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发挥国有企业现代化骨干动力作用

　　内容提要 现有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充分发挥，而国有制的优势动能尚未充分展现出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高质量发展在经济体制方面最有潜力、最需攻关的新动力就是国有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对此可发挥的作用是：宏观经济的有力稳定器、制度优势的经济基础、国家安全和经济内循环的中流砥柱、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发挥国有企业现代化骨干作用必须有效落实习近平关于做大国企国资、加强国有企业地位的思想，为此需要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如促进国有资本积累速度大于私人资本积累速度，尊重商业银行按其经营原则对国有企业分配贷款，国有经济至少与非国有经济同等享受各项支持政策，并且需要得到更多的国家支持。发挥国有企业现代化动力作用的机制改革需要国有经济实行有效的全过程民主，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规则干预和决策制约。

　　关键词 现代化新动力；动能转换；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功能；做大国企

　　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正在进行经济发展动力转换。顺利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必须正确确定新的主要发展动力应当是哪些，正确认识如何进行发展动力转换效果最优。学者们对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动力应包括的内容有诸多论述，如：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效率提高、科技进步、创新能力增强以及高质量人才；数字经济；技术、知识、信息和数据等新要素和创新、制度、政策等管理要素；创新能力、质量效应以及对外开放。学者们还从经济动力如何转换的角度提出了不少主张，如：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多元化转向经济结构高级化，制度构建转向制度创新，需求刺激转向供给结构改革；要素层、科技层、产业层、制度层四维结构动能转换；供给侧塑造创新动力,需求侧扩大消费需求；经济地理再布局、保障经济安全底线、互联网平台精准监管，等等。

　　已有研究涉及的内容大都比较重要，但很少有人提到，发展国有经济优化经济结构也可以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动力。习近平同志不仅强调必须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还提出“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地位只能加强，”这既是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前提，也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好实现的必要途径。

　　一、国资做大：新时代现代化最有潜力的发展动力之一

　　（一）国有经济发展是经济体制方面最有潜力的发展新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原有战略动力中，经济体制诸多方面的动力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公有制为主体，三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我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作用已经充分地发挥了出来，但公有制为主体的作用，主要是国有经济的作用，其重要优势动能尚有待于更好地发挥；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动力源最有潜力可挖的，也莫过于国有经济。这是国有经济发展可以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性动力的直接原因。

　　现行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第一个特点是，市场调节作用不断增强而仍坚持共产党和政府的强力领导，这一体制的优势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最大程度但经济运行机制仍然问题不少，而问题往往与国有经济发展相对规模不足有关。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市场调节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计划调节的作用不断缩小的过程。市场调节的展开增强了经济的活力和经济平衡的自动性，但市场化已经总体上达到了应有的限度并显现出较大的副作用，如很多网络舆论和一些理论文章认为出现了市场化过度的倾向，对医疗等领域存在的市场机制提出了质疑；市场机制对于共同富裕的战略也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市场对工农业生产的调节在某些方面不时表现出一定的力不从心，如大宗农产品产量和价格大幅波动，工业产品结构调整缓慢，在产能严重过剩而居民消费需求不对应的形势下大量微观经济主体仍然大量兴办雷同企业。上述现象既与市场决定的范围较大、程度较高有关，也与国家能够直接控制的国有经济、国有事业单位的规模相对缩小有关。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就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今天我们党则强调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起重要作用，其实现形式一是以国有制的形式相对直接地配置资源，二是国家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引领企业的资源配置，企业，尤其是公益性领域不完全采取甚至不采取市场化经营的形式，而在后一种形式中，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的引领作用也会更顺畅。

