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
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
话说1939年9月16日，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3人刚吃过早饭，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迎面走来。他们对金城说：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谈话，想见一见毛先生，有几个问题请教。
在这3个人之中，刘尊棋与共产党有关系，张西洛是个进步分子。金城立即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请示了毛泽东之后，让金城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记者们，并让他们拟一个访问提纲。金城很快便向记者们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
“我十分欢迎记者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
金城还告诉他们说：请你们先拟出一个访问提纲，会见时间定在今天下午6点，地点就在你们住的这个交际处窑洞。
3位记者略一商量，推举刘尊棋、张西洛负责起草，很快就拿出了访问提纲。问题分为3个部分：1、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2、关于两党之间的摩擦问题；3、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3个问题，都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们迫切了解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金城马上将这份访问提纲交给了毛泽东。
这天下午，张西洛3人按照原来的安排，参观了一个工厂。还不到6点钟，他们就返回了交际处，当他们快要登上土坪的时候，猛然间看到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这个人正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同记者们紧紧握手，一边热情地说：
“欢迎你们，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这孔窑洞是交际处5孔窑洞中居中的一个，窑洞里面有一张木长桌，十几个小木凳，两盏油灯已经点着了。桌上摆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产的香烟。毛泽东坐在长桌的上方，3位记者紧靠着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人柯庆施、萧向荣，以及新华通讯社的向仲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人，参加了会见，另有两位青年担任记录。不大的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十七八个人。
毛泽东待众人坐定之后，把记者提出的访谈提纲放在桌子上摊开，一一回答记者的问题。他按照访问提纲讲完后，同3名记者合影留念，还送给3个记者每人一本签上记者名字和他的名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3名记者记录毛泽东的谈话，以刘尊棋的记录为主，张西洛和耿坚白加以补充，共同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记录，全文如下：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3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么，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么，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3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3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摩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7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8月1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摩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作友军，不叫作“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3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摩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摩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摩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么，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么，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3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后来在10月份，这份谈话记录先后刊登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华侨报纸，也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范长江主持的重庆“国际新闻社”发到海外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稿。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对毛泽东会见3记者的事却一字未提。就这样，蒋介石见到10月19日刊登有毛泽东谈话的《新华日报》后，仍然是暴跳如雷，大骂新闻检察官是饭桶，并责令他们检查失职之责。
9月18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晋东南各界人士纪念九一八、追悼杨裕民先生大会”。此前，毛泽东在延安为追悼会场亲书横额：“浩气长存”，还发去了为杨裕民撰写的挽联，他写的是：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杨裕民，又名彦伦，字灿如，在堂兄弟中排行十三，又名杨十三，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他曾参加过觉悟社，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河北工业学院教授，成为著名造纸专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他参加了抗战，任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奉朱德、彭德怀电召，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
早在7月21日，杨裕民因长期劳顿，重病积疴，在与日寇九路围攻太行山作战转移至山西屯留时，病逝于担架上，享年50岁。
晋东南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也在沙坪坝南渝中学礼堂为杨裕民举行了追悼会。
9月21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由伊盟和榆林返回延安。
是日晚，延安各界又一次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慰劳团。老舍后来在他的《剑北篇》里，对这次晚会有如下记述：
“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坚决抗战的热情；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利用民歌与秦腔，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
9月22日下午4时，慰劳团和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和报界开座谈会，由艾思奇主持，毛泽东到会讲了话，老舍作了文艺形势的报告。
晚9点，毛泽东与慰劳团成员共进晚餐，至夜12点结束。
