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大生产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
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
来它个反封锁嘛！”
话说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读完了陈伯达所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写了一封长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完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供你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他在另纸上写的意见是：
1、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2、事物的实质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3、“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4、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10月11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5、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做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不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法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6、“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的问题。
2月2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群众团体生产动员大会，布置留守兵团和党政机关的生产任务。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明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并号召全体军民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动员，他说：
“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工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
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举行闭幕式。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溶共方针，他说：
“‘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毛泽东还发出了“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他说：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等，确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本法规。
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12件重要提案。其中有：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案，统一战线动员案，发展国防经济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案，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案，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案等；发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告边区同胞书》。
会议最后进行边区政府委员会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的选举。
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当选为副主席，林伯渠、雷经天、周兴、王世泰、高自立、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为边区政府委员。
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子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
边区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河北摩擦的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钟麟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为真正统一指挥和统一行政见，应坚决要求撤掉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石友三副职，决不能任鹿钟麟胡干，危害抗战。敌后抗战形势，证明设立边区是正确的，维持原有各省界是错误的。因此，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的，应在山东及其他地区，依照战略形势划分新的行政区域。”
陕北的冬天，对于来自南方的干部战士来说，真是太冷了。在生产运动中，部队后勤部门做了一批毡帽，因为料子质地不好，又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做工很差，做好一看，帽壳平塌塌的，帽檐也软软地挺不起来，老往下耷拉着，那样子很难看。大家看着这样的帽子，宁可冻着谁也不愿意戴。警卫员王来音拿着一顶帽子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的，就是样子太不好看，带到头上，别人一看就笑。所以，谁都不愿意戴它。”
说着，顺手把帽子扔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拿起帽子翻过来掉过去看了看，说：
“这帽子不错嘛，没人戴我戴。”
说罢就把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他还特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看，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无论是开会，还是作报告，只要是外出，都戴上这顶毡帽。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也都先后戴上了毡帽。不久，边区的人们就编出了一段顺口溜，说是：“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像个龟孙子。”
一天，警卫班的战士们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外山坡上开会，毛泽东从窑洞里走了出来，问道：
“你们开什么会呀？”
“生产动员会。”
警卫员们回答。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这很好嘛。”
大家立刻鼓掌，请他讲话。毛泽东笑着说：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他望了望两旁的山坡，接着说：
“这杨家岭山上土地很多，我们可以种瓜、种菜，还可以养些猪，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如果再能搞好一个合作社，帮助大家解决日常生活用品，那就更好了。”
警卫员们热烈鼓掌。毛泽东临走时还笑着说：
“你们订生产计划，可不要忘了我啊！我不能走远了，不能和你们一起上山开荒，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荒地，只开一亩，不多也不少。”
大家一听他要参加生产劳动，都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劝阻起来。一个战士说：
“主席工作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我们每个人多干一点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不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我现在还能动，决不要人代耕。”
此后，警卫班战士们按照制定出来的生产计划，轮流上山，分片开荒。他们考虑到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党抗战的重任，日理万机，仍然坚持不让他参加生产劳动。可在毛泽东一再坚持下，警卫员们只好在附近的小河边上为他选了一块荒地。毛泽东办公累了，就扛起镢头去挖地，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员也拿起镢头抢着帮他挖，毛泽东一看顿时急了，大声对他们说：
“你们这么抢，不是没有我的了吗？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还挖什么？咱们各干各的，好不好？”
战士们不管他怎么急怎么嚷，只管低着头挖地，还偷偷地笑。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和他们一起干。他使劲挥动镢头，挖得又深又平，热了就脱掉外衣继续挖。战士们见他脸上全是土，衬衣也湿了，就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
“不要紧，劳动就是要流点汗水嘛。”
菜地终于开垦出来了，足足有一亩多。毛泽东问警卫员们：
“你们谁会种菜？”
警卫排长指着班长说：
“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菜是种过，可种得不好。”
毛泽东说：
“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嘛！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呀！”
不久，毛泽东便在这块土地上亲手种上了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有他最喜欢吃的辣椒，一有空儿便地里锄草、浇水。施肥的事儿一个人干不了，他就叫王来音跟他一起去掏大粪，二人抬到菜地去。王来音个子小，毛泽东就把粪桶向他那一头拉，王来音可不依了，毛泽东说：
“小鬼，别争了，我是要多吃辣子的呀！”
在他的辛勤培育下，地里的蔬菜长得特别好，西红柿又大又多，辣椒长得又长又红。后来每当家里来了贵宾和亲朋好友，他就用自己种的辣椒来招待客人。
2月17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2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干部教育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讲话，强调了干部学习的重要性。他还号召大家说：
“要在工作或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此后，中央干部教育部在3月份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这个计划把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3类，编班编组，按照他们文化素质的高低分类教学，做到因材施教。
2月20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并转陈伯达。
原来，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很重视，就请张闻天将他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转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给张闻天转陈伯达的信中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的几个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地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
毛泽东 2月20日夜
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7点意见，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审阅。
2月22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他在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一、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即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笔者注）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地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敬礼!