　　现行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公经济不断扩展但国有经济仍在，目前非公经济的优势作用已经充分发挥，而国有经济主体作用的潜力并未充分开发出来。非公经济的发展曾经弥补了国有经济未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的历史局限性，适应了一些领域灵活经营的需要，但是多年来，经济体制的所有权结构明显失衡。官方认为，目前在城镇公有单位就业的劳动力不到20%，吸收的新增就业劳动力不超过10%。实际上在20%的国有单位中还有大量的私人资本，如果就国有资本对应的就业者而言，第二、三产业总就业人员在公有资本属下的比例已经低于15%，而第一产业则是土地法律公有权基础上的个体化经营。就全国社会所有财产所有权而言，早在2008年，国有就只占18.63%，集体占2.24%，高达73.60%为国内个人占有，外商则占5.53%。一个研究结果是，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2005年为18％，2009年已下降到8.6％。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很多期刊论文、论坛演讲、网络文章和自媒体帖子呼吁收缩国有经济活动领域，大力支持非公经济，停止本不存在的对国有经济的支持。上述情况使得国有经济的经济发展优越性的展现受到制约。

　　现行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第三个特点是，境外资本大量进入而本土资本也日益强大起来，但目前境外资本已经比重不低且副作用不可忽视，需要国有资本对内外资本关系加以平衡。从外资带来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资源看，中国的资本已经过剩，由于中外人员的交流和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即使没有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对国外的管理方法、一般技术和市场渠道也都很熟悉，而且以市场换取高端技术的目标无法实现，因此，引进更多外部资本对我国已无相应的更大帮助。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看，我们在看到它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没有数字表示的那么多。境外来华资本生产的扩展似乎增加了中国的GDP，但实际上挤占了境内企业的市场，而且从新价值中拿走了巨额的利润；外企虽然提供了大量出口，但我国多年来是出超而国际收支不平衡，并且出超的出口以大量的出口退税和资源环境消耗为代价。从产业外资的负面影响看，产业外资吞没了很多民族品牌，侵蚀了很多国有资本压减了公有制的相对分量。早在2008年，就全部直接经营性资本财产而言，境外资本所有权已占15.85%；外资还控制了很多行业，很多跨国公司严控合资企业从事技术开发而由公司总部掌握技术控制权，并把最易造成污染的生产环节设在中国，甚至染指盐业和自来水等要害部门。俄乌战争表明，在危机来临的时刻，外贸比重大的经济比相对内向型的经济风险大得多。从国际金融资本输出看，西方金融资本不事生产，操纵市场攫取寄生暴利，兴风作浪搅乱经济。在上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时期，由于我国大陆金融基本不放开，才免遭涂毒，在金融开放走向自由化的背景下，外部资本来的越多，进出越方便，我国经济安全性和经济外部循环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从政治上看，外国资本还能成为互联网企业大股东，可以影响网络媒体乃至纸质媒体和社会舆论，散布渗透一些丑化社会主义围堵马克思主义、美化西方世界与西方价值观、误导中华民族利益的危险毒素，诱导颜色革命，在特殊时刻可能会打得中国措手不及。凡此种种外资的副作用，需要由内资尤其是国资予以弥补，而希望通过扩大外资比重使之成为提升经济增速的生力军，既不划算，也难实现。

　　在做大做优做强国有资本方面予以攻关，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体才能实现公有制为主体），不仅是完善我国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也是今天在经济体制方面开辟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动力的现实需要。

