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军队在自我革命中为文革保驾护航

　　编者按：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面临着进行自身文革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双重任务。军队在这个阶段进行自身文革的同时，还通过“三支两军”承担起了为地方文革保驾护航的重任。文革也就是由此被不断推向前进的。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中的第二部分。我们现在发表该文，以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目录

　　1、军队面临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双重任务。

　　（1）军队要进行自我革命。

　　（2）军队要为文革保驾护航。

　　（3）妥善处理军队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关系。

　　2、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两次军队高层会议召开的背景。

　　（2）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3）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4）两次军队高层会议在文革中的作用分析。

　　3、军队进行的文化革命。

　　（1）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2）在严格管控中进行军队文革。

　　（3）军队文革在曲折中取得进展。

　　（4）军队文革中的五一三事件。

　　（5）对军队文化革命的评析。

　　4、从军委“八条命令”到“十条命令”。

　　（1）军委在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中发布两个命令。

　　（2）军委“八条命令”。

　　（3）军委“十条命令”。

　　（4）两个命令在文革中的作用分析。

　　5、“三支两军”。

　　（1）军队介入文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2）中央决定实行“三支两军”。

　　（3）“三支两军”的实施及其发展状况。

　　（4）“三支两军”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6、军队在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中将文革推向前进。

　　（1）军队在自我革命中焕发生机。

　　（2）文革在“三支两军”中取得进展。

　　（3）军队在全面夺权阶段中的作用分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既要进行自身文革，又要为地方文革提供有力保障，做地方文革的坚强后盾。这个时候军队面临着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双重任务。如何在进行军队自身文革的同时，又保障地方文革的进行，同时还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军地文革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1、军队面临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双重任务。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既要进行自我革命，解决自身存在的阴暗面，清除军内走资派，又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作用，为文革保驾护航。军队就是在自我革命中清除军内走资派，在发挥无产阶级专政职能中做文革发展坚强后盾的。文革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1）军队要进行自我革命。

　　军队的自我革命，就是要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这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有明确表述。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引者注）[1]

　　从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军队里也存在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没有被识破，正在受到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当时军队形势的基本判断，也是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现实依据。因而军队文革并非来自于哪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军队存在的现实问题决定的。具体说来，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军队进行文革是由于军队在无产阶级政权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能否控制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与否的必要条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关键。正是由于军队的职能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因而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控制军队；要控制军队，就必须掌握军队的领导权；要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就必须清除军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军内走资派。只有清除了这些军内走资派，才能使军队的领导权能够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要清除军内走资派，单靠军队内部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程序和整风是不行的，也是难以取得根本性成效的。这就要把文革作为清除军内走资派的有效手段。

　　二是军队进行文革是由于军队自身存在的阴暗面所决定的。这在前文所述“五一六通知”中就有明确表述。军队不仅存在走资派，同时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也存在一些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训斥、打骂、吃喝、拉扯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践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许多干部战士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有待于进一步改造。军队内部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有限时间内予以解决而任其发展的话，不仅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还会导致军队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要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在军内进行文化大革命。因为单靠整风和军纪虽然不是没有作用，但是取得的成效毕竟是有限的。进行军队文革，开展“四大”，实际上就是通过军队内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来监督、审查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解决自身存在的阴暗面。

　　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既是由于军队在无产阶级政权中的职能，也是由于军队内部存在阴暗面的现实所决定的。军队职能及其内部存在的阴暗面，彰显了进行军队文革的必要性。正是由于军队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所具有的职能，因而必须将军队领导权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正是由于军队自身存在阴暗面，因而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只有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才能清除军队内部的走资派，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使军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2）军队要为文革保驾护航。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除了进行自我革命外，还要做文革发展的坚强后盾，为全面夺权和革委会的建立保驾护航。

　　文化大革命又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进行文革的必要条件。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没有军队做文革发展的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不仅发动不起来，即便发动起来，也是难以取得进展和成效的。因为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隐藏在共产党内。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在党内上下串连，互相包庇，结党营私，协调行动。一旦革命群众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这些人就会将“反党”的政治帽子扣在革命群众头上，迅速扑灭文革的星火。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够发动起来，又如何取得成效呢？文革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就是因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掌握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手中，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这样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也就难以调动军队来保护自己，压制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发动起来并在全面夺权阶段取得进展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发动前后，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增调两个陆军师到北京加强首都警卫力量。[2]这样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坚强保障。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八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3]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革命群众起来夺权，遭到不少领导干部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的阻挠，群众之间发生分裂、冲突乃至于武斗，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地方局势动荡，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决定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不仅支持了革命群众的夺权行动，保障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防止了局势的恶化，保持了政局的总体稳定，为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军队为文革保驾护航，并不是说军队在文革过程中没有犯过错误乃至于方向、路线性错误。由于复杂的原因，比如没有经验可循、自身认识的局限、处理问题上的偏颇、军队干部（特别是地方部队干部）与地方党政干部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以及造反派的激进行为等等因素的影响，军队在为文革保驾护航特别是“三支两军”过程中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瑕不掩瑜，这些错误与军队为文革保驾护航的贡献相比，毕竟是次要的，属于支流与主流的关系。

　　不论是文革的发动还是完成全面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队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军队在文革期间也犯过一些严重错误，对于文革的进行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是没有军队为文革保驾护航，要发动文革、完成这样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因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军队在文革中功绩与错误的关系，既要肯定其功绩，又要认识到错误，不仅如此，还要准确界定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于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做出正确判断。

　　（3）妥善处理军队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关系。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面临着进行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双重任务。既要进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又要为地方文革的发展保驾护航。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军队文革，而且对于地方文革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军队是要进行文革的。搞好军队文革，就能为地方文革提供可靠保障。但是如果军队正在进行自身文革，就难以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为地方文革保驾护航。这样当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在时间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要从文革发展的整体要求出发，暂时中止军队文革，以便于军队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保障地方文革的进行。这是由军队职能及其在无产阶级政权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地方文革，也迫切需要军队的支持。当时各地造反派需要军队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同时因为夺权造成了局势混乱乃至于局部动荡，影响、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就需要军队通过军管、军训来维护社会秩序，通过支工、支农来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在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文革不仅难以进行下去，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一场灾难。军队实行“三支两军”，既为地方文革提供了有力支持，又是为地方文革的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军队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具体表现。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能不能正确地执行“三支两军”？即便在执行“三支两军”的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能不能迅速予以纠正？这关系到军队为文革保驾护航的成效，也直接关系到地方文革的走向。这是判断军队在支持地方文革过程中，能否正确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职能，以及对其行为进行定性的根本标准。

　　总之，要妥善处理好军队进行自身文革与支持地方文革的关系。军队自身文革搞得越好，就越能够为地方文革提供有力保障；反过来，军队支持地方文革的成效，又是检验军队自身文革的重要标准。军队为地方文革提供保障，是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同时地方文革也需要军队的支持，是在渴望无产阶级专政为其提供有力保护。两者在时间上一旦发生冲突，就要使军队文革服从并服务于地方文革，保障地方文革的发展。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军队既要进行自我革命，又要为文革的发展保驾护航。只有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文革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中央军委先后召开两次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会议，即军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不论是对于军队正在进行的文革，还是介入地方文革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这两次会议入手，来分析两次军队高层会议对于文革的重要作用。

　　（1）两次军队高层会议召开的背景。

　　两次军队高层会议召开前，随着全面夺权阶段军队文革和地方文革的展开，在党内、军内高层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严重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中，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军委若干领导人也置身其中。虽然不论是军队文革还是地方文革在进行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冲击面过大，发生了武斗行为，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尽管如此，这两个事件的发生还是反映出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

　　从军队的职能上来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做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是搞不起来的。这就意味着军队不仅要进行自我革命，还要支持地方文革。因而军队既要挥刀向内通过文革净化自身，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同时还要实行“三支两军”，支持地方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坚强后盾的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中间统一思想，使他们不仅切实认识到进行军队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必要性，还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文革进程中发生的问题。既不能因为发生了这些问题，就对文革采取反对、否定的态度，也不能对于这些问题无动于衷，默然置之，而要认真分析并且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消除文革发展的障碍，使得军队文革和地方文革都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把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如何才能统一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不论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是同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虽然党中央做出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随后又召开了具有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但是这毕竟是由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高层会议。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两次会议在统一党内高中级领导干部思想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不仅深入到军队内部，还要求军队实行“三支两军”。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既要进行自身的文革，又要支持地方文革，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多变。这个时候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若干军委领导人对于文革的抵触和不满情绪。这就更需要将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否则的话，要完成军队文革和执行好“三支两军”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采取简单命令的方式，而是要召开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文革的文件，解释、说明中央的文革精神，回答他们提出的疑问，通过讨论、说服、做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真正搞清楚这些问题，将他们的言行统一到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自觉、主动地投身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这两次军队高层会议，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了使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在进行军队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问题上，能够在实际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创造性地进行军内外文革而召开的。这不仅是因为出现了“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这样的严重事件，也是由于在军队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当时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正在进行的文革感到迷茫，乃至于发生了抗衡的行为。两次会议旨在统一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使他们在文革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军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的背景。

　　（2）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先是召开了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那么，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呢？

　　① 军以上干部会议召开的原因。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军以上干部会议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召开的部队高层重要会议。[1]虽然这次会议最初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2]实际上则是成了军以上领导干部在军队文革和实行“三支两军”问题上统一思想的重要会议。

　　军队文革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在军以下单位进行正面教育。执行“三支两军”，支持地方文革，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由于军队文革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的，因而在这些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就会受到较大冲击，纷纷遭到“炮轰”和批斗，这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他们对于文革的抵触和不满。军队在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初期普遍支持了保守派，而没有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这样就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军队自身文革还是支持地方文革，都遇到了不少阻力。这个阻力不仅来自于部队，更重要的还是高级领导干部自己。这就需要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中间统一思想、消除分歧，在进行军队文革和实行“三支两军”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这是会议是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下召开的。[3]二月二十五日，叶剑英就召开军事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几位元帅也出席、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真正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多人。[4]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和小组会上，针对与会干部反映的部队受冲击的情况，讲话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说，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在了解部队各方面情况后，叶剑英又有针对性地作了几次发言，主要讲了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部队与地方的关系等问题，他强调：对党、政府、军队和各级干部，不能一概否定；必须按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不可轻举妄动；军内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要注意搞好战备。[5]

　　我们注意到，军以上干部会议前后开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会期如此之长，是耐人寻味的。如果达不到会议的预期目的，召开这样的会议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统一与会高级领导干部思想的问题上遇到了不少阻力，因而军以上干部会议才用了近乎一个月的时间来举行，否则的话，在进行军队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紧张时期，又怎么会用近乎一个月的时间来召开这次会议呢？

　　从康生在会议上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批评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来看[6]，当时会议的气氛还是比较激烈的。由于会议期间与会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及其讨论的详细资料尚未公布，因而我们就只好通过对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的讲话来进行分析，研究这次会议对于文革的重要作用。

　　② 陈伯达在会议上的讲话及其简析。

　　三月九日至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会议上先后发表讲话。

　　陈伯达在三月九日发表讲话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五月和一九六七年二月同外宾谈话的主要内容。两次谈话的主题是：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7]这两次谈话的传达，实际上对会议起到了破题的作用。

　　下面我们先看陈伯达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对陈伯达的讲话作出简要分析。

　　1）陈伯达讲话的主要内容。

　　陈伯达说，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五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二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险的，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然后，陈伯达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谈起，回顾了一九六二年刘少奇为首、邓小平同意的单干风，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期间否定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的方法，犯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以及同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上出现的分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才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的发展。

　　陈伯达由此上溯进一步分析了刘少奇观点形成的历史渊源。他说，刘少奇的观点并不是一九六二年才开始的。早在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一九四九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家里，对资本家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变工队是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一九五一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合适的。最近发现一个材料，一九五○年一月，刘少奇在东北否定变工队，提倡“三马一犁”。他认为“三马一犁”发展到80%，才能搞变工队，没有“三马一犁”，变工队就没有基础。这是让单干放任自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七大以后，中国存在一个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毛主席主张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主张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

　　陈伯达接着谈到了“二十三条”发布后彭真的表现，彭真在解放战争时期与林彪在东北的分歧与矛盾，以及解放前刘少奇、彭真在华北土改中搞“搬石头”，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倾向。

　　讲了以上这些史实以后，陈伯达总结说，从历史上看，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问题就容易看得懂了。

　　随后，陈伯达讲了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彭真搞了一个“二月提纲”，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一个无产阶级的文件。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后来中央发了“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执笔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纲”。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党中央来，现在变得非常尖锐了。

　　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八个多月大家都经历过来了，有好多问题事先没有想到，好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到。在座的同志有些问题一下子不能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陈伯达又提出了刘、邓派出工作组的问题。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在谈到如何看待大字报中反映的问题时，陈伯达说，毛主席说，大字报这个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了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是正常的事情。但在刘、邓看来，这是反革命。他们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对于真正反革命的大字报，如李世权反毛主席的大字报，刘少奇却说要保护，保护少数。（康生：当时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毛主席要保护的革命派的少数，一种是刘少奇保护的反革命的少数。）毛主席回京后，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这并不是说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而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了，有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看到《红旗》十三旗社论后，还觉得不能理解。我看是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想一想。

　　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都要打牌，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不陪不行。他是个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他找肖华谈话，谈几句就算了。（肖华：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大的方面。

　　陈伯达又谈到了刘、邓在工作组方面的问题。他说，文革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气势很嚣张。刘少奇有两个点：清华大学，师大附中，是王光美、刘涛搞的。邓小平靠他的儿子、女儿，根本不接近群众。当然，小孩子的意见是可以听的，但这只是一方面。他只听这一方面，不听广大群众的。邓小平有个女儿，读谭力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老子英雄儿好汉”是联动的根本纲领，他们无法无天，不顾党纪国法。八一学校是联动的堡垒。建议到会的同志也到那里去看看。好好的学校，破坏成这样子，这是刘、邓路线造成的恶果。

　　刘少奇同邓小平个人有矛盾，但是却有共同的阶级立场、共同的路线。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主席批评刘少奇不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两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还是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中央工作会议之间的相关事实为依据，说毛主席回京后，虽然改变了局面，但是刘、邓路线还有市场。十一中全会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都讲了话，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又单独找大区的同志谈了一下，要把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与执行的人区别对待，要我们丢掉包袱。事实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一小撮人还在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陈伯达讲了阎红彦自杀的经过。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转变过来了。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同志，他们一与群众见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与群众接触，却变成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好像很困难，只要见群众，就可以弄清楚。

　　对待反革命，那要镇压。不然，反革命混在群众中，他抓住我们不接见群众这一点，播弄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事件。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接着来了个工人运动，最集中表现在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搞经济主义，想收买工人。上海的革命工人不理这一套，发起了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夺权的斗争。这个时候，毛主席号召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大决定，使斗争走上了新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公开支持革命左派，对夺权斗争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陈伯达接着分析了党内走资派产生的原因以及进行夺权斗争的必要性，要清除党内走资派，就必须获得解放军的支持，这也是解放军的神圣任务。解放军要跟人民群众、要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老干部相结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三结合。

　　这个斗争是尖锐的，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最近我写了个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混到群众里面的也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中央采取措施，取缔了一批反革命组织。

