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免不了波澜起伏，但总有人能够在泥泞中吟啸徐行，烟雨任平生。苏轼，就是这样的人。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皆名列“唐宋八大家”。著有《东坡全集》100 多卷，存诗2700 余首，词340余首。谈起中国古代文学史，苏轼是如高山仰止般的存在。唐有李白，宋有苏轼，可以说，他们二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耀眼的星辰。
“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焉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大事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1月第2版，第550页）这段文字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所书笔记。此处引语见苏轼的《颜乐亭诗并序》，“必于其小焉观之”，苏轼原文为“必于小者观之”。时年未满20岁的毛泽东所写下的这段笔记，是现存可考的他关于苏轼的最早记录。苏轼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这样一位中国古代传奇人物，在毛泽东的心中究竟是怎样的“不同凡响”呢？
一、文心相惜：“苏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
作为中国诗词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家，苏轼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在诗、词、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丰富思想、独特风格和艺术特色，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首先肯定的也正是这一点。
1956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南方各省作调查，从广州来到长沙。在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人的陪伴下，毛泽东登上了湘江的一艘小汽轮。阳光普照，波光粼粼，汽轮在江面上徐徐行驶。毛泽东触景生情，不禁吟诵起苏轼那首著名的《前赤壁赋》：“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趁着诗兴，毛泽东说出了他对于苏东坡文学成就的一段重要评价：
苏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长于词赋，有许多独创，“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宛转绸缪之度”。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千古绝唱。然而此人政治上坎坷不平，宦海中升降浮沉，风云莫测。因此常寄诗清风明月，扁舟壶酒以消情。（《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4-45页）
毛泽东这段关于苏轼文学成就的评价，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点，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盛赞：“苏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长于词赋，有许多独创，‘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宛转绸缪之度’。”毛泽东为何称苏轼为“宋代的大文豪”？又为何说他“有许多独创”？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苏轼为中国文学史作出的杰出贡献。首先，苏轼“以诗入词”，大大开拓了词这一文体形式的书写范围。词在晚唐五代和北宋初年开始流行时，其写作题材较为狭窄，大抵摆脱不了男子写闺情的传统范式。但至苏轼，其写作题材得到大大丰富，举凡山川景物、农舍风光、感旧怀古、纪游咏物等向来为诗人所涉及的题材，他都引入词中，即所谓“以诗入词”。这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也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其次，苏轼开创了豪放派词风。至苏轼，于婉约之外，另立豪放一派，使豪放与婉约并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在评论中所引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宛转绸缪之度”，出自胡寅《酒边词序》，其原文为“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其所称道的正是苏轼在词风上所作的贡献。最后，苏轼还对词的写作方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了创新。特别是在词的语言上，苏轼打破了传统花间词对繁复浓艳语词的使用习惯，援引口语入词，清新自然，易于传播。苏轼不仅自创了一些词调，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音律限制，赋予词作一定创作的自由度。以上三点，可以窥见苏轼为词这一文学形式所作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宋代的大文豪”。
第二，苏轼的代表作品。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提到了苏轼的著名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称赞“《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可以说是苏轼豪放派词风的代表作品。这首词借古抒怀，雄浑苍凉，表达了人生旷达之慨。这首词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上阙写景，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集中到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上，下阕从历史回归现实，抒发人生易老，应襟怀旷达的人生感慨。全词气象磅礴，格调雄浑，后人称“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语，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兴趣偏于豪放的毛泽东，自然会欣赏这篇千古绝唱。