　　（二）国有经济可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发挥骨干作用

　　1.国有经济可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最有力稳定器。国有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时代关键性的发展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国有经济具有增长优越性。国有经济的增长优越性根源在于，国有经济归全社会所有，可以做到以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为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因而宏观效率高，其基本机制是，收入与生产的协调加上政府的计划调节可以控制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以利润为经营目的的私有企业，在压低劳动价格的同时脱离人民与社会的现实需求盲目投资，必然造成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在生产过剩时又会过度削减投资，进一步压低总需求。以社会整体或全体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公有制经济经营目标不能是利润最大化，劳动者的相对收入和所有者的收入可以有一个恰当的比例，由此保证消费适应生产的发展；社会中心可以统筹安排消费水平，预防消费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政府还可以根据社会总供求关系控制生产的盲目扩张，防止产能和产品严重过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如果片面强调国有企业自负盈亏，国有企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因而也会诱发生产过剩和经济周期，但在这种情境下，国有经济仍然是缓解经济波动的有利因素，而国有经济的减少则意味着经济周期加重。程承坪，程鹏利用1980—2012年的统计数据分析，结果是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中国经济波动的幅度不断加大。在经济下行时，私有企业预期利润不足并极有可能为负（所谓边际效率下降），必然停止投资，原有生产规模也会缩减，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总量缩减、税收减少，工资下降，失业增加，由此进一步恶化企业主导者的预期而进一步减少投资和经营规模。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虽然也会有类似的行为倾向，但其利润追求的强烈程度必然弱于个人企业，由此，降低工资和解雇职工的行为也会弱于私有企业，投资下降的幅度也不会那么大。马光威，王方研究2007－2013年国有企业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结论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时期抑制了经济增速下滑。在发生了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国有经济也能更好地带动经济走出困境。由于国家政权是国有企业的大股东和企业领导干部的选拔者，在国家的指导下，国企增加投资会比私人企业容易得多，国家还会利用直接控制的投资公司和财政资金另行直接组织投资或带动其他资金扩大投资。一些学者将国有企业逆周期投资称为“熨平经济周期”的杠杆，准确地说起到的是国有经济具有“平滑经济周期”的作用，因为国有企业在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不能完全维持整体经济的稳定；国有经济的这种作用与国有资本的比重正相关；这种应对经济下行的投资也不能在严重过剩的领域加码投资。

　　2.国有经济是当代中国制度优势的核心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规定公有制占主体。在经济领域，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统筹方面具有整体性制度优势。以人民需要为中心的国有经济不仅可以根据现实的需求调整生产规模，根据生产能力安排消费规模，而且国有企业还可以在缺乏利润的情况下服从经济发展、国民生活、社会就业与国家全局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甚至根据国家的要求和指示而决定自己的经营方向、经营规模、销售价格和收费标准乃至多容纳就业，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所谓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所谓服务民生需要和战略需要等等，都是国有经济为主的公有制经济的经济运行具有整体性这一宏观经济效率的表现。由此，国有经济可以充当经济协调发展的推动器，充分挖掘国有经济经济发展的整体性优势是持续利用中国制度优势的必然选择。

　　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首要因素，而共产党持续领导的历史合法性归根到底来源于把公有制为主体作为当前的基本纲领，并把实现公有制社会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进一步的更高纲领。共产党相比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具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也离不开国有单位作为必要支撑，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国家能够有效动员经济资源、对突发事件如大面积疫情和经济波动反应迅速、令行禁止，离不开国有企业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等各行业国有事业单位的呼应与服从，这与西方国家政府对疫情显得无能为力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外，国有企业也是党和各级政府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便捷抓手。

　　当前，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内部增长红利已经用尽，外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并处于衰退的边缘，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困难。中央认为需求不足是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矛盾。据此习近平指出，当前经济工作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扩大消费的措施首先是增强消费能力。富裕群体不缺乏消费能力，需要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是普通劳动群众，而不同类型单位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收入有较大区别。202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106,837元，其中国有单位115,583元，私营单位62,884元，以个体户和非公企业雇工为主体的农民工年均收入53,184元，农业家庭经营的农民收入更低，农村只有一些实行集体所有制的村庄平均收入较高。可见，国有单位职工的消费能力是比较高的，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提高需求的另一重要手段是投资，习近平指出，当前民间投资盈利预期较弱，需要政府投资发挥引导作用。民间投资之外的投资包括国有企业投资，而国有企业投资相比民间投资受盈利预期影响比较小。扩大投资的主要方向是，打基础、利长远，加强交通、能源、水利、农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超前开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建设。无疑，这些重点投资在只能以国有企业投资和财政投资为主体。