　　陈伯达在讲话中谈到如何看待大字报中反映的问题。他说，大字报中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大字报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当然，对大字报我们要有一定的领导。对于反革命分子利用大字报丑化文化大革命，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采取措施。大字报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形式，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问题是要看到对无产阶级更有利，还是对资产阶级更有利。应该看到，大字报还是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必须坚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还是按照军委的规定执行。

　　最后，陈伯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引用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说这本书脱离现实，只从概念上讲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只谈个人修养，虽然也有马列主义概念，但也只是抽象的概念，糊糊涂涂的概念。[8]

　　2）对陈伯达讲话的简析。

　　我们看到，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材料，诠释了党内发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使与会高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了一个更为直观、明晰而又系统的认识。

　　为了进一步加深军以上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陈伯达在讲话中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以文化大革命为目，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揭示了党内两条路线在斗争中最终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复杂过程。这样就使与会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不仅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同时还进一步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宏观视野中体会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陈伯达是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阐释文化大革命的。他在讲话中所使用的材料都是有档案依据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决不是人为造成的，更不是捏造、无中生有的，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建国前后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决定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着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存在着密切联系。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就是批斗党内走资派。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因而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垮走资派，就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

　　从中我们看到，陈伯达在讲话中是将文化大革命放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背景下来进行分析的，这样就便于让与会高级领导干部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大革命，将正在进行的文革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结合起来，不仅认识到进行路线斗争的严肃性、重要性和迫切性，还进一步认识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产生的社会、历史、国际根源，从内心深处真正意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澄清模糊认识，保持清醒头脑，主动投身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中。

　　③ 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及其简析。

　　三月九日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五月与谢胡的谈话和一九六七年二月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三月十日，康生在会议上又发表了重要讲话。

　　1）康生讲话的主要内容。

　　康生说，原来准备和同志们座谈，不是来作报告。到场后同志们不发言，就逼着我讲话。这样一讲难免犯错误，这就相当为难。现在谈几个问题。

　　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康生让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04页，将第24节“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并将208页上刘少奇的一段话删去。

　　他说，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修养”这个词。思想和意识虽然有联系，却是两个概念。意识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方面，思想却有独立的含义，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现象的反映。看来，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

　　毛主席讲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同志们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二、昨天，我把毛主席对谢胡、卡博、巴卢库等同志的谈话向同志们传达了。我想，同志们的问题原则上可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会产生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还会有修正主义分子。从这里可以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天天写文章骂我们；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的看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说“糟得很”。一切革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异口同声地说好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这是世界上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

　　对于任何一个伟大的运动，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康生在讲话中对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抗战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建国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两种不同态度，从立场和认识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说，有些人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来反对革命的，有些人是反党分子，他们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个别缺点，利用延安整风审干中的个别缺点，利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抓住不放，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有一种人，一时看不清楚，分不清主流非主流，主要非主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固定一点。看不到运动的发展，看不到缺点和错误已经或正在纠正。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其结果容易把是非颠倒了。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有两种立场、两种看法，有的是党外的敌人，有的是混进党内的敌人，也有一些同志一时看不清楚，有怀疑，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相当胜利的时候，解放军同志必须吸取历史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要从主流、本质和运动的发展看问题，吸取历史上的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三、什么叫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什么是刘、邓路线的本质，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毛主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本质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而且逐渐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刘、邓路线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反对走社会主道路的。

　　接着，康生用建国后两条路线斗争的史实，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相关事件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他从建国前夕刘少奇在天津欢迎剥削的讲话说起，一九五○年刘少奇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是与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观点。考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说法虽然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也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的时候，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他们说，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力，才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写了《论俄国革命》、《论合作制》驳斥了这些修正主义观点。

　　接着，康生又进一步从史实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说，刘少奇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不能合作化。一九五一年，他批山西省委的一个报告说，把农业劳动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企图战胜自发势力，是错误的、危险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又大砍合作社，一九六二年大刮单干风，一九六四年搞形“左”实右，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切是有联系的，决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

　　四、三结合问题。基本论点，已经在《红旗》第五期社论上说了。这个社论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还加写了一段话。三结合是对解放军的最大信任。如何执行这个任务，请同志们好好讨论。对于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问题，当然要注意，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有的省委虽然有戴高帽子的，实际上问题还没有真正揭开，不要去“和稀泥”。

　　夺权问题，同志们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好的经验。这是在大民主条件下的军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军管，军管一定要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军管中可能发生一些矛盾，要放手发动群众去解决，决不能压制群众。军管决不能走到过去工作组的道路上去。[9]

　　2）对康生讲话的简析。

　　康生在讲话中对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传达毛主席与外宾的谈话、两条路线的斗争和三结合这四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这几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康生在讲话中运用史实阐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状况的同时，还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出现的沉痛教训，揭示了党内修正主义与国际修正主义的共性，就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以后，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谬论。这是对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和中国修正主义者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观点的集中概括。

　　康生联系党内斗争的史实，说明任何一次大的革命运动，都会出现两种态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立场的不同，又有认识上的差异。其实，阶级立场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对于革命运动的不同看法，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至于认识上的不同，关键还是由于是不是对于革命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有一个准确判断造成的。康生讲这番话的目的，是要让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

　　康生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说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在夺权以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军队往往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因而康生就在讲话中提醒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要搞好革命的三结合，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压制群众，成为新的工作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三月十日康生本来是准备与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进行座谈的，他是在大家都不发言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作了这次讲话的。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时候与会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对文革存在着抵触情绪的。因而康生讲话的中心就是要正确理解和对待文化大革命，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来认识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做好三结合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军队在文革中的使命，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

　　④ 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讲话及其简析。

　　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具体负责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因而他两次到会讲话，着重谈了工业问题、军管问题、春耕生产问题。[10]

　　1）周恩来讲话的若干内容。

　　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周恩来讲话的全部文稿，但是从一些资料中可以找到周恩来讲话的若干内容。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11]

　　2）对周恩来讲话的简析。

　　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主要就“三支两军”问题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通报了各地实行军管的情况，对什么样的单位和地区实行军管以及如何组成军管机构问题提出了意见。他在讲话中指出，全面夺权以后，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也没有出来亮相，这个时候就要以军队为主来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军队执行“三支两军”的领导干部要对此负起责来，挑起这样的重担。至于这个时期需要的时间，周恩来估计到五月份省一级的革委会可能成熟或者接近成熟。实际上，由于斗争形势的复杂多变，比原来预计的又多出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于有人担心军队成为工作组，周恩来解释道，关键是看站在什么立场上，随后又用群众欢迎军管的事例作了说明。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讲话中主要就军队执行“三支两军”的事务性工作进行了部署。他不仅通报了各地实行“三支两军”的情况，还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又对斗争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预计。他讲话的主旨是为了使军队能够在实际行动中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既推动地方文革的进行，又能够维护局势的基本稳定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适时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委会，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⑤ 林彪在会议上的讲话及其简析。

　　林彪作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记录稿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在各地下发，对于正在进行的文革和“三支两军”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下面我们先从林彪讲话的内容说起。

　　1）林彪讲话的主要内容。

　　林彪讲了三个问题，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主流、支流的问题，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第一，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首先引用了毛泽东和列宁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说明阶级斗争的存在，来自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就形成了党内路线、政策上的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差别。这都是由于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总根源引起的，因而就要从这个根源来观察社会现象。

　　我们共产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路线和政策，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

　　他进一步分析说，阶级斗争通常采用三种方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由那一个为主，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东西。

　　林彪在介绍了不同时期的阶级斗争以后，重点转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然后具体分析了要用无产阶级观点来看待老干部、青年、文革中的乱，否则的话，就不能甄别出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

　　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严肃、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是党内资产阶级先发起，而后无产阶级反击，首先通过思想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对于这些是非的辨别取舍，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够弄清楚。

　　林彪指出毛主席和刘、邓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他运用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来进行分析，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但是，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占领的思想阵地，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如果这个战线上不能打胜仗，那么政权方面和经济方面取得的胜利还可以前功尽弃。因而就要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持久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不然的话，政权就要改变颜色，发生反革命政变，资本主义所有制重新代替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就现时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影响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于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都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成红的颜色。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

　　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一个阶级，或被另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阶级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才有决心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跟得上毛主席在文革中间这种伟大的气魄和勇气。不然，我们老是跟不上，老是犯错误。今天的思想动态，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实际上存在着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第二，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引用毛泽东关于本质、主流和非本质、非主流的论述进行分析，指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主要的，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他说，从文革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要怕乱。经过这一乱，把那些走资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使他们遭受惨重的损失，不经过这样大的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假若他们夺权以后，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可是那时的牺牲，就会比现在大得多。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付出一点代价。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然，毛主席是从头到尾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如果不打倒他们，他们得了势，还要实行白色恐怖来镇压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

　　另一方面，不经过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在这一次斗争中，坏人固然斗倒了，好人也涌现出来了。没有这样一场革命，坏人打不倒，好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领导将来就可能落到坏人手上。同时还挽救了一批干部，及早回了头。

　　坏人打倒，好人发现，中间这部分人挽救过来，这是重大的成绩。我们不是凭宗派原则，而是根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政治原则来打倒、发现、挽救的。不管那一个山头，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我们这一次统统是保的，不管那一个山头，站在反无产阶级的一面，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这样会保持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在这方面，胜利是很大的。

　　在思想方面，对四旧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

　　毛主席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有伟大意义的。不然，我们民主革命取得的成果，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前功尽弃。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影响了全世界，如同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胜利。

　　我们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是取得政权的胜利，这一次是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一些国家实现了，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那里政权变了性质，国家变了颜色。阶级斗争是不能以调和的办法来解决的，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条定律，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定律。

　　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要看到事情的两方面，要看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只看到自己老同事挨点整，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上了敌人的大当。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而且，毛主席已经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政策，来去掉支流中那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

　　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林彪引用毛泽东古田会议关于我军建军思想的论述，说明我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也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会打仗，也要会做群众工作。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地方越搞得好，军队就越好打仗。搞好地方工作，不论是对军队还是全国都是个大事情。他用战争年代的例子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

　　他说，军队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是光荣的、伟大的。这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信任军队，另一方面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搞过。我们一方面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右或“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林彪在讲话中对于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在谈到革命与生产的问题时，他说，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也不能等量齐观。革命期间要抓住革命，就是将来这个大运动过去以后，也始终要由革命、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一到地方就只搞革命，放松了生产。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就重要性来说，要把革命放在第一位，可是就在时间上来说，生产的时间应该占得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在谈到支左问题时，林彪说，地方上有左、中、右派，军队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要将左派干部派出去进行支左，站稳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搞错了的，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老办法，要唯物论，要调查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地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想，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多了。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军队是这样，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了要注意调查情况、弄清情况以后，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常常同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所以重大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习惯。现在军一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好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一般的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在谈到军管时，林彪说，军管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作法。还是要支持地方的左派力量，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帮助、临时代管。军队干部撤回来之前，要搞一个新的好班子。原有的班子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是烂掉一半，那就只搬掉一半；一种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一种是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五种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团结大多数，具体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这次搞好一个好的班子，是百年大计。班子搞好了，就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有保证。这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很慎重地来注意这个问题。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林彪最后说，不要搞他的什么语录，如果看到了，请你们代为没收。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12]

　　2）毛泽东对林彪讲话记录稿的修改及其下发。

　　林彪三月二十日的讲话记录稿在整理以后报送毛泽东审阅。三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在审阅林彪的讲话记录稿时，究竟是如何进行修改的呢？

　　林彪讲话稿的第二页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此处应引几句列宁原话。”后来林彪在修改讲话记录稿时加写了以下两段话：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林彪讲话稿的第四页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了一个批语：“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目、属、种，故此句可删。”

　　林彪讲话稿中有一段话原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斯大林所不能比的，更不用说什么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头头，那就更不能比了。”毛泽东将这句话修改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修改的文字）

　　毛泽东还对林彪讲话稿中的一段话作了修改：“因为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有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这句话原为‘所有的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以下几处修改：在第十六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二十八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此外，还有几个个别文字的修改和删节。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播放林彪这个讲话录音的通知。四月二十四日，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13]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四月七日关于播放林彪讲话录音的通知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联合下发的。通知指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讲话的录音，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对于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认真组织大家学习林彪同志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14]

　　我们看到，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录音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下发的。这是当时文件发放的最高规格了。通知不仅充分肯定了林彪讲话的重大意义，还对讲话的发放范围作出了规定，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不仅批准了林彪讲话在党内外的下发，还亲自动手对文件进行了修改，要求林彪在讲话中引用几段列宁的话，再交中央文革小组加以斟酌。这样就使得林彪的讲话在理论上更有说服力，文字表述上更为严密、准确，得以在党内、军内和社会上广泛传播，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稿的批示、修改以及批准文件的下发来看，他不仅对林彪的讲话予以了高度评价，而且还希望通过讲话稿的下发来进一步打通军队领导干部的思想，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行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上能够尽早站到中央的文革路线上来。

　　3）对林彪讲话的简析。

　　林彪作为当时中共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同时又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在党内、军内有着很高的威望，由他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于军队领导干部思想的转变、搞好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工作当然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的这个讲话，是在毛泽东修改、批准以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下发通知，以录音、文字的形式在党内、军内和社会上传播的。这不仅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林彪的讲话是极为重视的，也反映出林彪的这个讲话切中时弊、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会议上发表的这个讲话并非漫谈，而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他是针对当时军队在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中存在的问题才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在讲话中谈到的这三个问题虽然具体内涵不同，却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文革，如何对待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怎样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这是当时军队领导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就难以发挥其职能，做好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工作。这样势必会严重影响、阻碍乃至于破坏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因而林彪的讲话决非心血来潮、信口开河，而是有感而发经过调研和认真思考以后才讲出来的。

　　林彪讲的第一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向出席会议的军以上领导干部，阐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引用革命导师的相关论述，从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能动关系出发，结合现实斗争中的实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使这些领导干部切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

　　第二个问题，是让这些领导干部认清主流与支流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发动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在局部地区和领域出现了严重混乱，但是这毕竟是支流的问题。这些混乱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文革中取得的成效相比，毕竟还是次要的，属于支流。因而林彪在讲话中要求大家要分辨是非，弄清主流与支流的问题。既不能因为支流而否定主流，也不能因为主流而否定支流，要在肯定主流的前提下，来解决支流中的问题。林彪讲出这样的话，主要还是针对当时不少军队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区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文革中出现的混乱和阴暗面看得过重，从而对于文革采取抵制和抗衡的态度。

　　第三个问题，是军队支援地方，也就是“三支两军”的问题。林彪联系战争年代的经验教训，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分析了进行“三支两军”的重要性。他要求派军队中的左派来执行“三支两军”，首先要从思想上来进行支左，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注意及时向上级请示报告，以及帮助地方建立革委会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军队要在执行“三支两军”中为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林彪针对部队在自身文革和执行“三支两军”中存在的问题，是从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和怎样执行“三支两军”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的。这是当时军队面临的比较普遍性的实际问题。林彪在讲话中有的放矢，娓娓道来，尽力对军队领导干部做说服教育工作，希望他们不仅能够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和理解文革，妥善处理文革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还要按照中央要求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从中不难看出，他讲话的主旨还是要求军队及其领导干部能够按照中央要求，执行军队职能，跟上文革步伐，履行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在讲话中曾说过“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但是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讲话时却删去了这句话。[15]这是为什么呢？