第三，苏轼的生平。毛泽东品评古代文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知人论世”。毛泽东在这段评论中说“然而此人政治上坎坷不平，宦海中升降浮沉，风云莫测。因此常寄诗清风明月，扁舟壶酒以消情”，体现的正是“知人论世”——将人物生平与人物作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他少聪慧，22岁中进士。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又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被贬黄州。哲宗时召回为翰林学士。绍圣初年，新党再度执政，又被贬惠州，后远徙儋州。徽宗即位，迁徙廉州、永州。会大赦，得北还，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夏卒于常州。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正是在这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中，苏轼逐渐对人生有了更多的彻悟，他“寄诗清风明月，扁舟壶酒以消情”。“此处安心是吾乡”的旷达、淡然，成为他的人生底色。
毛泽东的评价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却涵盖了苏轼的文学成就、代表作品、生平事迹这三个最重要的方面。而湘江边上的这次触及心扉的吟咏与称颂，也是文人毛泽东与文人苏轼跨越千年的文心相惜。
二、文脉相承：“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不仅称赞苏轼的文学成就，他本人的文学创作也深受苏轼影响，并在继承苏轼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扬与超越。
据统计，毛泽东手书或圈画过的苏轼诗词至少有20多首。其中，词作至少16首，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洞仙歌·冰肌玉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江城子·别徐州》《行香子·丹阳寄述古》等；诗歌至少5首，包括《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晓景二首》《饮湖上初晴后雨》《赠刘景文》等。1949年5月5日，毛泽东邀请柳亚子到双清别墅共进午餐。他们谈到南朝诗人谢灵运的《登池上楼》、隋朝诗人薛道衡的《昔昔盐》和北宋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等诗，对其中的“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名句颇感兴趣，毛泽东还将上述名句书写在柳亚子的《羿楼纪念册》上。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苏轼诗词是十分熟悉和喜爱的。
正是基于对苏轼作品的熟悉与喜爱，毛泽东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中才能娴熟地运用苏轼诗词，并赋予它新的魅力与生机。
在此，以毛泽东的代表作《沁园春·雪》与上文提到的毛泽东眼中的“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对毛泽东对苏轼诗词的继承与超越作一简要分析。
《沁园春·雪》写作于1936年2月，毛泽东于1945年10月抄赠于柳亚子。这首词是毛泽东诗词中的辉煌篇章。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他的胸襟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他放眼千里万里，骋目长城内外，视通千载万载，使词章呈现出一种雄视千古的豪迈风格。
对比这两首词，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从继承这一层面而言，毛词在题材、词风、章法上与苏词有相似之处。在题材上，这两首词都是借古咏怀，以重要历史人物入词，展示词人的胸襟抱负。在词风上，两首词都是典型的豪放派风格，具有慷慨豪迈、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在章法上，基本结构都是写景——过渡——怀古——抒情。苏词先描绘“大江东去”的壮丽景色，继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承上启下，然后以“遥想”转入缅怀周瑜这一历史人物，再以“故国神游”引发抒情作结。毛词先描绘“北国风光”的壮丽景色，继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承上启下，然后以“惜”转入评论秦皇汉武等五位古代帝王，再以“俱往矣”引出抒情作结。两首词的章法结构具有一定继承关系。
第二，从超越这一层面而言，毛词在表现形式和思想境界上发扬并超越了苏词。在表现形式上，毛词中的山川景物更显壮阔豪迈，时空穿透力更具历史纵深感。苏词主要描写了赤壁古战场，其聚焦于一点一线，而毛词在视野上放眼“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千里”“万里”，空间更为辽阔，气象更为雄浑。苏词在历史空间上主要聚焦于评价三国时期历史人物周瑜，而毛词立足的时间点则更为深远，上至秦皇下至成吉思汗，贯穿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几位封建君王，更具有历史纵深感。在思想境界上，毛词整体基调更为昂扬向上。面对“风流人物”，苏词是仰视与艳羡，最终发出的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慨，虽有旷达，但更多的是与自己和解、与人生和解的无奈；而毛词则是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作结，展示的是一种自信与奋进的人生姿态，其思想境界更为激昂。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语词、语句、意象上对苏轼诗词也多有借鉴。
在语词上，《贺新郎·读史》“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中的“弯弓月”，出自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句。《菩萨蛮·黄鹤楼》“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句中的“酹”字，出自《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句。苏词的“酹”落笔苍凉，为人生而自解自慰，毛词的“酹”则刚毅执着，是为革命洒下的祭奠酒与壮行酒。
