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 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 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但国民党政府仍妄想凭借长江天险, 封锁南北各路交通, 企图“划江而治”。由于国民党当局人为地切断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联系, 人民不能往来, 物资不能交流。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工业城市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民族工商业深受燃料、原料短缺的困苦, 加上失去了北方广大的市场, 已朝不保夕, 奄奄一息。中国的航运业也遭受沉重打击, 被迫缩短了航线。人民群众也深受亲友音讯断绝、骨肉难以团聚的痛苦。所以, 一场要求国统区和解放区实行通邮、通航、通商的斗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及时响应、支持和推动了这场斗争, 使国民党政府的禁令被冲破, “三通”得以实现。
国统区的“三通”呼声得到共产党的积极回应
1948年秋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伟大的战略决战, 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迅速解放了东北全境和华北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11月27日, 国民党行政院通过了《匪区海上交通经济封锁暨处理截获匪资办法》, 对解放区及其港口、海岸进行严密封锁。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和国民党政府的威胁, 我国各私营轮船公司被迫缩短了航线, 使原已薄弱的中国海运力量重临崩溃的境地。由于南北物资交流和贸易的渠道被切断, 上海民族工商业濒于破产, 工商界急切地盼望国民党政府取消禁令, 实行南北通航, 进行物资交流。
1949年1月1日, 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 宣布“引退”。上海4个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海外联营处, 即日致电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说明通航华北的重要性。全国船联会派代表于1月11日赴南京, 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准许国内航商前往华北各重要口岸, 维护我国的航权。全国船联会代表12日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详细商谈, 孙科起先表示颇感困难, 代表认为政府准许通航华北是表示政府的和平诚意, 孙科这才认为“原则可行”。
1月21日, 驻在上海的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中国轮机师总会、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淞汉区引水公会、中国船舶无线电员总会等5个高级船员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 通电蒋介石与毛泽东, 电恳外国船舶“不得在本国两港埠间承运客货”, 请准中国商船“行驶全国任何口岸, 以维我航权的完整与一百数十万吨商船的生存”。同日, 蒋介石宣告正式“引退”, 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翌日, 李宗仁发表文告, 表示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 南京、上海一时和谈气氛高涨。5个高级船员团体建议上海航商派“维护航权”代表船1艘前往天津, 电请国共双方切实加以保护。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决定组织统一配运机构, 指定船舶行驶华北航线。
1月26日, 全国船联会理事长杜月笙、沪会理事长魏文翰, 致电中共北平市长叶剑英并转毛泽东、周恩来, 说明维护航权及恢复华北航运攸关民族利益与民生经济的重要, 并表示拟即派代表赴北平谒陈通航办法。同日, 全国船联会召开会议, 决定委派魏文翰、张庆相 (招商局天津分公司经理) 、沈琪 (全国船联会秘书长) 等一行4人, 飞往北平接洽通航事宜。但因为致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电报无法投递, 退回原处, 故暂缓去北平。
1月28日, 全国船联会与开滦矿务局经过协商, 准备用30万袋面粉交换10万吨滦煤,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同意“准予试办”。2月2日, 5个高级船员团体发表《为促请完成华北通航宣言》, 希望国民党政府“应无条件地允许国轮通航华北, 以示尊重国权高于一党利益的雅量”, 希望中国共产党“应于国轮到达之处, 加以保护”。2月7日, 杜月笙、魏文翰致电中共中央, 拟派“大上海”、“唐山”两轮北上, 以30万袋面粉交换10万吨煤, 并称“愿以最大的热忱, 恢复交通, 以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 而保障整个民族利益”。
