党也是不但允许甚至是理所当然地必须发扬工人阶级所谓自由民主争论和自由民主选举，势必形成中央政府的多派竞争，各省（或州）、县政府的政治自治。
巴黎公社委员会通过的《告全国人民书》主张的正是与此类似的、全国各地成立各自“绝对自治的”自由民主地竞选产生的公社，在此基础上，“以契约的方式”建立“统一的”人民的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公社委员会的委员由巴黎二十个区分别选出，是巴黎公社这个权力机构组织上的重大弊端。以各区为本位选出的委员，只代表选举产生他的选区，只对产生他的选区负责，对委员会拥有自主权，可以不对委员会负责。各区在组织关系上无法实现是巴黎公社委员会的下级。加之自由民主主义是巴黎民众的崇高信仰，巴黎形成的，只能是下层民众自由民主主义的以选区为本位的多派別的竞选政治。
下层民众自由民主主义的多派別的竞选政治，国民自卫军也是涣散的，国民自卫军居然由各单位民主主义地选出代表，由代表宣布组成“国民自卫军联盟临时中央委员会”。注意，是“联盟”。又由这样的代表选产生“国民自卫军联盟中央委员会”。后来成立的巴黎公社的委员会没有那个意愿、也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权力，将国民自卫军改建成军事性一元一统的行政组织。
没有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党领导，巴黎公社委员会的派别斗争迅速发展起来，造成巴黎公社委员会这个权力中枢从而整个巴黎公社的政权体系严重涣散。看来是为了维护“自由民主”，4月5日大会决议，每日选举主席、副主席，意图是防止个人专权。
各单位拥有自主权的国民自卫军建立的指挥机构也势必是涣散的。 4月底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公社无法有效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十几万人的国民自卫军与最多时也不到二十万的敌军作战，国民自卫军也无法一元行政统一地与敌人作战。
巴黎公社暴露出政权涣散，内部派斗逐渐严重，根本没有民主集中制统一的政权体制，和各单位拥有自主权的“联军”、甚至“民军”式的军队，是其的致命弱点，靠自由民主主义形成的涣散的政权和如此的军队与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只有失败。
5月1日公社决定建立具有“最广泛权力”的5人“救国委员会”。表决时巴黎公社委员会与会的68人就有23人反对。他们认为过份集中权力就是“侵犯人民主权”。仅过4天，9日就又进行改组。救国委员会仍然未能妥善处理各种重大问题，它发出的命令无法保证执行 。
5月15日，巴黎公社委员会21个委员发表"少数派声明"，与多数派"存在政治分歧"，他们只愿自已对本区选民负责,不承认与不依靠"某个上层的专政"。
自由民主主义的由各区竞选政治产生的巴黎公社委员会对地方竞选政治产生的政权机构没有或难以建立起行政性支配权，纵使有工人政党并争得对巴黎公社委员会的主导，自由民主主义必然使工人政党自身派別争斗和涣散，也不能实现巴黎政权体系中枢和各区的行政性的统一，巴黎的包括本来就不是行政统一组织的松散的国民自卫军聚合的军队在内的政权统治体系仍然会严重涣散，而且难以迎合各派各区选民的要求避免内部分争地强有力统一执政。
下层民众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巴黎公社革命很快失败的最致命的原因。
纵使巴黎公社革命建立、维护政权的斗争能胜利，下层人民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也必然会演变成它的反面——资本主义。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除了私有制，只有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所有制。由于在苏式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前，所有的国家都是私有制为主或为基本的剥削阶级性质的国家，作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者的统治者追逐各自私利导致的腐败和涣散是所有私有制为主或为基本的剥削阶级性质的国家的通病，国家用国家所有制的生产组织来进行生产，效率显著差于私有制，这是除个别外，在苏联以前，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己知的所有国家社会的经济都是以私有制为基本至少为主要的主要原因。只有能根本遏制派别政治和严重腐败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而且还必须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为将人民大众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一党专治，来实现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的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冶规制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效率，才可能会显著甚至大大强于私有制经济。下层人民自由民主主义政治或竞选政治必然是涣散的而且必然趋于腐败的政治统治，搞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不管是国家行政经济或所谓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势必搞不好。
180万巴黎市区人口，工人及其家属约占一半。“自由民主”地选出的公社委员共有89人，其中30多人是工人，知识分子约30人，职员约10人左右，此外还有小商人、军官和资本家，工人占比不到40%，并不是工人占多数的委员会。巴黎公社如果能长期幸存，纵使搞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由于经济搞不好，经济和财政危机只会趋于严重，何况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企业搞的是工团主义的工人自治，只会把国民经济搞坏。巴黎公社委员会势必由此通过搞私有制经济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势必腐败、被资本渗透，蜕化变质成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权，或者来得更快，类似于18世纪未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政权那样被搞掉。事实是更快，仅存在不到三个月，就被与普鲁士战争遭到惨败的法皇拿破仑三世帝制政权崩溃后，借此组织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第三共和国政权缓慢拼凑起来的军队镇压。从1871年3月18日起义算起，到5月28日被彻底镇压，只存在两个月又10天或72天。
巴黎公社是下层人民推翻旧政权，以自由民主主义的全民普选政治建立政权；所谓民主集中是全民普选、“自由民主”地根据多数决定原则的民主集中，被选出的“公仆”可以“自由民主”随时被选举他的各区选民撤换，建立具有“最广泛权力”的5人“救国委员会”就会遭到与会的公社委员会三分之一成员，以“侵犯人民主权”为由的反对；以为高度統一的行政体制的常备军必是官僚政治专制的工具，必须是“自由民主”发展起来的民兵式的武装；居然不将关系经济命脉和财政命脉、从而关系公社命运的法兰西银行收归公社所有；白白错过资产阶级政府还来不及组织足够强的军事力量、甚至组织有效防卫之前的大好时机，攻打资产阶级政府所在地凡尔赛；根本没有将革命发展到全国，在整个国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战略打算。决定性的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还必须得加上列宁主义的，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财产所有权关系及其意识形态彻底决裂，从而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和一党专治的党——政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所以，不管它搞了什么，首创了什么，都势必很快失败。
依照马、恩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巴黎公社原则只能解释为：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但却没也不可能有实践经验得出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这样的党领导工人阶级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的政权必须是这样的党一党专治并且必须是这样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这是四十六年后，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上根本创立雏
型，并由斯大林领导的苏共继承、巩固和发展基本成型的政治模式。否则巴黎公社后的俄国十月革命也必
然步巴黎公社的后尘。十月革命后74年苏联之所以解体，解体后的国家都变成资本主义，决定性的原因正是在政治上搞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改革。
按巴黎公社的模式，不可能创建旨在消灭压迫和剥削，在政治统治上代表劳动人民主权的文明新形态。
顺更指出，废除官员的高薪制是人民政权应有之事。巴黎公社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巴黎教师的年薪是800法朗，公社委员最高年薪是巴黎教师的近8倍。当时巴黎的人口只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一个地级市，公社委员最高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是否还是高了。既然是人民政权，就必须对当官的工资进行限制。不能搞平均主义，但不能过高，过高就是剥削。
在“十月革”前，在欧洲和俄国，自由民主主义是影响广泛的强大的思想潮流。白由民主主义的政党是，自由加入、退出，自由发表意见、自由争论、自由结派，入伙成员不受约束和支配地根据多数决定原则竞争选举和决策，不容少数人操控地结成党派，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委员会对各个地方的组织没有行性支配权。各地方组织，如果认为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委员会的决定，不符合本地组织党员自由民主主义地根据多数决定原则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根据自由民主主义的法理，有权不执行。全国代表大会或其产生的委员会无权干涉各地代表大会及其选举和决策，无权对其推荐委员会的候选人，更不能有重要人事上的委任权和其它行政支配权。
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也深受自由民主主义的影响。不同在于，是工人的，根据多数决定原则定期竞争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和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代表大会竞争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及其作出的决定，和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在没有违背代表大会决定的情况下,全党得共同服从和执行。但必须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同样是，全国代表大会或其产生的委员会，无权干涉各地代表大会及其选举和决策，无权对其推荐委员会的候选人，更不能有委任权和其它行政支配权。
设想某国各地马克思主义50个地方组织“自由民主”地竞选出代表1000人召开该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举大会主席团成员的候选人，原则上不得由上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推荐，而必须由大会的比如至少2%的代表联名推荐有效，推荐出比如50名候选人。由于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是10人，于是经第一轮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由得票最多的前20人再次进行第二轮同样如此的选举，由得票最多的前10位候选人当选。产生本届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也得同样用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竞选选出，而不是由大会主席团提出候选人，再由大会选出。党组织内自由争论和自由结派是党员理所当然的民主权利。
中央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导各地组织进行工作。 但中央委员会没有向地方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的委员会推荐、审核候选人的权力，更设有对各地方党组织委员会的行政支配权。
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央委员会不选设主持人，由其成员轮流主持，通过的决定或指示如被认为不符合本地党组织党员自由民主地根据多数决定的原则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和其委员会的决定，地方党组织有权不执行。由于没有对各地方党组织的行政性支配权，中央委员会难以统一领导全党按党中央的战略、策略、政策、计划和布署领导全党进行革命斗争，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各地组织自治，中央委员会形同一个联络机构，没有上下级的涣散的党派组织。
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由不可避免的重大战略、策略和路线的意见分歧，重大理论分歧，会形成与个人和小集团争权夺利的活动混杂在一起的派别斗争。由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自由民主主义竞选产生的，易于发展成一党内的多党派别的斗争，即一党内的派别斗争实际上形成为多党派的斗争。
由于缺发行政组织的统一性，自由民主主义的政党无法领导人民进行武装革命斗争，推翻反动政府，建立革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样的政党，只适于去参加自由民主主义竞选政治或宪政政治国家的政治职权的角逐。
必须使中央委员会对地方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有行政性的某些支配权，如中央委员会和上级党组织委员会对其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委员会的候选人有审核、推荐权，对其产生的委员会书记的候选人有审核、推荐权，甚至对其委员会的书记有委任和罢免权。
这会被居于主流地位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第二国际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认为是对代表大会代表的推荐权、代表大会的代表有由本代表大会代表推荐为候选人和被选为委员的权利，和对地方党组织权力机关——代表大会——的民主权利的侵犯，是反工人阶级“自由民主”的专制，而遭到反对。
列宁是实践上缔造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和这样的政党一党专治的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当然，只能是在严酷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才能创造。
因为党内自由民主主义的习惯势力相当强大，连列宁本人“十月革命”前信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要建的党是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要建的是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政权。是实践迫使非改变不可，否则，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的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不可能生存和发展。
尽管早在1903年7月17日至8月10日，先在布鲁塞尔，后在伦敦秘密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的按集中制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建党的主张经过斗争取得胜利，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际活动，调配党的人力和物力，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这些机关的话动”；“中央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但马尔托夫的愿意加入党的都接收入党，不
要求他们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不用党的纪律来约束他们，奉行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门户开放”原则，注定会使党失去明确的组织界线，成为一个组织涣散设有定形的团体的主张，却同样被大会通过而成为党的规矩。
经过列宁的坚决斗争，马尔托夫条文以后被布尔什维克党废除，党决不能是“门户开放”自由进出的场所，参加党的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不过，这里的“按集中制原则”，和“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际活动，调配党的人力和物力，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这些机关的话动”、“中央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上的，即必须是允许“自由民主”的争论、结派和竞选的“按集中制原则”，形成的中央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际活动，调配党的人力和物力，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这些机关的话动”、“中央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包括社会民主工党在内的其它政党所没有的大进步了。
至少在“二月革命”前，当时的社会民主工党是有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国外局的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的党，中央委员会同100多个党组织保持联系——注这里是“联系”，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理论、战略策略的指导，还不具有行政性、命令性。虽是民主集中制的，但不是行政性民生集中制的组织体系。连中央委员会都是这100多个地方党组织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当时不可能由这个中央委员会、它也没有发展出这个权力，来对各地方的组织进行行政性领导，将地方党组织变成中央的行政性下级。“中央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主要靠“各级党组织”的自觉。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君主专制政治的腐败、涣散和这种政治制度已在广大国民心目中丧失法理，是“二月革命”的基础。
早在19世纪60年代，用地方上层民主自治来革除地方由贵族统治的改革，就在沙皇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引入了有限程度的有产阶级的民主制，建立由选举产生的拥有有限权力的省和县地方自治机关。不到居民1%的最富有的人有三分之一的票数，占居民10%的中等富有的人有三分之一的票数，而所有其余90%的居民只有三分之一的票数。由如此根据财富规定的极不平等的选举制，选举县地方自治机关，再由县的地方自治机关选出省地方自治会议。结果是在省的自治会议里，贵族、官吏、地主和资本家占五分之四以上，农民和其他下层国民不到五分之一。
1870年颁布的《市政自治法规》，城市建立杜马和自治局，绝大多数市民无参选权，而且只负责解决经济问题、城市规划、卫生保健和部分国民教育问题，杜马的活动要受官员监督，杜马选出的市长要经省长或内务部部长批准。
尽管沙皇政府进行的是有财产限度的民主改革，却给大、中、小资产者，甚至贫苦民众得以聚集、结社，造舆论、相当程度的组织起来的活动平台和空间，当然，工人阶级的最为有限，但也有，并到后来能形成一定的势力。在欧洲的影响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自由民主主义为主的各种思潮发展起来，甚至深透统治阶级内部。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又投入倾尽国力而且不断遭到失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逾趋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一战的头两年，俄軍就损失了350万人。军事上的严重损耗和由此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促使农民和工人运动发展、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起义，大大损害沙皇的权威并造成统治阶级的高、中层本来就存在的保皇派、立宪派、自由民主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加重。中央权力中枢的矛盾加重，使整个政冶矛盾和危机发展。
不断失败和严重损耗国力的战争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城乡下层民众各种形式自发的反抗斗争广泛展开，由此促使趋于发展的上层矛盾使统治集团混乱，得以使布尔什维克号召和发动起打到沙皇、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联合各交战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能足够程度的发展到首都暴发成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士兵和成建制的部队参加的，半自发性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消息传到前线，已经相当成度涣散的军队的广大士兵行动起来，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军官实行监督；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发起召开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使起义经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民主集中，转变、发展成有领导有组织的反沙皇专制统治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运动；由此形成的政治大危机促使国家杜马成立临时委员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窃取苏维埃主导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协商，一致认定政权不能由工兵苏维埃掌握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使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决议，同意、支持国家杜马成立临时政府，以实现大有产阶级对俄国的统治；继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后，苏维埃很快在全国大多数城市建立起来，有领导有组织的工、兵、农革命运动借此得以大发展；下层造反大危机促使俄国军政高层在普斯科夫陆军司令部逼宫尼古拉二世，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让位于他的弟弟，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登上皇位，旧的统治集团中枢瘫痪、瓦解；上层军官倒向并表示服从于国家杜马成立的临时政府，于是军队和警察这些国家强力机器听命于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统治得以实现；但由于国家强力机器已陷入涣散、解体的危机，工、兵、农下层民众以苏维埃方式形成的有组织的势力大发展，其统治十分脆弱。
“二月革命”在首都成立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在军队由选举成立士兵委员会、各部队一切活动只能服从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的命令，为用士兵委员会的民主方式破坏旧军队的行政体系，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掌握军队，打开了制度上的缺口。