在语句上，《念奴娇·井冈山》“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中的“江山如画”，出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贺新郎·读史》中的“有多少风流人物”，《沁园春·雪》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都出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千古风流人物”。《贺新郎·别友》“过眼滔滔云共雾”，化用苏轼《吉祥寺僧求阁名》“过眼荣枯电与风”句。《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化用苏轼《和秦太虚梅花》“不如风雨卷春归”句。《七绝·刘蕡》“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中的“万马齐喑”，出自苏轼《三马图赞并引》“振鬣长鸣，万马齐喑”。
在意象上，《七绝·观潮》“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中的“雪花”，化用苏轼《望海楼晚景》“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都以“雪花”形容潮水。《七律二首·送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中的“红雨”，化用苏轼《哨遍·春词》“任满头红雨落花飞”，苏词用“红雨”形容落花，毛词则喻指桃花。
“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毛泽东是打破一切又创造一切的革命家，他又是在古典与传统中遨游的诗人。他对于苏轼诗词的娴熟引用、化用与借鉴，正是一位诗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最好的礼敬。
三、师其妙法：“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
毛泽东品评苏轼，没有仅仅停留在苏轼的文学成就上，而是进一步学习和借鉴苏轼读书治学的方式方法，并将其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毛泽东赞赏并运用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
毛泽东曾两次评价苏轼的“八面受敌”法。
第一次，是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他说：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第二次，是毛泽东在读到《明人百家小说》中一段涉及苏东坡的文字时写下的批注。引发毛泽东思索的这段文字是：“有人问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毛泽东对此写道：
此法好。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8页）
关于毛泽东认为苏轼是“唯心主义者”的这个看法，我们先按下不表，本文第四部分将有专门论述。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毛泽东为何赞成又是如何运用“八面受敌”法的？
首先，什么是“八面受敌”法？
“八面受敌”法是苏轼读书治学的一种方法。“八面受敌”原出自《孙子兵法》，是一种战略思想的名称。它说的是，如果在行军打仗时突然受到敌人的包围，或者遭遇八面围攻，那么一定不能分散兵力，八面出击，而是要集中全部精锐力量，突击一面，然后再突击另一面的敌人，逐个击破。苏轼把这种战略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引申到读书上来，提炼出了一种读书方法，即“八面受敌”法。他认为，各类书籍浩如烟海，繁复博杂，一个人如果想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都掌握，所有的问题同时解决，由于精力有限，其结果必然是千头万绪，什么问题也解决不好，最终一事无成，这正如八面受敌时去八面出击一样。他倡导，读书时把一部书按内容分成若干项目，每次只集中精力学习、研究、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在分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达到融会贯通，这样一本书便能读“厚”。
苏轼在《又答王庠书》中曾经详细地说明了这种方法，他说：“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他在阅读《汉书》时，就运用了“八面受敌”法。苏轼分别从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等方面阅读《汉书》，最终将其精髓了然于胸。毛泽东在阅读到这段文字时，对于此种方法十分赞同，因而评价“此法好”。
◆毛泽东正在阅读当日的《人民日报》。
那么，认为“此法好”的毛泽东，又是如何将其运用到革命实践中的呢？
毛泽东认为，这一方法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面受敌”法。他在1941年的这段文字中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毛泽东从“八面受敌”得到启发，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方面深入，进行“四面受敌”，从而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毛泽东在这里还提到了“分析而又综合”的方法，实际上与“四面受敌”法意涵相似。即带着问题，从不同侧面分析具体事物，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才能得出最恰当的结论。而毛泽东所提出的这四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对于分析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适用。
毛泽东能从浩瀚史书中发现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可见其对于苏轼生平及作品的熟悉；而他还能将这一方法巧妙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中，更见其作为一名政治家的远见与卓识。
四、独辟蹊径：“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
毛泽东在上述评语中，谈到了一个很少有人谈及的问题，他说：“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价历史人物，是毛泽东阅读史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评价苏轼这一问题上，他再次运用了这一独特的方式方法。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说苏轼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一回答。
第一个方面，是苏轼的政治言论与见解。
