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学会运用这一历史观观察自己的历史，研究自己的历史，从而促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诞生，中国的历史学也因此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根本变化，从来没有过的属于人民的崭新的历史科学出现了，这是中国史学的伟大变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五四运动期间，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产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与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流派的思想交锋中，在配合此时开始的新民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在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之处、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方向，这个特点和优点，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出色的战斗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中国历史科学赖以产生并能得到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
值得中国历史学界永远纪念、并不断从中吸取教益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和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救国，救民，闹革命，他们担负起了时代和祖国赋予他们的革命重担，也担负起了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历史重担。
首位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壮烈牺牲者，而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最先怀着极大的热情在五四运动前后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是他，最先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也是他，尤其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最多，是一位真正的拓荒者。自1920年起，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等高校开始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并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论文，特别是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这是我国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在这些论著中，李大钊同志对以往的旧的历史观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说：“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可称为新史观”；（李大钊：《史观》,《李大钊选集》，第338页。）他批评旧史观指导下的旧史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选集》，第338页。）只有新的唯物史观才是“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时》，《李大钊选集》第488页。）
李大钊同志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科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正确的见解。
李大钊同志明确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在《史学要论》里他指出：历史“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而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有生命的东西”，“进步的东西”，“发展的东西”，“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这是很正确的意见。
李大钊同志还明确了历史研究的任务。他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历史研究的任务》,《李大钊选集》第484页。）对于后一点，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中做了尤为深刻的阐发，他批评了那种以为史学只研究特殊史实而不能“综合全般的历史以求得一普遍的理法”的谬说，指出“史学既与其它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可以成立。史学的要义有三：（一）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二）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三）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需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这些论述，讲出了历史认识的特点，讲清了历史研究的任务，讲明了考证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就是今天，依然对我们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依然是对那种主张把历史研究碎片化的错误意见的中肯批评。
李大钊同志还正确阐明了唯物史观对于探求人类历史“理法”的科学意义、指导意义。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热情地宣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他这样写道：唯物史观“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同时，“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程的大势”。“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同时，李大钊同志也指出：“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李大钊选集》第186、193、187、189页。）李大钊同志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就是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而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李大钊同志还正确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的地位，批判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观点。他指出：“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孔道西的历史观》，《守常文集》，第75页。）并且呼吁“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1920年8月17日《晨报》。）这番话十分精辟，对于今天的中国，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李大钊同志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整个思想界是领先的。传播唯物史观，不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也是划时代的。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带给了中国，它将会化作巨大的物质力量。
李大钊同志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起点。《史学要论》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正因为李大钊同志率先在中国大力宣传并科学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地彻底地批判了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这就为中国的新的历史科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李大钊同志力主对以往的全部中国历史要“重作”、“改作”，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投身到推进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去。他充满激情地写道：“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前途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现在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选集》第506页。）李大钊同志把史学启迪人生的作用看得十分重要。他曾以这样的呼唤，作为《史学要论》的结束语：“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子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这样认识治史的目的是很正确、很有革命意义的。
这里重点多说了一点李大钊同志对于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卓越贡献，不单是为了表达我们对这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深切怀念和纪念，更是为了告诫同学们，我们只有踏着先烈的探讨的足迹前进，而不能后退！事实上，现在有不少人所宣传的所谓“理论”，正是当年李大钊同志否定、批判过的错误的过时的“理论”。这是一种可耻的背叛，值得同学们警惕。
以李大钊同志的理论工作为起点，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都运用唯物史观，呼应着大革命的时代需要，写出了一系列宣传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历史，鼓舞工农运动的历史论著，充分体现出这一初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积极作用。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1927__1937年的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艰难奋斗的历史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十年之间，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的“围剿”相配合，文化战线上也出现了反革命的“围剿”。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样残酷的“围剿”中，不但没有被扼杀掉，反而在“围剿”中得到锻炼，得到发展，奠定了初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规模，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队伍。
当时，在思想理论战线，首先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