　　刘邓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批判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因而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一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掌握了军队领导权，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毁灭性破坏。从这一方面来说，林彪讲的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林彪强调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危险性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刘邓路线从性质上来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带枪的刘邓路线尽管更具有危险性，从性质上来说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当军内对文革认识出现误区，特别是军队在支左中普遍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将林彪的这句话传播下去会对军队这些干部造成严重冲击，而不利于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尽早从行动上转变过来。这可能就是在下发林彪讲话的文字稿时删去这句话的原因。

　　⑥ 对军以上干部会议的评析。

　　军以上干部会议是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合召开的军队高级别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军以上领导干部有100多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结合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阐释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文革、对待军队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即“三支两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回答了困惑在人们心中的矛盾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三月二十日，也就是林彪讲话后的当天下午七时半，毛泽东和林彪到会接见全体人员。[16]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批准后召开的。毛泽东接见出席军以上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表明了对于召开这次会议的肯定和支持。会议期间，江青提议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印发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文件，提了几次，毛泽东都不同意，他最后明白地说，因为牵涉到总理，所以不发。[17]其实，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毛泽东不同意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印发这个材料，还有防止将中央碰头会上的争论在党内军内扩大的因素。因为通过召开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在这些领导人对自己的错误有所反省的情况下，为了促进他们的觉悟和态度转变，这个时候是不便于在党内军内发布关于他们错误的文件的。这说明毛泽东对于当时犯错误的领导人还是寄予希望的。这在四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在住地召集他们开了一个团结会并批准他们第二天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五一节活动上反映了出来。[18]

　　从研究中我们知道，文革的范围是包括军队的，因为军队也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又是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对文化大革命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既要进行自身文革，又要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这就要求军队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仅从组织上更要从思想上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能够理解并支持文化大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军队更好地履行职能，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和任务。但是，遗憾的是，当时在不少军队领导干部中间却存在着疑惑和不满情绪。这种疑惑和不满情绪已经严重影响到军队自身的稳定，致使军队在进行自身文革和执行“三支两军”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难以履行其应尽的职能。比如，军队在支左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就是证明（即支持了保守派，没有支持造反派）。因而要将文革进行下去，就要首先做好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这是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得以正确实施的必要条件。

　　召开这次军以上干部会议就是要解决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疑惑和态度问题，使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与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中央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消除他们对待文革的疑惑和不满情绪，希望他们采取积极态度，站到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上来。然后再通过他们带动部队进一步做好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工作，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因而这次会议其实也是一次军内的民主生活会。

　　由于这次会议的文献资料尚未开放，因而我们还难以对会议动态、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以及彼此之间进行的思想交锋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但是中央政治局四位常委的讲话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出席会议的军以上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次会议差不多开了一个月的时间，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召开这次会议，不仅说明这次会议的重要，也从侧面反映出会议确定的问题没有能够及时解决，需要较长时间的讨论和思想工作才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现在的问题是，召开这次会议用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四位常委也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还组织与会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是究竟能不能取得成效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既然如此，那么这次军以上干部会议召开后，能不能取得实质性成效呢？这还是一个有待于实践检验的问题。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进行军队文革和执行“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召开这样一次高级别会议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更便于使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能够进一步明晰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认清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统一思想认识，协调一致行动，主动、自觉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这对于搞好军队自身文革，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发挥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职能和作用，当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在军以上干部会议召开以后，又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那么，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呢？应该如何来评价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

　　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四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的。在军以上干部会议召开以后，军委内部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进行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以前“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中的几位老帅，就在军委担任着副主席的职务。即便此前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他们在文革方面的态度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样就给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造成了严重困难。为了消除军委成员的分歧，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军队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上统一认识，于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中下旬又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文献资料尚未全部披露，因而我们现在还难以知晓这次会议斗争的详细情况。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和张春桥以及顾问康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叶剑英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周恩来发表了总结讲话。由于下文我们还要对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的讲话进行介绍和简析，现在我们就只对叶剑英的检讨和周恩来的讲话进行简要评述。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四月十四日，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发言，谈了在处理青海问题、成都问题和万县问题中的错误，还谈了“对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主要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有时尊重不够。在研究讨论问题时，在某些问题上虚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意见不够，有时态度不冷静，不慎重。”[19]

　　从中可以看到，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是作了检讨发言的。这是因为他在军队文革和执行“三支两军”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缘故。这种错误不仅表现在“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行动上，也表现在他曾经以军委名义批发致成都地区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批复成都军区关于处理万县造反派组织的电报，支持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向红卫兵开枪等事件上。[20]这些都是抵制文革、打压造反派的行动。叶剑英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时，拍桌子，发脾气，责问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做出决定和表态上，叶剑英既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及时沟通、商量，也没有事先征求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擅自作出了决定，结果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其实，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针对全国刮起的夺权风暴，叶剑英就在一次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先把党的机关冲垮，再把政府冲垮，然后再把解放军冲垮！”[21]他从现象、局部而不是本质和全局上来看待问题，反映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上的抗衡态度。

　　除了叶剑英做检讨外，还有哪些人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呢？我们现在尚未搜集到这方面的史料。从当时的态势来分析，作检讨的不只是叶剑英一个人，这从下文周恩来起草的讲话提纲中也有所反映。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此前军以上干部会议是在叶剑英主持下召开的，而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叶剑英只是以出席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还在会议上作了检讨性发言。虽然叶剑英的职务没有变动，但是他在这两次会议上的地位却发生了变化，由主持者变成参加者了。这反映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始纠正军队高层内部的错误路线，向军内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发起反击了。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作为中央碰头会的主持人，曾经于四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先后两次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我们尚未找到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从他起草的讲话提纲中可以看到，他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22]

　　周恩来虽然没有用二月逆流这个术语，但是从他将二月逆流称为“二月的乱子”来看，这个事件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认为这件事的发生并非是因为他们要反对毛泽东，而是没有站对立场，在与群众的关系上出现了错误，属于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希望大家对他们予以帮助。他肯定了犯错误的几位同志在会议上的自我批评，希望他们能够知错就改，勇于负责，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周恩来的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次会议的矛头所在。

　　召开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并不是要打倒在二月逆流中犯错误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而是通过他们的检讨以及对于他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错误，从思想上、立场上、行动上转变过来，同时也使那些对于文化大革命存在模糊认识、抗衡态度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引以为戒，进行自查，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为此，就需要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中，联系党内外发生的事件，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自觉站稳立场，跟上文革步伐。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几位负责人的发言就在会议期间格外引人注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对会议的进行起着主导性作用。因而我们下面就对他们的讲话予以重点介绍并作出简要分析。

　　② 江青在会议上的讲话及其简析。

　　四月十二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为人民立新功》的重要讲话。[23]江青介绍了自己从事的工作，讲了《战国策》中《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希望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教育好自己的子女，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林彪提议下，江青的讲话记录稿在报送毛泽东审阅后下发。

　　下面我们先介绍江青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再看毛泽东对江青讲话记录稿的修改情况，再对江青的讲话进行简析。

　　1）江青讲话的主要内容。

　　江青开门见山，先讲了自己从事的工作，毛泽东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谦和的态度开始了讲话。

　　她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把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送给主席参考。从去年起，我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保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

　　江青在讲话中回忆了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相处之后，谈到了她是如何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她说，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天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么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国内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

　　江青随后讲了延安时期她在帽子上戴了一颗红星，后来又被拿掉，自己心里不痛快的事后说，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江青以战国时期《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来说服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要为人民立新功。

　　她说，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随后江青就阐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触詟劝说赵太后派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为人质的故事。讲完后说道，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䘵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然后，江青在讲话中对军队“三支两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她说，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江青还在讲话中劝慰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要有压力，要及时改正错误。

　　她说，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去年夏天哈尔滨驻军，是从左的方面介入的。也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

　　江青接着简要回顾了文革前夕文教界存在的严重状况和评《海瑞罢官》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情况，介绍了文艺革命的初步成果，希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要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她说，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江青在讲话中谈了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她说她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有几年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她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觉得这个问题就大了。她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拚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居然会变化成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么，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陈老总组织创作的，还改过。

　　最后，江青讲了教育子女的问题。

　　她说，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份了。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而后，江青谈了自己在家庭当中教育子女的情况。[24]

　　2）毛泽东对江青讲话记录稿的修改及下发。

　　江青四月十二日上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后，林彪建议将江青的讲话下发，于是江青将这次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

　　四月十五日，江青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江青。可以，照办。”

　　对于这次送审稿，毛泽东作了如下修改：

　　主要是在第五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在第七页，江青在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一语。在第九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九个字。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增删。

　　江青对毛泽东审改后的讲话稿整理后，四月十七日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看过，删了一点。”

　　毛泽东在这次审改时，加写、改写了两段话：

　　主席说，这篇文章（指《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毛文稿编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这一段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

　　除此之外，毛泽东的修改还有以下几处：

　　将第四页上“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删去第六页上“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九个字。

　　在第七页，送审稿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

　　在第九页上，送审稿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道：“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在同一页上，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在第十页，江青讲到在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是”。

　　在第十三页，江青讲到：“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

　　在第十四页，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十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它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增删。[25]

　　从中我们看到，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在林彪建议下下发的。为慎重计，江青先后两次将讲话记录整理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江青的讲话记录整理稿进行了认真审改，加写、改写、删掉了若干文字，使讲话稿在问题的分析上更为缜密，文字的表述上更为严谨，事实的判断上更为准确，特别是在对《触詟说赵太后》一文的点评上立意高远、见解深刻，闪烁着思想的光辉，这样就使得江青的讲话更具有说服力。从毛泽东两次审改江青的讲话记录稿并同意下发讲话来看，他对江青讲话的内容不仅是赞成的，而且认为是切中时弊的。当然，这是与江青在讲话中反映出文革发展的真实情况分不开的。

　　3）对江青讲话的简析。

　　江青当时既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革小组顾问，因而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这番讲话的。从中可以看到，江青介绍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简要说明了她与毛泽东的相处，引用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旨在要求军队领导干部不仅要管教好自己的子女，还要重视并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好“三支两军”工作，为人民立新功。

　　江青将讲话的题目命名为《为人民立新功》，在讲话中多次展现出对于人民军队的向往之情，是意味深长的。这是因为人民军队过去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用这样一个题目来发表讲话，不仅表明江青对于人民军队的尊敬和热爱，而且也反映出她期望人民军队能够像以前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新的功勋。这是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修改《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时改写的文字“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相一致的。[26]

　　江青在讲话中对于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做出了评价。她认为支工支农搞得好，支左出现了不少问题。虽然她是以比较委婉的方式讲出这番话的，但是分明对两者作出了不同的评价。我们注意到，即便军队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严重错误，江青在讲话中也没有对此给予严厉批评，而是以和缓的方式劝慰这些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不要产生自卑情绪，改正过来就是了。实际上这是在做这些领导干部的工作，希望他们不要背负思想包袱，能够认识错误，及时转变过来，认真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跟上党中央的文革步伐。这反映出江青在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作了一番思考的，既要让犯错误的干部认识、改正错误，又要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而不致于造成其它严重的后果。

　　江青还向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呼吁，提醒他们要抓好文教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使他们能够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江青不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还把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从写作到发表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展现了出来，说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当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江青在讲话中引经据典，用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启发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还要慎用权力，在新的条件下为人民立新功。这个新功就是做好“三支两军”特别是支左工作。从中不难看出，实际上这是比较委婉地批评一些军队领导干部，自以为在战争年代立下了功劳，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却官僚主义严重，个人主义盛行，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文化大革命抱着抗衡的态度，在军队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中犯了严重错误。江青讲出这样的话，还是希望这些领导干部能够引以为戒，改正错误，在新的条件上做好本职工作。

　　从中看到，江青在讲话中作了自我介绍，在为什么进行文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军队“三支两军”存在的问题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她希望军队领导干部要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她讲话的态度是诚恳的，言语是谦和的，心情是真诚的，既表达了对于军队的敬意，又对他们寄托着由衷的希望。军队不仅要进行自我革命，还要做地方文革的坚强后盾，搞好“三支两军”工作，为人民立新功。

　　③ 陈伯达在会议上的讲话及其简析。

　　四月十二日下午，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27]他向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干部讲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我们先看陈伯达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对陈伯达的讲话进行简要分析。

　　1）陈伯达讲话的主要内容。

　　陈伯达说，林彪同志要我来这里讲讲刘、邓路线问题。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以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早就给我们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梦想。因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说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

　　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说要当“红色买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他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时，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就算你们（资本家）有本事。其实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那有什么帝国主义呢。陈伯达以此来说明刘少奇的看法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观点不一样。

　　陈伯达接着又讲了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时局发展上的两种不同的方针。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八月主张抗战胜利的果实属于人民，因而要进行严重的斗争。刘少奇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的报告中主张和平民主新阶段，认为中国人民三个主要阶级——劳动人民、中等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民主。

　　这个时候康生插话说，斯大林在战后一个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犯了右的错误。在他的影响下，法共虽然有四十万武装，也交了枪，希腊快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枪。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当了副总理，陶里亚蒂也当了副总理，后来统统干掉了。他要毛主席到重庆也是要交枪的。毛主席坚持武装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革命，也对世界革命具有伟大意义。一九五○和五一年，斯大林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亚这些国家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他们那里地理环境、各方面条件不同，因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交了枪。

　　陈伯达接着说，刘少奇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六个月，还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宪法，成立议会，就可以彻底实现工业化，土地改革。陈伯达对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党、政府和军队的论述进行驳斥后说道，在解放战争中，刘少奇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他到西柏坡，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插话说：搬石头。），一方面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解放以后，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宣扬“剥削有功”论，违背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精神。陈伯达多次引用刘少奇这个时候的讲话，特别是他要大资本家宋斐卿多办工厂的话，说刘少奇不只是说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还主张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对刘少奇这个时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最后得出结论说，刘少奇全篇讲话，锋芒是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对着社会主义的，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陈伯达接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分析刘少奇的问题。他说，康老的意见很对，在马列主义的历史上，历来党内有两种倾向。如俄国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列宁驳斥了这种说法，主张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说工人没文化，不能搞社会主义。陈独秀和刘少奇都是这样。一条是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这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刘少奇主张单干是一贯的。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评山西搞合作化，说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嘛。第一次互助合作的会议，就是对刘少奇的意见作斗争产生出来的。毛主席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提倡互助组、变工队、耕牛合作社，变工是一个互助的形式，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过渡到合作社。而后陈伯达又回顾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制定“二十三条”时的分歧，以及毛泽东最终才决定在《炮打司令部》中把刘少奇公开给全党。陈伯达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对待群众问题上表现出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众。毛主席这条路线，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陈伯达在讲话中警告说，不要搞阴谋，不要去搞自己的块块。有人在组织红卫兵成为御林军。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什么产业军保卫他自己。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组织了什么赤卫军的野战兵团，保卫他自己。不要搞这些把戏。这些东西，看起来力量很大，但没几天就垮台了。