　　3.国有经济可以作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内循环的中流砥柱。当今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的经济竞争加进了强烈的政治力量，把中国击垮已经成为实力强大的美国等国家精英集团的强烈目标。美国等国家不断加大与中国经济技术脱钩和封锁的力度，挑起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维护国家的经济稳定，光靠非国有经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成本竞争已经没有多大相对优势。维护国家的经济循环、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在需要攻占的竞争前沿和需要防守的基本底线，国有企业可以根据国家安排集中力量、敢于投资、勇于应对，在关键时期关键领域可以不计成本完成弥补经济短板、满足民生急需、实现科技突破、提供军工后勤等任务，而且比一般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和攻坚能力。另一方面，在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国有的生产资本不会像私人资本和外资资本那样，在国内环境不利或国外强烈吸引的情境下大量外迁，形成“资本挤兑”冲击经济局势，国有金融资本也不会像境外和私人金融资本那样操纵市场，大进大出，冲击国家金融市场，因而经济金融稳定和经济内循环与国有资本比重正相关。我国国有企业不断适应市场竞争，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美国等国家反对中国发展国有经济，引诱中国收缩乃至基本放弃国有企业，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国有经济竞争力和骨干作用更强。他们自己不发展国有经济，是因为发展国有经济不符合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经济学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大肆制造“私有制好”的种种迷雾，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这就是说，在当今开放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扩大外资外贸规模，提高外资外贸占经济的比重，而工作重点应是留下和吸引优质的主要是能够带来高技术的外资，保证贸易和外资的质量，也就是说，对外资不能不问效果与影响、不计代价竭力吸引。恰当的、效果好的对外开放才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同时，“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意味着对外开放要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国际经济循环要服从国内大循环，让国际经济循环和谐地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让全球资源为我所用，而国内大循环需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导。

　　4.国有（控股）企业应是国家科技创新争夺战的中坚力量。未来的国际竞争，胜负的直接决定因素是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战争也首先是科技战。国内外的历史证明，科技创新活动由国家组织便于统筹规划、集中资源，易于克服风险厌恶，因而速度快、成本低、易突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发挥大国优势聚集大规模的科技力量，可以由国家对大规模科技力量做出科学分工从而避免过多的雷同劳动，可以在科技创新工作分工过程中集中优势资源打歼灭战各个击破，从而取得比一般国家更突出、更全面的科研业绩。在科技资源统筹和科技分工过程中，国有企业无疑更易顺应与服从国家安排。中国建国后一系列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都是国有企业、国有大学和国有科研单位在国家的组织下取得的，优良的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国家承担的。近年来，中国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北斗导航、国产航母、5G应用、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在一些重要领域攻克的关键技术,蕴含高难技术水平的港珠澳大桥、白鹤滩水电站等杰出工程也都是国有单位完成的。国有企业还比非公企业更为重视科技创新，这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资金流向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来。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金融化偏好（在总资产中金融投资比重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而金融化会抑制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民营企业更为突出；融资约束（外部融资的成本高或不能及时满足融资需要）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民营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也比国有企业更严重。

　　当前美国与中国科技竞争战已经白热化，竞争战的成败可能关系中国民族复兴的成败。美国科技主导型的经济，对产业链顶端科技的控制，是美国经济竞争力、军事实力和全球霸权的基础。中国是制造大国，但处于产业链低端，容易被“卡脖子”。中国需要在科技方面突破封锁，建立起核心技术独立运行的经济体系。把核心技术的科技竞争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外资与非公经济，是不可靠的。当前，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威胁，很多科技企业和代工工厂，已经或准备将产业从中国大陆迁向东南亚，台湾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半导体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在美国半邀请半施压的情况下也向美国搬迁。私营公司的经营目标永远都是利润与价值增值最大化，而不是科技创新“有恒产就有恒心”。一些所谓的科技型企业积极上市，股票急剧增值，他们便择机套现离场，把钱放到能生钱的地方；一些企业放弃科技研发，投身于来钱快的贸易；一些企业热衷于易于成功的模仿式创新，而对原创性尖端技术创新不愿投入。也有些私营企业投身于前沿科技研发，但具有随机性。美国创新企业和科技巨头资金雄厚，具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才优势，发达国家的大学和企业普遍具有浓厚的创新追求，在创新体制上能够较好地避免关系文化、官本位、形式主义、急功近利等弊端。中国用“新型举国体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这样强劲对手竞争，不仅需要创新机制改革，需要国家计划的战略规划与引导和国家财政的大量投入，还需要更能听党指挥，能够不计盈亏打胜仗，团结协作一盘棋，绝对忠诚祖国的创新主体充当科技突围的先锋，这样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所有的企事业单位。