所有这些，又足使农民自发地夺取地主土地的运动大发展和各地民族分离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二月革命”后，才得以合法公开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4月24-2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全国代表会义（注：不是代表大会），使全党团结在列宁“四月提纲”的周围，在党中央领导下，得以在全国有组织的各地经过各级党委会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改组，建立了全党上下都民主集中地按选举产生的制度。
尽管如此，由于党中央对地方党委员会的候选人没有审核权、推荐权，更没有决定权，难以行政性支配地方党组织贯彻实施党中央根据党代会决议作出的决定，主要靠各地方党组织委员会由革命大潮促成的与布党中央根本一致的自觉性。“十月革命”，得靠中央委员会与彼得格勒地方党的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来实现领导。
在一轰而起的自由民主主义“大民主”政治基础上，势必由此而充分展开的各种矛盾斗争而发生危机的临时政府，先后经历了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的改革，但变来变去都是本质上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是杜马自由民主主义竞选产生的。而杜马中的各政党代表绝大多数与剥削阶级联系密切，多数政党或其成员就是剥削阶级分子。在临时政府也必须倡导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革命下，它们之间甚至它们内部也是矛盾冲突的。杜马中这些政党之间矛盾斗争竞选产生的临时政府因此也是涣散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大革命汹涌浪潮冲击下，临时政府变换成由左派政党主导，但其代表大有产阶级性质的路线没有变，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整个国家政治局势日趋混乱和严重，给下层民众利用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大革命，造剥削阶级反的广泛深入发展提共了更大可能。
而自由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必然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分离势力的大发展，从而国家分裂。
6月下旬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出席的有1千多名代表，其中只有105名代表是布尔什維克。绝大多数代表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控制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权，主席、副主席都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一人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列宁当选为中央执行秊员会委员。作为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克伦茨基将他的进攻命令——对德军的——拿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主导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获得大会的通过。
7月，临时政府对德军发动的进攻遭到惨败，7月17日，50多万工人、士兵走上街头，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逮捕10个资本家部长，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从前线调回军队开枪镇压，打死56人，打伤650人，宣布列宁是德国间堞，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势力表面上被镇压下去。
1917年7月26日-8月3日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半公开的举行。列宁未出席，但他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次代表大会是斯大林主持的。
列宁的《论口号》、《革命的教训》等文章成为大会决议的基础。代表大会讨论的基本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政治形势问题。斯大林就这两个问题作了报告。列宁的指示是这两个报告的基础。
列宁在《论口号》一文指出，与2月27日-7月4日这段时间的局势根本不同，革命和平发展阶段结束了，工人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了。但立即举行起义是错误的，只有广大群众重新掀起革命高潮时才能实行决定性的冲击。目前苏维埃是在公开转到反革命阵营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下，因此应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会上通过了吸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成员整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托洛茨基正式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并被大会选举为中央委员。
8月下旬科尔利诺夫叛乱。为了粉碎科尔尼诺夫的軍事政变，临时政府被迫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求援，与布尔什维克结成反科尔尼诺夫联盟，很快平息了叛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人民革命势力再起，而且变得更加强大。
旧军队的将军科尔尼诺夫是临时政府任命的军队总司令。他搞的叛乱失败进一步瓦解了军队高层集结起来形成中枢搞事的能力，军队士兵委员会运动进一步发展，旧军队形成中枢搞事的能力丧失了。
科尔尼诺夫叛乱被粉碎，根本改变了国内形势。劳动人民罢免了各地苏维埃中支持临时政府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代之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使政权归苏维埃的的决议。9月5日莫斯科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其它各地的苏维埃亦然。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开始了。
旧军队也出现了新的斗争形式。士兵赶走反动的指揮官，另选出新的指挥官，士兵的不满情绪大有变成起义之势。在临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北方前线和西方前钱，大部分土兵都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卫戍部队也都拥护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时只是一个2.4万人的小党，但到10月已经发展到35万人的第一大党。只有布尔什维克从“二月革命”一开始，就明确提出8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纲领，并指出实现这个纲领的道路。所有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以及其他号称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党，都顽固地不愿意涉及这些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战争与和平和土地问题上。这是组织上免强、大体能统一的布尔什维克能赢得包括首都在内的全国多数重要城市工兵苏维埃主导权，并能在“十月革命”后大体能统一统治以城市为重心的俄国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组织下，绝大数量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士兵反战、反临时政府，和军队的士兵委员会运动不断发展，致使逆广大国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意愿和占人口60%以上农民已经自发兴起的土地革命大势，加上其坚持投入世界大战的政策，并遭到军事上的失败的临时政府，依以维持其统治的、“二月革命”就已从根本上开始涣散的军队，最终涣散、瘫涣到临时政府无法足够规模地调动、指挥的程度。
大批由士兵委员会控制的成建制的军队，倒向、拥护和听命于主张和平、土地革命、推翻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工兵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
由工、兵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在工、兵、农的心理上具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它代表着工人、农民和士兵等绝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人赤卫队和倒向苏维埃的军队都听命于苏维埃。布尔什维克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组织和领导工人赤卫队和倒向苏维埃的士兵委员会控制的军队，在俄历的10月，用武装起义，取缔了地主、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被称为“十月革命”。
继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后，在全国大多数城市都通过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用工兵代表苏维埃建立起权力机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大多都是由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在全俄苏维埃成立以前，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行使它的职权。“十月革命”当晚，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公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命》，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是人民委员会主席。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01名委员中，布尔什维克占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占29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分子占6名。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加米涅夫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十月革命”后，没有形成多个或两个实力相当的政治统治中心，除重要地区的乌克兰的基辅是后来才拿下的，这与彼得格勒、莫斯科，还有其它重要城市和地区的苏维埃通过自由民主主义的“大民主”政治斗争运动，居然能实现大多都由布尔什维克主导，而与所有其它政党在组织制度上都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党不同，这与“中央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的布尔什维克大体上实现了有中央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统一组织纪律约束的统一的党关系极大。这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特别是在二月革命后，足够充分地用民主来实现全党的有列宁主义原则的集中并形成起码的组织纪律有很大关系。而能用民主来实现全党的有列宁主义原则的集中，与列宁长期在革命斗争形成的威望和其主义对布党党员有强大的理论折服力和动员力，并批判和战胜其他错误主义和在党内清除大的机会主义派别有很大关系。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清除机会主义派别，是严重多派别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党，民主只会导致派别斗争和分裂，不可能设想布党“十月命”取得的胜利，更不可设想以后的胜利。这与列宁的英明关系极大，早期就着手要建立一个民主必须是有原则的集中的有组织纪律约束有中央统一领导的，必须战胜错误理论、主义的派别，由马列主义来统一的党有极大关系。
俄国包括其首都在内的各重要地方的工、兵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是，由于前述说的原因，多数都是由相对统一而有组织纪律的布尔什维克主导的。从而，布尔什维克主导包括其首都和另一个最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在内的大多数各重要地方工、兵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权，其主导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尽管开始时很脆弱，仍能免强实现对俄国大多数政治、经济、工业中心大体统一的统治。
“二月革命”充分发展的自由民主主主义“大民主”政治革命，瓦解了旧军队、旧政府，旧的政治统治，使整个社会，从城市到农村，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和派别的矛盾斗争充分暴露和展开，天下大乱。这个国家只有由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已形成列宁为领导核心的，有民主集中制的能根本统一的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并在后来形成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尔什维克即共产党一党专治的，民主集中制的工兵农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统治，用强力和战争来重新统一和建立秩序，才能拯救。否则“二月革命”必然导致俄国大解体。
但是，“十月革命”前，列宁打算建立的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权。1、政权的掌权者由人民大众自由民主主义的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立刻转到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3、薪金不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
列宁设想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直接民主制”，“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整个国家生活的民主建没”。同时，在现存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实行多党联合执政，即苏维埃作为议、政合一的政体，其权力和职能高于各政党，参加苏维埃的各政党和平竞争、友好相处、相互制衡、彼此监督，由人民大众自由民主主义地从中选择执政党，实际上就是、也只能是普选权的竞选政治。列宁还强调党内生活“民主化”，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的自由争论，以党内“民主”促进国家政治“民主”。
然而，“十月革命”后列宁这个设想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
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而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领袖必须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经过实践检验，民主集中地由党的经过锻炼的先进分子选举产生，决不能由包括工人在内的下层民众通过势必形成派别斗争的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产生。
所谓人民，其基本盘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其它受压迫和剥削的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
到目前为止的全世界各国的普遍历史事实是，工人的大多数是追求自身眼前重大具体利益的务实主义者，一般情况下不会追随马列主义的革命的共产党。通常情况下，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只能使根据自身眼前利害关系行事的工人走向使工人阶级分散、分裂甚至相互斗争的工团主义。
占人口多数的是自发地倾向资本主义的，包括农民、市民在内的各种小资产者、各种自由职业者。在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中，一般情况下，其多数，不会支持马列主义的共产党，而会分散地支持其它的资产阶阶级、小资产阶级和非马列主义的左派政党，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政党在俄国的那个非常时期，能利用自由民主主义的“大民主”竞选政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选举中赢得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全国大多数各重要地方政治、经济中心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导权，然后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形式，通过武装起义发展苏维埃政权于全国，一个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原因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和军队的土兵，当时最迫切需要的，在关系占多数国民——农民——和由农民构成的军队绝大多数——士兵——根本利益的，和平和土地这两个问题上，居然会是除布党以外，所有有影响的政党，都不愿顺应、甚至反对工人、士兵、农民和其他下层国民的这两个要求。
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这个政党在获得政权以后仍然坚持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而和平和土地问题不再能是强有力的驱使工、兵、农聚合在一起的利害焦点，哪怕是工、兵、农的竞选政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就必然会丧失对苏维埃的主导权。获得土地的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自发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它在工兵农苏雏埃选民中占多数。就是工人阶级，如果搞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也自发地必然是工团主义势力的发展，各个企业的工人往往把工厂看成是这个企业的工人的团体的。同行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工人会因彼此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甚至冲突而分散、分割、分裂甚至矛盾冲突，而且必然会被已被打倒，但还没有被消灭的地主、资产阶级势力所利用和渗透，被国际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和渗透。只有迎合小私有者农民和工团主义的自发势力的党才可能争得工、农选民的更多的选票，才可能嬴得苏维埃政权的主导权。但这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而且，那怕是出身于工、农的成员组成的，信奉和实践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及其组织原则的党，特别是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最利于被资本所渗透和俘虏，脱变成资产阶级的党。何况，信奉和实践自由民主主义竞选政治必然导致包括私有有产阶级或阶层在内的“全民”竞选政治。这样的政治统治下，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必然搞不好，只能搞私有制经济。自由民主主义竞选政治势必演化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
基于下层国民自由民主主义竞选政治，岂止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会与支持其夺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从而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农民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工农矛盾无法解决，因此，落后国家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基于下层国民自由民主主义竞选政治，就是工人阶级人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必然搞不好，只能搞私有制经济，从而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谈不上建成。何况至少人口三千万中等以上已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00年后的21世纪的目前为止的现在，工人阶级人数占人口绝大多数，还没有出现，看来也不会出现。
70年以后苏联党和国家脱化变质和分裂解体，不是因为俄国落后，农民占人口的多数，农民与无产阶级共同参政。苏联解体前，农民已只占其人口不到10%，是由于搞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改革而解体。解体后的所有国家，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内，搞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只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要改回来则决不可能。苏式文明，只能通过革命才可能创立。
由人民大众自由民主主义的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整个国家生活的民主建没，在现存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实行多党联合执政，参加苏维埃的各政党和平竞争、友好相处、相互制衡、彼此监督，由人民大众自由民主主义地从中选择执政党”，迄今为止，不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至少95%以上搞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国家的历史事实是，只能通向资本主义。
包括无产阶级的参政在内的各种阶层的人民参政，只能通过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专治的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来实现。
“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只能是侈想。
凡是几十万人以上的社会必须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必须有、而且主要是，用人事权力统一的，中央设立至少数个以上专门的分工分权的的管理部门，纵向至少有三个层级以上的，包括暴力组织在内的，以武力和武力为后盾、为威慑，强制性统治社会的，主权独立的专门的行政组织体系。
有的国家社会，在这样的强制性统治社会的体系下，有依宪法成立的专门的、人事权力统一的，统治中心设立数个以上分工分权的的管理部门，纵向有三个层级以上的，包括暴力组织在内的，强制性统治其管轄范围的专门的行政组织，但只能是在这样的强制性统治社会的体系依宪法的统治之下的自治，尽管其系统的人事权力是独立的，但不是政治统治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共产主义必须消灭阶级，但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消灭国家则是幻想。
任何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的行政体系都必须是专门的。行政体系是依规矩规制，上级支配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各级服从最高级，各级职位权、责、利明确、联系，形成金字塔结构的权力支配与服从的等级制度，使系统众多的人服从最高领导者地统一起来行动的组织。