　　陈伯达提醒说，斗争是反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就是胜利，坚持同革命群众在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形势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夸大拥护他的人有多少，但是真理不在他那边，而是在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同志这边，所以一击即溃。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陈伯达特别强调说，这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军队的同志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要因为反对我，或者对我有意见，就说他是反革命，这个很危险。为什么主席提出，各省来谈判的，两方面的人都来，你说他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来，因为他不一定是反革命。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分子，这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再三告诉我们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以官的状态活动。江青同志就是深入接触实际，才发出了文艺界一塌糊涂的问题。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就不说更多的话了。昨天我说过，我是你们的小学生，现在我还是讲句真心话。在座的同志很多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是小学生向先生说说话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接近群众，懂得群众，是很容易的，又是不容易的。所谓不容易就是旧的意识经常在我们的脑子里起作用。譬如冲军区这个问题，群众没有想到人民的军队会向人民开枪，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这是不可理解的嘛。所以，在内蒙古一开枪大家都回去了，不来了。主席告诉我们，群众到军区，要找军队谈判，证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一种好现象。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我们人民的军队不能随便向人民开枪，不能随便抓人。我说这个道理是普遍性的吧。

　　陈伯达在讲话中再一次提到了阎红彦自杀的问题。他说，我无非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给他说，出面见一下群众，不要紧的。因为我的普遍话讲的不好，我只问了他是不是阎红彦，后来的话是汪东兴同志代讲的，就这么两三句话。第二天早晨他就死掉了，留下一个遗书，说他的死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我的话完全是好意，不但是爱护军区，也是爱护阎红彦本人，是叫他出来一下，解一下围，见见群众，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不见！为什么我要再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有这样一种人，怕群众怕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么两三句话，说是我逼死他的，我是叫你出来见群众嘛，有什么逼的问题呢？你可以不听嘛！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他从一个共产党员蜕化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不能操纵军队，如果他能操纵军队，我看他是要开枪的。[28]

　　2）对陈伯达讲话的简析。

　　从陈伯达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他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立足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分析了文革中出现的若干问题，着力于解决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践行文化大革命，希望他们从思想、行动上转到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

　　陈伯达从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条道路谈起，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明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中国或者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去，是难以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而后又从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时局发展上的不同方针入手，说明毛泽东主张对国民党进行斗争，而刘少奇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在解放战争中，刘少奇在制定土地政策时，否定一切。建国前夕，他在与天津资本家谈话时提出“剥削有功”论。建国后，他又反对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主张单干。这是违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精神的。后来在制定“二十三条”时毛、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以激烈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毛泽东将刘少奇的问题在党内公开了。

　　不仅如此，陈伯达在讲话中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分析了刘少奇的问题并非是一个孤立现象，被列宁批判的俄国的孟什维克也是这样。这说明刘少奇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上的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出现也是具有必然性的。因而就要正确认识并要坚决进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陈伯达在阐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以后，指出文革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群众上。是不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区别。这个问题在文革期间不过是比较激烈地表现出来罢了。他批评有些领导干部组织保守派来保护自己，提醒大家斗争是有反复的，以谦逊的态度希望与会高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不要把是拥护还是反对自己作为判断革命的标准。他说，人民的军队不能随便向人民开枪，就是有人冲击军区，也要正确对待并采取妥善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批评军队一些负责人在对待军队、地方文革上的错误态度，只不过是以比较委婉的方式提出来而已。针对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对于阎红彦自杀的疑惑，陈伯达在讲话中又一次介绍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指出阎红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能否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他是因为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才走上绝路的，以此来教育、启发与会高级领导干部，要引以为戒，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陈伯达在讲话中没有系统地阐述毛、刘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在具体表述的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牵强附会之处，况且刘少奇当时的认识也受到当时时代的限制并且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从总体上、本质上看，我们也不能不说陈伯达的讲话不论是从材料的准确性还是对刘少奇问题性质的认定上，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站得住脚的。

　　陈伯达在讲话中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的必要性，指出两条路线的本质区别在如何对待群众上表现了出来，重在说服、开导这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参加文革的群众，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坚定信念，保持定力，在实际行动中执行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不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主动、自觉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④ 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

　　四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既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透视党内发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又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使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1）康生讲话的主要内容。

　　康生说，我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向解放军同志们学习。林彪同志和军委的同志要我在会议上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那么我就把一些不系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毛主席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中国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种斗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阶段，必然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下面我想从几个问题上来谈一谈两条道路的斗争。

　　第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康生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个方面，将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观点进行对照，不仅否定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还点出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说明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早就存在的，不过是在文革中更集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

　　第二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康生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治，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毛主席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全面、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经验，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将他们的著作进行对照，就可以明白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刘少奇则做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政权问题上，那一条是毛主席代表的马列主义革命路线，那一条是刘、邓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个问题，建国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激烈、尖锐。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是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纲领，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内外基本政策，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康生在讲话中引用了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的主要论点：“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工人阶级“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剥削他们一下，他们倒满舒服，如果不剥削他，他们就不舒服，觉得痛苦的很”；“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公开反对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

　　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说“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苦得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大张旗鼓地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纲领。他不仅反对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反对农村合作化。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一九五一年七月，他在山西省委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还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在一九五○年一月对东北农村工作的指示中，他提出要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民，随后又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护富农经济。”这个阶段恰恰是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随后，康生又念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的几段话，批评了党内在过渡时期发生的右倾性质的错误。接着又列举了一九五五年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困难时期大刮单干风，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期间提出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文革初期刘、邓提出的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史实后，总结道：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存在着这种斗争。

　　第四个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野以及理论批判中来看待党内发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康生分析了刘少奇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理论依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我们国家生产水平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用生产力不发达和经济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新修正主义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它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还很分散落后，那么它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新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生产力如果还没有高度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理论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种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看不到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在生产水平还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人民是没有资格，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点，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的著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

　　接着康生引用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里面的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说明。随后又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都是继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钵，虽然语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康生说，刘少奇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象昨天伯达同志所讲的，从中国来讲，他是同陈独秀一脉相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国际方面来讲，他是同老机会主义，同伯恩斯坦、考茨基一脉相传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

　　康生引经据典地指出，为了反对这种理论，列宁曾作过有力的斗争。列宁强调指出，不是什么俄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是恰恰相反，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阵线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的伟大的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五个问题，主要是批判刘、邓路线中邓小平的错误，阐明政治挂帅的内涵，指出军队在文革中的任务。

　　康生说，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接着他对邓小平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在八大反对个人崇拜，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猫论，反对政治挂帅，并对此进行了剖析。

　　康生在讲话中深入分析了政治挂帅，指出军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在反对政治挂帅方面，从老修正主义到刘、邓是一脉相承的。他引用列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来说明实行政治挂帅的理论依据，接着又用毛泽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话来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

　　康生说，在我们军队中，到底是业务挂帅，还是政治挂帅，这成为军队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问题。因为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中，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帅。正因为这样，要不要政治挂帅就成为能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所谓挂帅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帅的问题。我们讲的政治挂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他们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讲他们不政治挂帅，是指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邓都是这样。

　　接着康生列举了修正主义者反对人的因素第一、反对政治第一，宣扬唯武器论、物质刺激论、利润挂帅以后，说道：我们的支左工作，首先是支政治，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革命群众最近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的刘、邓路线和坚持刘、邓路线的人在一月、二月的新反扑。但这个问题军队有些同志不了解，以为这是攻击军队，这完全是弄错了。我们的军队应当同革命群众以及革命组织一起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支左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支左假支左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很好地注意，很好地理解。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就无所谓支左，就一定要犯大错误。我们在这一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有些地方犯了错误，但这不是主流。有些好同志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是容易改正的。我们相信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正个别地方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29]

　　2）对康生讲话的简析。

　　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仍然是围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展开的。他从五个方面对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了分析，不仅梳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况，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大视野中来说明两条路线斗争的普遍性，又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作出了深入剖析。

　　从康生对毛泽东、刘少奇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评析中可以发现，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刘在路线斗争中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分歧和矛盾在当时情况下，有些是基于认识的分歧，有些则是党内民主生活中的不同意见，这在党内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直到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以前，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经出现过不少分歧和矛盾，却没有动摇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基本判断，他还是把刘少奇作为党内接班人来培养的。即便出现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刘少奇支持了单干风时也是这样。这在毛泽东修改二评苏共中央信时就有明确的表示。[30]

　　康生在讲话中把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斗争上的分歧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及其逻辑上来说不无道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作法和认识也确实存在可议之处，但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几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总的来说刘少奇还是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有时还是毛泽东的重要支持者。从这里来说，康生在谈到这个时期毛、刘之间路线斗争上的分歧和矛盾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当然，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渊源上来说，康生作出这样的解读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当毛、刘后来在路线斗争中出现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分歧又会产生新的认识的缘故。

　　康生讲话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视野中来透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刘、邓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老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比较，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分析，揭示了他们思想上的一致性。这些人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像俄国、中国这样的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当时是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有先实行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共性就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先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到民主革命的问题上，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下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样就拱手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而使无产阶级处于附从地位。中国的陈独秀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还没有充足的史料来证明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这样，但是从毛泽东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和不要夺取政权的批评中，[31]似乎透露出刘少奇在这方面的态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刘少奇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让中国发展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则是确定无疑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毛泽东提出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虽然刘少奇从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的提议，但是思想上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而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会表现出来。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现的单干风和一九六五年他在住地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32]

　　康生引用列宁的话，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视野中，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具有普遍性。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国际的背景上来分析，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必然现象。

　　我们注意到，在讲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康生是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话通过对比来进行分析和说明的。这样就便于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一个形象、直观而又明晰的认识。不论是对刘少奇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康生都在批判中引用了他们的原话。这说明康生并非是在进行空洞的说教，而是有的放矢，从他们的言行中来作出判断，这样就使康生的讲话更具有说服力。

　　康生在讲话中从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视野中来揭示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目的还是要使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全面而又深入地弄清楚这个问题，认识到两条路线斗争出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把握两条路线的斗争与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搞好自身文革，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⑤ 张春桥在会议上的讲话。

　　四月十四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生重要讲话。[33]他在讲话中以如何对待群众问题为主题，具体讲了安亭事件、干部问题和革委会问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上海市的文革发展状况，以及如何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最终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复杂过程。

　　1）张春桥讲话的主要内容。

　　张春桥说，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上海的形势比较好，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有的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只能证明他们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决议。“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不是平衡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比如我们曾经命名的“上海人民公社”，就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改正过来的。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安亭事件出现后，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去后才了解到，工厂里面有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无可奈何，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上了火车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站上。

　　我答应认真负责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

　　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即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他们无法理解：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铸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只有几千人，要压是可以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以为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今天上海的局面比较稳定，与安亭事件处理的比较妥当有很大关系。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全市的夺权，我们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去的。当时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们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的压力很大。火车站、港口没人管了，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及其它一些要害部门的工人造反派负责人商量，究竟应该怎么办。当时，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也很不平衡，我们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

　　上海的工人阶级、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做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也没有给他们改。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就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那时我们头脑中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工人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是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还是那个阶级，而是从个人、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我和姚文元同志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求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宣布他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组织把他打垮的。

　　再讲一个对待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科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如果不走群众路线，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使令也是没人听的。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革命的斗争过程。对干部来说，是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是难啊！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还对他说，我和春桥给你当参谋，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前一段上海文化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江青插话说：江渭清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坚决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但后来越陷越深，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的话都告诉他了。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以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那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每一件事都落实，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地思想比较一致了，然后叫他到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不好揭发别人，于是群众就有意见了。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划清界限，让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副部长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许多部电话，你有问题可以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会，先是他们检讨，而后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群众就给他们排了队，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们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是实现革命三结合的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里面的基本骨干是左派，还有大量的中间派，也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这就需要认真地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是一个感情问题，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路各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他们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分好，于是喜欢他们，讨厌造反派，也不理解造反派的行动里面所包含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一月十一日中央贺电到了，战士们一看，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了，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弄清楚真相，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和造反派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还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是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革委会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现在的革委会领导成员，一般说来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是不出名的。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34]

　　2）对张春桥讲话的简析。

　　从中可以看到，张春桥讲话的主题是如何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也就是对待群众的问题。围绕这个主题，张春桥从安亭事件、干部问题和革委会问题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上海从全面夺权到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基本过程，让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上海市的文革有了一个直观而又全面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讲话中并没有讳言上海文革的缺点和错误，走过的曲折过程，以及他本人遭受的攻击，而是以坦荡的胸怀介绍了他们是如何应难而上、采取妥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上海文革也就是由此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其实，安亭事件处理上的不同路线，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也是文革究竟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的问题。只有将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才能将文革进行到底，取得实质性成效。张春桥支持工人造反派的行动，是符合中央的文革精神的。他讲述了工人队伍中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峙与斗争，工人、学生中的造反派在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和保守派工人罢工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起维护生产和社会秩序的重任。面对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红革会发起的进攻，张春桥坦然处之，没有让专政机构介入，而是和姚文元一块深入到红革会内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自己通过反省来认识错误，主动起来揭发组织内部的坏头头。在结合干部的问题上，张春桥和军队支左人员、造反派群众一起，执行群众路线，做好干部的审查、鉴别工作，防止走过场，将真正的革命干部、犯了错误又真诚悔改并且得到群众谅解的干部结合进革委会中。他希望大家能够支持革委会的工作，使革委会真正成为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机关。

　　由于张春桥在文革前就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从姚文元撰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一直在参与、关注着上海市的文化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他又与姚文元一起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达上海，因而对上海市的文化革命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的具体情况是熟悉的，于是就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上海市文革特别是从全面夺权到革委会建立的情况。这是为了让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通过上海市的文革实践来进一步了解文革发展的真实情况，深化对于文革的认识，做到接受文革、支持文革、参加文革，搞好“三支两军”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要做到支持文革，就必须探索支持文革的正确方式。只有找到支持文革的正确方式，才能够做到真正支持文革，将文革推向前进。否则的话，所谓支持文革不过是敷衍了事，说说而已，甚至还有可能给文革造成严重破坏。鉴于此，就要在“三支两军”过程中，从支持、推动文革出发，以支左为核心，防止地方出现失控，保持工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处理好支左、社会秩序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关系。在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就不仅要做好解放干部的工作，将革命干部、犯了错误且已悔改并得到群众谅解的干部结合进革委会中，同时还要选好革命群众的代表，将在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左派先进分子结合进革委会中。这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关键问题。

　　军队以前没有进行“三支两军”的经验，当时又面临着复杂的斗争形势，因而就难免犯错误。张春桥的讲话就是要通过对上海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经验介绍，给军队支左人员提供借鉴，使他们以上海的文革为鉴戒，坚定文革信念，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

　　⑥ 对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评析。

　　从中我们看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了近半个月。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在会议上发生了长篇讲话，叶剑英等人作了检讨，周恩来发表了总结讲话。会议通过学习、讨论，就是要军委成员能够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在进行军队文革和执行“三支两军”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四月二十四日，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35]毛泽东接见与会人员，表明了对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支持和肯定。

　　从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的历程中可以看到，期间所犯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从领导的角度上来说军委内部的意见不一则是主要因素。“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不过是两个集中表现出来的事件而已。以“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为标志的二月逆流，尽管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民主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36]但是由于他们中的几位元帅又在军委担任着副主席职务，同时其他军委常委、委员以及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也存在着对于文革的不同看法，因而能不能真正理解并践行文化大革命，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成为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能否得以正确、顺利进行的关键。

　　这样就有必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方面的经验教训，通过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军委内部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为了促进他们态度的转变，还要对他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中央文革小组几位负责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讲话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的讲话就是围绕文革来展开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视野中，以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突破口，不仅回顾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发展过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初步总结，还进一步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及其重要意义。在讲话中，他们现身说法，用生动的事例，通俗的语言，从不同角度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使出席会议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个深入、详细、全面的认识，这样就便于他们从思想上认清形势，行动上以身作则，解决实际问题，管教好子女，跟上中央的文革步伐。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要统一军委成员思想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要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对于文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要他们在会议上作出检讨，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予以处理。只有在对文革具有全面、系统的认识，从思想上真正弄清楚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性以后，才能做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做好检讨，转变态度，站到文革的立场上来。同时也为他人提供鉴戒。因而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是一次军委内部的民主生活会。