　　5.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多年前，发展经济学就呼吁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要争取经济发展；“发展”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就是“发展”亟需缓解的问题，而财富差距与市场化、私有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据北京大学课题组调查，2012年1%的富翁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25%的低收入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2019年城镇居民全社会家庭净资产中，20%低财产家庭仅占有2.3%，而10%高财产家庭占有49.0%；10%家庭拥有58.3%的金融资本；资产最高10%的家庭中近半数拥有经营性资产，而20%低资产家庭仅有3.5%拥有经营性资产。

　　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首要追求，也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特征，而切实的共同富裕离不开国有经济的大面积发展。首先，国有企业内部高低收入差距明显小于非公企业内部劳资收入差距，而且私营企业职工收入显著低于国有企业员工收入。虽然国有经济内部也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但与私营企业的收入差距幅度不同。国企业负责人薪酬（不包括股权收入）受到统一限制，2021年94家国资委系统的央企负责人年薪多为在40万-90万元之间，最高的92.91万元，最低的不到3万元，书记董事长年薪的算数平均数为77.97万元，而私营企业高管薪酬几千万元几亿元的很常见，大中型资本持有者的资本收入比高管薪酬更高。所以国有经济比重的扩大是社会财产和收入显著缩小的必要条件。其次，在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平衡发展方面，私人资本完全以利润率的高低决定资本的投向，而国家资金却可以向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多投放，向农村多投放。再次，在社会事业方面，国家出资办学校，可以使青少年尽可能接受平等的教育，这本身是“发展”和现代化的表现，也有利于缓解就业者收入的差距。以“公立”的原则办医院，医院经营不以利润为目标，可以使人民得到更充分、更为平等医疗，这既是“发展”的表现，也能抑制因病致贫，扩大收入差距。国家办养老院，可以使老年服务得到有力的组织从而得到令人满意的保障。此外，如果国有经济在总规模上占据绝对主体单位，在税收方面加强社会收入和财产再分配受到的阻力也将更小。

　　基于以上原因，习近平所说的做优做大做强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地位只能加强”的论述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动力转换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应是做大国资、加强国有经济地位。