因此任何国家社会，成金字塔结构的专职的各级掌权者或“官僚”必须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的政治统治也必须如此，但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否则就会演变成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特权阶级或官僚阶级的政治统治，甚至更为恶劣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撕裂了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的官吏和常备军。无产阶级性质的官吏和常备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对需要的。
近现代所有国家的政治实践表明的普遍规律是，不受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长期严格整治、教育和组织纪律约束的人员，通过自由民主主义的势必是多派多党的竞选政治选出的人员掌握国家权力，掌权者的大多数，势必以权谋私，蜕化质。
要避免蜕变成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政权，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权的当权者，必须由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主导或领导的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通过有组织纪律、有领导、依规矩程序的方式产生和撤换。不可能也不充许随时撤换，更不能允许无这样的政党领导的民众通过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的方式产生和撤换。
巴黎公社政权没有薪金不得高于普通工人工资这回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不能搞平均主义，但决不允许政权的当权者剥削和拥有特权。
自由、民主是具有巨大欺骗性和煸动力的两个字眼。对自由，我在红歌会网和的《对“自由”的批判》、《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红歌会网的《评 郝贵生：“把资本看作‘物’是历史的倒退”》等文已有批判。对于自由民主主义的所谓民主，我在红歌会网和的《“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批判”的再批判》、《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和红歌会网的《 剥开美国“多元主义”画皮》等文也有涉及。看来，有必要进一步弄明白，什么是民主，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所谓民主的实质。
一些人所谓的民主，其实是现代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制度的所谓民主。现代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制度，按规矩，包括人民大众在内的所有成年国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规矩，人民大众的任何人，都被认为能自由自在的由各自自主和自由的形成派别或政党，依照多数决定原则的游戏规则，相互竞争地争取其所属组织或政党或国家执掌权力的职位。在他们看来，组织、政党和国家，必须实行这样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才有民主，才是民主，否则就没有民主或不是民主，就是专制。
竞选制度的组织、国家，不是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新东西，在人类国家社会开始时就存在了。只不过，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又将古希腊、古罗马的竞选制度加以复活和发展，最终搞成了现代西方各国自由民主主义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或所谓的宪政制度。
古希腊和古罗马国家搞的竞选制度，是直接选举的竞选，照现代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就是直接民主。不过，国家社会的人分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无选举权的自由民，非自由民和不能算是人的奴隶。古希腊那些城邦国家的公民及其家属，一般不足人口的一半，古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更只是其人口的极少数。就是公民，其中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平民，相当数量还是无产者。更不要说非公民的自由民、连自由民都不是的非自由民和连人都不是的奴隶了。明白无误，而且众所周知，实现的是贵族奴隶主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决不是政治统治上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或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种族、信仰、财产、教育、姓别等限制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是经过人民大众长期的斗争，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大体形成、实行。人民大众基本上人人都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后，事情怎样呢？正如我以上在红歌会网的文章所指出，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而不是政治统治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或民主。包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东欧剧变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当然还有那个北美的墨西哥，亚洲现在大多数国家，非洲现在的一些国家，都是实行人民大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的政治。所有实行普选权竞选制度政治的国家，除了合计起来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北欧的几个小国被有些人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待争议外，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而不是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或民主。
自国家社会以来，凡是竞选制度，包括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实行的人民大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选权的竞选制度，凡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所谓宪政民主，除了现在并不具有代表世界上所有普选权竞选制度政治或宪政政治的国家基本面的那几个北欧的小国有待辩明外，都是剥削阶级性质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都是与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或民主根本相反。
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已经改革发展成为实行充分开放、充分竞选，参加国家政治职权角逐的候选人都可以不是由政党的代表大会产生，而是由充分开放、可自由进出的各党群众各自自主自由的竞选决出，自诩为拥有充分自由民主的党。所有这些政党上台执政，不仅都没有能改变政治统治的资产阶级性质，而且越是开放、越是充分竞选的政党，即越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党，越有利于资本的渗透，越是有利于通过竞选政治，维护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
大凡是自由民主主义竞选制度的政党和政治，在至少人口两、三千万以上的中小型国家实现的，都不是政治统治上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从而，与它们形式上的自由民主相反，都不是代表人民大众实现政治统治的民主的政党。而且，越是充分开放、充分竞选，越是形式上自由民主的政党，越是有利于竞选政治实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因为它越是有利于资本渗透，越是有利于欺骗人民大众。所以，西方那些主张社会民主，主张人民大众人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选权的竞选政治的社会民主党，由于实现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尽管口口声声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权利，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却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代表资产阶级，而不是代表人民大众，只能是实质上的反人民大众，反民主，维护资本主义的党，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党。其它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党，就更是其自由民主主义主张的民主的反面，是代表资产级阶级对人民大众实行政治统治的党。
历史和现实的基本事实表明，根据是否是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制度，那怕是人民大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由自在地由各自组织派别和政党进行竞选的制度实现的国家政治，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其政党是否是民主，不是无知，就是骗人。因为，这种竞选制度的政治和政党，恰恰在实质上是反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的当家作主，反民主。
民主，在根本上，只能是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没有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其它的一切所谓民主就都是骗人。
但人民不可能直接执政，所有文明史的事实表明，由非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而且必须是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以外的，由人民在斗争中形成的头头、集团或政党执政，只能走到反人民政治统治主权、反民主的方面去。
通观古今中外自有国家社会以来的历史，没有人民大众自己造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古今中外任何一次人民大众起来反压迫和剥削的造反斗争，要么被镇压、失败，要么走到邪路上去，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有幸实现政治统治的，无一例外，头头们变成新统治者后，就与旧统治者一样，仍然是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近、现代国家社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大众的造反，只能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或者遭到资产阶级政权的镇压。
迄今为止，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大众，唯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实行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铁的纪律的共产党领导下，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政治统治的人民主权或民主。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改称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后开创的。自有国家社会以来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是，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不可能实现政治统治的当家作主，或民主。当然，共产党不依靠人民大众，脱离人民大众，不仅一事无成，连发展壮大起来都不可能，那是另一回事。因此，只有这样的共产党，才是政治统治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或民主的开创者。
共产党，必须在根本上与传统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裂，与资产阶级或维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决裂，共产党必须在根本上与一切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彻底决裂。否则共产党不可能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为解放人民大众而奋斗，在夺取政权以后，代表人民大众进行统治，共产党就不可能为人民大众服务，必然会象中国历史上领导人民大众造反有幸夺得政权的头头们那样，脱变成为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反人民大众，反民主的阶级。
共产党要真正代表人民，起码，必须从根本上切断党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财产关系的联系，以防止资本或资产阶级的渗透。不能侈想，共产党允许以生产资料的私有权牟取私利的有产者，特别是让追逐利润、剥削工人的资本家，成为其党员，共主产党还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还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资本主义命的党，还能代表人民实施政治统治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权或民主。
共产党不容许自由进出，不容许拉邦结派的进行竞选活动，有铁的组织纪律，只能以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方式形成党的领导和决议。“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民主”，必须有集中的领导，“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只能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集中，是在革命斗争中配以有领导的民主来形成，而不能由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来形成。人民大众进入党内成为党内群众，必须在历史斗争形成的共产党的集中领导并在铁的党纲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下进行，党员的自主性，只能是维护党章党的组织纪律，为着党的事业奋斗的自主性，党员自主性支配的行为，不能违反民主集中制形成的党的领导，不能违反党纲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能违反民主集中制形成的党的决议，不能容许搞自由民主主义那一套。无障程和组织纪律约束的任由党员群众或党员代表自主自由的“民主”只能把共产党搞垮。
只有这样，才能利于使共产党从根本上切断与私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关系，才能有利于共产党防堵由人事关系的自由进出而将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拥有私人资本追逐利润的人带入党内，才能有利于杜绝一些人利用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制度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成分，搞得共产党派别组织丛生，才能有利于自上而下的展开反腐败、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的斗争，才能有利于反制资本的渗透、资产阶级的腐蚀、国内外资本主义对共产党的“和平演变”，才有利于消除内斗，治理涣散，才能有利于使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集中统一的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才能有利于加强政治统治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专政，镇压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抗，粉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和遏制。
共产党不是在宪政政治中争取选票为着嬴得竞选去执掌权力的党，不是在竞选政治中还得准备下台并得又通过竞选而重新上台的竞选政治的政党，不是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装点门面的政党。这样搞，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只能搞成资本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政治统治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或主民，是人民大众当定作主，也只能搞成资产阶级当家作主。而是为了打倒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反动政治统治，解放人民大众，用革命方法彻底改造社会的各个基本方面的制度和关系，包括改造政治统治的关系、制度和性质，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反革命势力和分子，防止旧的统治和剥削阶级复辟，防止党和国家脱变成资产阶级性质，从而，不仅从思想上，而且必须从组织上，实现对政府，对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的领导、垄断和专治，根本就不容下台也决不能下台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党，因此，必须是党对政的统一。
实践表明，纵使如此，如果不紧紧抓住反腐败、官僚主义，反特权，反资本渗透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反“和平演变”的整党治党的斗争，在掌握政治统治权力后，纵使是这样的共产党，在基本上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或国家行政经济的情况下，也必然会滋长脱离人民的倾向，脱化变质为官僚特权阶级的党，中国的实践更是表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权的干部，一般会自发地利用权力寻租，官商甚至官商黑钩结，脱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党就不可避免。
所以，“十月革命”后，布党搞巴黎公社式的政权，搞第二国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势必快速度葬送“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是能幸存下来，也必然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
“十月革命”后，其它政党要求逮捕策动“十月革命”起义推翻临时政府的布党头头，并竭力想推翻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在这样的活动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得到运輸部门工人的支持。列宁11月7日(公历11月20日) 起草的公开宣言说,我们决不同别的政党分掌政权,要结成联盟得有一个条件,必须接受布尔什维克的纲领。
布尔什维克一些领导人不同意列宁的这个宣言，主张向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投降、同意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这等于是放弃苏维埃政权，恢复议会制度。为表示反对列宁主导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以上决定，以加米浧夫为代表的，包括布党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加米涅夫为表示反对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武装起义，在临近“十月革命”前就退出了布党为数只有十二人的中央委员会）五人，宣布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即到此时，十二人的中央委员会有一半退出）。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加米涅夫辞去了该主席的职位，李可夫、诺根、米柳亭、托多罗维奇四人辞去了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即相当于部长的职务）。这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临近十月革命前坚决反对和叛卖布党中央“十月革命”路线的继读。
根据布尔什维克在全俄苏维埃政府党团的提议，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了加米涅夫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斯维尔德洛夫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党中央加强了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派了一些老党员加入人民委员会。布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坚持者在布党中央和全俄苏维埃机关的地位由此得到加强，意义重大。
逃到北方战线的被推翻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纠集了一些哥萨克部队，由克拉斯诺夫将军率领向首都进发，占领加特契纳后，于“十月革命”后的第天三天，11月10日开始进攻彼得格勒。11月11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立“救国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发动士官生叛乱。同时，白卫分子和士官生在莫斯科等城市也发动了叛乱。
布尔什维克从临时政府手中接过来的俄国几近解体，已根本涣散的旧军队面临崩溃，基本不能为苏维埃政权所用。十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建立自己专门的军队。苏维埃中央政府非常脆弱，到了必须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程度。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内的各反对党派一至预言，这个仅有部分士兵和工人帮肋其维持局面，根本没有政权机构的所谓苏维埃政权必将迅速垮台。
首要的原因是苏维埃政权有列宁为领袖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集中制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的不断加强的主导，能适时不断克复布党和苏维埃内由自由民主主义势力造成的有可能导致分裂和解体的破坏，能使布党适时向行政性民主集中的党不断发展、不断加强布党对苏维埃的主导直至领导，使布党实现对苏维埃的一党专治，将自由民主主义的苏维埃政，改造成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主导或领导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能适时不断加强苏维埃政权政治统治的统一性；由此，能不断、适时赢得对各地不断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白色恐怖”、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导或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根本上，不仅是工人革命成果的保护者，而且是农民土地革命成果的保护者；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势力，是工农的敌人，而且是严重腐败、分散甚至分裂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及其主导或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各政党，要么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性质的，要么站在地主、资产阶级一边，或代表资本主义路线，而且都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涣散的，它们彼此也是不统一、分散、矛盾斗争的；支持这些武装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矛盾难以调和，在布党主导或领导的苏维埃相当成度的强固起来之前，都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各其国内都面临着由战争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甚至危机。