　　召开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通过军委内部整风的方式，使大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纠正错误，以便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并非要打倒那一位军委领导人。这从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讲话和军委成员的检讨中也可以反映出来。虽然召开了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犯过错误的军委领导人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至于成效如何还是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4）两次军队高层会议在文革中的作用分析。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先后召开了两次高层会议：一次是军以上干部会议，开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次是军委扩大会议，开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是却先后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这是毛泽东对这两次会议支持和肯定的反映。

　　两次会议的主题是要军委领导成员和军以上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能够站稳立场，统一认识，搞好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工作。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文革发展的坚强后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因而军队不仅要进行自身革命，也要执行“三支两军”，支持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中间统一思想，协调行动。遗憾的是，军队在进行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北京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以及军队在支左初期普遍犯了严重错误，不过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而已。发生的这些问题，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不是采取组织手段来进行处理，而是召开会议，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看到，在这两次会议上不仅林彪、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也发表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以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分析了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下一步如何做好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工作。虽然他们的讲话都是围绕文化大革命展开的，对于正在进行的文革作出了分析和说明，但是由于各自所负的职责不同，讲话的侧重点又有所区别。林彪要求大家从阶级观点上来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搞清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周恩来的讲话主要是针对“三支两军”和革委会的建立这些事务性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因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在讲话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详细讲述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不同角度对于文化大革命做了一个全面的剖析和说明。他们的讲话虽然是围绕文革从不同方面展开的，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化大革命，在军队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中站稳立场。

　　两次军队高层会议主要是通过听讲话、学习、小组讨论的形式，使与会人员在思想上能够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实际行动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支持文革。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等人做了检讨性发言，会议通过整风的方式，在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讨论中来解决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在文革上的模糊认识，而非进行组织上的处理，更不是要打倒那一个人。因而这两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军队高层的民主生活会。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论是军队进行自我革命还是执行“三支两军”，都要求军队站在文革的立场上，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搞好军队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工作。由于斗争形势复杂多变，以及面临的派别分歧和利益纠葛，进行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不仅要站在文革的立场上，从思想上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要在实际行动中支持左派，创造性地处理复杂斗争形势下的矛盾和问题，在实践中探索正确的方法，维护社会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将文革进行下去。召开两次军队高层会议，就是要解决军委领导成员和军以上高级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使他们能够在思想上、行动上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能够主动地、积极性、自觉地投入到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的斗争中。当然，虽然召开了两次军队高层会议，但是到底成效如何，不能只看人们在讨论中的发言和表态，关键还是要看以后的实际行动，也就是实践的验证。

　　总的来说，召开两次军队高层会议就是要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在进行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军队的职能，在搞好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问题上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会议采取说服教育、内部整风的方式，通过学习、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来促进军队领导干部思想的转变、纠正他们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从这里来说，两次军队高层会议不过是为达此目的提供的平台而已。

　　3、军队进行的文化革命。

　　前文我们介绍了军队高层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这两次会议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了统一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搞好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才召开的。因为当时军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工作。那么，军队是如何进行自身文革的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从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说起，因而我们下面就首先来研究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问题。

　　（1）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由于带队参加了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的整理工作，从当时的表现来看他是积极支持文化革命的，因而就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具体负责中央文革和军队文革之间的联系工作。遗憾的是，刘志坚随后在进行军队文革的时候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军内造反派，犯了严重错误，[1]致使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少问题，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一月四日刘志坚被打倒。[2]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革小组。

　　一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3]那么，对于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当时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于这个问题，徐向前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徐向前夫人——引者注），说有要事找我谈，但他来我家不方便，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幅担子要我来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发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说他马上要开会，便夹起皮包，匆忙告辞了。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江青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想来想去，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4]

　　从徐向前的回忆来看，他当时对于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心有余悸的。其实，也难怪他有这样的想法。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十月五日在林彪建议下，军委、总政下发了取消军校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后，军校学员开始了大规模串连，不少军队领导干部和机关遭到冲击，有的军校学员还到国防部去示威，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军校师生两个十万人大会。进行军队文革就是要刀刃向内，将矛头对准军队内部的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很棘手的事，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因而徐向前对此表示推辞也是不难理解的。

　　从中看到，徐向前担任这个职务是江青提议并经过毛泽东批准的。现在的问题是，军队中有那么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为什么偏偏要徐向前担任这个职务呢？

　　由于全军文革小组是具体领导军队文革工作的，因而这样的人选就不仅要在军内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权威性，还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否则的话，是难以胜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的。当时徐向前是军中的老帅，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一位在军内有着重要影响的领导人。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回忆看，当时徐向前是支持文革的，比如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时的发言就是证明。[5]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正是从军内地位、对文革的态度以及军中履历这几个方面考虑，徐向前才在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后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

　　这里有疑问的是徐向前后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他在二月逆流期间“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中说的过头话是后来发生的事，当时还不是这样。尽管如此，在批判二月逆流以后，当徐向前向毛泽东请求辞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时，毛泽东却没有批准，不同意免除他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6]在徐向前受到冲击、有人提出打倒他的口号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7]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即便在文革结束以后，当着江青被抓捕、审判，在中央开会讨论是否要对江青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徐向前又是会议上唯一明确持反对态度的人。[8]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这是耐人寻味的。

　　既然徐向前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那么新组成的全军文革小组人员名单就要征求他的意见。一月十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并说：中央文革对这个名单也很关心，也想看看，已送他们征求意见。徐向前阅后提了三条：（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刘震、成钧、何挺一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有底。

　　徐向前后来曾经说，他提出这三条的基本想法，就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党的领导，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要像地方上那样，无法无天，乱揪、乱斗、乱冲。[9]

　　在征求了徐向前意见之后，像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这样的大事，从组织程序上还要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再由中央军委下发全军。

　　一月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强调要维护军队的稳定。会议决定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肖华、杨成武等为副组长。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新成立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10]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共十八人。[11]

　　从中我们看到，改组全军文革小组以及由徐向前担任新成立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由中央军委下发全军的。先由杨成武就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一事打了招呼，而后江青就全军文革小组的人选及下发通知征求徐向前的意见。这说明中央对于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是慎重的，对徐向前也是尊重的。由于全军文革小组是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又在安排、部署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国文革工作，当时文革在工作中又占有中心地位，因而林彪发出指示，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要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报告他。[12]这样就明确了全军文革在工作上要首先对谁负责了。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以后，就担负起了军队文革的重任。

　　（2）在严格管控中进行军队文革。

　　“十六条”指出，军队的文化革命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13]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得到巩固，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至关重要。为了清除军内走资派，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就要进行军队文革。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进行军队文革的时候，还要发挥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职能和作用。这就要对军队文革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因而军队与地方在文革的范围、方式和时间上表现出重大不同。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严格限定军队文革的范围。

　　军队文革是要在院校、文体单位、部分医院和军事工厂进行的。除去这些单位以外，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性，使军队文革能够有序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对军队文革必须作出严格的限制，因而军队文革并不是一哄而起、全面开花的，而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文革（军级本身不含），[14]军以下单位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即使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也是根据形势发展和战备要求分期分批进行文革的。这在当时中央军委发出的文件中就有明确规定。

　　1）军区按中央军委指示分期分批进行文革。

　　其实，在军队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经毛泽东批准，军委、总政治部就对军队文革作出了部署和安排。大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展开，到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军校文革要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15]

　　随着军队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军委从战备需要和军队稳定出发，要求军区文革分期分批进行。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叶剑英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16]

　　这个决定发出后，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又下发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要求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进行；处于反帝、反修第一线的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和有随时策应各军区任务的武汉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应照前次指示暂缓进行，把自己稳定下来，以便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何时开始，听候军委命令。[17]

　　从中可以看到，军区文革分期分批进行是在一月十八日的决定中作出的，一月二十八日的指示不过是对于上次决定的重申而已。一月二十八日的指示明确指出，军区是要进行文革的，但是军区文革又不是同时而是分期分批进行的。具体安排是，处于反帝、反修第一线的济南、南京等六个军区和有策应任务的武汉军区暂缓进行文革。这表明当时有超过一半的军区由于战备和支持“三支两军”的原因是暂缓进行文革的。

　　2）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军队文革开展以后，究竟能不能夺权，这是一个十分紧迫而又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在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军队不能夺权，要有人夺权，就抓起来。[18]从这里可以看到，军队在文革过程中是不能夺权的。军队文革既然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这也就是说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文革的时候是不能采取夺权行动的。这是一条铁律。

　　既然文革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那么为了搞好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军委起草一个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文革的规定稿，用以指导军队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叶剑英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送林彪审阅。叶剑英在送审报告中写道：“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三十二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二月十日，林彪将这个规定稿转送毛泽东审阅。[19]

　　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两次审阅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在林彪十日报送的送审稿上批示：“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晚上，在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十日晚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修改稿上批示：“送总理照发。”[20]

　　经讨论修改后，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出这个规定。文件共七条，内容如下：

　　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即“军委八条”——毛文稿编者注），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学习讨论，认真抓好活思想，务使大家深刻认识颁发这个命令的伟大意义，提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

　　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

　　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五、根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六、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道闹革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七、在运动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21]

　　从中我们看到，第一条，主要讲的是必须执行“军委八条”，要学习、宣传好这个文件。“军委八条”下文我们还要专门进行分析，此不赘述。

　　第二条，明确指出军以上领导机关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委已经决定开展文革的单位要按照要求搞好文革，军委决定暂缓开展文革的单位要进行正面教育，等候军委下达命令后再开展文革。

　　第三条，强调陆、空军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以及其它一些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绝对禁止任何人和组织到这些单位串连。这表明军以下单位（含军级单位）进行正面教育，不搞文革。这样就严格限定了军队文革的范围。

　　第四条，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这是为了保证各级军事领导机关能够正常行使职权的需要。

　　第五条，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对党委和党委个别成员存在的问题，在上级党委批准后，可以采取改组、撤换的方式。军队不宜成立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特别是跨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按照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至于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只能对党委提出批评、建议，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这一条实际上确立了党委对于军队和本单位文革的领导权。

　　第六条，提醒造反派在军队文革中对当权派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要打倒一切，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不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允许干部改过自新，将功赎罪。没有上级命令撤职、罢官的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

　　第七条，说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各种不良倾向，搞好运动。

　　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到，军队文革只能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军以下单位则进行正面教育，不搞文革。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革要在党委领导下，按照军委的部署分期分批进行。各级军事机关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宜成立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特别是跨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按照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只有批评、建议权，没有代替、监督权。文革还对军内造反派、领导干部、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分别提出了要求。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后，为了进一步解决跨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问题，二月十一日又制定了关于这个文件的补充规定。

　　二月二十五日，林彪将《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

　　中央军委二月二十七日下发的这个补充规定指出，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22]

　　这个补充规定主要是针对军队文化革命战斗组织的。继续开展“四大”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跨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应一律撤销，宣传工具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这样按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取消跨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实际上就是说，在军队文革中成立的群众组织只能在本单位内部采取行动，而不能串连其它单位的群众组织进行联合行动。这样就将军队文革的规模严格限制在本单位的范围内。因而这个补充规定是为了保持军队稳定，履行军队战备任务和职能，对不同单位的群众组织所采取的严厉限制措施。

　　3）关于严格限定军队文革范围的小结。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军队文革并非全面展开而是有严格限定范围的。军队文革不仅在院校、文体单位、部分医院和军事工厂，也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不含军级领导机关）进行，而在军以下单位则是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这样就将军队文革严格限定在这些单位的范围内。即便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也不是同时进行文革的，而是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根据形势发展和战备要求，分期分批地进行文革。

　　为了使军以上领导机关有序进行文革，防止出现局势失控，军委要求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革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绝不能采取自下而上夺权的方式，不宜成立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于已经成立的跨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取消或者按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是为了保持军队稳定，使军队在文革中履行战备任务和相关职能的需要。

　　从军队文革范围的严格限定中可以看到，鉴于军队的特殊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在军队开展文革是非常慎重的。既要在军队开展文革，又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和正常履行职能，因而就要在两者之间的综合权衡中将军队文革推向前进，严格限定军队文革范围不过是为此采取的具体措施而已。

　　② 严格限定军队文革的夺权范围。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军队文革是严格限定范围的，绝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这里说的不许夺权是指不许夺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的权力，不能成立跨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那么，在军队文革过程中是不是不论什么单位都不能采取夺权行动呢？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的一些单位就被夺了权。鉴于已经发生了夺权，那么这个权是否应该夺，究竟哪些单位可以夺权，哪些单位不能夺权，就必须给予明确答复。这关系到军队能否保持稳定和履行正常职能。此事通过全军文革小组的简报反映了出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做出批示，要求对此加以研究。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刊登了《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材料，反映了部队一些已被夺权单位的情况，并提出以下几个需要研究加以统一规定的问题：（1）什么样的院校领导权可以夺，什么样的院校领导权不能夺？（2）各个左派组织是单独夺，还是联合夺？（3）警卫分队的权交给谁？（4）机关科研单位能否夺权？（5）医院、文工团等单位是按照机关还是按照院校对待，能不能夺权？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23]

　　毛泽东批示后，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稿，林彪阅后将这个文件稿呈报毛泽东。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审阅林彪报送的这个文件稿，批示：“已阅，同意。”此件于本日发出。[24]

　　《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25]

　　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到，军队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即便学院学校、医院、军事工厂的夺权范围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些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参加夺权。这是为了使这些单位的日常工作不因夺权而受到较大影响的缘故。即使在这些可以夺权的单位，也不见得一定要进行夺权，而是要看这些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何，究竟是否需要夺权。即便在这些单位进行夺权，也只能是由本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进行夺权。这样从保持部队稳定、战备要求、发挥职能以及日常工作的需要出发，对于夺权作出了重重限制。

　　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文件对于军队夺权是作出了严格限制的。作战部队、军事指挥机关是绝不能进行夺权的。夺权只限于学校、文体单位、医院和军事工厂的一定范围内，即便对这个范围内的夺权也是作出了重重限制的。既要保持正常工作的需要，明确指出那些权不能夺，又要从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出发，决定到底是否需要夺权。这说明在军队内部夺权的问题上，不仅是慎重的，也是作出了具体规定的。这是为了既要进行军队文革，又要保持军队稳定、履行军队职能的要求所致。

　　③ 军队文革在形势发展中适时作出调整。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军队文革的范围还是夺权都是作出了严格限制的。其实，不仅如此，在面临形势紧张或者军队难以履行职能的时候，中央也会在军队文革的实施上及时作出调整，以便军队能够做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担负起巩固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这个时期发生的相关史实就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军队文革会根据面临的任务以及形势发展的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八月三十一日晚解放军总政治部就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军队文革部署的报告。报告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26]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拉萨市的两大派组织同时宣布夺权，并发生冲突。二月九日，北京红卫兵和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成员冲进西藏军区，要揪斗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并要求军区支持他们搞的二五夺权，造反派高呼“打倒张国华”的口号，在军区大院内滞留了十多个小时。[27]西藏地处西南边陲，军队文革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战备和形势稳定。二月十日，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区生产部的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下来，转入正常的战备工作。西藏所有军垦农场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28]