毛泽东 2月22日夜
2月23日，新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央委派，借回乡省亲之名，和叶挺一起从重庆绕道桂林，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此行的任务一是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二是力促新四军的内部团结。
原来在六中全会期间，叶挺因和项英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致电中央和项英，去了香港，因此项英未等会议结束即返回皖南，未听到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等重要精神均不了解。六中全会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做叶挺回新四军的工作。叶挺于1939年2月初到了重庆，同周恩来、叶剑英长谈后，于2月16日陪同周恩来飞抵桂林。
2月23日这一天，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军部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在码头附近列队迎接周恩来和叶挺。
第二天，新四军军部为周恩来举行欢迎晚会，项英在会上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和叶挺并致欢迎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新四军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听取了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意见，向他们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与从前线归来的陈毅、粟裕、傅秋涛等深入交谈，召开了军部各部门人员参加的座谈会。
此时，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处于一面临敌、三面被围的极为不利的境地。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铜陵大通镇这一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地带，遇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帮助新四军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根据新四军所处的区位、周边敌情，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商谈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最后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活动方针。
2月28日，周恩来在云岭召开的新四军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
此后，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并多次与项英恳谈，中肯地指出，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中央考虑，目前叶挺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些。我们要像信任党内同志一样信任叶挺同志，军事上要放手让叶挺指挥，你着重于总的领导和东南局的工作。
据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此后叶挺、项英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状态。
3月6日，周恩来应邀给军部和驻皖南地区干部及教导总队学员作报告。
上午9时，周恩来身着绿色哔叽军装，下着马裤，足蹬马靴，系武装带，挂中将军衔，在叶挺军长陪同下，来到云岭村陈家祠堂军部大会堂。
与会者每人一个背包或蒲团，席地而坐。见到戎装入场的周恩来，会场先是一阵激动的低语，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健步走上由四张八仙桌拼成的讲台，频频挥手向与会者致意，然后以洪亮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作报告。叶挺、项英等人及美国记者艾·史沫特莱，围坐在讲台附近的几张八仙桌旁。
此后不久，周恩来在3月14日离开新四军军部，回了重庆。
2月间的一天下午，冼星海应邀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冼星海，曾用名孔宇，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192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1928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1935年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和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2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2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11月3日，他和妻子钱韵玲到了延安。在毛泽东关照下，有关部门每月发给冼星海15元津贴（此时朱德每月津贴只有5元），同时享受鲁艺的教员津贴12元。这样，冼星海每星期能吃到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
且说毛泽东正在门前小河边的坡地上种菜，见冼星海来了，便放下锄头，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
“欢迎你呀，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冼星海说：
“主席，你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怎么也种起菜来了？”
毛泽东爽朗地说：
“开荒生产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也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
冼星海说：
“你是主席，多考虑一点抗日救亡的大事，岂不是更有意义吗？”
“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毛泽东摆动了一下右手，说：“星海同志，开荒生产是有战略意义的。我们要完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第一个条件是要有饭吃，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衣穿。这粮食、衣服从哪儿来呢？向国民党政府乞求吗？他们希望我们早早饿死冻死！向边区、根据地的人民征派吗？不行！老百姓够苦的了，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动手，生产自救。”
他见冼星海没有说话，便又说：
“星海同志，我是主席，不但要带头开荒生产，而且还要求你们这些艺术家，参加到开荒生产的行列中来，要超过第一个参加农业生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自己的诗中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相信你们鲁艺的师生一定比他强得多。”
冼星海忍不住笑了。毛泽东一边引着他往自己的住处走，一边说：
“我是湖南人，你是广东人，种水稻算得上半个里手。在延安种谷子，可就变成十足的外行了。星海同志，你会打渔、种稻，再学会种谷子，比起孔老夫子来就高明多了。”
冼星海说：
“主席，我懂了，回去以后，我一定带头开荒，争当一名生产模范。”
“好，很好！这就对头了。”毛泽东满意地说：“作曲家种粮食，在欧洲有无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国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当然，你在种粮食的同时，还要积极地生产精神的粮食。换句话说，人民更需要你写的音乐！星海同志，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吧。”