1918年1月6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党中央主导的全俄苏维埃政权，强制解散拒不接受全俄苏维埃工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的立宪会议。
1918年1月10日召开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合并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支持党和苏维埃政府对立宪会议的取缔政策，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
各地最初的叛乱和暴乱平息后，必须把全国从上到下各级苏维埃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严整的国家组织，成为首当其冲的工作。尽管全新的苏维政权没有直接管理国家的经验，苏维埃政权体系还是严重涣散的，经济机关、军事机关等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方面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的知识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干部大多是自由民主主义“大民主”革命参加到布党革命队伍中来的，没有经过考验，甚至缺乏组织考核，鱼目混珠，使国家统治体系的建设工作更加困难。“十月革命”后不久，特别是19１８年1月强制解散立宪会议的“一月政变”后，俄国陷入内战的混乱。布党组织纪律相当混乱和没有经验，到了基层甚至中层出现许多过激和错误的作法，则进一步加重了混乱的严重程度。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在社会各基本方面近于烂到底的程度上进行统治管理，事情没有向更坏的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决定性的是通过勉强还能根本统一行动、又恰好是布党的各地组织大体主导着各地苏维埃的工作，而且布党的集中统一挰度居然能作到免强克制势必导制多派多党争斗和分裂解体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破坏，促使和不断加强苏维埃政权的集中统一，算是幸运还是奇迹？！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工人自由民主主义地形成的工厂委员会。工厂的工人把工厂看成自已集体的财产加以接收，布党为了发动十月革命，开头得支持他们的要求。工人占有了工厂，并集体接手生产管理，要求剥夺资本家的财产为工人自由民主主义形成的工团所有。“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与工人自由民主主义的工团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开始发展。严酷的阶级斗争和危急的国内形势迫使苏维埃政府必须统一计划生产并统一分配生产物品。这就需要对工业从而工厂统一管理，工人的工资或收入分配统一安排，要以有领导的工会取代工厂“自由民主”形成的工人委员会，要由苏维埃政府派员接管工厂。这在彼得格勒等工业大城市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对，罢工到处发生。针对上面派来的工厂管理人员的暴力行为不断。任由工团主义发展必然使已经非常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不可收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不得不对工团主义加似坚决的取缔，所有大工厂——500人以上的——都收归国有，顽固抵抗的分化瓦解直至强制克服；实施国家的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这必须以布党主导的苏维埃能遏制苏维埃的自由民主主义倾向为前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和平法令》，宣布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并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英、法等协约国拒绝了这个和平建议，德国却宣布同意和谈。
列宁认为，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同各交战国缔结和约。1917年12月3日，苏俄同德国的谈判在布列斯特开始。
旧军队根本涣散，丧失与德军作战的能力，包括工农在内的大多数国民反战情绪强烈，列宁不惜接受兼并和赔款的屈辱和约，违背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不割地、不赔款的一贯政策。列宁说，我们没有军队，不能进行革命战争。没有军队要进行革命战争就是“革命空谈”。列宁的这种主张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遭到莫斯科区域委员会、乌拉尔区域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等等构成的多数的反对。
从一开始就反对列宁力主尽快签定对德和约、主张对德“进行革命战争”的以布哈林为首的一派，把部分地方党组织——包括莫斯科区域局，组成“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列宁的对德和约。
1918年3月3日对德和约签字。“左派共产主义者”号召撕毁条約。左派社会革命党向布哈林建议撤销列宁的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成立由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府。
严重腐败、涣散的旧军队只能加以解散，而且许多投向反革命方面。1918年3月4日，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最高军事委员会，首任负责人是米.德.帮契-布鲁耶维奇（3白19日由托洛茨基改任）。苏维埃政权匆忙组建的红军，初期不仅数量少，而且组织纪律涣散。政治动乱、经济己经崩溃，要镇压到处发生的暴乱，还得应对多国武装干涉及其支持的白卫军的进攻。各种各样的反对苏维埃的叛乱占据了全俄大部分领土，从各个方向包围了苏维埃政权控制的地区。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的局面更加严重。
由于农村大部被白卫军占领或因交通遭到破坏，粮食供应严重短缺，造成城市和工业区民众遭受饥饿，使政治动乱的形势变得更加危急。只有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党组织、各地苏维埃政权和工商业经济尽可能地统起来，不仅得尽快克制多党竞选政治，而且得尽快克制党内、苏维埃内势必形成派斗并导致分裂的自由民主主义倾向，才能应对“白色恐怖”的局面。能这样作又只能以布党主导的苏维埃必须以民主集中的方式才能具有合法性。然而不仅克服苏维埃的，而且克服布党本身的自由民主主义的习惯势力得有个过程。
决定性的是，能使本党党员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多数意识到非常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统一是必须的，有崇高的正义性。布党主导的受压迫和剥削的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党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人民解放的革命党，它的领袖和基本骨干成员不是追逐私利的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和剥削者，而是带领下层受压迫和剥削的劳苦大众为消灭压迫和剥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战士，是十月革命后布党领导的革命能幸存、巩固和发展，即创造奇迹的真正秘密。
实行巴黎公社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模式，势必快速葬送苏维埃政权。形势不仅迫使列宁主导的布党不得不向行政性民主集中制方向发展，而且迫使列宁主导的布党必须尽快向一党专治的苏维埃政权发展，必须尽快将自由民主主义的竞选政治的苏维埃政体转变成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政体，布党必须将苏维埃政体的骨干人事关系纳入布党的组织体系，必须搞成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和这样的党——国
家政权的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
1918年3月6-8日紧急召开布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和布勃诺夫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左派共产主义者”投票反对列宁派在对德和约上的决定，并声明有在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中建立自已派別组织的权利。
列宁在提交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中提出了通过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有计划的、严格的国家组织，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在战时共产主义政治思潮的支配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雏形已经形成。它主要表现为，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与“人民自治”，向党对苏维埃实行“监督”。以后又不得不向一党专治、党政根本合一的政权管理方式转变。
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章的决议。不久，莫斯科成为首都。
但反对对德和约的莫斯科党组织通过不了信任中央的决议案，“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
美、英、法借助德军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破灭了。1918年3月9日，英、法、美以保护协约国的军事仓厍为由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支持“北方政府”。
1918年3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布勒斯特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大会上反对批准和约，并声明退出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4月日本在苻拉迪沃斯托克登陆。
到1918年4-5月，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闹分裂到甚嚣尘上的地步。1918年5月29日布党中央向党员发出一封信，再次指出，党目前因此面临的危机“非常非常严重”，党的机构的完整性受到被坏，党的行动统一不复存在，党员人数在减少，组织在解体。
幸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以旧军队根本涣散、丧失与德军作战的能力，包括工农在内的大多数国民反战情绪强烈为背景，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布党中没有实力与列宁主导的布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导的布党和全俄工兵农苏维埃政权相抗衡，加上分化和对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尽力争取，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分裂布党，在布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取代列宁主义派的主导地位的图谋没有得逞。
1918年6月8日俄国俘虏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经西北利亚遣反回国途中发动叛乱，于1918年6月8日占领萨马拉，推翻当地苏维埃政权，在鄂木斯克成立“西北利亚政府”，在叶卡捷林堡成立“自治政府”。
1918年6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把支持苏维埃国家的公开敌人——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从苏维埃开除出去。
1918年7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对苏维埃政府的不信任议案遭到否决。左派社会革命党铤而走险，发动武装叛乱。布党主导的苏维埃政权采取坚决措施，镇压了叛乱。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917年“十月革命”进攻冬宫当晚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解散立宪会议后的第4天即1918年1月10日，第四次叫“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是为布勒斯特和约展开对布哈林为首的共产主义“左派”的斗争，是1918年3月14日召开。加上1918年7月的第五次，8个月开了四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避免了分裂的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的主导力一次比一次增强。
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势力切断了重要的粮食和原料来源，工厂因缺乏原料而停产，电站发不出电，城市一片漆黑，运输业由于燃料不足无力担负运輸任务，人民忍饥挨饿，每人口粮降低到8分之1磅， 而且不是每天都有。饥饿使居民成了流行病的牺牲品，班疹伤寒使人们大批死亡。
十月革命前，从中央到省、县的与地方行政区相对应的党的组织体系没有建立。1918年4月-10月，苏维埃共和国大多数省都举行了党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全省的党的委员会，建立县和乡的党组织也进行了很多工作，与地方行政区相对应的各地方党组织的党委会已大体建立。
十月革命后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多党执政机构。在各政党的权力竞争中，列宁和布党中央发动全党党员到各级苏维埃展开工作，以图巩固和发展布党的主导地位。1918年5月布党中央发布命令，要求各级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中的党团，服从地方党委的指示。中央命令指出：“鉴于党团、党的委员会和小组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中央提醒各级及其执行委员会（注，指苏维埃的）党团的全体党员同志，必须服从党的机关的指示。”
1918年9月21日，布党中央向地方组织发出指示信，明确党接管国家权力的任务。这反映出，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列宁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单独掌握政权，苏维埃只能是一党专治。
1918年10月全俄苏维埃通过了向农民征收实物税的法律，但战争使这个法律无法实施。列宁说，不实行余粮收集制，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而所谓余粮征集，就是收集农民的一切余粮，有时甚至不单单收集余粮，还收集农民某些必需的粮食，以求能保证军队进行战斗和使工业不至于完全崩溃。
“十月革命”前后到八大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自由民主主义习性相当严，严酷危极的国内战争促使列宁主导的党加快党的行政民主集中制的演进，加快朝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方向发展。
1919年3月18日-28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派要求党和苏维埃政权更加民主化，被大会否决了。
相反，代表大会赞成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为加强中央的集权领导，设立了政治局、组织部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在八大会上，反对派认为，在国家机关中建设、建立严格的集中制、铁的纪律，是践踏民主制，要求苏维埃政权更加民主化。批评“党组织取代了苏維埃的职能”，建议把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分开，赋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职能，把全俄苏維埃的各人民委员部变成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部门，等。
八大决议回击了否认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领导作用的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机会主义集团。决议说：“......在现阶段,党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民族自决不能是党的组织原则。各共和国的党组织必须是统一的党的组成部分，决没有自决权。决议指出，推荐忠实党员担任一切苏维埃职务的办法，“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监督”。在一切苏维埃机关里，必须成立最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的党组。决议号召党力争在苏维埃中实现自已的全部统冶。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是为了批准俄共（布）中央起草的法案。决议说：“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
八大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代表大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由19名中央委员和8名候补组成，中央委员会每月召开两次会议。日常政治、组织实践工作，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书记处是为组织局做决策服务的机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组织局也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每周至少开三次会议，“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书记处由一名责任书记，（由组织局成员担任）和5名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组成。
八大后的政冶局委员有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五人，政冶局后补委员有布哈林、季若维也夫、加里宁三人。组织局委员有斯大林等五人，候补委员一人。
八大列宁提出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原则。
代表大会决定对全体党员进行登记，实际上就是一次清党。
1919年5月开始，大体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政治危机喘过一口气的协约国组织了第二次武装干涉，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夸口说他已经组织了“十四国的进攻”。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南方，主力是旧俄将军邓尼金的部队。1919年6月30日察里津沦陷。邓立金命令向莫斯科进攻，形成从南方进攻莫斯科的严重态势。
1919年夏天，所有的工业都由国家统一管理，而且扩展到中型甚至小型商业。红军的征兵工作和移向农村的工业人口流动使工业劳动力大大减少，这就导致了劳工必须以工人旅的形式真正实现军事化，依靠铜铁般的纪律来管理。罢工被当成叛徒，等同干军队的兵变。
1919年8月，统帅部计划从察里津方面发动突击。由于托洛茨基的军事机关笨拙不灵，反攻开始得太晚了，反而没有成功。这时邓尼金又编成了一个突击兵团，从厍尔斯克-奥廖尔-土拉向莫斯科进攻。白卫军从来没有像在1919年9月这样逼近苏维埃国家的政治中心。
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当时认为失败已不可避免。
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决议：“......不放弃土拉和莫斯科及其要冲地带并在冬季作好总攻的准备......，东南战线暂时转入防卫，任务是：1、不让邓尼金与乌拉尔的哥萨克会合；2、抽出一部分生力军保卫土拉和莫斯科。”
到10月底，白军眼看就要进入茣斯科和彼得格勒。但白军的严重腐败和涣散救了苏维埃政权，相对来说红军是统一、纪律严明和能与市民和农民联亲的廉洁的军队。
红军在哈尔科夫-顿巴斯-頓河岸罗斯托夫一线发动了主要突击。突击兵团在奥廖尔附近的胜利和红色骑兵在沃罗涅什附近的胜利，使全线转入了反攻。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解放了。
南方的胜利鼓舞了北方彼得格勒对尤登尼奇的胜利。国内战争的形势转向有利于布党。
1920年3月29日-4月5日举行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实行经济军事化。
布哈林在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们要这样来建设自已的党，使它变成过去存在过的最军事化的组织；因为我们党是真正的军事组织。”他不单把社会军事化，而且对居民拖加暴力和实行强制宣布为建设社会主义过挰中管理国家的方法。
苏维埃国家军事化思想的宣传者托洛茨基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九大上说，这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领导农民的主要方法。托洛茨基主张，在非常时期 ，为了对付罢工怠工，劳动者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强制的方法和措施；对逃避强制劳动的人"应当关入管教营或集中营"。 托洛茨基提出实行"工会军事化"、"工人阶级军事化"。
热衷于军事化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斯大林也像别的领导人一样采取严励措施整顿秩序和管理人。
一个原则上是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受相当严重的自由民主主义习惯势力形响而易于形成派别斗争的党，尽管是在非常时期，能用军事化的方式来进行统治难以设想。由其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压迫、剥削，解放下层广大民众，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使民主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能在人民大众及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的人们心目中具有正义性，应是起码前提。
由于这个原因，在斗争中，由于斗争所迫和需要，才可能民主基础上形成的党中央委员会民主集中的专治，布尔什维克一党领导苏维埃才能较易地很快形成定制，民主集中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再民主集中地推荐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候选人，就不难赢得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认定。全俄苏维埃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建立统一的经济、文教宣传、军事、警察和司法合而为一的“契卡”等部门机关及其体系，集中社会资源和强力，实施旨在为解放人民的事业对社会的军事化统治，也就顺理成章，出师有名，而且能够推行。
