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陈永贵下野
一、开始滑坡的陈永贵
1978年下半年，理论界发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涉及问题之多，矛头已经指向毛泽东主席后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国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要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以往的一切。
大寨，本来是一个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典型，但它作为典型向全国推行的过程中，正是“文革”前后这段非常年代，它的经验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入“继续革命”的轨道，带上极左的色彩。于是，当人们重新考虑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时候，大寨搞“七斗八斗”的经验，大寨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开始在一定的范围内重新评价，和一年前叶剑英提出的“学今天，学明天”的评价恰给相反。
从此，大寨和昔阳的声誉日趋下降。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着重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就使全党的指导思想实行了一个大的转变，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陈永贵对这个问题有看法，但也十分赞成搞经济建设，表示拥护全会的决议，在会上举了手。会上有人对大寨和大寨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有的问题反映还很强烈，他的思想很沉重，对问题表示沉默。
会后，陈永贵没有心思住在北京，便回自己的基地大寨和昔阳。
陈永贵的上海牌小轿车拉着他那说不出口来的苦闷和情绪悄无声息地停在大寨村。跳下车来的这位大寨主人依然家门不进，搁下苦闷和情绪就往村里走，随着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眼睛不时地向前后左右打量着。
在修造的小平原上，照样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尘土飞扬，铁锹翻舞，推土机隆隆巨响，好像向他请示！
陈永贵那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迈起步子来依然脚底生风。他举止沉着，面色冷峻，但是的心里像搬倒了五味子瓶，说不出是甚么滋味来。
“老陈，回来啦？”一个拿铁锹的后生向他问候。
“嗯！”陈永贵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对问者再没有其他表示，一张黑黝黝的面对又朝着小平原。冷眼看去，似乎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金哥，回来也不歇歇？”陈永贵早已习惯了乡亲们对他那种农民式的亲切称呼，对待上年岁的人要比年轻人稍为热一点儿。自从他上中央工作以后，不少人把“金哥”改为“老陈”了。可还有一些老搭档实在是贵口难改，照旧称他的小名儿。往日里陈永贵和这些贵口难改的老搭档在一起，脸色还比较平静一点，今天他的脸上不知是刮风还是下雨，老搭档们也不知这葫芦里装着什么秘密。
大寨的几位支委梁便良、宋立英也向陈永贵围拢过来了，嘴里好像没有多少话说。陈永贵也不管地下是土是泥，一屁股坐了下来，从身上抽出一盒烟点了一支，又把那盒烟往地下一放，围拢过来的人有的坐下，有的蹲着，也习惯性地从那盒烟盒里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偷偷地观察着陈永贵那张冷冰冰的面孔。陈永贵已经离开他们好几个月了，真是难得见上一回。这些干部和群众心里装着很多话，只是碍于陈永贵那一副威严的面孔，不在适当的场合下他们是不便多说的。
“干了几天了？”陈永贵开始严肃地问道。
支委们七言八语回答了他。
“冰土层好拿不好拿？”
支委们又作了简单的汇报。
陈永贵那时有点怨恨的目光向推土机那边投去。支委们也不约而同地散开，干自己的事情去了。他站在一个地角处，向推土机招了一下手，推土机加大油门，带着小山似的黄土向他走来。
从互助组到如今，陈永贵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不知踏过多少个脚印。论庄稼活，他掌犁、垒堾、锄苗、都是好把式，论村里的工作，哪怕一丁点小事，他都要处理的一妥百当，留不下尾巴。现在，人们看不见他头上扎着的白手巾，也看不见他脚子上挂着的旱烟袋，可他参加劳动的习惯不变。有时跳下车来到场上打谷；有时跳下车来到地里垒堾。当了副总理照样在地头吃饭。晚上到城里开会，社员们不不班，他也不提前走。他的这些行为，无疑为群众作了楷模。这就是历史上实实在在的陈永贵。