　　二、发挥国有企业现代化骨干动力作用的政策措施

　　（一）发挥国有企业新时期现代化的骨干动力作用需要支持国有企业

　　公有制经济和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保持高比重，其新时期现代化健康顺畅发展中的骨干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提高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需要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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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尊重商业银行按其经营原则对国有企业分配贷款。银行类金融机构经营的基本原则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贷款的发放也必然以此“三性”为准绳，并把安全性放在首位，因为所放贷款的安全性是银行资金顺畅流动和盈利的前提。发放贷款把安全性放在首位，也是保证银行生存与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以安全性评估贷款对象，中小非公企业贷款条件往往较差：中小企业起起落落的现象多于大企业，一般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三年；银行在贷款评估时，会发现很多中小微企业贷款缺乏可靠的抵押品，当其无力偿债时银行将无法收回资金；一些私营企业借到贷款后转移资产，或者大量分红，最后留下一堆烂摊子，企业主只是以企业内剩余资产承担有限的偿债责任，使银行遭受重大损失；我国中小微企业创业数量超过市场需求，也容易出现经营困难乃至倒闭破产。2021年我国新增注册市场主体(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中企业大多数是非公中小企业）2887万户，而市场主体总数由2020年年末的1.4亿户增加到2021年底的1.54亿户，净增只有1400万户，这就是说，注销的市场主体高达1448万户，超过新增注册市场主体一半（此数前几年总体约三分之一）。在新增注册市场主体2887万户的情况下，2021年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约为111户，基本与上年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规模持平。这意味着，向注销的1448万户发放的贷款具有较大的风险。如果大银行陷入困境或银行大面积出现较大债务损失就是一种金融危机。所以银行业倾斜支持中小企业过度创业和过度投资是不必要、不经济也不安全的。银行经营的经济效益与资产安全关系到个人利益与银行生死，银行授信比较谨慎并对信用不高的贷款对象的贷款利率予以风险溢价是其经营管理常态，而不是中小企业遭到歧视，这种信贷常规做法更不是所有制偏好。如果经济下行许多企业遇到资金困难国家希望银行给予支持，银行作为企业也不会专门支持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而是会分析企业度过危机的可能性决定贷款发放，如果一些大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政府施以援手也不会区分国企还是私企。实际上，不管是正常时期还是经济下行时期，国有企业遇到的经营困难与非公企业一样多。根据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原则，在贷款额度不足时，商业银行不应因特殊支持中小企业而减少国有企业正常应得到的信贷份额；在信贷资金充足时，商业银行不必浪费性地支持中小企业而应对信用良好的国有企业以较低利率充足地供应资金。国民经济的特殊融资需要可由政策性银行予以满足。

　　3.对于需要做大做多的国有经济，至少应与非国有经济一样享受各项支持政策。一些文章经常说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补贴和偏袒，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正如央行负责人郭树清所说，国有企业总体上从政府得到的是负补贴,国有企业的税负大约是民营企业的2倍。这种状况需要加以改变。（1）在一般财政信贷支持方面，税收减免、财政补助、信贷窗口指导支持和地方特殊优惠，中小企业享受的，国有企业应同样享受。（2）在国家科技基金支持方面，国家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对象是中小企业，具体投入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机构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支持方法主要是无偿资助。实际上，设立国有企业创新基金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国有企业也会遇到技术创新资金不足、难度大、风险大、不敢进入的研究项目，而且国有企业尤其需要通过创新做大做强。（3）在国家投资基金支持方面，国家出资设立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为政策性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通过扶持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创业投资。具体做法是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的“政府投资基金”采用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社会资本投资；“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投资于其他股权投资基金发挥作用；地方政府还会设立扶植某个产业的产业投资基金。显然，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创业，主要是用国有资本支持私人企业。为了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也应当引导国有企业创业投资。（4）在国家融资资助方面，财政对企业有很多资助方式，如，贷款风险政府补偿；财政委托优惠贷款；财政为中小企业购买融资担保保险；对小微企业或特定产业贷款贴息；财政支持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财政资金引导建立信用互助社；政府和社会资本PPP合作等。这些资助方式受惠的主要也是中小企业或非公经济，而对于从事战略性和前沿技术研究以及遇到暂时困难的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上述资助方式也有必要分享。

　　4.宏观经济效率更高、社会效益更好的现代化骨干力量国有企业需要得到更多的国家支持。（1）财政、信贷、投资支持政策应更多地支持国有企业，尤其是，如果国有企业不能享受社会资本和中小企业支持政策，则应另行制定较大力度的国有企业支持政策，让国家的资金更多地流向国民经济顺畅发展的在主导因素国有企业。（2）国家科技计划和人才资助计划的政府资金应向国有企业倾斜。（3）为了改变很多科研项目与生产脱节的现象，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应由政府出面组织产学研结合，例如将一些大学研究单位列为国有企业研究所并由企业管理，安排国有企业科技人员到大学等科研机构从事与其企业业务相关的技术研究，政府投资基金帮助大学和国有研究机构建立附属的成果转化企业。（4）最后，国家要运用财力调动国有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帮助企业改善创新机制，如由国资监管部门对创新效果突出的科技人员和企业领导给予现金重奖，制定政策推动制造业国有企业大幅提升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的薪酬待遇，推动企业提高科技人员的决策发言权、实际决策权、科研自主权和工资水平。