在镇压反革命暴乱、对付“白色恐怖”，实行“红色恐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由其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反压迫、剥削，解放下层广大民众，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而具有正义性的民主集中的党中央委员会，在国內战争时期，以中央委员会民主集中的委派制代替自由民主主义的选举制，才能使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结果，在根本上符合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实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体系的统一，实际迫使必须适时朝党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和这样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方向发展。
不仅在中央有派斗，中央下面，党委领导者与党的苏维埃的头头、党委和党组织在苏维埃的领导人或党团之间的争斗是常态。结果党的上层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分为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样的缺陷只能由党委设立书记和党委领导政府来相当程度的克制。国内战争过程中，快速形成各级苏维埃的关键权力职位和其各重要委员会和部门的头头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以下各级的同级党委“推荐”。紧接着不得不采取类似的办法将工会组织纳入党和国家的领导体系。其结果是实际上废除了苏维埃代表表大会产生的苏维埃国家机构的重要掌权人由所谓“自由民主”必然形成的派别斗争的竞选产生，改变成由各级党委“推荐”，再由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派别竞争政治。根据法理和法权，全俄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靠具有行政性民主集中制雏型的党领导的全俄苏维埃国家中央政府的包括军队和其它强力工具在内的国家统治机器，形成的权力，控制的人、财、物资源，有利于促使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和这样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形成。
国家管理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都得由党组织“推荐”。由此，得以使省、区党委的领导人，都能在同级苏维埃执委会中任职。当时尽管没有组织制度上的、而是斗争中实际形成的布党中央委员会的主持者——列宁，就是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各级苏维埃的重大人事权不能掌握在全俄苏维埃，而是由各级党委实际上掌握。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地方或下级党代会产生的党委要经中央或上级党委审核、批准，甚至“推荐”，加上后来的十大通过的坚决禁止一切派活动的决定，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必受组织上的处分。通过这样组织机制的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对各级苏维埃的领导，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各地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自由民主主义政治，不可避免地形成的与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对立的自主傾向。
早在1903年7、8月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统一和集中制”就被列宁提出来，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际活动，调配党的人力和物力，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这些机关的话动”；“中央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的决定。1906年4月10-25日四大通过了新的党章，其中第一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即凡成为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并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写入其中。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制度的革新，也要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依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主义形成的势力，不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才能实现——当然还有其它问题上的分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主要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政党。1917年7月26日到8月3日，布尔什维克的六大在原党章第一条党员标准“凡承认党的纲领，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并在物质上帮助党（缴纳党费）”的基础上，强调“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但受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允许、也不得不允许，“自由民主”地争论和由此势必形成派别的自由民主主义地根据多数决定原则形成决定，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并服从所属地方组织的领导是自由民主主义选出的委员会的领导，原则上也是如此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无权向地方党组织代表大会推荐选举其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在组织制度上，这已经是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工人政党大相径庭了。十月革命后严酷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形势所迫，才逐步发展起了中央委员会向地方党组织代表大会推荐选举其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国内战争结束后的1921年，党的十大终于通过了禁止一切派别活动的决定。这些被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和布党中央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们，认为是官僚集权专制。
在未夺取政权之前，自由民主主义形成的派别斗争，由于与统治国家社会的权力和权利没有联系，牵涉的利害关系不严重，党得益于有列宁这样的在全党有崇高威望的领袖。
但掌握了对国家社会的统治权，由于分管中央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和机构的中央委员或政治局成员，形成的意见难免不一致，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会成员，要受制于来自于他们所属的党代会从而所属的党组织因“自由民主”争论和选举形成的派别斗争的制约，党组识各部门之间亦然。成了统治国家的当权派，派别斗争牵联的利害关系就会严重起来。“结果党的上层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分为不同的集团，分别支持各地相互对立的领导人。《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挡案》392页”
尽管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党，不仅党的骨干而且一般党员，必须是与地主、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及其私有制的生产资料的所权关系决裂的无产者，甚至不能是拥有私有制生产资料的财产追逐自已私利的小资产者，是为消灭压迫和剥削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没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解放劳动人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最崇高最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先锋战士，成了当权派后，一些人难免官僚化、特权化，甚至有的很快腐化堕落，而且各级政权受制于各级党委员会的领导，基于所谓自由民主争论，易于形成与国家统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夹杂私利的派別、山头或集团。
加之中央不仅缺乏领导地方党组织的行政支配权，有时遭到地方党组织的扺制甚至反对。这会加重共产党的涣散,使党领导的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斗争，革命、改革和建设，难以搞好，甚至搞不好，搞坏，而且官僚化、特权化，腐化堕落势必严重而蜕化变质。
然而，自由民主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深厚的传统，列宁主导的允许“自由民主”争论及其必然形成派别斗争的“自由民主”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亦然，而且经过自由民主主义“大民主”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其组织成员暴发式增加的布尔什维克，由此带来的自由民主主义的习性十分严重。列宁主导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强化行政性民主集中统一的实践，包括列宁在内，认为是战时不得已的举措。国内战争结束后，恢复和践行所谓“自由民主”争论和“自由民主”选举的要求及形成的派别斗争严重起来，由此造成的危害有可能导致党和国家分裂和动乱。
在党的十大即将召开前夕，进入和平正常时期兴起的党内“自由民主”，终于将党如何领导国家摆上了台面摊开来争斗。
当时中央下的省和区域的委员会的书记只有30%是由中央委员会“推荐”的，往往是由于地方党委派斗难解而必须由中央推荐，然后由其代表大会选任。进入和平时期，各级党的委员会是由本级的党代表大会具有自由民主主义习性的选出。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是由参会的各下级党组织的代团推选出来，书记由大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选举产生。这是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形成派斗、涣散的制度原因。
1920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会军事化”、“工会国家化”。此时的托与列宁病重不起和列宁逝世后，高举反对党的机关——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官僚主义、官僚专制，实现工人阶级的“自由民主”的大旗正相反对，而是要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继续实行和强化战时的军事化管理，特别是在对工会的问题上，要搞的正是他以后反对的官僚集权专制。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仍用军事化的集权专制来实现政冶统治，特别是国家政治形势仍然严重，对布党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当权者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托洛茨派的口号是立即使工会国家化。要求把工会变成国家的附属品，把管理生产的职权交给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会。这就是“工会国家化”，主张在和平时期仍然坚持工人的劳动军事化，在工会和生产中采用军事办法。
持反对意见的列宁批评托的主张。在全党的影响仅次于甚至已不亚于列宁的托洛茨基违反党的纪律，把中央委员会内的分歧诉诸輿论。他声称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必须在两个基本纲领——列宁的纲领和托的纲领——之间作出抉择，要求按照两种纲领分别选出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列宁、斯大林以及党中央其他委员签署的“十人纲领”，把工会看成党同群众联系的纽带，看成共产主义学校。也即决不能由工会来管理国家，而得由党和国家来管理工会。
“十人纲领”当中有九位是中央委员，但其余十名中央委员没有签名。过半数中央委员不支持列宁的纲领。
2020年12月7日，中央委员会讨论此事，列宁以一票之差落败。托的军事性专治主张在全党群众中看来不会得到多数的支持，列宁建议将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讨论。
1921年1月12日中央全会决定：必须进行完全自由的争论，十大代表的选举“可以按不同纲领”进行。
“大民主”的工会问题的争论由此在全党展开，出现了八大派别，出版各自的宣传品，开展各自有纲领、有组织的争取党内群众和“选票”的活动，各派在党内都有一大批追随者。尽管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布党“自由民主”的派斗使得工人、农民等群众性的反对势力兴起，使其领导的国家的政治局势急速恶化，各地出现动乱甚至暴乱。
党内的“工人反对派”主张国家“工会化”，要求把管理国民经济的工作交给工会，也就是说使国家服从工会。他们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主张工会管理国家。
“民主集中派”要求由工会推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要求党内有派别和集团的自由，要求把派别和集团推荐的负责工作人员选入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严格的纪律。
布党对工会工作十分重視，因此负责工会工作的在布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会有相当的权重，此时已形成利用、发动工会来取代党对国家的领导的利益集团。
布哈林集团在争论时发表了“缓冲的”纲领，试图在列宁的纲领和托的纲领发生冲突时起缓冲作用。布哈林派主张各个工会都提出他们参加经济管理机关的候选人，并要求苏维埃领导机关必须接受这些候选人。可能是看到国家政治形势迅速恶化，布哈林很快放弃了这个纲领而同意了托的纲领。
1921年2月21日，严重饥荒、到处罢工、暴动的情况下，彼得格勒发生了曾经在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参与的有2.7万名苏维埃军队的士兵和1.5万名工人，波及到彼得格勒，其中不乏布党的党员，要求言论自由、“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党内“大民主”势必的大派斗，必然使事情蔓延开来，颠覆苏维埃政权。
列宁下令镇压水兵暴动。
必须将各地反人民政权的暴乱镇压下去，否则人民主权性质的政权就势必完蛋，就没有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权力。
1921年3月8日-16日召开党的十大。
这场关于工会的轰动一时的争论使得党和国家有发生分裂的危险。
这是十月革命后托首次向列宁发出挑战。问题在于托不仅已具有与列宁不相上下的声望，而且各个代表团的组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书记处控制，当时书记处成员都是支持托的。
结果是列宁在十大取得对托的险胜。
看来，除了更多的党员群众在和平时期已不能接受、反感军事化的管理反应到代表大会外，与在代表大会召开时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到彼得格勒指挥军队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有关。可能还与托意识到倒列宁的派斗会导致他接到的很可能是天下大乱不可收拾的烂摊子而有所顾忌有关。例如，托在喀琅施塔特发生叛乱时就声称，苏维埃的末日到了。
党内由自由民主主义“大民主”派斗造成的严重政治形势、特别是“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促使列宁在国内战争胜利后，不是恢复党的“自由民主”，而是必须逆自由民主主义势力地在1921年初党的十大通过坚决取缔派别活动的决定。
列宁号召代表大会立即彻底根除派别活动，禁止党内组织派别和集团。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按这种和那种纲领组成的一切派别集团，并责成所有的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话动。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进入和平时期如此掀起的党内自由民主主义大潮在即将颠覆苏维埃政权时，终于被遏制住。
不过，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得一定程度上顺应自由民主主义的势力，仍然指出，战时，“党的工作方法总的来说趋向于战斗命令制......由于需要极端集中化......就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党的十大决定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同时，还决定改变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方法，用‘工人民主制’取代极端集中制，使民主集中制的重心由集中传向民主，以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1921年8月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成立“争论俱乐部”，莫斯科各区随后也成立了这种“俱乐部”，讨论有关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等等问题。这些俱乐部言论、批评自由，但不允许有派别活动。其它地方也有类似“俱乐部”的情况。
布尔什维克意织到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十大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政策，允许自由贸易。
十大后托派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组织局的力量大大削弱。斯大林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由于托派的人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局中，中央委员只剩斯大林一人。
“自由民主”争论和竞争基础上多数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往往使有派别支持，在党、政、军中有影响、有地盘、有根基的赢得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席位。这些人在中央委员会代表派别、地方组织、某些方面的利益集团，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自主性，甚至能与列宁分庭抗礼。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大会主席团的任何自认为有号召力的人都可以号召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大会主席团的其他人支持他的主张。不遏制并在制度上克制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大会主席团内形成派別，就势必形成自由民主主义的一党形式下的多派多党的竞选政治。
中央的派斗发展为全党性从中央到地方的派斗，轻者使党和苏维埃政权涣散，无法搞好社会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而且易于被资本渗透，蜕化变质，重者分裂瓦解，亡党亡国。
为执行十大的决议，党发动了对自己的队伍进行清洗的群众性运动。清党的工作是在公开的会议上进行。非党的工人、职员、农民帮助党揭发异已分子、腐化分子、钻营之徒、不服从中央决议的违法乱纪者，并把他们清除出党。清除的约占全部党员的4分之1或25%。
契卡在清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十月革命共产党掌握政权三年多后必须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群众性整党治党运动。这实际上起到了对自由民主主义泛滥的镇压作用，强化了行政性制约，使党和国家起码的集中统一得到巩固——但又决不能搞成托洛茨基力主的军事化的集权专制。
书记处最初只是为组织局做决策服务的机构。1921年十大后的中央全会对书记处和组织局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规矩：“如组织局成员中无人表示反对，......书记决定可视为组织局的决定”。书记处的权力扩大了，实际上使斯大林的权力扩大了。
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还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幻想多党竞选政治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一度仍企图保持左派政党的多党制。到1918年7月，多党联合执政由于种种变故和原因有幸能及时实现布尔什维克一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政党要么直接策动反苏维埃的暴动，支持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军的军事进攻，要么参与各地的暴动和叛乱，苏维埃政权宣布取缔和镇压一切反苏维埃的党派。
1922年3月27日-4月2日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十一大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一党独掌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苏维埃俄国确立。
十一大 ，“工人反对派”主张党内批评自由，批评对工会干涉过多，要求工人民主，把工人的管理权交给工会，使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中起到广泛的作用。“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在一些方面是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文章中的理论为依据，表现了党内和苏维埃内一部分人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傾向仍然严重。
上次的严重后果，使列宁必须坚决把党内自由民主主义的傾向打下去。大会上，列宁点名批评了“工人反对派”，提醒全党：“过渡时期的情况无疑地包含着使党的社会成分变坏，使党受到小资产阶级影响的潜在可能。党的无产阶级骨干应当时时刻刻意识到这种危险，并根据总的情况采取一切措施来克服这种危险”，进一步强化遏制党内自由民主主义的派别活动。
4月，十一大产生的二十多人的新的中央全会上，由中央全会多数人表决通过，并经过列宁批准，斯大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新设立的总书记，他成为一身兼任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这四个机构的成员的唯一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这显然与实际主导中央委员会的列宁要加强党中央对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努力分不开。
斯大林是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并兼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他又是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成员，从而组织局和书记处的主持者自然非他莫属。而他是由时间考验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成员中最紧跟列宁，历史上在重大问题上唯一全都支持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为加强列宁对其他中央委员会巨头的制约，加强列宁对中央委员会的主导力，从而加强列宁通过中央委员会的主导对全党和苏维埃集中统一的领导，列宁继十大后在十一大促成这样的布署和安排决非偶然。有幸的是，这为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在重新严重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季若维也夫、加米涅夫“三巨头”联手战胜托派创造了条件。