9月间，干部教育部向毛泽东反映，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普遍缺乏教材，毛泽东和有关人士研究决定，先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陈昌浩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为课本；另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简编》和一部《中国近代史》，由毛泽东、李维汉、杨松、吴亮平、陈伯达合作编写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后续课本。
此后，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小组成员，拟出了一个写作提纲，全书分为3章：第1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负责编写；第2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负责编写；第3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负责编写；并计划在10月底完稿。后来由李维汉负责的第3章，因为没有完稿而不得不放弃了。
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沟口，只见坡上坡下种的谷子都已经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着头。毛泽东被这丰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开了外衣的扣子，深深地呼吸着，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年头不错嘛，农民们又有饱饭吃了。”
他突然问：
“泽民，你说说，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是……是……”蒋泽民赶紧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问题？”
“对，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微笑了。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和中国革命是连在一起的。实行统一战线后，我们进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得到了实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种点地，种点好地，得花很多钱。减租减息后，我们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是要交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土豪们多要钱。这样，地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社会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战，而广大农民能种上地了，也能种上好地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要求参军参战。”
9月24日，毛泽东邀请第2次来到陕北的斯诺到家里作客。斯诺仔细端详着3年后再次见到的毛泽东，后来他是这样描述的：“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长谈，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在谈到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说：
“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
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
“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
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关于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毛泽东说：
“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在组织上也领导了。其它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
关于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
毛泽东还和斯诺谈到了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
9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说：
“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第二是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问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一切学问，一切科学，都是以生产为基础，阶级斗争的基础也是生产。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
9月28日，毛泽东撰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20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150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苏联大军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张，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的成功了。这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准确的。”
9月29日晚，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和斯诺及苏联朋友等。
据斯诺记载说：他到达延安于24日见过毛泽东“几天以后，当那在山西前线驻防两年的何柱国将军的军队通过边区时，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欢迎这个红军的死敌和他的官员，以及两位苏联顾问”。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有2000多人参加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他说：
“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毛泽东在介绍斯诺时说：
“1936年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也依次发表了热烈的抗日演说。接着，冼星海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了为纪念“九一八”8周年由天兰作词、由他谱曲的《九一八大合唱》；又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毛泽东问斯诺：
“你觉得怎么样？”
斯诺说：
“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
毛泽东道：
“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又和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他非常自信地对斯诺说：
“延安比保安好。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以给你一点成绩了。”
此后，斯诺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回到北平不久，写出了《为亚洲而战》一书。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
“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同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像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宵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
后来在194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第1次接见斯诺，听了斯诺的介绍后满意地说：
“你所谈的情况和埃文思·卡尔逊谈的差不多。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他问斯诺：
“除了对中国政府（指国民政府——笔者注）以外，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人民呢？”