　　（二）发挥国有企业现代化骨干动力作用需要完善国有经济运行机制使其健康发展

　　国有企业存在着贪污受贿、损失浪费、收入分配不合理、随意投资、行为短期化、进人走后门、用人任人唯亲等现象，这些现象降低了公有制在人们心中的威信，严重影响权力精英、理论精英乃至社会群众对国有企业的拥护度，也影响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2022年七、八月间，国有芯片领域一批高管被查，无疑，这批手握大权的“一把手”的腐败行为迟滞了中国大陆与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芯片竞争的进程。国有企业的功能不是自然实现的，优良的微观效率是国有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做多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保障，而提高国有企业微观效率又需要国有经济具备良好的运行机制。目前国有经济运行机制的突出问题，亦即诸多消极现象产生的根源、影响国有经济微观效率的关键，在于国有经济经营决策权和国有企业管理权的配置。

　　关于国有经济的经营决策权，通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当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要简政放权。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会掌握在谁的手中？理论上，企业中可能参与经营决策的主体包括股东及股东会参加者、党委会董事会及经理层成员、组织机构中的书记董事长及总经理、职代会代表等等，但在实践中，这些管理主体中有些人不能参与决策，有些人只有讨论权和形式上的表决权，而决策的主导权往往控制在一两个人手中。当个人为公共事务决策时，他的个人偏好和某种利益必然不同程度地掺杂其中；不然，党、国家和社会也就不会强调民主决策、集体决策、权力制约，国家也就不需要持续反腐。

　　企业经营决策首先就是国有经济投资包括政府投资的决策，投资会如何影响国有经济取决于投资如何决策，如何决策又涉及到谁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而不同的人决策的动机和后果有所不同。有的决策主导者看重企业规模的扩大客观上带来他的地位提升，因而在成功概率偏低的情况下坚持冒险投资融资。有的决策主导者企图利用投资过程中的机会谋利，因而在必要性不强的情况下坚持上项目。有的决策主导者更看重企业近期经济效益对个人利益的影响，或忌惮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因而轻视对长远发展更为重要的科技投资与人力人才的投资。有些地方政府领导人任期短，为了短期政绩、面子工程、财政宽裕而大举借债，如为了增加卖地收入而要求地方融资平台大量融资投资，造成债台高筑，积累金融风险。有些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具有类似的投资特征，在经济比较繁荣时盲目乐观脱离市场容量扩大投资，往往使自己陷入困境或发生损失。凡此种种，都需要予以有效的权力制约。

　　国有企业管理权的配置对国有经济的效率和发展影响也很大。例如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权的配置存在的问题不小。长期以来，在片面理解国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让企业成为独立经营实体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收益绝大部分留在了企业，收益分配形成了集体化、集团化特征，并通过不太合理的方式在内部分配，一些高收费的企业对高盈利是也随意处置。有些企业对派遣工、非正式工发放低薪酬，有些国企则发放过高的薪酬，有些企业薪酬分配具有随意性，这种现象造成不良影响。就薪酬过高而言，一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性质，侵蚀了国家资本。收益是所有制的实现，收益归集团所有，这些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就掺进了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公益类国有企业收益的“全民所有”转变为“集团所有”。实际上非公益性企业也是如此。二是削弱了企业发展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个人高分配被学术界称为“工资侵蚀利润”，明显对一些企业的衰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降低了国有经济的宏观效率，到后来，这种影响依然存在。三是加剧了国有单位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和单位内部分配不公，导致了人才的不合理流向和制造业人才的流失。此外，企业各种管理制度如人员提拔，人才录用、设备与材料采购等方面的操作流程，往往缺乏严密的有效的权力制约，也都会成为国有资本和企业效率被侵蚀的途径。医院药物由政府部门集体采购，使得药物价格断崖式下跌，证明原有药物采购制度非常不严密，一些工商交企业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类似问题。