1922年十一大以后，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实际上由书记处任命，党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人选同时也开始向由中委会推荐、党大会产生过渡。加上此前就已实行的各级苏维埃的执行和行政机关当权者的候选人由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会推荐，这样，通过党中央对各级党的委员会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领导，党中央强化了对地方省苏维埃及其产生的政府的领导，使联邦制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统一性、整体性得以加强。
“十月革命”后，到其逝世前，正是形势促使列宁和无产阶级性质的苏共不得不从根本上朝建立行政
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和这样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的方向发展，才使党在“十月革命
”后能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将“二月革命”后就已经朝分裂解体的国家以联邦制的形式大体上重新统一起来，在国内战争胜利后，能遏制党内自由民主主义势力的发展势头，免强维持了党和国家根本稳定的大局，避免了党和国家的分裂解体。
顺便指出，1917年的12月20日，仅距全俄苏维埃政权宣布成立数星期，由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一手组建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即"契卡”，在没有来得及组建苏维埃国家军队之前的严重混乱局面下，对维护全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维持革命序秩起了重要作用。1919年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为反制“白色恐怖”，展开了全面的大肃反。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坚决制止一切派别活动的决定的１９２１年初以后，维持社会秩序的“契卡”成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紀律，反对党内派别活动的有力武器。１９２２年２月契卡解散后由内务部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同样起着这种作用。
“十月革命”以后的这些实践，在列宁逝世前，使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
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在根本上已形成雏型。
尽管如此，国内战争结束后，与十月革命，又经国内战争形成的山头或派别势力结合，党内自由民主主义的习惯势力和派别斗争仍然十分严重，由此造成的涣散使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系的涣散、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趋于严重，反过来又促使反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的自由民主主义习惯势力、派别斗争趋于严重，使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和工作都难搞好。
列宁1922年5月中风，9月恢复工作，11月25日摔倒在自已家的走廊里，被送往哥尔克休养，12月12日回到莫斯科，12月13日他的病发作两次，他还想在定于12月23日-27日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讲活。列宁的病12月16日恶化，无法参加苏维埃大会。
到1922年底，工人、农民的物质状况有了改善，国内局势相对稳定。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
1923年4月17日-25日召开十二次代表大会。列宁病重无法参加。十二大对“工人反对派”作了定性，指出“工人反对派”把依靠工农联盟的苏维埃国家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党的专政对立起来，这就是目前我们党的一切敌人的最主要的鼓动手段，他们的这种说法是具有明显的反革命性质的。
十二大对“工人反对派”的定性，有利于进一步打压党内的自由民主主义傾向，有利于以后与托派的斗争。
照《斯大林：未修改的档案》395页，所谓“列宁遗嘱”被曲解为是针对斯大林，其实列宁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分裂。“工会争论”告诉列宁，党存在分裂为托派和列宁拥护者的危险。
照同书413——414页，“列宁遗嘱”在出席十二大代表团代表的会议上宣读，然后又在会见代表大会各代表团时宣讲。
加米涅夫代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并主持政治局会议，由季诺维也夫代替列宁作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斯大林仍留在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位上。“三头政治”是十二大列宁病重开始的。“三巨头”相互支持，阻止托想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企图实现。
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27人。十二大中委选出的政治局的委员的排序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加里宁、布哈林和莫洛托夫。
十二大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仍然相当糟。
新经济政策实行两年多以后，苏联国民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1923年夏天，经济状况恶化了。财政开支大大超过财政收入，靠印钱来维持国家的各种运作，导致严重通胀。而工资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工业品涨价快于农业品，产品卖不出去和积压，国企相对昂贵的产品找不到销路，一系列企业停产，许多企业发不出工资，一系列工厂举行的罢工此起彼伏。严重的剪刀差成为农村形势恶化的原因，农村发生骚乱，有的地方发生武装暴动。1917-1918年被禁止的党派又重新活跃起来。共产党的一些派别活动重新严重，他们要求清除党内的官僚。他们的一些人遭到逮捕，但未能阻止不满情绪的发展。加之保加利亚革命和德国革命相继失败，党的领袖卧病不起，使得政治局势不稳定的情况加重。
1923年秋天，列宁的病况已被党内高层人士们断定难以挽救，围绕列宁去世后的核心权力真空，党中央出现了决定党和苏维埃政权即整个国家命运生死的权力斗争。
显然是对一直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在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势力的担心，1923年9月23日，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名提议扩大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注意，这里只是扩大。而提名的新成员都是托洛茨基的反对者，其中包括斯大林。
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系列旨在反对他的阴谋中的新的一环，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他逐出革命的领导中心，于是展开“反击”。利用党内干部、群众对官僚主义、特权倾向、腐败，各方面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没有搞好，甚至搞得很糟，尤其是20年代初期发生的大饥荒等等，产生的强烈不满，发动党内的“自由民主”“新方针”运动，而且必须、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于托派的政治命运，才能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为此时的不仅中央委员会，而且地方党组织的委员会，托派已处于明显的劣势。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递交一封信，指责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他认为战时采用强制性制度和党统管一切的制度，违反工人民主，“而这种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开始形成的、后来又进一步得以发展的现行制度都比战时共产主义最艰难时期的制度远离工人民主制。由于采用挑选书记的方法，党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
10月15日支持托洛茨基的托派、“民主集中派”、“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等46名党的著名活动家联名签署了一份上书党中央政治局的声明，强调“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党内建立的分为等级森严的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党内的自由辩论已经名存实亡”、“现在省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由党，也不是由党员提名选举的。相反，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书记特权阶层和党的官员选定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变成这一特权阶层发号施令的会议”。
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有10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扩大的联席全会。指出“它（指“四十六人声明”）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
托能获得至少相当多的非当权派的党员群众和部分当权派的支持，而且十月革命后1918年以来的5年多时间一直是軍队的领导人，在军队的影响力很大。政治局不得不尽可能对他作出一些让步。这表现在12月5日俄共(布)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上。决议指出，“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至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但是，工人民主制绝不是以派别集团的自由为前提，派别集团对于执政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足以引起政府和整个国家机关的分裂或瓦解。”
托决不打算妥协。托以为抓住反党的和国家的官僚化、特权专制、恢复工人阶级自由民主的大旗，凭自已的实力和影响力，发动党内的“自由民主”运动，能根本改变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利于自已的局面，获得主导党从而国家的权力。
12月初托在莫斯科一个区的会议上宣讲了他的小册子“新方针”。宣称“保守的官僚主义的派别活动的危险”是党的主要危险。在莫斯科，各党组织为此展开了争论。
12月6日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公布后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发出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给党的会议的信》，宣称党的官僚主义正在到处横行，必须“从下面施加压力，使之贯彻执行”，以建立“党应当把自己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民主制度”的“新方针”。这封信在一些党的会议上宣读。
12月11日托通过《真理报》全文发表了《新方针，给党的会议的信》。
为顺应党内要求“民主”的呼声，12月15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必须扩大党的辩论俱乐部网”。
托的追随者立即公开行动，要求进行全面的改革，“从上到下普遍实行各级党机关负责人员的选举制和适当更新一批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在莫斯科党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要求清洗党的机关。
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给军队发的第200号通令中，要求根据托的《新方针》改变红军党的政治机关的体系，宣称红军战士将“团结一致”支持托。政治局要求收回这个文件，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12月27日的回答中对党的领导进行了威胁。
12月28日和29日托在《真协理报》上发表了他的《新方针》的解释文章。
这令人感到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危险。季诺维也夫陷干恐慌，建议立即逮捕托。虽然这一建议被否决了，但根据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决定，政治部的通令被撤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解除职务。
1923年12月后半月和1924年1月上半月，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召集了会议或代表会议，在这些会上大多数党员谴责了托派，报刊也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乌克兰、乌拉尔、巴库以及国内其他大工业中心的党组织，给了托洛茨基的进攻以坚定的回击。但托派在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占了上风。
1924年1月16日-18日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挫败了托派。斯大林并不抱有幻想，他在报告中承认，甚至在托没有积极参加的情况下，许多党组织表示与托一致。托本人没有参加会议，这时他在苏呼米，据说在那里进行感冒后的治疗。
1924年1月21日早6点45分列宁逝世，享年54岁。
1924年1月21日召开中央紧急全会，推举李可夫继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随即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副手斯克梁斯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改由红军著名将领伏龙芝担任。
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23日-31日举行，通过的决议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代表大会上，反对派没有公开发表言论。
在代表大会期间分别向各个代表团宣读了被大家称为的“列宁遗瞩”。鉴于托的火力是集中对斯大林的，而斯大林是坚决、始终一贯地捍卫列宁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解除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就有可能被托洛茨基分子利用来危害党、危害马列主义、危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活动。
大会仍认为斯大林应当留在总书记的职位上。
“列宁遗嘱”指出党面临的分裂，“基本在于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既然当时最可能导致党分裂，对党的命运具有最严重影响的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斯大林的政治份量显然很重，其重要程度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上与托洛茨基是并例且排在前面。
“列宁遗嘱”旁敲侧击指出“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特别是“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意在托洛茨基有非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不大能归罪于”他。这应是托洛茨基身上的原则问题。而由老布尔什维克们把持的中央委员会和布党的高层骨干对此是很重视很敏感的。“列宁遗嘱”等于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都排除在担任“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以外。
尽管“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等于把布哈林也排除在担任“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以外。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就更不能担任“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了。
“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但这样的人在“列宁遗嘱”谈到的中央有资格“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领导人中显然没有一人合格。虽然“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清楚托洛茨基在政治局是孤立的，在中央委员会是绝对少数。1922年12月23日、12月24日、12月25日、1923年1月4日按列宁的要求记录并经其审核的四次谈话形成的“列宁遗嘱”，却对他去世后的接斑人没有提及。“列宁遗嘱”所谈到的其他中央领导人除了没有“太粗暴”以外，都具有非布尔什维克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缺陷或弱点，何况 “列宁遗嘱”也只是“他（指斯大林）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遗嘱”明知并指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根据“列宁遗嘱”，却没有办法将他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位置上调开，让其他更合适的人接替斯的职位。“列宁遗嘱”也没有把形成“无限的权力”的书记处这个集权的机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个集权的职务撤销的表示，或者至少不能集于斯大林一身。“列宁遗嘱”谈到的其他领导人的问题或缺陷，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看来，比起斯大林的更严重。这岂不等于是对斯大林小骂大帮忙？
“列宁遗嘱”对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不利。这是托洛茨基反对公开“列宁遗嘱”的原因。同样，对以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与斯大林的斗争也不利。
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产生的政冶局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七人组成。
1924年秋天，自十三大以后“低调”了几个月的托洛茨在9月中旬，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一方面夸大自己在“十月革命”起义中的作用，无形中贬低列宁，将“十月革命”的胜利主要归功于他的作为；另一方面点名批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将季、加二人在1917年的一些老账都翻了出来，指责他们犯了右倾错误。歪曲党的历史，不是把“十月革命”归于党、归于列宁的领导，而是抬高他的作用，宣称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是从1917年起，只是在用托的“不断革命”思想武装了之后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派别。
托的此举立即遭到了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反对，党内斗争迅速激化。
“在全党全国、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的托洛茨基代表的反对派，竭力在全党发动反对由“纯粹官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的党的权力机关的特权阶层，实行所谓民主制度改革的斗争。“这种民主制度只能由党自己来实现。简单地说，党应当把自己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上到下普遍实行各级党机关负责人员的选举制和适当更新一批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这种选举制度就是自由争论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展开选举的竞选制度，这势必导制已在根本上成雏形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分裂解体。
苏共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在根本上已成雏形。托洛茨基在军队并没有形成一手遮天的势力，国内战争形成的原各方面军的巨头，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布琼尼等，算得上是他的亲随的可能只有图哈切夫斯基。列宁在不容许军中的巨头经营自已的势力集团上肯定下力不少，在军内每一个重要职位上任职时间不超过两年就被交流的图哈切夫斯基，其左右和下属大多更大可能是听令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托动用军队来对付中央委员会，冒丧失军心、党心的危险，是政治赌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高举反官僚主义的党内民主的大旗，通过了旨在保障党内民主的《新方针》决议，以顺应党心，攻击托洛茨基历史上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列宁主义的错误。关键是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实际上被看成是布尔什维克的异已分子，斯大林为代表的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绝对多数的布尔什维克派高举在全党能服众的列宁主义的旗帜，而这恰恰是托派的弱点，托派不仅在政冶局是弧立的，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是绝对少数，这场斗争是高举列宁主义旗帜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反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非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的斗争；托派发动的党内自由民主主义改造如果得逞，高层的绝大多数都会意识到将被托派的人取代，会使他们团结起来对付托派，而且中层、下层的当权派从而党组织更多的会跟中央委员会；最高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实际上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高军事委员会更大桯度上受制于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利用在根本上已形成雏型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能相当程度地动员全党的组织和全党的舆论工具。政治局、“三巨头（指斯、季、加）”主导的中央委员会利用这些对付托洛茨基反对派就占有优势。加上实际上并不懂政治或高估了己方力量的他，在列宁世逝后的一些不当行为和没有自知之明发表的抬高自己、贬损列宁的文章，引起党内普遍的不满。所有这些是导致托派大概率失败的原因。否则，葬送苏共和苏联国家就轮不到六十多年后的戈尔巴乔夫了，而是托洛茨基。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纪和苏联国防会议主席的职位上，并得到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绝对多数支持，把“社会主义多元化”、“民主化”和“公开性”作为“三大革命性倡议”，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势力、派别快速发展，使他很快无法通过遭到破坏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控制和稳定政局，直到倒台，导致苏共和苏联解体。但因为有震慑西方世界的超级核武力，还能留下现在的俄罗斯联邦。1924、25年苏联政治、经济局势，党内、国内矛盾、问题严重得多，更谈不上有震慑西方世界的超级核武力，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只是雏形，托
