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要来了，每当这时候，就会有种饥寒交迫的困顿和消极，发源于西伯利亚的亚洲高压，从气候和人文双重意义上，给人以大军压阵和兵荒马乱的紧迫感。
从俄乌到中东，再到看似一片平静的其它亚洲大陆区域，明里暗里，都流动着汹涌的东西。
寒冷对穷人来说，从来都不是好事，五千年历史，底层人民的最高追求，就是一条温饱线。
还是元朝那位书生总结得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为历史中的繁华盛世，跟普通人的关系实在不大。
亲历盛世文景之治的晁错，在《论贵粟疏》里写道，“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这就是历朝历代公认的大治之世的景象，穷人忙活一年，还是要饿肚子，搞不好还要卖儿卖女还债。
乱世就更不用说了，易子而食，饿殍满地，苍生劫难，而距离能吃饱饭的时代，也不过最近几十年。
在古代，普通人要想活下去，最好是成为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官僚集团，因为只有士大夫才有免赋税和徭役的特权，普通人被这两项折腾几下，很容易就家破人亡。
官僚集团凭借特权，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从而大搞土地兼并，而到了灾难的时候，公家不仅不会轻徭薄赋，还会变本加厉，从老百姓手里搜刮钱财。当然，游戏不能一直这么玩，不然就会崩盘。当平民被压榨得受不了，要么躲进深山老林，要么选择揭竿而起。
于是，当我们回顾世界历史，就发现了两条秩序交替循环和斗争。
一条是保守派建构的秩序，他们通常是既得利益者，包括世袭罔替的王侯将相，一掷千金的豪商巨贾，高级僧侣、军人和知识分子。有人要举手了，知识分子怎么也是保守派？
答案很简单，我们要搞清楚这种秩序的分工，以皇权为基础的王侯将相负责权力结构，豪商巨贾们则是他们捞钱的白手套，高级僧侣制造宗教信仰，让他们安于现状，不要抵抗，争取下辈子投个好胎。
那知识分子呢？当然搞思想教化，但主要是教化大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告诉大家要臣服于现有秩序，不要产生别的想法。比如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本质是老保，希望人们不要反抗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秩序。
保守派里面的代表，声望不错的有刘秀，雍正，伊丽莎白一世，里根，李光耀等，不太有底线的，则是增剃头、佛朗哥、常凯申、波尔布特这帮人，而也有比较有争议的，比如皮大帅、特朗普。
另一条是流氓无产建构的秩序，需要说明的是，流氓不是贬义，而是中性词，在甲骨文时代，“流”指流动，“氓”指逃亡的农民。大概可以理解为失去生计，走投无路的百姓。
这个集团的代表，包括874年黄巢领导下的饿殍，1789年巴黎街头的市民、1918东线战场的底层士兵、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的黄泛区人民。
本来他们是一盘散沙，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但由于上层太没底线，把人不当人，他们同样也只好击穿底线，把贵族们不当人，在卓越领导人的组织下，搞出了一场场大型行为艺术，比如天街踏尽公卿骨，比如在尸体浇上硫酸和汽油。
那么，这两种秩序，哪种更好呢？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守派秩序，通常前期问题不大，到了后期，就是千疮百孔了。
老朱家恨不得把自己家里狗都拿出来封个爵位，两百多年下来，子子孙孙几十万人，整个国家财政都养不起了，为了以儆效尤，李自成干出了把福王活烹的经典操作。
无产者秩序，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群氓混战，虽然不甘于做安安饿殍，但是奋力一搏，也很难打出一个新世界。
因为这会陷入霍布斯丛林，这是科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设想的一种自然状态，没有法律，没有规则，没有惯例，只有冷冰冰的食物链，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这将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
如果形象一点理解，那就是超级原子化社会，比如吃鸡大逃杀，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三体》的“黑暗森林法则”，更是冷酷，直接突破了霍布斯丛林，以文明为单位进行对抗，输了一个文明直接灭亡。