显然，关于这三个问题的论战，都与是否应该以及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有关。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在思想理论领域里的反映。它不仅涉及对中国古代历史、近代历史的理解，更涉及对当前中国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前途的理解。由于那一时期是从一次大革命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从论战的表面现象看，好像都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大部分人也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讨论问题的，但是，不管有多少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只要看看“新思潮派”、“新生命派”、“托派”等派别的政治背景和提出的基本理论观点，对于这场论战的本质还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首先是，是否承认、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有真理性、具有指导意义；进而是，是否承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及由此确定的中国现在的革命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与史学界关系特别密切的是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这一论战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这一生产方式；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三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分期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提出来，一方面看，是有理论探讨、学术探讨的意义；另一方面看，又是有强烈的政治性的，这虽然不是直接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认识中国历史的指导意义，但是，实际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历史、首先是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判断而来的，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否定，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的革命的否定，是为蒋介石政权围剿共产党提供理论根据。面对这场论战，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站了出来，以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普遍指导意义，说明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各国历史一样，循着一定的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向前发展，论证了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已经逐步转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力地驳斥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说，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从理论上、思想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反对文化围剿的一个方面的胜利。这说明，中国老一辈史家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从一开始就勇敢地担负起了时代赋予的历史职责。这是一个好传统。
在论战期间，无论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还是在国内的张闻天、吕振羽、李达、何干之等一大批历史学家、理论家，都做出了巨大的出色的贡献。而就中以郭沫若的成就最大。现在有人不顾历史事实，鄙薄郭老，这是完全错误的。郭沫若自青年时代就献身民主革命，他那稀世的才华，火焰般的热情，使他始终合着革命的节拍冲锋在前。他以他的如椽巨笔写出的各种形式的作品，一经问世，无不轰动一时，深刻地震撼着人们的灵魂，这是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的。郭老才思敏捷，著述如林，在诗歌、戏剧、小说、史学、考古、古文字、书法等等多方面的领域里都有杰出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郭沫若流亡日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和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坚持在文化领域里战斗，史学即是其中的一个重点。郭老走进史学领域，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现实的革命。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在1928和1929两年中，他先后发表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周金中的社会史观》等论文，1930年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全新的内容和体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这些工作确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里程碑，对当时的史学界、理论界，对当时的社会史大论战，乃至对中国革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郭老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相继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2年）《金文丛刊》（1932年）《卜辞通纂》（1933年）《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殷契萃编》（1937年）等多种精辟的考释著作。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已是公认的了，其意义正如范文澜所说：“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
，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科学出版社，第227页。）当时和今天看来，郭老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的运用还是材料的解释以及不少结论，可商榷之处十分明显，郭老自己也从不回避这一点，但是，这毕竟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功绩是巨大的、主要的，这些功绩足以证明郭沫若同志无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
在这一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立下不朽功绩的还有另一位史家吕振羽。
正是“三大论战”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吸引了正在从事经济学著述和教学的吕振羽。他说：“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和论争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这一问题很重要，已迫切的须要解决。其次，深深的感觉一般中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论’的‘历史家’们----大多不是如实的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便又陷入了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一层新面具。因此使我不能不冒险来尝试。”（《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自序》,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页。）由于吕振羽早已接受了唯物史观，又有经济史的根底，所以一旦进入历史领域，颇能游刃自如，多有发现。他首先奉献给读者的是《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郭老一样，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第一只在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引起大家来研究；第二只在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历史的其它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同上）吕振羽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研究和当时的社会史大论战联系起来，批判的锋芒直接针对胡适、李季、陶希圣等人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捍卫了唯物史观。就学术而言，吕振羽的工作带有拓荒的性质，填补了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空白。翦伯赞在1938年曾这样评价此书的功绩：“吕振羽的这一大胆的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在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中国书店1938年版。）此书之后，吕振羽又于1936年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首倡殷代奴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社会说。前者已为较多学者承认和发展，后者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为着夺取中国思想史这一旧势力颇盛的阵地，剥掉陶希圣等人的学术伪装，1937年吕振羽又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此书以战斗的风格、一新耳目的内容，把几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流派，理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发展过程，因此曾受到毛主席的重视。
吕振羽同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功劳是很突出的。吕振羽的杰出成绩，和他的良师益友李达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他不仅帮助吕振羽走上了革命道路，而且关心、支持吕振羽的历史研究工作，李达为《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作序，即是这种战斗友谊的历史佐证。
历史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后，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但没有停止前进，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更多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已经形成，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支有力量、有影响的生力军。这支队伍，面对民族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运用手中犀利的史笔，不仅深刻地说明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前天和昨天，而且科学地勾画出祖国美好的明天，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参加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的勇气，充分发挥了历史科学的战斗作用。