　　保证国企合理决策与科学管理，靠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片面强调企业自主权将使国有企业的问题雪上加霜。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治理，通行的规则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所有者的权能，出资机构直接管资本。这里的问题是，（1）政府和出资机构是什么？政府和出资机构怎样规制企业管理者？（2）最终的真正的所有者是谁?人格化的所有者有没有必要直接出面参与国有经济治理？实际上，所谓“政府”和“出资机构”是个人主导的一群人，这群人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并不必然比国有企业领导层更可靠，他们监管企业仍然可能掺杂各种私心。监管企业没有可能和必要掺杂私心或不同人的私心会互相抵消的只能是真正的所有者全体国民。与私营企业治理机制不同，国有企业需要真正的所有者人民群众参与监督与决策，以防止国企行为侵蚀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在内的公众直接参与监管,是国有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

　　所以，管好国企的第一个关键点是，所有者代表与国企领导需要由最终所有者人民群众来制约，而人民群众的有效制约也就是有效的全过程民主。体现全过程“民主”的核心措施是把公开讨论和某种投票表决作为征求意见的必要补充。

　　另外，新时代对国企监管以管资本为主，所谓管资本，实质就是以大股东的身份管企业。管资本最终落脚点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或增进人民的利益，为达此目的，要需要让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要让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管资本可以运用资本运营等手段，但资本运营不可能是全部的手段，也不是最重要的手段，最重要的手段是管好企业；为了管好企业，管国有资本的主体大股东就不能是单纯的财务投资者，国有企业既不能由国家直接管理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负责人自行经营。对于国资如何管资本，无需拘泥于某一原则，怎样管资本能够管好国有企业，就应当怎样管资本。只要国有企业未能充分做到任人唯贤，未能制止住吃回扣、乱花钱、不合理投资等行为，所有者的代表国家或大股东就有责任制定新的权力制约规则、建立新的民主机制，堵住各种管理漏洞。至于企业自主权和政府放权，也不能简单地规定某一固定的抽象原则，国有经济的权力划分，根本原则在于，分清哪一权力由哪些主体主导行使更具比较优势，但每一权力主体的权力都应能够很便捷地为另外的权力主体所否决。

　　与中小私营企业不同，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和大型公众私有公司的管理者不是所有者本人，管理者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具有冲突的一面。与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或抽象形态的国有企业不同，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微观利益与社会宏观利益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缓解管理者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矛盾、企业利益与所有者利益的矛盾，不仅需要所有者直接监督，也需要所有者代表机构完善决策规则并监督其执行情况，以便约束国企领导者的决策行为；同时，也需要在社会公众监督的基础上，由国家的计划、政策与管理活动引导与规范企业行为。

　　所以，管好国企的第二个关键点是，国家要在合理分权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国有企业预防不良行为的制度建设和重大事项制约机制细节构建。放权、激励、事后追责都不能保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而制衡权力和堵塞腐败制度空间则是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国家对国有企业不但要制定统一的法律规则和指导政策，还要对领导者选聘、投资方向、收入分配、敏感事项和民主管理进行直接的审批、指导和制度建设，也就是进行必要的规则干预和决策制约。在高级互联网信息时代，决策制约完全不会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会影响决策的速度。

　　管好国企还有其他重要事项，如，全过程民主与政府党委领导、企业党委领导有机结合，决策机构加强集体领导，贯彻好按劳分配原则，防止国企领导频繁变动导致长远发展动力不足，推进管理干部的竞争性选拔，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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