走进窑洞，毛泽东示意冼星海落座，他点上了一支烟，真诚地说：
“星海同志，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盲，至多算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万事都有规律可循。我想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从西洋的音乐史看来，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
“是的，很有关系。”冼星海说：“格林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洲，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我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恩师杜卡斯教授，同样也是因为与同辈大师德彪西、拉威尔一齐倡导、创建了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印象派，而闻名于世的。”
“这就对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星海同志，艺术上的流派，恐怕是要受着时代、民族、地域等条件所制约的。你想过没有？如何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建立起科学的、民族的、为广大的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中国音乐学派？”
冼星海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你的话启发了我，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有意识地为建立中华民族的音乐学派而努力。”
“好，很好。”毛泽东说：“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又给实践以指导。无论怎样说，一种学派的诞生，总是要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实践上的。没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恐怕艺术上也不会完全确立各种不同的民族流派。”
他见冼星海不住点头，就接着说：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最后，只好把领导革命的大权交给我们无产阶级。这在艺术上也应当有所反映吧？”
冼星海觉得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新鲜，可他一时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忽然站了起来，说：
“星海同志，举个例子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大致出现了这样三大派人。”
他举起左手，伸出3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又用右手一个一个掰着左手的指头：
“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林纾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要创建中国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民粹派很快会消亡的，尽管它在一部分知识阶层还会有地盘。但是，像胡适他们那些舶来文化却会很有市场。这些舶来文化是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也是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大敌。我们如何持久地向这些舶来文化作战呢？”
冼星海已经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说道：
“一、要努力创作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二、要花大气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创建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中国音乐学派。”
“完全正确。”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中国要革命，必须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创建中国音乐学派，恐怕也要引进西洋的音乐技术，但一定要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我希望学西洋音乐的人，不要顶礼膜拜洋人，单纯地做西洋音乐的传声筒，翻译员。要立志借鉴西洋音乐的技术，创建中国的音乐学派。”
毛泽东的话使冼星海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而要他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的嘱托，更让他激动不已。后来当他见到塞克时，就将毛泽东的期望和嘱托说了出来，并说要塞克写个“厉害的、新的、带劲的”歌词，尽快“创造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
塞克，原名陈秉钧，1906年出生在河北霸县后卜庄，20年代后期曾用名陈凝秋，30年代中期取“布尔塞维克”之缩写“塞克”为名。1927年他在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演出《南归》一剧广受好评，后来又在上海明星公司担任演员，并在“新地剧社”、“狮吼剧社”担任领导和导演。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和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创作演出了《流民三千万》、《铁流》等抗日剧目。同时，他也是中国救亡歌曲的重要词作者和新音乐运动的旗手之一。著名的救亡歌曲《救国军歌》、《心头恨》、《抗日先锋队》等歌词都出于他手。1935年以后，他参与组织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和救亡演剧第1队，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11月，塞克来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一天早饭后，塞克将自己关在屋里，激情满怀地进入了写作状态。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到掌灯时分，一组以生产与抗战为主题的多场《生产大合唱》歌剧的脚本一气呵成！ 冼星海拿到脚本后，喜出望外，便于3月1日动笔，集中时间、精力，投入到封闭式的创作状态之中，用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生产大合唱》的谱曲工作便完成了。
1939年3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保护同情我们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摩擦的分子。”
3月18日，毛泽东接到聂荣臻送来的补充报告和照片后，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38年11月间，聂荣臻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细系统的报告，约10万字，其中包括发动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等内容。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出版成书。为此，他要求聂荣臻再进一步对这份报告进行补充修改，然后再送来。毛泽东在3月18日的复信中写道：
“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成书出版。”
他还在信中鼓励聂荣臻努力工作，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