高歌猛进的推土机卷着波浪般的土朝他手指的方向走来。那只手像给推士机加油！
陈永贵的归来使他们有了支柱。近几个月来，参观人数的减少，不可预测的风向，南来北往的信息也使他们神志彷徨了。他们急需要弄个水落石出，也好知道自己干错了没有。终于，有人憋不住了，等不得晚上开会就悄悄地凑到陈永贵身边问道：“老陈，三中会会不是开了？开了些什么？”
“以后要传达。大方面报上说了，就是公报上那些。”
陈永贵的话又是那么平常。
“会上人家对咱怎么样？”
“能怎么样？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吧！”
陈永贵的话音又加重了。他的嘴里透露不出任何消息，可是通过他那张脸似乎能够看出点什么。
陈永贵的手向推土机一次又一次地示意，推土机也一步又一步地高歌猛进，小平原在一寸一寸地、一尺一尺地向前扩展。
…………
三中全会以后，陈永贵经常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声，思想包袱越背越重，在他的言行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
1979年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党代会，选举新的县委领导机构。陈永贵专程从北京回到昔阳，参加这次会议。按照会议的议程，由陈永贵在会上致开幕词。陈永贵的思想包袱越沉重、就越是怀念已故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以在致开幕词的时候，他首先提议，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逝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逝世，为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他又提议：为建设昔阳，改变昔阳落后面貌而牺牲的同态表示深切哀悼。提议之后，陈永贵的情绪十分悲痛，满脸泪花滚落，以至忍不往恸哭起来。接着，他便在会上致开幕词，讲了这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提出要坚决贯彻三中全会决议，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继续抓好学大寨和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工作，把昔阳的工作进一步作好。
因为当时尽管在全党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大的转折，但学大寨仍然没有被否定，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陈永贵还要这么讲。这次党代会仍然选举陈永贵为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但是大会之后，陈永贵已经明显地跟不上，掉了队。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牵扯到昔阳多方面的问题。过去收回社员的自留地，关闭集市贸易，过渡到大队核算是作为经验来宣传的，现在要下放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在全县引起了一场思想混乱，有不少人提出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陈永贵作为大寨经验的创始人，更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想开，思想抵触导致行动上的被动，所以很长时间，昔阳县集贸市场没有开，自留地也没有放，离中央的距离很远。在全国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一次，县里主要领导干部在大寨旅行社开会，陈永贵对自留地问题开始表态：“你们该放就放嘛，我在三中全会上是举了拳头的，放错了没有你们的责任。”尽管如此，下边还有不少公社不放自留地，因为他们的思想也有抵触。到1979年后半年，县里才作出了开放集市贸易，下放自留地等七条决定。
刚刚推行开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变革冲击了陈永贵多年来形成的一大二公思想体系。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中，陈永贵比较慎重。他没有强行作出什么决定，曾几次向县常委征求意见，听一听他们的看法。李喜慎、高秀宝等人提出三三制的管理形式，就是对山庄窝铺搞包产到户，以产分配，对一般生产大队搞包产到组，实行联产计酬，对先进生产大队继续保留大队核算，陈永贵在县常委会上表示赞成。意见统一以后，在1980年至1982年基本实行这三种形式。陈永贵针对大寨的生产形式也作了一些调整：把农业分成三个小队，林业队、机械队、酱醋作坊独立管理，实行小队作战，大队核算，任务到队，奖励兑现。他也在会上说，大队管理担子太重，还是分成小队，摊摊小了好管理。