斯诺建议直接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
1944年５月26日，罗斯福在参加开罗会议以后第2次接见斯诺，他说：
“我在开罗曾告诉蒋介石夫妇，他们必须同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不会陷入那里的内战。我们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
他还告诉斯诺，蒋介石已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去，并让外国记者进入延安。这使斯诺感到鼓舞。
再说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写了一篇《〈共产党人〉发刊词》（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3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3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8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18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0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张国焘叛变后国民党军统内设立了以他为主任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开展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并派往延安百人之多的特务，经过研究，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决议中说：
“各地党要将反奸细斗争，认为是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任务。”“党与军队的负责人，要在各种干部会议中、党员会议中、军人大会中公开讲演锄奸任务的重要性，动员全党全军来担负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在有政权的地方，则要公开动员全体革命人民学校学生进行锄奸运动。”
“要有系统的考查干部和党员，坚决地同时是慎重地个别隔开地清洗敌探奸细托匪叛徒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采取一切的方法来防止这些分子混入组织，同时防止惊慌失措的态度及敌人诬陷同志牵涉无辜的阴谋，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
10月10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题目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决定。《决定》中说：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
《决定》号召全党：
“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10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延安。上午9时，36架轰炸机投弹103枚。
下午1时45分许，敌一架侦察机窜入延安上空，往返盘旋达1小时之久。2时40分，35架轰炸机分3批相继窜入，轮流轰炸，投弹122枚，直到下午4时30分才离去。
此次轰炸死伤60余人，大批房屋被毁。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杨家岭沟下修建一座大礼堂，所需的木材要从劳山运来，而要用的石头则是就地取材。这采石场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仅一沟之隔，大声说话都能听到，一放起炮来动静就更大了，直震得窗户抖抖索索嗡嗡作响。采石民工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就根据他的作息时间，改在上午10点才开工，下午3点以后才放炮，晚上8点就收工。
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蒋泽民随着毛泽东来到了采石工地。准备收工的民工们有的收拾工具，有的坐在石块上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们打着招呼，在几个民工旁坐了下来，询问他们是哪里人，都做过什么工？民工们有的说是当地人，有的说是附近农村的，给边区政府修过银行，大多数活是打窑洞，农忙时就回家种地。毛泽东问：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一个民工乐呵呵的，他说：
“共产党和八路军来了真好，我们有饭吃，有活干，还有零花钱，这日子越过越红火。”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不错呀，出来干活，家里还有零花钱。你们村子里的人怎样呢？他们也有零花钱吗？”
“他们平时没有零花钱，秋后卖粮能换回一些钱。有的人家秋后卖猪也能换回一些零花钱。家家都能有点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你们农田里的收成怎么样？”
“只要天不旱，就有好收成。自从边区政府成立后，地主减租减息了，荒地都是国家的了，如果开荒，政府两三年内什么也不要，这日子越过越稳当。”
“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吗？”
“大部分孩子都上学了，只有偏远地方人家的孩子有的还没有上学。”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指着山坡问道：
“在这里修大礼堂行吗？山水下来能不能冲坏？”
一位老成一些的民工回答说：
“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沟很宽，保险没事。”
毛泽东故意问道：
“你们修这个大礼堂干啥用？”
民工们说：
“给毛主席开会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边山上，那个站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们还没有见着他。”
“你们为什么上午不放炮呢？”
“你这个老爷子还不知道哩！毛主席是上午休息，夜间工作。他太累了，我们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他一睡觉我们就休息，他一工作我们就干活。”
一位年轻的民工悄悄地问蒋泽民：
“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
蒋泽民告诉他说：
“他是管盖房子的，没有经验，到这里向你们取经来了。”
1939年11月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交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1章“中国社会”初稿，和他自己撰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部分，开始了紧张的修改工作。
11月2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1大队等部1500余人，分3路向河北涞源之水堡、走马驿、银坊方向进犯，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指挥机关和部队。
聂荣臻令第1军分区第1、第3团，第3军分区第2团于3日拂晓进至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令120师第715团一部及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牵制各路日军；令第1军分区第25团一部为二梯队。
11月3日上午，进犯银坊的日军第1大队在八路军一个小分队的诱击下，进入雁宿崖峡谷，被八路军主力前阻后截，包围在雁宿崖，战至下午4时，第1大队除少数逃脱外，辻村大佐以下530余人被歼，日伪军20（日军13人）余人被俘。八路军还缴获炮6门、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及部分军用品。
11月4日凌晨，敌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第2、第4大队1500余人，分3个梯队，再次由涞源向第1军分区腹地雁宿崖、银坊、营头扑来。
聂荣臻利用敌人求战心切的心理和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以第1、3分区部队和120师特务团等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集中力量再歼来犯之敌。
是日夜，阿部规秀率部越过白石口，进至雁宿崖一带，连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一个影子都没找到。日军把八路军已经埋葬的日军尸体一具具重新挖出来，用木杠子抬到一起，架上木柴，浇上汽油，点燃焚化，整条山谷弥漫着焚烧尸体的焦臭味。