派这个高举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大旗的“左翼反对派”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起的反“党机关的官僚化”的“工人民主制”改革运动，如果得手，苏联解体会更彻底，托在1925年左右也会概率很大的死于空前的天下大乱，而不是1940年。
“大民主”争论的方式之所以没有大乱失控，是“三巨头”主导的中央委员会能团结绝大多数中委实现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列宁十大制定的坚决不允许派别活动这件武器，还得加上一些人说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１９２２年２月解散了契卡，另由内务部成立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行使原来契卡的职权。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转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它拥有比契卡更广泛、更专横的权力，它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越来越频繁地对党员进行干涉、调查，追踪和整肃党内的‘分裂分子’，它直接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活动”，加之使用自由民主主义为武器的托派在这场党内斗争中失败，终使这次的党内“大民主”没有成为不能遏制的大分裂。
1925年1月17—2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对托洛茨基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按照近似‘欧洲’式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按照‘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伪造共产主义。”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并认为“托洛茨基不能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十月革命”后苏俄党和苏维埃决定性的问题是遏制、反对和逐步克服党和苏维埃内严重存在的各种自由民主主义及其派别的破坏，并加强反腐败、官僚主义、特权，反资产阶级腐蚀、渗透，密切联系群众的整党治党的斗争。对当时的苏俄来说，只有搞好前者才能搞好后者，搞好后者也才能搞好前者，否则不可能战胜“白色恐布”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避免分裂，不断克服腐败和蜕化变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和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925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接近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大工业已达一战前的4分之3，国营和合作社营工业产值已占己占总产值的81%，私营工业产值只占19%。消费品的产值已达战前的三分之二。国营商品流转额占50%，合作社占25%，私营商业占25%。全国的产业工人增加150万，达到700万，但失业现象还设有消除。还有100万失业者。
在1925年12月18-31日举行了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又出现了斯大林与布哈林形成一派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依靠列宁格勒代表团支持的一派的矛盾，并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化了。列宁格勒代表团反对14大通过的决议。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重新考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同时在所有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取得胜利的论断，认为它不适合于帝国主义时代，认为它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取得胜利。原话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国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59年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
所以斯大林是继承和坚持列宁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方针。否认列宁是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发明者是对历史事实别有用心的歪曲。
代表大会批准了斯大林坚持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方针。会议关于苏联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决议成为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法律。
在代表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季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加从政治局委员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索科里尼科夫不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是加里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新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彼得罗夫斯基和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乌格拉诺夫。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投票通过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决议后，季、加硬说如果西方不暴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在苏联就建立不起来。这是根据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形成的错误立玚。因为这个理由，他们在临近“十月革命”时就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托与季、加的不同仅在于他认为夺权后再发动西方的革命。
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中央派多人前往列宁格勒解释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揭穿新反对派的反党活动。列宁格勒的党员集会非常热烈，97%以上的党员都拥护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代表大会闭幕1个月后举行的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撤消了季诺维也夫的领导，选举了以基洛夫为首的新的列宁格勒党委会。
因为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方针，苻合绝大多数党员的心理。
这应是十四次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取得的对托派决定性胜利后，在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与布哈林结成的新的中央“两巨头”与季、加“两巨头”的对抗，斯与布结成的新的中央“两巨头”，对季、加“两巨头”的胜利。
1926年夏天，托、季分子结成了以托的纲领为基础的反党联盟，所有被击溃的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的残兵败将，都参加了这个联盟。与党发生原则分歧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在苏联取得胜利的问题。
他们鼓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冲突不可避免，工农联盟一定要破灭，并力争派别和小集团的自由，撤消俄共十大通过的列宁关于坚决取缔派别活动的决议，竭力低毁党的机关，把它同党员群众对立起来。加上反对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方针，所有这些都是与斯高举的列宁主义旗帜格格不入。
1926年7月的中央全会争论达到激烈程度。但全会的决定加强了斯的阵地，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不久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
遭受挫败的反对派试图用斯大林的权势增长来利用布哈林派。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前夕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把托开除出政治局，解除了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不过他们像季诺维也夫一样，还是中央委员。这时中央委员会有63名委员和42名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的政治分量已大为下降。
从1926年夏季开始，托、季反对派不顾十大通过的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在各地举行公开或秘密的聚会，并在多个城市的党组织中建立地下派别小组。从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中的一些成员也加入托、季反对派，在各地散发秘密文件，召开秘密会议。1926年7月，就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召开之际，托、季反对派抛出了“十三人声明”，以“反对官僚主义”为大旗向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发动进攻。
1926年7月中央全会召开，托、加、季等人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当时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竭力为斯大林辩护，回击反对派，他由于争吵而疲劳过度，几个小时后逝世。由于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捷尔任斯基的支持，斯大林又一次战胜了对手。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
又是经过全党的“大民主”大辩论，联共布99%的党员投票拥护党的斯大林路线。原因如前所述，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方针，苻合党心。
1926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被免除，加上7月份已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季诺维也夫，至此托 、季、加三人均被开处出政治局。
1926年10月-11月举行了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认为托、季反对派是党内的孟什维克倾向，并警告，如再向孟什维克方向发展，就会被开除出党。
一系列的斗争胜利，斯大林在苏共中央的主导地位已经形成。
1927年5月25日，托、季反对派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八十三人政纲”。信的开头指责党的领导对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会实行不正确的政策。反对派认为万恶之源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但迫于形势，1927年8月8日托、季、加等给中央委员会写悔过书，这是1926年秋天以来的第二次。1927年苏联面临英国撮合的西方国家的战争威胁。斯大林不愿在国家受到战争威胁下与反对派彻底决裂。然第二次休战的时间更短。
1927年秋天法国开展了与苏联断交的运动。9月2日华沙又一次策划了暗杀苏联外交人员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托、季、加为首的十三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向中央提交了他们为党的十五大准备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纲领》草案，并要求9月15日-20日召开中央全会。
1927年10月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通过决定，把托、季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1927年10月，中央公布了例入十五大的各项问题的提纲，提交全党讨论。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党员72.4万人，而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4千人，不到1%。
1921年春的十大通过的坚决不允许派别活动以后的6年半时间，有纲领、有组织，甚至举行秘密会议、私自征收党费、出版自己的印刷品等等的派别活动仍相当猖獗，不断掀起党内群众性风浪，逼迫党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全党“大民主”争论的方式与反对派作斗争。
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那一天，托派分子打着他们的标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游行队伍中展开反党的示威游行。其口号是“执行列宁的遗嘱”，“把火力转向右边——对准畗农、耐普曼、官僚主义者”。游行变成一连串伴随着打架、对骂和相互抛物品的闹剧。
1927年11月14日中委会和中监委会联席会议决定把托、季开除出党。把加米浧夫、斯米尔加、拉科夫斯基、叶夫受基莫夫、阿夫杰也大等5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还有6人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
“自我批评——‘不顾情面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口号是当前的中心口号之一”。这是揭露破坏分子、投降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以及所有异已分子的手段。这是整党治党的又一次群众性政治运动。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与布哈林及其支持者的矛盾早就存在。为了对付托，对付季、加，再后是对付这两个集团的联合，而没有暴露出来。
在十五大上矛盾暴露。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时，布、李、托姆斯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马格拉诺夫反对把集体化作为党的基本任务。斯大林在代表大会后于1927年12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提出辞职是这一冲突的余波。但这个请求像以前一样，没有得到全会参与者的同意。
早在1919年3月18日-28日召开的八大上，根据列宁提出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原则，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就确定了把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变为全民财产，根据全国的统一计划把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统一起来的方针。
1926年12月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1927年12月斯又提出了“指令性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经济”其实就是高度统一的包括农业在内的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国家行政经济。布哈林则坚持继续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持工业化的尽可能快速度的发展。只有工业化的尽可能快速度，才能使国防力量尽可能快的发展起来，才能应对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可能的军事进攻，在发达资本主义强国的包围下求得生存。
1928年春天，关于农村政策的分歧再次暴露。布哈林认为，为了稳定，必须保留市场机制，而斯大林认为，继续使用那些至今仍是国家发展的基础的办法，既会使得一国建成不了社会主义，更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
布哈林代表的一派反对全线展开社会主义进攻，反对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反对向富农进攻，鼓吹阶级斗争息灭论和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承认集体农庄这种高级形式的的生产合作社是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只要通过供销合作社就能把农村纳入社会主义轨道，提出解放市场的自发势力，取消对富农经济的一切限制。
1928-1929年，他们多次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反对推行集体化的措施。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信，指出中央的许多措施是不符合十五大路线精神的。斯大林给他回信，警告布哈林“才真正迷失了方向”。1928年10月，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告诫大家防止党中央内出现右倾危险。
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了某经济学家的文章，他认为斯大林发展工业化“过分集中化了”。中央政治局长时间讨论了布的这篇文章。斯大林宣布布哈林是“机会主义者”，要求布哈林“停止自已那条阻碍集体化的路线”。
1928年11月，各地党组织纷纷致电中央，坚决要求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开除出政治局。
布哈林在1929年1月29日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的莫斯科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联合大会上，作了题为《列宁遗嘱》的报告，试图唤起人们对"列宁遗属"的重視，不指名地批评了斯大林的路线。其实"列宁遗属"对他并不利。
1929年4月，斯大林主持了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布在党内已经形成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集团”，会议决定解除布哈林《真理报》主编，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的职务，但斯主张仍保留他们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1929年4月举行党的十六次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十分重视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代表会议通过了清洗异已分子和脱化变质分子的决议。为此，1929年展开清党运动。群众性清党运动，使10%的“不良分子”被开除出党。
1929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会，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其他两人给以警告处分。
内战时期掠夺农民的粮食征集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新经济政茦只能是过渡，国内战争结束及以后相当时间，苏俄党和国家政权十分涣散，与中国刚解放时不可比，而且中国也是在稳定和发展经济、朝鲜战争胜利结束，三反、五反等运动，强化了党和政权的统一性和组织纪律后，政治经济形势一派大好，从54年初开始的。新经济政策或国家资本主义是党和国家政权十分涣散唯一能解危的办法。苏俄在国内战争结束的20年代初没有搞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这个条件是28年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一党专治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得到相当程度的巩固和相当程度的加强后才具备的。在此时，仍然坚持新经济政策，就不能尽快地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赢得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强加给苏联的战争，苏俄必被后来的希特勒德国打垮。
1930年6月26日-7月13日召开十六大。大会将反托派的斗争从反右倾升级为反苏维埃和反革命的敌我斗争的高度，将党内斗争上纲为阶级斗争。
托洛茨基主义的要害不是他的那个不断革命论，而是他的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画饼和以此来攻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摸式——其实是列宁—斯大林的政治模式——是官僚专制政治，在苏联党、政、军等各方面有巨大的诱惑力和煽动力。必须对潜在危害很大的一切自由民主主义势力、特别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旗号从内部来颠覆瓦解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实行坚决的清洗。
到目前为止的事实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资本主义强国从外部用武力搞掉的，而是被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自已内部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在很快的时间消灭的。斯大林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严重性，此时将对托的斗争升级已为形势所允许。
1930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撤销了反对派首领之一李可夫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同时撤销了他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被选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为了加快集体化的进程，一些地区发生强制集体化的现像，作为富农被剥夺财产的达农民的15%，被剥夺选举权的达15%—20%。有些地方跳过了劳动组合的形式，径直组织公社，强迫把所有的牲畜、家禽等等公有化。
由此造成农民不满和政府与农民的严重矛盾，得以使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积极活动起来，煽动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把牲畜统统杀掉，牛、猪、羊等大量减少，差不多都是在1930年2、3月杀掉的。
1932年冬至1933年春，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
激进、强制的农业合作化造成的严重挫折，得以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这些发动新的进攻，企图根本否定党的农业集体化的方针。
中央赶紧釆政了一系例纠正错误的办法。一些地方免强建立起来的“纸糊的”集体农庄垮掉了。
好在1932年工业高速度发展，工业总产值超过1928年1倍多，城市里的失业现像消失了。而1929年底，西方空前未有的经济大危机暴发。生产下降持续了三年之久，工业生产1932年降到最底点，美国工业产量几乎減少一半，德国减少40%以上。
1933年1月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一些人的攻击对象，不过，想把斯搞下台的不多。斯大林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承认了错误。 党内反对派的潜在势力发展了，但未能根本动摇斯对央央的主导地位。
在苏联人民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十分高涨的情况下，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召开十七大。