　　同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文革过程中不仅发生了武斗，甚至还出现了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批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给何戴上高帽子，实行变相体罚。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二月十二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数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中央军委及时制止了这一乱军的行为，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事件才得以平息。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二条）。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连”；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等。[29]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要军队支持地方文革，因而在军队文革和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发生冲突的时候，经中央批准，军委决定暂停军队文革，实施“三支两军”，支持地方文革的进行。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毛泽东审阅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军区机关暂停“四大”的决定》，批示：“照办。”这个文件要求迅速恢复军区机关的正常秩序，进行整风后抽调组织力量投入“三支两军”工作。[30]三月十九日，叶剑英以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关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四点指示：一、恢复党委领导；二、停止搞“四大”；三、停止战斗组织的活动；四、恢复行政领导，进行“三支两军”。[31]

　　内蒙古军区在自身文革和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两派群众与军区以及军区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两派群众、干部、战士纷纷到京上访。这个时候为了缓和矛盾，稳定形势，做好战备工作，中央作出内蒙古军区停止进行文革的决定。

　　其实，为了解决内蒙古问题，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至四月十三日周恩来等人曾六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和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打击了呼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发布后，被宣布为保守组织的工农兵、无产者等组织的大批群众不服，纷纷上街游行，要求中央重新调查内蒙古的情况。五月十一日，两派群众数千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发生大规模武斗。内蒙古军区的大批干部、战士支持保守派的游行示威活动，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滕海清也遭到了多数军区干部、战士的围攻。内蒙古军区一大批干部战士前往北京告状，得到了联动等一批老红卫兵的支持。到北京告状的内蒙古军区的干部、战士受到中央负责人多次接见，每次接见都出现顶牛的现象。周恩来等人三番五次地向他们宣传中央的政策，但是这些人却要求中央收回《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会场上常常出现哄闹、混乱的场面，甚至还有人在会场上呼喊对抗中央决定的口号，打伤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殴打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32]

　　在这种情况下，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将中央军委准备转发的内蒙古军区的命令报送毛泽东审阅。命令指出：内蒙古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许串连，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命令，五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将这个命令转发全军。[33]

　　从中我们看到，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由于内部矛盾激化，导致局势失控，严重影响到军队履行专政职能，担负战备任务，进行“三支两军”的时候，就会从大局出发，对军队文革的时间和部署作出调整，或者暂停军队文革的执行，或者转入正面教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军队既要进行自身文革，又要履行职能、担负战备任务、执行“三支两军”。当两者不可兼顾的时候，军队文革就要服从、服务于履行自身职能、担负战备任务和执行“三支两军”。这样就把军队文革纳入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整个文革的部署当中。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军队面临着既要进行自身文革，又要履行职能、维护国家安全、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双重任务，而军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缘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军队既要进行自身文革，又要履行职能，实施“三支两军”，为地方文革保驾护航。当着军队进行文革的单位出现失控，进而破坏军队稳定，影响其正常职能发挥的时候，就要适时中止文革，转入正面教育。这表明军队文革在一定范围内展开以后，中央绝不是放任不管、任其发展的，而是从军队稳定、执行职能、维护地方文革的要求出发，密切关注着军队文革的发展状况，严格管控着文革的发展过程，使进行军队文革的单位能够在自身文革中履行职能。军队文革不仅是在维护军队稳定和职能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也是围绕这个前提适时作出调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既要进行军队文革又要适时对其作出调整的真实原因。

　　④ 几点认识。

　　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国家政权构成中处于特殊地位，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既要进行军队文革，使军队的领导权能够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又要对于军队文革予以严格管控，使军队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在维护军队稳定、发挥职能、捍卫国家安全和执行“三支两军”的前提下，不断将军队文革推向前进。

　　这种严格管控不仅表现在军队文革的范围上，也体现在军队文革的夺权上，又反映在对军队文革部署和安排的适时调整上。军队文革并非全面铺开，而是规定了严格的范围。除去院校、文体单位、部分医院和军事工厂进行文革外，文革只在军以上单位进行（不包含军级单位），军以下单位、作战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军以上单位特别是军区也并非同时展开，而是分期分批进行的，边疆和担负重要战备任务的军区还要暂缓进行。军队夺权仅限于文体单位和部分学校、医院和军事工厂，即便是这些可以夺权的单位也是做出了重要限制的。即只能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而这些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既不能夺，也不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参加夺权。除此之外，其它一切大小单位绝不允许采取自下而上的夺权。当着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混乱，破坏了军队稳定，致使军队难以履行职能，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愈发困难的时候，就要对于军队文革适时作出调整，使军队文革服从于政局稳定和整个文革发展的大局。从这里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军队文革是极为慎重的。

　　总之，军队是要进行文革的，军队文革又是在党中央严格管控下进行的。既要坚定进行军队文革，又要将军队文革置于严格管控之下，这就是军队文革的两点论。因而既不能因为军队文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进行军队文革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要进行军队文革，就排斥对于军队文革的严格管控。否定进行军队文革的必要性，就容易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排斥对于军队文革的严格管控，就容易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避免这两种错误的出现，就要将进行军队文革的必要性和对于军队文革的严格管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排除干扰，不仅将军队文革进行下去，还使军队文革坚持正确的方向。

　　（3）军队文革在曲折中取得进展。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军队文革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军队文革遭到了右和“左”两个方面的干扰，是在纠正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以后才取得进展的。因而我们现在就从军队文革中的两种错误倾向说起。

　　① 军队文革中的两种错误倾向。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军队在文革过程中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反对文革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是违犯文革方针政策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在军队文革的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来说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既然如此，那么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军队文革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如何呢？

　　军队文革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对于军队文革持消极、抵制的态度，实际上是反对军队进行文革。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不难看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直接反对军队文革，而是抓住军队文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影响战备和军队职能的发挥为由反对军队进行文革。不论是二月逆流还是二月镇反以及对于军队文革的强烈不满情绪和军队在支左初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追根溯源，从本质上看都是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导致的恶果。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军队文革的巨大阻力，严重影响了军队文革的发展进程，败坏了军队文革的声誉。

　　军队文革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样也严重阻碍了文革的发展进程。虽然持“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人并非反对进行军队文革，但是却在军队文革进程中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具体表现在，军队文革冲及面过大，违犯文革的方针政策，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进行了武斗。这样不仅给持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人提供了反对、诋毁文革的口实，还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军队文革在进行中遇到了更大困难。这同样败坏了军队文革的声誉，严重影响了军队文革的进程。

　　从中可以看到，军队在文革进程中受到了重重影响，面临着多方面的阻力，但是这些影响和阻力一般来说还是来自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和破坏。虽然两者在支持还是反对军队文革上的表现不同，但是对军队文革造成的结果则是相似的。不过一个是从右的方面、另一个是从“左”的方面来对文革产生影响罢了。当然，“左”也可以变为右，要高度警惕“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们对于军队文革所造成的影响、破坏上的共性，又要看到它们是从不同方面来影响、破坏军队文革的，还要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军队文革的发展轨迹及其脉络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军队文革进程中的两种错误倾向，一般来说是出现在军队内部的不同群体中。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集中出现在军队领导干部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保守派队伍中；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集中出现在军队中的造反派以及部分领导干部中。这两种错误倾向既在军队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反对和抵制上，也在保守派与造反派斗争中的极端行为中表现了出来。他们是从右或“左”的不同方向上来破坏军队文革发展进程的。

　　研究军队文革的时候，就必须找到破坏军队文革的主要力量。否则的话，就难以采取必要措施及时纠正军队文革中的错误。只要紧紧抓住军队文革中的两种错误倾向，就可以从纷繁复杂的因素中准确锁定破坏军队文革的主要力量，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业已出现的错误，使军队文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正是因为这样，锁定军队文革中的两种错误倾向，对于研究军队文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② 军队文革在反右纠“左”中被推向前进。

　　军队文革中出现的右、“左”两种错误倾向，严重干扰、破坏了军队文革的发展进程。为此，就要在军队文革过程中开展反右纠“左”的斗争，排除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使军队文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这是军队文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就遭到了来自右、“左”两方面的干扰和破坏。这既表现在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反对、抵触上，也表现在造反派违反政策、采取的过激行为上。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做这些军队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运动，支持造反派，同时也对造反派的激进行为提出批评，希望他们纠正错误，采取文明的方法进行斗争。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毛传编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认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34]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李大章（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年谱编者注）、张体学、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自治区政府主席，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毛年谱编者注）、江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毛年谱编者注）、江渭清（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毛年谱编者注）、刘俊秀（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李丰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解放军海军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刘志坚（原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毛年谱编者注）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3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论部队还是地方都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地方的文革我们暂且不表，这里单说军队的文化革命。应该说，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当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军队文革中毕竟出现了激进乃至武斗的行为。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行为与军队文革的本质区分开来，在言行中表现出浓厚的对抗情绪，实际上起到了阻碍军队文革的作用，萌发出右倾思想。

　　这个材料反映出军队文革中的问题：一方面是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对于造反派的愤恨，抵触正在进行的文革；另一方面则是军队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过激行为，甚至进行了武斗。这是军队文革中右、“左”两种错误倾向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对于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了说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支持造反派，同时还对造反派在斗争中的激进行为提出了批评，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省自己，纠正错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进一步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文革在军校、文体单位、医院、军事工厂和军以上单位蓬勃发展起来，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了“左”的倾向，严重影响到军队的稳定和正常职能的发挥。这个时候毛泽东批示下发的“军委八条”，就是一个防止“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冲击部队的重要文件。树欲静而风不止。随后，北京又出现了二月逆流，各地发生了二月镇反，军队在“三支两军”初期又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普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表明军队文革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倾向又进一步发展了。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不得不进行军队文革中的反右斗争。这在毛泽东严肃批评了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七次生活会，纠正军队支左中的错误，又批发了“军委十条”，对军队领导干部的行为作出了必要限制上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九六七年前期进行的纠“左”反右的斗争。

　　尽管采取了以上措施，但是当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并向纵深前进的时候，军队文革中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仅仍然存在，也在不断发展着。特别是武汉七二○事件以后形势趋于紧张的时候，《红旗》杂志未经毛泽东批准就擅自发表了“抓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从而使得军队文革面临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并进一步走向复杂化。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36]

　　这篇社论发表后，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掀起了新一轮冲击军队的浪潮。大批军队领导干部被批斗，军队文革形势进一步恶化，直接影响到军队的稳定、职能的发挥以及“三支两军”的实施。这种“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包括军队文革在内的整个文革造成了严重后果。

　　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于是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37]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回京途中与河南负责人谈话时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38]

　　毛泽东不仅批评、否定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还对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进行了隔离审查。[39]尽管采取了这些纠“左”措施，但是这篇社论毕竟已经发出去了，在军内和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军内和地方的造反派业已行动起来，冲击军队机关和领导干部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武斗，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个时候“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泛滥在毛泽东的谈话中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九日晚间，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在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委、省军管会主任——毛传编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毛传编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错误。——毛传编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40]

　　从这则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斗争中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对他们进行批评的同时，还告诫造反派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也点明了军队领导干部遭受批判的原因，指出了今后他们改进工作的方法。这表明毛泽东即便在批评造反派的时候，也是肯定、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的。不过是这种行动超出了政策的限制，闹得过分而已。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浙江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干部时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毛传编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他对这种现象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

　　在江西，毛泽东说：“干部垮得那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潮——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41]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将当时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定为形“左”而实右，指出这种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要教育左派，批判极“左”思潮，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人。对于在军队文革中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根据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对于文革的态度，排除“左”的倾向，保护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关，是有利于军队稳定、职能的发挥和“三支两军”实施的。这是为纠正“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过我。[42]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谈到其他一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43]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军队文革中遭受冲击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予以保护过关。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进一步发现，在坚持军队文革的前提下，毛泽东不仅保护了以上这些人，还亲自或同意别人对于遭受冲击的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予以保护过关。这种保护过关其实就是对于军队文革中造反派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具体纠正。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在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夏秋外出视察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等文件。这一系列措施，目的就是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44]

　　以上我们概要分析了一九六七年后期毛泽东纠正军队文革中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情况。这个时候“左”的错误不仅出现在军队，也发生在地方。因而纠“左”是指纠正包括军队文革在内的整个文革中发生的“左”的错误。尽管如此，纠正军队文革中出现的“左”无疑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从毛泽东的谈话中还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左”带有“左”而实右的成分，因而纠“左”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反右的性质。

　　军队文革在进行纠“左”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右倾回潮，因而进行了反右斗争。这个时期军队文革中的右倾回潮和反右斗争不仅表现在国防科委的多中心事件上，更突出地表现在杨、余、傅事件上。虽然杨、余、傅事件在九一三事变以后得以平反，但是从这个事件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军队文革发展中的作用来分析，当时解决他们中间存在的问题，就是为了使军队的指挥权能够掌握在真正支持文革的领导人手中。从这里来说，对杨、余、傅的处理显然是具有反右斗争性质的。关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下文我们还要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论是一九六七年还是一九六八年的前期，军队文革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反对和干扰。为了军队文革的顺利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了纠“左”反右的斗争。这是军队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有力保障。军队文革也正是在排除了“左”、右两方面的反对与干扰以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至于军队文革中反右、纠“左”斗争中的一些具体事件，以后在研究中还要对此进行详细介绍，因而我们在这里不过是作了一个粗线条的概述而已。

　　③ 军队文革的鲜明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反对与干扰，是在反右纠“左”中才不断取得进展的。正是因为这样，军队文革才呈现出曲折性的特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军队文革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在文革的范围、夺权、期限及其批次上作出了严格限制的。这表明军队文革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军队文革是在严格管控下，通过反右纠“左”，在曲折中不断取得进展的。这构成了军队文革的鲜明特点。

　　军队文革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不是没有原因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艰巨任务。因而军队文革就不能脱离这个根本任务而像地方文革那样遍地开花。鉴于此，进行军队文革的时候，就不能无视军队职能一味地进行文革，而必须把军队文革与其职能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在军队文革与其职能的对立统一中稳步推进文革。这是对军队文革作出严格管控的内在原因。

　　军队文革的对象是军内走资派，由于文革只是在军校、文体机构、医院、工厂和军以上单位进行，因而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就成为斗争对象，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军队文革是以军内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军校青年学生在军队文革中最早开始串连，起着先锋队的作用。进行文革的单位的干部、战士及职工分裂成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之间的斗争以革与保的形式展开，实际上则是要不要在军队领导干部中间寻找走资派以及到底谁是走资派上的分歧与矛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立场的不同，也有认识上的差异。这个时候就应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通过讨论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而不是互相攻击，拉帮结派，大打出手，进行武斗，演变成势同水火的斗争。因为这些军内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当然，军队文革中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复杂的。两派背后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在较劲，[45]也存在一些人的宗派主义和个人私欲在作祟，同时进行军队文革也没有经验教可循，因而在斗争中出现一些激进行为乃至于扩大化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个时候既不能因为斗争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进行军队文革的必要性，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不能因为军内存在走资派，就“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横冲直撞，急躁冒进，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了避免这些错误的出现，在斗争中就要坚持正确的方法，采取适宜的措施，进行调查研究，走访群众，冷静分析，谨慎行事，将矛头锁定走资派，将他们“拉下马”来。