陈永贵对外地刚刚出现的包产到户很不理解，曾在一次会上针对一张报纸报道的安徽包产到户经验提出不同看法，并主张昔阳不能搞。对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评价更不服气，说他们对毛主席不公道，三中全会精神要落实，但不能因为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就歪曲毛主席的形象。因此，面临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中心工作，陈永贵一方面左的思想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他确实看不惯一些人对毛泽东主席的非议，大寨、昔阳就由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变成工作重点转移的绊脚石。
这样，社会对陈永贵就产生了不满情绪。舆论界就提出昔阳粮食产量不实，工程布局不合理，骄傲自满等问题。这些意见对陈永贵产生了冲击以后，陈永贵对此也极为关注，一个长途电话把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地委书记李韩锁、以及负责舆论工作的宋莎荫等人叫到北京，对他们做了安排，说：“记者反映咱们的粮食产量不实，工程布局不合理，骄傲自满，没有把工业上好，限制社员小自由的问题，喜慎你抽个适当机会向有关领导申明一下。关于粮食产量，你们回去要再核实一下，把两本账问题弄清楚。不过，这些年来我们的卖粮不虚，一斤也不少，你们也把这个事落实一下。”
为了能够妥善处理好大寨、昔阳的问题，不少中央领导对他们也极为关注。当时的几位副总理和李喜慎谈到粮食产量问题时说：“有错就主动纠正，你们主动就好，还不失为一个先进。”因此，在1979年12月份，郭凤莲仍然代表大寨大队出席了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并受到国务院奖励。当年到大寨的外宾还有116批，2256人，国内来宾还有4205人。
李喜慎从北京回到昔阳，中共山西省委就召开七届三次全委会，陈永贵又打回电话，叫李喜慎把情况弄清楚，向省里交代一下。1979年底，山西七届三次全委会召开，晋中小组进行讨论，会上省委领导，地委领导和《山西日报》记者都参加。李喜慎在会上代表昔阳县委检查了昔阳在粮食产量上的两本账问题。李喜慎发言之后，省地委领导还表态，说昔阳能够主动清理自己的问题，这个态度是很好的，说了不少公道话。当天下午检查以后，《山西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了李喜慎代表昔阳县委所作的检查。笔者在采访中，想听一听李喜慎的具体意见，老李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当时我们并没有以为它是个事情。年初作出计划，秋前就搞估产，记者为了宣传上的需要，就把估产数字报出去了。到年底，实产和估产往往不符。大多数是秋后常常出现风、雹、霜灾。比如我主持工作的1978年，6月28日我去美国访问，走时估产，记者报道。回来以后，皋落、白羊峪、沾尚，好几个公社下了霜，又有几个公社雹打，少产3000万斤。可是报纸上公布了，征购粮还得按报道数字拿。那时候我就不认为是个问题，现在看成了大问题。”
报纸披露了昔阳虚报产量以后，不几个月，《人民日报》发表《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的社论，新华社记者发表一大批评文章，《山西日报》写出《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的文章，以及派出干部，以至对大寨经验一评再评，沦为“一本经”，甚至对陈永贵本人也进行人身攻击，不指名地被舆论界批判为“封建家长”。陈永贵看到这样的批判之后，长长地叹口气说：“唉，老虎吃人能躲闪，人吃人可躲不了啊！”据说后来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一些中央领导就安排说：“有关这些材料就不要给老陈转了，他看不到就少生气。”
有一次，陈永贵从北京回到大寨，县委几位主要领导去看望他，对他进行安慰。陈永贵又是长长地叹口气说：“唉，人家把咱看成封建家长了嘛！”在这样的环境下，陈永贵已经不能进行工作了，便成天在家里考虑过去的往事，或者接待前来看望他的客人。有时，他也觉得坐在家里很苦闷，便独自一人到山上，到地里蹓跶。走到一块地里，想想哪一年天旱，他如何瞅着犁底往活墒里埋籽；走到另一块地里，想想哪一年冬天，因为修坝造平原，和某某某吵闹，或者走到哪一个山头上，想想因为在这里栽一棵松树，他发了多么大脾气……
在那段生活中，陈永贵的妻子宋玉玲，娇生惯养的儿子陈明亮，孙子陈幸福的情绪也到了最低潮的时期。对登门看望的来人，他们只是习惯性地招呼一下，对他们没有多少话说，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家失去了主心骨。甚至对于陈永贵的何去何从，他们也只好听天由命。就在陈永贵决定要回北京的时候，他们也依然是一种失望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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