由于1928年以来工业化取得的奇迹般成就，使斯大林主导下出现的强制集体化造成饥荒的追责得以在十七大过关。
这次代表大会除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外国外，所有过去反对派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代表大会，而且都在会上认了错，更没有掀起反斯的风浪。但所有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斯大林得票较底。大会有表决权的1225名代表，斯的反对票数270票，另有说法是近300票。斯的潜在反对派的力量显然增强了。
新党章特别增加了关于党的民主和党的紀律这一章。在这一章里指出，自由而切实讨论党的政策问题，是每个党员根据党內民主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强调指出，党员和党组织的首要义务是维护党的统一。
农业快速好转并得到发展。饥荒的第二年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1934年联共（布）中央11月全会通过了关于废除面包和其他几种食品配给制的决定。如果农业不能如此快地好转，斯在党中央的主导地位很可能不保。
根据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没有出版说明和标价、800页的精装本，写到苏共1959年1月27日-2月5日举行的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由此估记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出版的送给中共的中文版）的数据——因为该书不大可能夸大斯大林领导下的成绩，从1917年11月到1937年，20年工业增长7倍，算下来平均速度超过7%。估计1917年工业大约只有1913年的一半。因此1937年工业是1913年的大约3.5倍。而新经济政策用了6年时间，到1927年工业灰复到1913年的水平。据此算，1928年到1937年这10年工业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3%。
该书说1937年苏联农业产值比1913年增长34%，其中种植业增长50%。
而1933-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除德、日外，经济长期萧条，仍没有从大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因此，这10年，苏联与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在斯大林路线下，加上西方的经济大危机，大大缩小了。
1934年12日， 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杀。由此审察更换党征的工作在1935-1936年进行。一些被认为是消极的党员被开除出党。
1936年8月19日至24日第一次大审制，季米特洛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判死刑。
随之展开了群众性的不断升级的大清洗、大肃反运动。
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协定”。西方相信德日要共同对付苏联。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37年1月30日，稀特勒宣布德国撤销凡尔赛和约的签字。英、法、美对德、日的扩张、侵略采取绥靖政策，企图将祸水引向苏联。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从西、东两面对苏联的侵略威胁已临头，严峻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复杂、严重的以阶级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和潜在危险结合起来，是促使联邦制苏联的斯大林急着用非常手段根除党、政、军内近二十年来形成的盘根错节的派别和山头，彻底清除党和国家潜在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实行高度集权专治而展开紧迫和过度的大清洗、大肃反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大审判是1937年1月23日-30日。13人判处死刑，他们在20年代党内斗争中曾支持托派。还有几人被判处监禁。
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第三次大审判是1938年3月2日-13日，布哈林、李可夫等19人被判死刑。其余的被判10年以上监禁。
领导十月革命到十二大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自然死亡5人，自杀2人，失宠被贬3人，被镇压15人。我算留下来仍是党和国家领导的算上斯大林只有4人，7名政治局委员，除列宁逝世和斯大林外，其他5人被镇压。这些被镇压的早前大多都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党藉，是反列宁，反在苏联搞社会主义，打着马列主义自由民主旗号，反列宁——斯大林政治模式，搞烂搞垮党和国家的各派别的头子。
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被捕，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处决。
受托派影响较大，有可能响应托派反官僚专制，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宣传，配合搞斯大林或策动搞军事政变的军队高、中层主官被清洗和处决的占比十分惊人。
来源于党史网的“目前的研究阶段, 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的是：采纳苏共中央1957年六月全会公布的数字, 即在1937—1938年逮捕150万人以上,其中681692人被枪决，在集中营、监狱和劳改教养营, 因各种原因还一共死去160084人。这样，被逮捕的人中遭镇压死亡和其它死亡的，总计841776人。
上世纪末，俄罗斯对前苏联档案资料进行解密，包括“大肃反”在内的整个斯大林时代被处决的总人数为78.6万。加上死在感化营和监狱的犯人和流放人，总共为96.3万人。注意，这些还包括了刑事案件的犯人。
“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引用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维克多·泽姆斯科夫的统计材料证明，从1921年到
1953年的30多年里，总共有约400万人（实际上是377多万人）因政治罪名被定罪，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约80万人被判处死刑（实际上是约78.6万人）。同时这位历史学家强调，有必要区分其中真正的罪犯和无辜者，没有证据表明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刑的这约400万人中，尤其是在被判处死刑的约80万人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引自红歌会网“历史”《关于斯大林搞“大清洗”的谣言是赫鲁晓夫命人编造的》】”
“对象主要是共产党干部和国家官员，目的是对官员和管理人员的活动进行严格约束，坚决打击犯罪和腐败，坚决反对那些因故意或疏忽对国家造成损害的人，镇压范围有重点而非漫无边际。【同上】”
“在“大清洗”时期，确实存在对无辜者的无理镇压和对应受到较轻惩罚的犯罪者惩罚过于严厉的状况，斯大林应对此承担责任。但久加诺夫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斯大林本人不赞成执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在清洗中的无理镇压、滥用职权等过度行为，对此还予以严厉斥责。20世纪30年代苏联国家安全机构领导人为这种过度行为付出了代价：叶若夫和雅戈达被追究违法行为的责任。和斯大林时期镇压的数据相比，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这些强调“民主”“人权”、大肆攻击“斯大林镇压”的“民主派”统治下，人口损失规模接近二战中遭受的损失。【同上】”
尽管列宁逝世前已在根本上确立了党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规矩，但党内“十月革命”及之前入党的老一代革命家大多是自由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与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的大一统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格格不入。苏共党内存在的自由民主主义倾向及由此形成的派别活在列宁逝世后仍十分严重，而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而理所当然。而帝国主义国家放纵的希特勒法西斯专制德国势力的迅速膨胀，使得来自党内各种派别、山头和自由民主主义势力冲击的，处于初期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巩固发展阶段，多民族的联邦制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巩固和发展党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和与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的大一统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尤其在西方的德国法西斯和东方的日本军国主义夹击的威胁下具有紧迫性。
由于像列宁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极为罕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高度集权、集中，弄得不好就会导制个人专权。斯大林的个人素质、思想作风，还有个人的某些历史过错——如强制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全国性饥荒，使得他靠自身人格、作风和本事的影响力，折服他人的能力，不能与列宁相比。况且，十月革命以后面对的国内战争的敌人是不统一、涣散和腐败的，与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统一和强大不能相提并论。
尽管1936年大肃反之前，对派别组织的斗争表面上看已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派别、山头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根子和势力依然存在，政治上倒台的前党的那些领导人物的思想意识或主义，特别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在党内仍有相当的影响，由于强制农业集体化造成的饥荒引起的不满，甚至还发展了，至少是潜在地发展。
由于是人类首创，加上是由自由民主主义大革命的发展而来，“十月革命”后的战争和革命不可能搞得很好，群众基础破坏的相当严重，潜在的反对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危机严重。特别是斯大林弄成的强制性农民集体化造成的饥荒，给斯大林已开始形成个人崇拜的领袖地位的潜在基础造成了重大破环。斯大林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的作风，使托洛茨基反斯大林独裁政权、斯大林特权官僚专制政治，鼓吹工人阶级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品，通过秘密渠道进入苏联境内，更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行政性民主集中制毕竞党的领导人是由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出，重大决定得通过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多数决定，是基于代表大会根据多数决定原则的集体领导，而且苏共的自由民主主义传统仍相当深厚，斯大林当时的影响力，威信，比中共建国后的毛泽东差一大节，且苏联当时的体制与中国的区别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并不直接领导军队，軍队和类似于武警的强力组织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军队中托的潜在影响力仍然相当大，没有建立起类似中共七大以后中央委员会有核心的领导体制，“民主”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有更多的人通过中央政府的任职直接介入强力工具的工作，其中有些是在党、政、军中有重大影响力、有根基、山头、派别的成员。党的总书不直接掌管军队和其它由垂直的行政体制组成的强力工具。政治局的多数以中委会多数，党、政、军和国民潜在——不敢公开——的不满为背景或依托，利用重大挫折或失败搞合法程序的政变较容易。
斯大林的政治命运面临潜在的危机，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光鲜。随着斯大林的倒台，基于社会各种政治矛盾、联邦制下潜在的民族矛盾，党內矛盾，和整个社会被压制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潜在势力，会在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中很可能暴发成自由民主主义的“革命”，在德、日西—东两面全面军事进攻下，亡党亡国不可避免。
纵使斯大林成为无冕之王也不能倒，清除派别和山头，清除自由民主主义的潜在势力，大大增强对其的遏制力，在当时的条件和情势下具有决定命运的紧迫性，爆发战争的危机已相当紧迫，似乎只有经过党內残酷斗争才能现实。
斯大林通过肃反终于矫往过正地使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基本建立起来，赶在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前建设起了有极高权威、从而坚强领导核心和严格组织纪律，基本消除了大的派别活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对苏联政治统治的绝对领导。
列宁逝世前已在根本上形成雏形、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主导的党中央不断发展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党产和这样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不仅是苏联共产党能领导苏联人民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而且更是苏联能挺过战争初期遭到的非常严重的失败而不被打垮，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嬴得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和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至此以后，到戈尔巴乔夫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苏共再也没有出现过有组织、有纲领的，从党中央内向全党掀起，可能造成颠覆性后果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风浪。
1938年7月，日本同德国签定反苏军事同盟。7月30日8月初发生日本进攻苏联的“张鼓峰”事件，日军被打败。8月11日日苏签定停战协定。但不到10天，8月20日日军又向苏蒙发起更强大得多的进攻，战到8月底，日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在此战激烈进行的8月23日，苏德签定互不侵犯协定。日本有被出卖的感觉。不久，日苏签定诺蒙坎协定。
这样，苏联粉碎了英、法、美驱使德、日两面夹击苏联的图谋。德首先进攻的是西方，日转向进攻英、法占有的东南亚和偷袭珍珠港，才有美支援中国的抗战和对德、日的宣战。否则，美、英、法势必会支持德、日侵略苏联的战争。
1939年3月10日-21日召开党的十八大。斯大林在关于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他又说:"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斯大林已意识到发动群众性大规模清洗和肃反运动搞得过度、过头，新党章取消了大规模清党的做法。
斯大林成了犯有严重肃反扩大化错误的苏共和苏联的拯救者。苏联如果灭亡，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决不会成功，更不要说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因此，说斯大林是犯有严重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拯救者也不为过。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起“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动用550万大军，全面进攻苏联。苏联的兵力大约有五百万，分散在苏联辽阔的土地上，西线的苏军只有268万。德军达成战役突然性，苏军全面大规模大纵深潰败。
6月，斯大林任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
经过四年迄今为止人类空前规模和残酷的战争，苏联赢得了胜利。
“二战”胜利后的1946年2月举行全苏最高苏维埃选举。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改名为部长会议，斯大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只用了三年时间，194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战前。
第四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的任务用四年零三个月就完成了。1950年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73%。我算1949和1950年两年工业总产值比1948年累计至少增长50%，年均递增近23%。
战争时期党内民主集中的民主有所缩小。进一步发扬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对于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有重要意义。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定期举行党员大会和委员会会议，党机关在党章规定期限内作工作报告和进行选举。
然而，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在某些情况下还受到限制，还有命令主义成分，集体领导原则还遭到破坏。
1952年10月，召开十九大。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业生产增加70%。
但战后苏联的农业生产搞得不好。
十九大，斯大林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大会宣布由苏共中央主席团代替中央政治局，主持日常工作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由9人（斯、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卡网诺维奇、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和布尔加宁）组成。
十九大不久，1953年3月5日，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逝世。
列宁、斯大林，是创造人类最新形态文明的苏共的领导者。
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谓民主就是无产阶级发展到占人口大多数后通过自由民主主义或竞选政治实现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而俄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主张私有制，搞民主必然是搞私有制，所以苏共必然搞专治，从而必然是官僚阶级专制。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民党对苏式政治模式是否定的。这是西方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派别和托派对苏联和中国主要指控的内容，一直到今天还在以各种形式不断翻炒。这些“左”派与现代的资产阶级右派恰恰在自由民主主义政治这一点上汇合在一起。由于在共产党内外有广泛和深厚的诱惑力，自由民主主义是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最致命的武器。
巴黎公社革命和苏联革命的经验教训是，工人或其政党建立的政权是自由民主主义的，不可能夺得政权，就是夺得政权还不等脱化变质就会失败。
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到多么高的程度，“自由民主”的工人政党，加“自由民主”的国家政治，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在实践上绝对不可搞成社会主义，只能失败，演变成资本主义，因此，自由民主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只能是谬论。
列宁主义是基于实践基础上创立的，由斯大林继承、巩固、发展而基本成型的。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是：1、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必须是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2、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一党专治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苏维埃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只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才可能实现政治统治的人民主权或民主，而不能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巴黎公社式的，工人农民及其它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一党专治的民主集中制的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才可能嬴得自己的解放；3、工农联盟，农民这个同盟者只能在苏式政治模式下实现，不能在自由民主主义或竞选政治下实现，那怕是只有工人阶级和下层农民阶级拥有选举权的竞选政治；4、一国，而且是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落后、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俄国也能单独搞社会主义革命。这4点是马克思主义设有的，有的甚至是与其相违背的。
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上是指出工人阶级造反有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列宁主义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列宁、斯大林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开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主义。只提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或者用马克思主义掩盖列宁主义，就是抹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主义，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的政治统治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专治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则是列宁主义在实践上创造的最关键的部分。
只能用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专治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才可能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实现政治统治的人民主权或民主，革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和其它压迫和剥削阶级，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产主义。
列宁领导的苏共开创，斯大林领导的苏共继承和发展的这种国家社会模式，是迄今为止，也是在看得见的将来，人类最新形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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