无产者秩序是很残酷的，除非遇到极其苛刻的历史机遇，例如从瑞士坐火车回到沙俄国内的列指导，用先进的思想将流氓无产者改造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最后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建立了全新的国度。而这样的经验，后来又被创造性发挥了一次。
当今的世界局势，保守派秩序到了末期，流氓无产者秩序蠢蠢欲动，巴以冲突就是一个缩影。
一边是保守派，一边是流氓无产者，两边炮火对轰，他们的输赢对世界未来的影响很重要。
以色列总理不是民众直选的，从2003年开始以色列采用议会选举制度，赢得议会选举后，胜选的政党领袖直接成为以色列最高话事人。
美国总统的权力已经够大了，以色列更夸张，行政权和立法权直接绑在一起。只要是正常民主国家，《宪法》都是凌驾于其他法律之上的国家根本大法，以色列干脆就没有宪法。
以色列想通过什么法律，议会直接通过就行了，而且只需要一半人数，这让以色列政府的权力非常巨大，总理堪比皇帝，所以可以为所欲为。
从2008年至今，已有超过15万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杀害，其中包括3万多名儿童。然而，在国际媒体中，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行为很少有报道。
直到这一次开始翻车，犹太舆论机器失灵，连西方白左都纷纷为加沙人民鸣不平。
巴勒斯坦的男孩控诉，我们长不大了，因为走在路上就可能被枪杀。加沙地带的一片小老百姓们，穷到只有烂命一条，高墙和堡垒将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们的目标不是什么出人头地，而是最简单的活下去。
这些无产者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哈马斯，反正等着也是死，打赢的机会不多，但是起码还有一丁点可能性。
以色列对中东人民的剥削，终于迎来了报复，这是流氓无产秩序对保守派秩序的冲击。而背后是世界那些有头有脸的老爷们，吃干抹净那一套，已经快玩不下去了。
专注于研究收入与贫富不均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发现，过去一些年，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在世界各地都加剧了贫富差距的现象。1980年以来，全球人口最富有的1%所掌握的财富，至少增长了一倍。
这正好是新自由主义秩序的40多年。
自1970年代末以来，在讲英语的发达经济体中，收入不平等已重回一个世纪前的水平。不讲英语的地区，情况只怕更恶劣。
2016年，欧洲人中最富裕的10%掌握了37%的国民收入，这一比例在北美是47%，中东地区高达61%，其它地方有劳大家自行想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亿万富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瑞士信贷银行称，在2018年创造的所有新财富中，最富的1%人口得到了其中的82%。
疫情以来，截止到 2021年11月，亿万富翁的总财富值，从 8.6 万亿美元上升到13.8万亿美元，整体增幅超出了此前 14 年的总和。
就感到有点快，特别晃脑袋，马车越来越飞驰，脚步越来越近了，让人只想加速。这一代的保守派，与历史上的地富反坏右们，根本上是一个尿性，他们不会在乎底层老百姓的死活，世界越糟，他们越贪得无厌。
全世界的屌丝们都已经受够了，流氓无产者喊出了他们的怒吼。
智利地铁3毛钱涨价引发大骚乱，示威者向资产阶级喊话“新自由主义在智利诞生，将在智利死亡”，美国穷人发明的零元购，现在正在向其他国家推广，欧洲的右翼民粹也纷纷登上舞台。
历史上，社会的主人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地主，过去以田赋为主，今天则有各种税”“费”“租”。
而所谓的改革，不管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都是从向人征税到向财产征税。收税的主体既有老百姓，也有权贵。
但是权贵土地多，老百姓土地少，权贵个个都是恶人，不交税也拿他们没办法，只能转而去刮穷鬼，直到穷鬼完全没有油水可榨了，就会搞出各种篝火狐鸣的底层艺术。
保守派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这比截断毒瘾还难，但加沙的穷苦人民已经告诉我们，活不下去心里就会有无穷的怒火。
全世界流氓无产者也压抑了很久，黄巢基因，斯巴达基因，巴士底基因，随时会血脉觉醒，如果再不改变，野火燎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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