2月14日,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杜、魏, 表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的发展, 极为重要。对二轮北驰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 并“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 指出“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 纯系报纸造谣, 先生等不应置信”。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通航的态度和立场, 上海航业界、工商界闻讯极为兴奋。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大事, 为了引起全党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还在2月15日发出指示, 强调“对此事不应采取消极态度, 而应看作是一件大事去做”, “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 都应当允许他们先在北平、天津、秦皇岛恢复通航, 并做到通邮、通电、通汇, 对于检查不可过严”;对付特务, 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工作方面去取得成绩, 而不是从限制交通、通讯方面去取得成绩。中共中央责成“总前委”及董必武、薄一波、彭真、叶剑英共同负责研讨, 并提出具体办法以报中央批准。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叶剑英的指示, 指出:“杜月笙这次主张通航, 就是为人民办了一件有利的事。”对杜的方针, “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 “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
中共各级组织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 积极开展工作。中共航运支部书记多次与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负责人金月石接触, 宣传中共发展航业的政策, 并派专人护送金到天津, 参加南北通航的谈判。后来金月石在北平发表广播谈话, 号召南北复航。共产党员金山在航运业、纺织业资本家中积极活动, 劝说他们不要南撤, 并以全国船联会理事长代表的身份直接参加了通航谈判。
国共两区间“三通”的初步阶段正式完成
在争取南北通航的同时, 争取通邮的活动也在积极进行。
自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 国统区与解放区长期交通阻塞, 邮路断绝。到1949年1月, 原国民党政府划分的全国36个邮区, 已有长春、辽宁、锦州、山东 (青岛除外) 、河南、河北等6个邮区整个断绝通邮;山西、北平2个邮区仅存管理局;江苏、安徽、湖北、陕西等邮区的局部地区也已邮路不通。而解放区的邮政局相继恢复, 自成系统。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两大区域邮路阻断, 人民彼此音讯隔绝。1月7日国民党政府的邮政总局承认:寄往解放区的邮件越积越多, 短期内无前转希望。1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 指出邮政是具有超然性的, 任何原因都不能取消或限制人民利用邮政的权利, 人民有通信的自由, 为近世文明国家宪法所规定。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执行“戡乱”政策, 通邮即“通匪”, 因此谁也不敢冒此风险。蒋介石“引退”后, 李宗仁开始执行“谋和”, 这使通邮有了一线希望。而北平已签订的“休战协定”中有一条规定:邮政、电信不停, 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这也为南北通邮敞开了一扇大门。
在这种形势下, 1月22日, 上海邮务工会理事长王震百率先发表声明, 促请邮政当局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实行国共两区通邮, 并建议暂以青岛作为双方信件的交换地, 以后再扩展至全国。同日, 上海市商会也电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暨交通部, 要求“妥筹通邮办法, 从速见诸实施”。1月24日, 上海电信局局长郁秉坚发表谈话, 主张国共双方在和谈前夕, “应先恢复邮电交通, 以作双方通讯的桥梁”。
经过大众的呼吁和舆论界的鼓吹, 各界有识人士的多方奔走, 邮政当局的积极推动, 1月26日, 国民党政府召开政务会议, 正式通过“国共两区通邮问题”, 决定“准予试办”。1月27日, 中国航空公司派飞机试飞北平, 上海邮政管理局即把200公斤航空信件托运往北平。1月28日起, 上海恢复收寄天津平航信。上海邮政管理局试办国共通邮颇有成就, 初步成绩尚称满意。因此, 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急电江苏、安徽、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湖北、山西等省邮政管理局, 令各地“因地制宜”, “就地设法通邮”。
由于邮政当局仅与中国共产党地方上联系, 尚未征询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的意见。于是, 2月中旬, 邮政当局委托先后北上的航业界代表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代为接洽。2月12日, 魏文翰与航业界代表姜克尼等随满载面粉的“大上海”轮北上。18日到达秦皇岛, 19日抵天津会见市长黄敬, 20日到北平。21日, 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宴请魏、姜一行, 初步交换了意见。代表们还同人民政府农业部长宋邵文、北平市长叶剑英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对航权的维护、物资交换的种类、秦皇岛以外港口进出货物和旅客的检查、航行安全标识的设置、引水人员的配合、船员登岸的手续, 都详细交换了意见, 并决定在天津成立“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天津船舶统一调配委员会”, 负责华北各港口船舶进出口处理事宜。关于通邮问题, 航业界代表与天津邮政局冯 树璋也已 谈妥。“大上海”轮于2月23日载煤4800吨回到上海, 完成首次商业通航。航业界代表于3月2日第二次前往天津, 3月6日乘“大上海”轮返沪。