　　遗憾的是，军队文革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右、“左”两方面的反对与干扰。一般来说，右主要来自于领导干部队伍中，“左”主要来自于造反派中。比如，不少军队领导干部抓住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说他们破坏了军队稳定，以此来反对文革；再比如，在批判一些军队领导干部时，造反派抓住他们的生活作风不放，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人民解放军。江青就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46]

　　这种“左”、右两方面的反对与干扰，又往往是以造反派与保守派对峙与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左”纠“左”，有右反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是在反右纠“左”中才将军队文革推向前进的。由于军队文革受到了右、“左”两方面的反对与干扰，也正是在反右纠“左”中军队文革才得以前进的，因而军队文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的。

　　从中我们看到，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是，由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需要，军队文革不能不受到地方文革的影响，因而军队文革的计划和部署就要根据地方文革的发展情况适时作出调整。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夺权行动风起云涌，社会秩序被打乱，军队要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这个时候军队文革就要服从并服务于地方文革的发展需要，做文革发展的坚强后盾。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整个文革发展的大局，也要从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的能动关系中来考察军队文革。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军队文革的发展变化及其部署调整有一个更为真切的认识。

　　总之，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既具有共性，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是由于军队所具有的职能及其作为文革坚强后盾的作用所决定的。军队文革中的两派并非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他们之间斗争激化的原因不仅存在于两派内部，也存在于军队领导干部中。军队是在排除来自右、“左”两方面的反对和干扰后进行自我革命的，也是在发挥自身职能和为地方文革保驾护航中曲折发展的。

　　（4）军队文革中的五一三事件。

　　军队在文革过程中发生了五一三事件。那么，什么是五一三事件呢？这个事件对军队文革的发展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北京军内各大单位的两派斗争说起。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军内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是否联合演出上集中表现出来。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北京军内各大单位（即总政、总后、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机构）在斗争中形成了两派。虽然两派都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但是从他们对待军内领导干部的态度来看，一派是对军内领导干部进行造反，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被称为“新三军”。一派对军内领导干部持保护态度，被称为“老三军”。“老三军”保护的高级领导干部：比如，空军的保护吴法宪、余立金，海军的保护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北京军区的保护郑维山，等等。“新三军”的主要组织有海军直属机关的红联总等，“老三军”的主要组织有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星火燎原等。[47]从当时两派斗争的矛头及其价值取向来看，“老三军”无疑是保守派，“新三军”则属于造反派。两派是在军队文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彼此之间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虽然两派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是在革与保的问题上则是直接对立的。其实，也正是这种对立才形成了两派之间的争论与斗争。从军队文革的发展要求来看，作为造反派的“新三军”，是军队文革的推动力量；作为保守派的“老三军”，则是军队文革的制约力量。因而两派在军队文革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受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双重影响。从两派在军队文革中的行为及其趋向来看，一般来说，“左”倾机会主义往往产生于“新三军”，右倾机会主义则常常出现于“老三军”，形“左”而实右的倾向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两派与其所犯错误在逻辑上是存在密切联系的。军队文革也正是在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破坏以后才取得进展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两派群众出自于北京的军队高级领导机关，不论是地缘还是他们所在单位在军内的地位，都决定了他们的言行对于军队文革走向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两派的斗争及其结果还是直接关系到军队文革的走向。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两派中的文艺团体是非常活跃的，在斗争中起着先锋的作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由于这次讲话确立了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方针，奠定了革命文艺发展的基石，对于革命文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因而在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来临之际，就要举办纪念讲话发表的重要文艺演出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及由此展开的斗争就在文艺演出上表现了出来。

　　从当时两派的力量对比中，“新三军”属于造反派，是在军队文革发展的潮流中产生的，因而在力量上占有优势；“老三军”作为保守派，违逆了当时军队文革发展的潮流，与“新三军”比较起来力量就处于劣势。还有一些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两派之间的斗争。在文艺演出中，双方都没有联合进行演出的意向。力量占优势的“新三军”不仅排斥“老三军”参加演出活动，甚至还扬言如果“老三军”单独演出，就要派人去冲击演出会场；“老三军”也不愿意和“新三军”进行联合演出，想利用他们与他们所保护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关系密切这一有利条件来进行单独演出，从而置“新三军”于被动的地位。这个时候两派都在争取本派能够单独演出，反对、压制另一派进行演出，同时还在极力争取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人能够观看本派进行的演出。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两派为什么不愿意联合进行演出呢？他们争取本派进行单独演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两派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对立与斗争，这个时候他们不愿意联合演出而主张自己单独演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来夺取北京军队文革的主导权。正是处于这一目的，两派在演出上不仅联合不起来，还互相拆台，打压对方，其意图不过是为了使自己这一派通过演出来取得北京军队文革的主导权而已。这才是两派在演出上斗争的要害所在。

　　既然如此，两派在演出上进行的激烈斗争，究竟能否达到他们的目的呢？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哪一派的演出能够获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的支持。至于能否获得支持，还是取决于这些领导人对于两派的态度。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的态度又如何呢？

　　② 处理两派演出上的不同作法。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两派的单独演出关键还是要获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的支持。只有获得了支持，他们的演出才具有合法性，才有可能掌握军队文革的主导权。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当时中央对于处理两派演出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主张“新三军”、“老三军”联合演出，而林彪则是支持“老三军”演出，那么，其具体表现又如何呢？

　　1）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主张“新三军”、“老三军”联合演出。

　　毛泽东对于军内两派之间的斗争以及演出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处理两派斗争的问题上，最初是由“老三军”中空政文工团的几个文艺工作者利用到中南海演出曾经认识毛泽东的有利条件，向他反映了空军内部的文革状况。这些文艺工作者中的刘素媛说，她们是保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但是现在受到造反派的排挤，把造反派怎么整她、怎么要打倒吴法宪等等情况，都和毛泽东讲了。还说，吴法宪现在的行动都得向造反派请示报告。她到主席这来，也得向他们请示才行。毛泽东听后说，吴法宪怎么成了走资派了呢？他有错误、缺点，可以批判，甚至炮轰，但不能打倒。于是，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到林彪驻地毛家湾，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现在三军首长都受管制了？造反派怎么就有这么大权力？让叶群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到底谁对谁错？不管谁对谁错，都要让部队首长正常工作。吴法宪是司令，他有自己的权力，进出不需要向造反派请示，有事只能向他和林彪请示。[48]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表示，他也是保吴法宪的。[49]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表态。毛泽东是主张进行军队文革的，领导干部要放在火上烤一烤，但是不要烤焦了。这是说，既要对这些干部进行批评，但是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是要打倒，而是在运动到了一定火候后还是对他们予以保护的。在这方面，不去批评领导干部是不对的，这就容易犯右的错误；对领导干部过火斗争也是不对的，这就会犯“左”的错误。从毛泽东要秘书徐业夫到林彪驻地毛家湾来转告这件事，以及在造反派对于吴法宪等人斗争上的表态来看，他对造反派的行动是不满意的，并不赞成他们的一些具体作法。因为造反派的作法显然是要把吴法宪等人要往焦里烤了。这反映出造反派在行动中已经出现了“左”的错误。

　　即便如此，在两派演出的问题上，虽然我们目前尚未发现毛泽东的明确表态，但是从他对于两派斗争的一贯态度来看，在两派斗争没有偏离正常轨道之前，他还是希望两派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因而在两派的演出上，他不会支持哪一派单独行动，而是希望两派能够联合进行演出的。当然，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两派斗争上的一贯态度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

　　周恩来是主张两派联合进行演出的。他还说过，你们要团结起来，一起联合演出，不一起演出，我就不去看。[50]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五月十三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周恩来指示北京陆、海、空三军文艺团体联合演出。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陆、海、空三军部分文艺工作者，提出：解放军在工厂、学校要起模范作用，不要闹宗派，要团结起来，联合演出。[51]即便五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也是批评了双方的。但是“老三军”却对周恩来各打五十大板不满意。[52]从这里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两派演出上的态度。

　　中央文革小组虽然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在处理两派演出的问题上，还是非常慎重的。江青曾经派关锋、戚本禹做两派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联合起来进行演出。临走时，江青还特别关照他们，你们去了以后说话别一面倒，要强调团结、联合，不能武斗。告诉他们，再武斗，全军文革就要抓人了。关锋和戚本禹先去看了“老三军”的排演。“老三军”演出的是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演出结束后，戚本禹按照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说都是革命同志，要他们（“新三军”、“老三军”）团结起来，联合演出。可是后来“老三军”在小报上只是说戚本禹支持他们的演出，后面那些要团结、要联合演出的话就没有了。[53]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两派联合演出的，不仅表明态度，而且还在做两派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进行联合演出。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关于两派联合演出方面的文献资料，但是从他对于两派斗争中的一贯态度来看，他也是支持两派联合演出的。因为联合演出就便于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使他们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2）林彪支持“老三军”的演出。

　　由于这个时候空军的造反派出现了过激行为，毛泽东才让秘书徐业夫到林彪驻地毛家湾，转告空政文工团刘素媛等人反映的问题。叶群在一个小招待所里，接待了这几位文艺工作者，还让林办秘书作了记录。

　　刘素媛向叶群诉说了她们几个文艺工作者在空政的遭遇。她说，她们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因为保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被造反派称作“老保”。由于她们人数少，现在处境很困难，都不敢回去了，一回去就受围攻。

　　叶群对她们说，你们保吴法宪、余立金两位首长，并没有错。我和你们同一观点。

　　刘素媛说，我们就是听说林副主席、叶主任也保吴法宪、余立金两位首长，我们才保的。

　　叶群问她们，主席是什么态度呢？

　　刘素媛说，主席说，他也是保吴法宪的。

　　叶群听到这里，鼓励她们说，那你们就放心保吴司令，没有错。

　　接着，刘素媛她们向叶群提出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想排些文艺节目进行演出，但是由于人数少，排练起来很困难。叶群说，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人串连一下，与他们搞联合演出。[54]

　　这样军队驻京各大单位“老三军”中的文艺工作者不仅联合起来进行演出，而且还获得了空军、海军、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的支持，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新三军”得知消息后，认为这是“老保翻天”，马上发表声明说：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听说以后，感到问题严重，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织做工作。他劝说“老三军”不要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激化矛盾，引起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新三军”中的群众组织，不准冲击演出会场。肖华对两派的工作没有取得成效。

　　“老三军”仍然按照既定时间进行演出。五月十三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开始后，“新三军”中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空军体工队战鹰红色造反团、八一体工队革联、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新燎原、高等军事法院井冈山等十多个军内造反派组织和支持“新三军”的北京一些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共一千多人，以“不能让老保上台演出”为口号，两次冲击了演出会场。两派发生武斗，双方共有二百多人受伤，数十人受重伤。这就是五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派叶群到医院慰问了“老三军”的受伤人员。[55]

　　从中我们看到，两派发生冲突后，叶群代表林彪到医院看望“老三军”的受伤人员，对于“新三军”的受伤人员却不理不问。这不仅显示出林彪对待两派的不同态度，还进一步表明林彪是支持“老三军”的。叶群对于冲击演出的“新三军”是不满的，轻蔑地称之为“冲派”。“新三军”的人数不少，同情他们的人更多。虽然这个时候有些被动，但是并不示弱，仍在积极准备文艺演出，而且在阵容和规模上更胜一筹。为了争取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观看本派举办的纪念演出，于是“新三军”、“老三军”在不同地点同时举行演出，并都向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邀请，希望以他们观看本派举办的演出为标志，提高本派在军队文革中的地位和影响力。[56]

　　可是，林彪决定观看“老三军”的演出。林彪观看“老三军”演出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对待两派的不同态度。这是五一三事件以后林彪在两派斗争上的又一次表态。从大局计，为了与林彪保持一致，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得不改变态度，跟着观看“老三军”的演出了。六月九日晚上，“老三军”在人民大会堂以“人民解放军驻京陆海军三军革命文艺战士”的名义进行联合演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王新亭、邱会作、叶群等领导人，以及驻京陆海军三军负责人萧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李天焕、王宏坤、陈先瑞、张秀川等，一同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领导人走上舞台，和演出人员握手并合影留念。[57]

　　这样以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和许多其他中央和军队领导人观看他们的演出为标志，“老三军”获得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新三军”则处于孤立地位，随后也就瓦解了。关于这件事，叶群后来就颇为得意地说：“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58]

　　3）对两种不同作法的认识。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在如何处理军内两派演出的问题上，中央是分歧的。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是主张两派联合演出的，林彪则是支持“老三军”的演出。在两派演出上的分歧，是他们对待两派不同态度的反映。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不过是从大局出发，处于中央高层团结的考虑，才观看了“老三军”演出的。

　　“新三军”在当时军队文革中对于本单位领导人的斗争趋于激烈，确实存在着“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批斗、打倒的军队大单位领导人，有的恰恰是毛泽东所要保护过关的。在军队文革过程中，对这些军队大单位的负责人予以炮轰、批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采取武斗的方式，不能剥夺他们的指挥权。可是“新三军”中的不少人却采取了一些激进的行为，业已严重影响到军队的稳定和正常职能的执行。从军队稳定和发挥职能的要求出发，就不得不对于造反派的行为予以限制。这也是毛泽东要秘书徐业夫到林彪驻地毛家湾让林彪过问这件事的原因。

　　当时军内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这种激烈的斗争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的演出上表现了出来。是联合演出还是各自单独演出，就成为斗争的焦点。能否争取到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观看本派组织的文艺演出，就成为斗争中本派成败的关键。两派在文艺演出上是对立的。在力量对比上，当时“新三军”占有优势，“老三军”则处于劣势，这个时候“新三军”排斥“老三军”，拒绝与“老三军”进行联合演出；而在五一三事件后，“老三军”得势，于是打压、排挤“新三军”，“新三军”此后也就瓦解了。虽然两派背后都有一些军队负责人的支持，[59]但是中央对于两派的态度还是直接关系到两派发展及其走向的。

　　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对于两派斗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又是如何看待林彪支持“老三军”的行动呢？我们现在虽然尚未发现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主张进行军队文革，是支持造反派进行斗争的，同时对于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又是予以反对、批评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时的谈话就是证明。[60]从毛泽东与空政文工团刘素媛的谈话以及派秘书到林彪驻地毛家湾让林彪过问这件事来看，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还是希望采取必要措施来限制造反派的激进行为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在支持造反派的基础上，限制、纠正、约束他们的激进行为，而并非瓦解造反派。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林彪却在两派斗争中特别是在演出问题上，直接站在了“老三军”一边。他不仅支持“老三军”的单独演出，而且在五一三事件后还让叶群慰问“老三军”的受伤人员，在两派冲突中公然为“老三军”助威。这无形中对“新三军”施加了强大压力。随后，他又与叶群一起观看了“老三军”的文艺演出。以当时林彪在党内、军队的地位，以及他在两派斗争中的鲜明态度，致使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得不和林彪站在一起。“新三军”就这样走向了末路。

　　林彪的作法，似乎与军队文革的发展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新三军”属于造反派，他们固然有错误，只要是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还是要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比如，说服两派联合演出，化解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就是当时可行的方式。但是，林彪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竟然站在了“老三军”一边，对“新三军”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这也许是当时“新三军”斗争的对象——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这些人是他的老部下的缘故。从这里可以隐约闪现出林彪山头主义的倾向。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那时他也发现林彪的山头主义其实挺厉害的。部队里其他的人受到冲击，他很少管。但是，谁要搞到他四野的人，他就不答应。[61]