11月5日，日军向涞源、易县交界的司各庄、黄土岭方向进犯，下午进至张家坟、雁宿崖、三岔口一线。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和第1团各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节节抗击，诱其深入。第1分区司令员杨成武见敌已上钩东犯，乃决心利用黄土岭以东寨头村至上庄子一线中的狭谷地带设伏歼敌。
11月6日，阿部规秀在八路军的诱惑下，果然兵分两路，向司格庄、黄土岭攻击东进。
11月7日晨，日军主力由黄土岭出发，沿山沟向东蠕动。
下午3时，当日军全部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域时，第1团、第25团迎头杀出，第3团和第2团从西南北3面合击过来，在群众的热情支援下，把日军团团围住，展开全面的猛烈攻击。敌人主力被迫聚集在黄土岭、上庄子附近东西走向峡谷的河滩中, 被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公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八路军100余挺机关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射击，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炮弹。日军依仗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寨坨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第3团紧紧扼守西、南两面阵地，第120师特务团也赶到了，从第3团的左侧加入战斗。日军伤亡惨重。
激战中，第1团发现远处一独立房舍附近猬集一群敌人，即令第1军分区炮兵连以迫击炮对其进行袭击。瞬间，炮弹在敌人指挥所附近爆炸。在独立小院中指挥作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被八路军迫击炮弹击中，顷刻毙命。
此战，八路军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900多人，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并用迫击炮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晋察冀军区颁发的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第1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人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
11月7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江苏溧阳水西村宣布成立，并在江南指挥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简称军分委。
毛泽东鉴于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在1939年8月间已赴延安，便决定将第1、第2支队领导机构合并，设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副主任；辖第2团、新6团、第4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共1. 4万余人。
江南指挥部军分委由陈毅、刘炎、粟裕、钟期光组成，陈毅任书记。
笔者在这里再插叙一个粟裕将军的婚姻趣事。就在1939年这一年江南指挥部成立前，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初次结识詹永珠，她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楚青。楚青是江苏省扬州人，生得是聪明伶俐，且喜爱看书。粟裕第一次见到楚青，可谓是一见钟情，立马给楚青写了一封夹有自己照片的求爱信。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青竟然把这封信撕得粉碎。后来，粟裕和楚青经历了两年的感情波折，这才“有情人终成眷属”。在1941年12月26日，粟裕和楚青结为终身伴侣。
11月7日这一天，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围攻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制造了“确山惨案”。
早在10月间，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用武力除掉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卫立煌便向第31集团军司令汤恩伯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为此，汤恩伯亲自拟定了进攻竹沟的方案，任命少将参议耿明轩（确山人）为进攻竹沟的总指挥。耿明轩立即纠集确山县长许工超、泌阳县长陈浴春、信阳县长马显阳等共同议定，抽调3县自卫团或联防队16个中队，约1800余人，进攻竹沟，指挥部设在竹沟镇河东黄岗。
11月7日，耿明轩签发了进攻竹沟的命令：“（一）确山县抽调自卫团6个中队，由该县大队长孙星南指挥，务于11月10日晚到达竹沟东部瓦岗，次日拂晓向竹沟进攻，先行消灭河东岸之敌继续攻占竹沟东寨门及两侧炮楼；（二）泌阳抽调8个中队，由张虎臣率领，于本月10日晚到达准备攻击位置，11日拂晓，以两个中队由磨角棚山西而攻占山顶，与信阳团队会合，以3个中队占竹沟西寨门楼，向镇内进攻，其余部队控制该寨以西高地，防止突围之敌流窜；（三）信阳抽调两个中队，由张健康率领，本月10日晚到达攻击位置，务于11日拂晓，由磨角棚山东面攻占山顶，与泌阳团队取得联络……”
此时竹沟留守处共有600多人，其中战斗部队近200人，另有竹沟县委组织的地方武装30余人，武器除100多支长枪和部分干部带的手枪外，仅有一挺苏式转盘机枪。11月11日拂晓，耿明轩亲自指挥确山县自卫团突然袭击竹沟镇东寨门，驻守东寨门的新四军指战员全部战死。河南省委、竹沟地委负责人刘子久、王国华、张旺午、危拱之等在西寨门楼组成指挥部，迅速组织全镇军民开展反击。这天上午，敌泌阳自卫团赶到竹沟西部，向西门攻击。11月12日，耿明轩重新调整部署，除信阳团队进攻毛家棚中原局印刷厂外，余部将竹沟镇团团包围，轮番进攻。是日夜，留守处500多人由参谋穆学礼、竹沟县委书记姜宗仁带领的两个班和竹沟青年队掩护，在担任泌阳联防中队长的地下党员段长贤、徐中学等人的配合下，分3批从西寨门突围。
敌人占领竹沟后，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和抢掠。耿明轩自己供认：“在我由河东岸，经东寨门沿途发现被杀尸具约有百余。”他们又在瓦岗西尖山屠杀留守处家属20余家。更有甚者，河南省委统战部长（即留守处交际副官）王恩久奉命“去确山与县长交涉”，竟被确山县常备队曹茂臣部残杀于确山西南之孤山冲。
“确山惨案”共有200多名抗日军民惨遭杀害，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抗战期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犯下的又一罪行。刘少奇、彭雪枫11月18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确山惨案”的情况，并用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张云逸的名义向卫立煌提出抗议。新四军军部在给卫立煌的急电中还提出了四项要求：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竹沟留守处工作人员速回原处办公；三、抚恤死难员兵，退还所抢劫之财物；四、惩办凶手许工超及其同谋者。《新中华报》、《抗敌报》、《拂晓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了社论和文章，揭露和抨击顽固派的罪恶行径。
欲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如何进一步破坏国共团结抗战？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39年9月16日同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3人的谈话记录，揭露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并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团结抗战、反对摩擦的大政方针和坦荡胸怀。国民党官媒对此却只字不提。尽管如此，蒋介石见到10月19日刊登有毛泽东谈话的《新华日报》后，仍然暴跳如雷，大骂新闻检察官是饭桶，并责令他们检查失职之责。这就是后来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早期，国粉们极力吹捧的抗战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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