他将书名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亲笔题写了书名，并为之作序曰：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朱德和王稼祥也为这本书作了序。该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后，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3月19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朱德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
德怀同志并告朱、杨：
电悉，复电如下：
甲、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你们的计划都看过，都对。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5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3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
乙、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当供给华中，并准备一部为西北用，一部为南方用，一部为东北用，对华北则以供给教员与教材为主。
丙、兵工厂人才求助友人一事或者有可能，但要看交涉如何，恐不一定可靠，主要靠在国内找。
丁、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曹菊如现在中央财政经济部负责，不能动。李六如（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笔者注）可以腾出给你处，惟他身体有病，养息一下才能来。同时正在物色他人，结果后告。
戊、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后方已有相当经验，当供给你们作参考。
己、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下），应有管理学习的机关与办法，在比较安定的机关中应实行两小时学习制。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后方的经验亦可供给前方。
庚、回避与鹿钟麟见面很对，对付此种人只有坚持立场，给以坚决的绝不姑息的反攻才能有效力。山东之沈鸿烈亦应此法对付之，目前沈正厉行对我进攻，请注意坚决给以回击。
辛、中央政治局会议定4月底开，讨论许多重要问题。总部及北局已定派朱瑞出席，现距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请你考虑届时能否来延一次。
毛泽东
3月21日，冼星海亲自指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了由塞克作词由他谱曲的《生产大合唱》。
《生产大合唱》是一部有人物、有布景、有简单情节的大型歌舞活报剧，整个作品的音乐主要是建立在民歌及民间歌舞的音调基础上，同时加入了一些对农村情景的造型性的描绘。它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丰富、形象、全面地表现出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间韵味，合唱粗犷质朴，不仅热情讴歌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抗战自觉性和唤醒万众的鼓动性。此后，这个大合唱响遍了全国，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唱段，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广泛演唱。特别是《二月里来》这首歌曲，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边区人民为支援前线抗日而努力生产时的豪迈心情，有力地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种瓜的得瓜呀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
冼星海在后来的《创作札记》中说：这首歌“是在风和日暖的播种场面中，以非常恬静、安适的情绪唱出的。在延安首次演出时，这首江南风味很浓重的曲子就极受观众的欢迎。”
3月29日，项英、叶挺准备在江北设立指挥部，以强化对江北新四军第4支队的领导和指挥。为此，由叶挺出面致电蒋介石说：
“职军江北支队（第4支队）官兵9000余人，职拟4月间前往巡视，暂设指挥部。”
3月30日，项英、叶挺又将此计划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迅速复电说：
“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
3月31日，蒋介石亦复电叶挺说：
“该军长拟巡视江北支队并设指挥部一节，准如所请。”
3月31日这一天，延安《新中华报》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发表题为《破坏团结的分子应当受到处分》的社论，社论中说：
“今天在敌后的中心斗争，应该是我们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切抗日力量都应该从日本侵略者、汉奸手中，夺回自己的土地与政权，而不应该是中国军队之间的斗争。”“破坏团结抗战的分子，应当受到处分。”
1939年春，美国一个3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延安，他们访问了毛泽东。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曾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教师安德鲁·罗伊，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布朗博士，美以美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的新闻记者乔伊·霍默小姐。
霍默小姐在重庆时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国民党铺开红地毯隆重地欢迎这位美国客人。佳肴之丰盛，使她“总是消化不良”。她在与共产党接触之前是亲国民党的，她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与设想也是明确的、反共的。她满以为在延安会看到凶恶的俄国代理人和冷酷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但是，当他们这个3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延安时，竟然大失所望。毛泽东给霍默小姐的印象，与她头脑中的印象一点也不同。她描述说：
这位共产党主席相当幽默，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这位中国的列宁的头脑，却“像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
乔伊·霍默的结论是：毛泽东和中国的红军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有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
欲知后来还有哪些美国人会见过毛泽东，情况怎样？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哲学如天书，特别是古典哲学。像毛泽东与陈伯达讨论的那些问题，便是如此。这门学问，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世间能读懂它的人确实不多。既然是天书，它就能够使人聪明。可惜不少人都为某种利益所驱使，宁可蝇营狗苟，也懒得去理会它！当然，一个农民不懂哲学可以种田，一个工人不懂哲学可以做工。可一个领导人不懂哲学，尤其是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可怎么得了？你如何去领导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支军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放眼中外，可圈可点的人物寥寥无几，其原因也正在于此。那些夸夸其谈者，道貌岸然者，大都是卖狗皮膏药者居多，而懂得一点哲学道理、具有真才实学者少之又少矣！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