这一时期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水平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根本的提高。这不是孤立、偶然发生的，这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高，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水平的提高，和在时代的历史条件的推动下的整个社会思潮的进步，都是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根植于社会现象，史学也是这样。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尽管战争给学术研究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又鼓舞着中国人民、包括历史学家去英勇奋斗。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历史时期相继涌现，一大批高水平的史学成果纷纷问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占有了举足轻重地位。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范文澜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等，翦伯赞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等，邓初民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与杜国庠、赵纪彬合作），胡绳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李平心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这蔚为大观的一部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的新史著，彻底改变了中国史学界的面貌，正如侯外庐说的：“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第一、唯物史观的确是一种崭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拿它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不是教条化了，僵死了，而是别开了生面，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时代。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和现实的中国革命息息相关，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这不但没有影响中国历史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反而是中国历史科学的生命力所在、动力所在。第三、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也有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克服自身不足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不应该畏惧承认错误，也不应该因为发生错误就否定一切。哪一个真正有贡献的学派，不是在反复克服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呢？而在他们做出贡献的同时，不也总是留下了不足和失误吗？这是人类认识的规律决定的学派发展的规律。第四、所有这些有成就的史家，都有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不图个人私利，勇敢地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在极为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刻苦地搜求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细致地思考、研究，这是他们共同的成功之路。今天，时代前进了，但是，这些道理依然是有借鉴意义的，值得有志气的年轻学子认真深思。
比较出真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同时代的其它的史学流派的成就一比较，贡献大小，成绩高低，一清二楚。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贡献出的这些独具中国风格的史著，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这些科学论著证明了，中国的历史绝不是一个个王朝兴衰更替的简单重复，而是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按照不同的社会形态，有规律、有特点地由低级向高级循序演进，直至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不是“天命”决定的，也不是帝王将相的意志决定的，而是依靠千百万劳动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以及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文化斗争推动的，因此，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恢复了他们在历史上应享的地位，从秦皇、汉武，到康熙、光绪，也都得到了较前更为科学的评价，从孔子、墨子到孙中山所积累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也受到了科学的批判继承。这些工作，是破天荒的，是对旧史学的颠覆，是其它史学流派不想作，也作不出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成为主流学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因此获得了更加巨大的成绩。
对于这七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状况，现在，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商讨，更有待历史检验。希望同学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史学界的实际，进行独立思考。我们这里只能就我们的认识，简要发表一点意见。
七十年，可大体分两段，前三十年，后四十年，历史学、历史学界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有不少学者，对前一段的学术成绩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话说得很重、很难听。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用偏见代替真理，用浅薄代替深刻，用情绪化语言抹杀历史事实。
我们举一点显而易见的事实。
建国后，在批判了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借着革命刚刚胜利的东风，全国的知识分子不是被强迫而基本是自愿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到空前的普及。宣传唯物史观，学习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都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展开的，这和在白色恐怖下只能偷偷地学习唯物史观是怎样的天壤之别啊！正是这个科学的历史观，给了史家锐利的治史工具，使得史家更加聪明、能够更好地从事史学研究，写出更好的史学作品，这不值得肯定吗？
建国后，各大院校都成立了历史系，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历史、考古研究所，数以万计的史学工作者有了进行研究、发挥自己专长的场所，这不值得肯定吗？
建国后，集中全国的专家学者，标点校刊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许多大型著名史籍；汇编了一大批历史资料丛书，尤其及时地针对重大历史事件，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搜集编纂了各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还集中著名的专家学者，编辑了中国历史地理地图集……等等，等等，这样多的浩大的史学工程的顺利完成，不值得肯定吗？
建国后，许多史家辛勤耕耘，不仅在既有的领域里不断创新，而且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在多年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的基础上，一大批专著、断代史、通史相继出版，至今也不能说这些著述已经失去其学术价值，这不值得肯定吗？
建国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指导下，史学界围绕着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展开了自由的学术讨论，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一系列问题；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关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关于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在每一个题目下，又有许多专题引起大家的探讨和争论。这些讨论基本都是在学术自由的空气下进行的，通过这些讨论，大大推进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特点的理解，大大提高了我们运用唯物史观的水平，思想的交锋，思维的磨炼，甚至比获得某些具体历史结论更有价价，这不值得肯定吗？
这些成绩是明摆着的事实，而且大多以书面成果保留了下来，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只有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运用唯物史观抱有成见、偏见，才会否定这一切。连马克思主义都要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被否定当然不奇怪，但我们要冷静地看清这种否定的本质，而不要被它所动摇。我们想，从“苏东剧变”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历史教训。
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当然也不回避缺点、错误。在前一个三十年里，历史科学的发展也遇到了严重干扰，但是，这个干扰主要不是来自史家，而是来自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导。其突出的错误就是，政治领导变成了政治干预，不是以政治手段去保证真正的学术自由，而是以政治手段去干预学术自由，在有些情况下，实际上取消了学术自由，发展到极端，就是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去处理，有领导、有组织地以史学批判的名义，去搞政治大批判，直接从政治上剥夺被批判史家的发言权，甚至从政治上打倒史家，后果是非常恶劣的。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到文革，时有发生，越演越烈。这样做，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也违背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学术发展的规律，伤害了史家，也伤害了史学，这是对史学发展的最大干扰，教训是沉痛的。
后一个四十年刚刚过去，还有待总结。简言之，一方面在克服前一段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学术自由有了改观，因而学术领域更开阔了，许多过去人为设置的“禁区”被打破，因而学术领域里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和繁荣，一批相当好的有质量的历史著作问世。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受到冲击和否定，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学术研究产生冲击，一些沽名钓誉、充满偏见的翻案文章，一些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的错误的，甚至违法的作法，都出现了。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说历史虚无主义都不够，实际是历史颠倒主义，说严重点，是对建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反攻倒算。例子比比皆是，这里不能一一引用，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寻、去研究。这种情况不仅干扰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干扰了史学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对于这已经不短的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状况，应该有认真的科学的总结。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科学工作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至少应该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有可能做到、做好这一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有过自己的光荣，发挥过自己的作用，今天，不是应该否定这一切，而是应该继承这一切，在新的历史时代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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