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档案是知青在参与北大荒开发建设历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蕴含着知青个体的身份信息，承载着知青群体的集体记忆。北大荒知青档案所书写的知青个体生命史和群体奋斗史，呈现着知青形象，也承载着历久弥新的北大荒精神。
在北大荒知青档案的价值驱动下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应当充分发挥档案服务民生的作用，为知青提供身份凭证；构建知青档案记忆空间，增强知青归属感和凝聚力；挖掘档案中的知青符号，打造知青精神名片，增强社会对知青的理解和认同、传承知青文化与北大荒精神。
知青身份的变化虽由时代推动,但在变化过程中，知青也在积极地通过档案建构个/群体身份。返城前，知青通过书写自己的身份以获得归属感,这在其日记、书信等档案中均有体现；返城后，知青则通过叙述自身经历或利用相关档案,使现今的身份与行为合理化。如今,北大荒知青虽已老去,但书写在知青档案中的知青形象与精神却依然鲜活。
一、知青档案中的形象呈现
北大荒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 60年代末，以杨华、庞淑英等为代表的北京知青，积极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以志愿垦荒队的形式参与北大荒开发建设；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未到1978年前后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时期,这一阶段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知青运动。虽然在不同时期,北大荒知青档案呈现的知青个体形象有一定的差异,但集体形象却有很多共性。概括来说,主要呈现以下三种形象：
一是心系祖国建设、奔赴北大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者形象。第一批赴北大荒的志愿垦荒队成员杨华、庞淑英作为发起人，在出发前向北京团市委表达了垦荒的决心:“我们愿意用我们青年团的荣誉向你们提出:请批准我们能够为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我们要组织一个60人的垦荒队,不要国家掏一文钱,为国家开垦3000多亩荒地，增产30多万斤小麦。”在北京团市委为志愿垦荒队举办的欢送会宣誓照片中，知青们立下“开发建设北大荒”誓言的豪迈与即将奔赴北大荒的热情真切可感。这些珍贵档案是心系祖国建设、奔赴北大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者形象的生动写照。
二是参与北大荒开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青年垦荒队集体形象。第一批垦荒志愿队的事迹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号召力。在收到杨华给天津青年写的信后，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杜俊起向天津市团委递交了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他写道:“我保证,到那里后,一定要服从分配，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天津垦荒队到达北大荒后,快速投入当地工作。进火场、入山林,同甘共苦的集体生活让知青们结下了战友般的情谊。在萝北的荒原上，随着垦荒的推进，知青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开拓了以故乡命名(如天津庄、山东庄、河北庄等)的家园......这些难忘的集体记忆在知青档案中得以延续。
三是从农村回到城市、思城情切也难忘乡村的返城者形象。1979年后,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城,也有部分在农村“落户”。来自哈尔滨的知青孙刚元说:“平心而论，我并没有觉得北大荒那一段生活恍若苦海。相反，北大荒的老职工、转业官兵对知青给予的理解友善和帮助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在如潮的返城风的裹挟下,他不情愿地在“截止”前最后一批病返回城。在病返回城政策中，开具病历是必要的手续。来自上海的知青俞刚回忆:“在当时返城号角吹响后,全农场各连队知青开始了准备返城的行动,最热闹的是搞病退......”,这些形成于病返背景下的病历档案见证了北大荒知青的奋斗岁月及其后期对返城的渴求。在知青的多重身份中，城市居民身份是大多数人魂牵梦绕的根,而与北大荒开发建设紧密相连的知青身份是他们认同的“第二故乡”。
二、知青档案中的精神承载
北大荒知青把青春献给了北大荒的热土，也把追求理想、建功立业、奋发向上的品质融人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北大荒精神的内涵也从初创时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拓展并丰富成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从鹤岗市主动报名下乡的知青李桂琴,始终以刘胡兰、赵一曼等英雄为榜样,她与其他 10名女知青划破手指用鲜血毅然写下:“我们要求参军参战，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愿把青春献给祖国”，“誓死保卫祖国”的热血誓言是她们深厚家国情怀的鲜明写照。此外,在上山下乡和战天斗地的实践中,有些人为救老乡、战友于水火，为保护国家财产而壮烈捐躯,如陈钢、俞关兴、张成齐等人。其中,来自杭州的知青陈钢是在火场救火和抢救国家财产时壮烈牺牲的。后来，为缅怀陈钢,鹤立河农场宣传队编唱了《陈钢是我们的好榜样》歌曲，积极学习和弘扬陈钢精神而创作的歌谱保留至今,不仅是宝贵的知青档案，更是传承北大荒精神的绝佳媒介。
知青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使命感和深刻认同感,令人震撼且感动。但随着知青的老去,那段历史的亲历者逐渐减少。在鲜活的自传式记忆消退后，社会亟需借助媒介来固化、传递社会记忆。档案作为知青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原始记录,在群体书写中呈现知青形象、传承北大荒精神。
（作者刘洋洋、闫静，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来源于《档案与建设》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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