首先，我们需要回到的是毛泽东曾写下的另一段评语。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马周传》时写道：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这里，毛泽东称赞了马周给唐太宗的上书，同时夸赞了贾谊的《治安策》，批评了苏轼上神宗皇帝的《万言书》。“纸上空谈”，正是毛泽东认为苏轼是“唯心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毛泽东为何称赞马周和贾谊的政见，而批评苏轼呢？我们可将三者进行一一分析。
◆毛泽东在读书。
先来看贾谊的《治安策》。贾谊是西汉文帝时的博士，每次奉诏讨论问题，他都才思敏捷，对答如流。《治安策》是贾谊写给汉文帝的一份资政报告。在《治安策》中，他陈述了自己为之痛哭、流涕、长叹息的九个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主张，猛烈地抨击了当朝权贵们掩盖矛盾、歌功颂德的错误做法。《治安策》是贾谊深刻观察社会，冷静分析现实，认真解剖时弊而提出来的治国良策。他由古及今列举种种事例论证，又能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分析，文章有情有理，有据有力。毛泽东曾在《致田家英》（1958年4月27日）的信中称赞：“《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97页）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之“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再来看马周的上书。马周，是唐太宗时期的肱股之臣。毛泽东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马周传》中，留下许多圈画与批注，对马周才德极为赞赏。马周在这封上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建议切中时弊，符合实际，针对性强，对治国、富国、强国皆有实效。其在奏折中向唐太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主要有：一是建议唐太宗勤俭治国。他总结夏、商至晋、隋历代统治天下的经验教训说：“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明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退长，而被乱不作也。”二是建议唐太宗关心百姓苦乐。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三是建议唐太宗封王赏功要得当。他认为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关于分封诸侯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认为对诸王和功臣，不可 “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四是建议唐太宗加强基层选拔。他强调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马周这种加强基层政权的主张十分英明，也是毛泽东赏识之处。
最后来看苏轼的《万言书》。从上述贾谊和马周的政论中，可以看出，他们针对的问题都是当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和隐患，均切中时弊，说理透彻；而提出的建议，也都具有清醒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家远见。反观苏轼的《万言书》，则趋于保守。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万言书》，指的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所写的《上神宗皇帝书》，其文长达一万六千余字。苏轼上书建议皇帝“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不要急躁地全面推行新法。这一上书之所以被毛泽东认为是“纸上谈兵”，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苏轼在政治观点上倾向于保守，主张政策要贵清静、崇简易，追求 “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的境界，反对率尔更张，大动干戈。上书还对毛泽东所比较赞赏的商鞅、贾谊等人物颇有微词，指出商鞅变法“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结果使得秦国虽得天下，但旋踵而失；而贾谊建议汉文帝以单于为属国，“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文帝幸好未听从其说，否则将大启兵端。这些观点与毛泽东推崇法家、勇于图新的政治思维与政治风格大异其趣，因而对之作出负面评价，亦在情理之中。此外，由于苏轼早年得志，对社会实情了解不深，一些议论国事的文章，往往多是引经据典，泛泛而谈，多书生之见。但毛泽东对于苏轼政论文也并非全部贬斥，他在《读〈古文辞类篡·苏轼徐州上皇帝书〉批语》中写道：“言科举无用。”此处毛泽东对苏轼政见持肯定态度。毛泽东对苏轼政论有褒有贬，是理性客观的，这也与他所一贯秉持的“一分为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相契合。
◆毛泽东在庐山。
第二个方面，是苏轼的佛老思想。
苏轼一生受佛老思想影响比较深，他在诗文创作中，表现出明显的佛老倾向。也正是佛老思想的影响，使他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能够表现出较为豁达的人生态度。但是，这也使他成为了今人看来的“唯心主义者”。
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对苏轼的评价，既与苏轼的政治见解相关，也与苏轼的人生经历相联。“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可以说是独特而又新颖的。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晚年评述自己一生的诗句。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三遭贬谪之处。然而，这三地却成为苏轼认可的平生功业，成为他一生的注脚。正是挫折和低谷，塑造了他，完整了他，让苏轼成为了苏东坡，成为了千年后历代文人都无法企及的文学艺术高峰。同样也是在挫折和低谷中，作为诗人政治家的毛泽东一次次无畏奋起，一次次书写下动人诗篇，一次次找寻到人生的意义、中国的出路。行文至此，不禁浮想，如若问起平生功业，毛泽东自己又会给出怎样的人生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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