国民党政府中的主和派、新桂系军阀以及上海的资产阶级, 这时也正在推动与共产党的谈判。2月13日, 由李宗仁指派的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邵力子4人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 作为和谈的前导, 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飞往北上, 途经青岛, 于14日到达北平。杜月笙特地派自己的“得意门生”金山随代表团前去商谈通航问题。而金山实际上是中共党员, 中共党组织通过他, 掌握了代表团的底牌。15日, 叶剑英会见并宴请各位代表, 金山去天津协商南北通航问题。22日, 颜、章、江、邵四老前往石家庄会见毛泽东, 并与周恩来会谈两次, 在和谐的气氛中, “对于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及通邮诸问题, 广泛地交换意见”, 中国共产党同意恢复国共区域间的交通及邮政, 通航、通邮原则上已没有问题。
3月1日, 历时9天的华北解放区与上海间的通航谈判圆满结束。同日, 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区战时船舶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中国轮船向华北区航政局申请, 经核准发给许可证, 即可在外埠与华北区各港埠停、驶;轮船以载运货物和旅客为限, 不得运违禁品;船员登陆后须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等等。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也批准了10艘轮船轮流驶往秦皇岛。虽然淞沪警备司令部作了苛刻限制, 下令全国船联会:凡华北往返船只开航前与靠岸前, 必须报请军方检查后方准开船与靠岸;船员名单呈报军方审查;未经核准的旅客, 概不准搭载;船员私人物品须受检查与限制, 严禁带“金元券”来上海。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禁令毕竟被打破了, 上海航业界代表的使命获得了巨大成功。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宣布:“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 正在同我们拉关系, 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至此, 国共两区间通航、通邮的初步阶段, 已正式完成。
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单方关闭了“三通”大门
随着上海巨轮穿梭往返, 北煤源源南运, 上海的煤荒渐见好转, 给处境岌岌可危的上海工商界带来了生机。工商业资产阶级不满足于此, 他们迫切要求“扩充易货范围, 由燃料而推广于工业原料及必需成品”, “酝酿一项自救运动”, “促成两区广泛的物物交换, 藉使货畅其流, 各得所需。”徐、淮等地商界与上海、南京工商界联系, 定靖江、裕溪口为交换口岸, 以江北的煤、棉、黄豆、小麦与江南交换新药、棉织品、电器、糖以及工业品。
1949年3月17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及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理事长王晓籁, 致电国共双方李宗仁、何应钦与毛泽东、叶剑英, 提出实行南北通商, 使“货畅其流”对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性。同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颁发布告:凡给解放区或国统区偷运物资者, 一经查获, 船舶击沉, 物资没收, 人犯就地枪决。江防部队如有擅自私放物资渔利者, 不论官兵, 一律就地正法。
为了促进和管理南北通商及与香港等其他地区的贸易, 华北人民政府于3月17日成立了对外贸易管理局, 机构设于天津, 同时为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 繁荣经济, 便利人民汇兑, 决定让北平、天津与南京、上海、武汉及其他尚未解放的城市通汇, 并颁布了《华北区区外汇兑暂行办法》。但国民党政府方面, 对通汇根本“未作此准备”。
上海市工业会评议会3月22日开会认为“华北通商为挽救当前上海工业危机惟一要图”。3月23日全国船联会特邀各界举行会议, 讨论南北物资交换问题, 各工商业代表一致认为要挽救目前工商业危机, 只有恢复南北通航、通商。3月27日, 上海市商会、市工业会及市轮船公司举行联席会议, 通过了《南北通商草案》, 成立了“交换物资管理委员会”, 并派刘鸿生等赴南京, 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通过《南北通商草案》与《交换物资管理委员会组织章程》。上海市工业会还拟定了货运的种类:上海北运货物分纺织、食物、化工、机电、日用品5大类, 华北南运货物分农产品、矿产品、林产畜产海产品、工业品及手工品4大类。
杜月笙以上海工业会理事长的名义, 再次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呼吁南北通商刻不容缓。中国共产党方面很快就表示同意扩大南北交换物资的范围。王晓籁和杜月笙等还收到了华北人民政府外贸局负责人的复电, 复电指出:保护民族工商业乃解放区的既定政策, 对国产货物“免征进出口税”。随着4月17日“大生”轮返沪, 以30万袋面粉交换10万吨煤的南北第一期粉煤易货合同额满, 随即签订了第二期交换合同。为了促进南北通商, 上海市工业会、市商会、船联会决定成立南北易货联营处筹备委员会, 杜月笙为主任委员。4月20日, 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孙越崎在上海举行茶会, 招待上海工商各界领袖, 表示可继续以南粉交换北煤, 对南北易货, 主张不必限制太严, 由人民自由贸易。
正当全国人民翘首以待和平能早日实现, “三通”能进一步扩大时, 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国共和谈破裂, 国民党军方下令封锁了长江南北航运, 发现船只立予击沉。4月27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广州举行第五十六次会议, 议决“对中共区邮电汇兑一律停止”, 国共南北间的首次“三通”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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