　　我们看到，林彪本来是支持文革的，但是当着文革触及到他的部下时，他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与文革的发展要求出现了不合。在处理军队两派斗争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应该说，在造反派存在激进行为以及对此予以限制的问题上，双方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的不同虽然形式上是支持两派联合还是单独演出，实质上则是反映了他们在支持军队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上存在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被当时造反派存在激进的行为、军队稳定和发挥职能的需要以及文革大局发展的要求暂时遮盖了，以后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还会再一次表现出来，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然，这是后话。

　　在处理军队内部“新三军”和“老三军”两派斗争的问题上，中央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最终以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观看“老三军的演出以及“新三军”的瓦解从形式上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对于文革的发展特别是在文革阵营内部却造成了隐患。这在以后文革的发展中会逐渐表现出来。

　　③ 五一三事件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五一三事件是在军内两派——“新三军”和“老三军”出现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两派斗争的紧张时刻，一般来说，是不宜采取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式，在两派之间选边站队的。为了平息两派之间的争端，这个时候就要采取适宜的措施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把对立的两派转化为共同行动的力量，凝结成进行军队文革的动力，将军队文革不断推向前进。五一三事件却并非这样，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支持“老三军”，压制“新三军”，并最终导致了“新三军”的解体。因而五一三事件在军队文革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这个事件不仅对于军队文革，也对文革阵营内部的团结乃至于整个文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影响之一，军内两派在斗争中失衡，军队文革在相当程度上被中止。在两派斗争中，“新三军”是造反派，“老三军”是保守派。尽管“新三军”在斗争中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纠正业已出现的错误，而不宜采取支持“老三军”、冷落“新三军”的方式，造成“新三军”最终瓦解的结果。在“新三军”解体后，“老三军”占了主导地位，而“老三军”从政治趋向上来说又是保护军队领导干部的。这样就使驻京部队文革的进行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由于“新三军”、“老三军”这两派都是北京军队各大单位中的群众组织，他们的行动对于全军来说又具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北京军内两派斗争出现重大挫折以后，各地军队文革的进行就更显得步履维艰了。

　　影响之二，结束了北京军内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有利于实现军队的稳定和职能的发挥，为地方文革提供保障。毋庸讳言，军内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造反派对于军队领导干部的批斗，确实在军队内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致使军队在履行职能上面临不少困难。这个时候造反派的势力较大，又是打着文革的旗号，在斗争中也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因而不论是从军队文革的健康发展还是军队履行职能的要求出发，采取措施来制止造反派的过激行为、维护军队稳定都是必要的。从这方面来说，五一三事件的发生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为这个事件毕竟为实现军队稳定和职能的发挥创造了条件，尽管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以中止军队文革为代价的。

　　影响之三，埋下了文革阵营内部分裂的隐患。本来，不论林彪还是中央文革小组都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共同构成了文革阵营的骨干力量。因而在两派斗争的时候，林彪应该是站在造反派——“新三军”一边的。即便“新三军”在斗争中犯了一些错误，这个时候也是应该帮助他们认识、纠正所犯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面对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林彪却站在了保守派——“老三军”一边，对造反派——“新三军”默然置之，予以冷落、抛弃。在林彪作出这个决定以后，中央文革小组从大局出发，也不得不跟随林彪表明了态度。但是，这并不说明中央文革小组对于林彪的作法没有意见。他们不过是从文革阵营内部的团结出发才这样做的。这反映出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在军队文革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然，这种分歧当时不过是处于萌芽状态，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并最终成为文革阵营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

　　影响之四，宗派主义风气日益浓厚，林彪集团的雏形业已显现。本来，军队文革的对象就是这些领导干部，让群众来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要在他们中间寻找军内走资派。“新三军”冲击对象中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都是林彪“四野”的老部下。但是当他们受到冲击的时候，林彪却让叶群出面对他们予以保护，将他们从群众的冲击下解脱出来。[62]尽管当时在军队文革中造反派存在一些过激行为，甚至还发生了武斗，但是林彪对待自己部下与别的“山头”的领导干部在受到冲击时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特别是这种作法又并非个别现象，就不能不让人深思，进而对他的行为产生宗派主义的认识。一九七○年五月十三日，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游览居庸关长城，在闲谈时还在为五一三事件打击“新三军”、支持“老三军”的作法沾沾自喜，庆幸当年将造反派压下去了，才赢得他们自身的平安。[63]这是对五一三事件在林彪集团形成中所起作用的又一次印证。如果再结合他和他所保护的这些领导干部以后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的表现来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就水落石出了。这些人后来参加了军委办事组，违背军队组织原则，未经毛泽东批准就向全军下发了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听从林彪号令，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四面出击，要求设立国家主席，进行宗派活动。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以后，我们就不能不说林彪集团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显现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五一三事件对军队文革、军队稳定和职能的发挥、文革阵营内部的团结以及林彪集团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事件虽然为制止造反派的过激行为、实现军队稳定和履行军队职能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却对于军队文革、文革阵营内部的团结乃至于整个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在当时还处于隐性状态，以后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形成九一三事件发生的重要背景。

　　（5）对军队文化革命的评析。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64]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革是要部分而不是全部地改造军队。这就是军队文革的有限性。这就表明，既要进行军队文革，又要对其作出必要的限制，也就是说军队文革必须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才能够进行。

　　军队文革是在全军文革小组领导下进行的。全军文革小组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双重领导。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和人员调整，又是以其成员在军队文革上的态度以及是否能够有效领导军队文革为标准的。从研究中我们发现，党内对军队文革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和如何进行文革上。这在二月逆流和反对二月逆流、二月镇反和反对二月镇反以及从“军委八条”到“军委十条”的斗争中比较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实际上就是进行军队文革还是反对军队文革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一般来说是没有人直接反对进行军队文革的。这个时候他们反对军队文革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也就是以军队文革中发生的一些过激事件乃至于武斗为依据，认为文革破坏了军队的稳定，造成了军队的混乱，影响到战备和军队职能的发挥。这是他们反对进行军队文革的普遍形式。客观地说，在进行军队文革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不仅出现了，而且还在较大范围内发生过，从这里来说，他们的说法并非没有合理性。但是对于这些在军队文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从本质而不是现象、全局而不是局部上来进行分析，不能以出现的这些问题为理由来反对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而是要探究在新形势下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当着军队文革方兴未艾的时候，离开军队文革发展的大局，片面地孤立地强调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就会使人们产生正是由于军队文革才造成这些问题的认识，进而否定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这是以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错误（表象）来反对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本质），是军队文革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则是不仅要进行军队文革，还要力求军队文革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这是保持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途径。由此我们看到，在进行军队文革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进行军队文革，一是以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乃至于武斗为理由反对进行军队文革。两种意见分歧和矛盾的实质是，要不要进行军队文革的问题。

　　军队如何进行文革，也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文革的问题。这时在进行军队文革的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不是要不要进行文革的问题，而是表现在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即是否对于军队文革作出必要的限制。一种意见认为既要进行军队文革，又要对军队文革作出必要的限制。因为人民军队从本质上来说，无产阶级的性质并没有变，同时军队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巩固政权和为地方文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因而就要对军队文革从范围、夺权、分期分批上作出严格限制。这是军队进行自身革命的同时，还要完成所担负任务的现实需要。是由军队自身性质以及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职责所决定的，而不是来自于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这个时候如果不对军队文革作出必要的限制，不仅会使军队在进行自身革命的过程中难以履行其职能，还会对军队自身造成严重破坏。这是对军队文革进行严格限制的内在原因。另一种意见则是，无视军队职能及其所担负的任务，主观冲动，随意行事，对于军队文革作出必要的限制持反对态度，在进行军队文革过程中采取激进行为乃至于武斗。这样不仅破坏了军队文革的正常进行，还会导致军队难以发挥其职能、完成为地方文革保驾护航的任务。这是在军队文革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样在如何进行军队文革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要对军队文革作出严格的限制，一是对此持反对态度。这两种意见分歧和矛盾的实质，是如何进行军队文革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要不要对于军队文革作出必要的限制。

　　这样我们看到，党内在军队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和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在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的问题上，要反对军队文革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军队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要反对军队文革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为了解决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的问题；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是为了解决军队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反对军队文革上的右倾、“左”倾机会主义，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为了既要进行军队文革，又要对军队文革作出必要的限制，让军队在自身革命中能够履行其职责、完成为地方文革保驾护航的任务。这是在军队文革上的唯物的辩证的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军队文革呈现出两面性，既要进行军队文革，又要对于军队文革作出严格的限制。之所以要进行军队文革，是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为了确保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对于军队文革作出严格限制，是因为军队毕竟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国家安全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同时军队从根本性质上来说仍然是人民的军队，因而必须在维护这个性质和任务的前提下来进行军队文革。既不能因为军队文革出现问题，就否定军队进行的文化革命，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不能因为要进行军队的文化革命，而无视军队本质及其职能和所担负的任务，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只有在纠正了这两种错误以后，才能不断将军队文革推向前进。

　　4、从军委“八条命令”到“十条命令”。

　　在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过程中，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这两个命令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布的呢？命令的内容是什么？在文革进程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军委在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中发布两个命令。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是在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过程中下发的。这两个命令是军队在自身文革和支左行动出现问题以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规范军队在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中的行为才制定出来的。

　　不论是军队文革还是“三支两军”，都是以军队为主导，在军队内部和军队与地方的范畴内进行的。这是为了保持军队自身的纯洁性，维护地方文革正常进行所采取的行动。军队进行自身文革和“三支两军”属于新生事物，既没有经验可循，又牵涉到一些具体的利害关系，有些人还抱着复杂的动机，因而在进行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由于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都是以军队为主角，在进行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个时候就要由中央军委发出命令，采取适当措施，纠正这些问题，使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沿着既定的轨道发展。这也是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要求。

　　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下发，从形式上看，似乎是来自于军委领导人的主观意愿，实际上则是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客观要求。军委两个命令的下发，不过是军委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客观要求以后，顺应要求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当然，命令下发以后，能否被正确执行还是取决于执行者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观念了。

　　（2）军委“八条命令”。

　　“八条命令”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中央军委在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中发布的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命令，下发这个命令的背景是什么呢？

　　① 军委“八条命令”发布的背景。

　　毫无疑问，“八条命令”是在军队进行文革和“三支两军”的背景下下发的。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就根据林彪提议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取消了军队院校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的规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在京召开了军校师生大会，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校造反派提出了严厉批评。[1]而后还发生了冲击国防部的事件。[2]

　　一九六七年元旦后，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全国十三个军区有七个军区在搞运动，一百五十七所军队院校都在搞运动。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空军瘫痪了。[3]虽然军队文革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也没有像地方那样发生夺权行动（夺权被严格限制在若干院校、文体单位、医院和军工厂的范围内[4]），但是仍然对军队的稳定和履行职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时候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的批判、冲击、炮轰和揪斗进一步发展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严重混乱。这个时候军队也开始进行支左行动，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军队面临的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由于这个时候支左活动刚刚开始，因而在军队文革和支左行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还是以军队文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由于军队文革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的，造反派在进行文革过程中冲击了军事机关、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甚至还抢走了一些档案材料，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遭到批斗，有的还被抓走、罚跪、戴上了高帽子，出现了武斗行为。这样就不仅违背了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破坏了军队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秩序，影响了军队的战备工作，致使军队在履行职能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的高度重视。怎样在实际行动中既可以进行军队文革和支左工作，又能够保持军队的稳定和履行职能，就成为中央军委领导人特别是负责全军文革工作的徐向前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

　　军队在自身文革过程中发生的武斗，当然是违背文革要义的。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既不能对军队文革出现的过激行为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也不能因为出现这些过激行为就张皇失措中止文革，而是在进行军队文革的基础上，采取具体措施纠正军队文革中的过激行为。这是军队完成文革和支左任务以及履行职能的必然要求。军委“八条命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② 军委“八条命令”的形成过程。

　　军委“八条命令”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这个命令稿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提议，根据林彪口述整理成文，聂荣臻、叶剑英也参与讨论，经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通过后，再由林彪报送毛泽东审阅、修改，又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批准后下发的。关于这个问题，徐向前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获得通过。江青坐在一个角落里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明显流露出她的不满情绪。我想，看来我刚上台，就要下台啦！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的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你快点走吧！我便起身告辞，将文件送到林办，回家已经是凌晨四时了。[5]

　　其实，当时林彪口述的这个命令稿有九条，后来在周恩来主持的钓鱼台中央碰头会上讨论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只同意了七条，不同意命令稿中军队搞运动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不能成立跨系统、跨行业、跨行政单位的组织这两条，因而这两条就只好去掉了。[6]其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这两条也不是没有理由的。由于这个时候已经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作出了规定，文革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和军校进行，军以下作战部队只搞正面教育，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担心这两条会束缚住军内造反派的手脚，使得军队文革要么偃旗息鼓，搞不起来，要么虎头蛇尾，走了过场。

　　由此看来，这个文件是由徐向前提议，经林彪口述，几位军委负责人商议，又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讨论后才初步形成的。一月二十五日，林彪将这个命令稿以及介绍这个命令稿形成过程的送审报告和五个附件报送毛泽东审阅。

　　林彪在送审报告中说：昨天下午徐向前同志来谈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接着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同志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使军队文化大革命更有序地开展，一方面要去掉一些使军队发生不稳现象和不适合于作战部队与指挥机关的具体作法。因此，需要发出新的指示，使运动能正常开展。他们在这里谈了大意后，即到中央文革开会，与文革小组成员、总理、陈毅共同讨论，写出七条规定。[7]

　　林彪在送审报告中还附有五个附件，反映了一月二十五日当天军队文革和支左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附件一是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全军文革办公室一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内容是：“乌鲁木齐第二造反司令部、军区步校造反团、新疆军区参加五大的代表共五六百人，1月23日到司令部大楼，要开大会，罢官夺权。”

　　附件二是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及其秘书的电话记录。九时，许世友的电话记录内容是：“现在军区很乱。全国三军院校各造反团体，都在南京闹。军区三个常委被罚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罚了跪，后勤部正副政策被拳打脚踢。司令部把张才千副司令抓走了，现在下落不明。”十时，许世友秘书报告了“昨天下午，军区首长被罚跪、撕扯帽徽、领章”的具体人员名单。这个电话记录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关注，他在记录上多处画了杠杠。

　　附件三是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的电话记录，内容有二：一、许司令来电话说，可调一个营的部队，保护军区机构，如果有坏人来搞，可以自卫。二、如果有人来搞我们军区的指挥所，如何处理。

　　附件四是邱会作给林彪、叶群的信和邱会作妻子胡敏的电话记录，反映邱会作被总后造反派揪斗的情况。

　　附件五是徐向前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日给林彪的信，信中报告了七条讨论情况，并重申：“总之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徐向前在信中还提出：“全军文革工作，或直由中央文革领导进行，由你直接挂帅抓总。层次不宜多设为好。否则甚易误事。我只能做一点具体工作，免吃老本。”[8]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审阅了一月二十五日林彪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稿、送审报告及其附件，做出批示：

　　“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9]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不仅赞成七条，还提出再加上一条来管教干部子女，并对第五条进行了原则性修改。这是因为不少干部子女在文革中表现出了消极的作用，对第五条的修改则表现出毛泽东对于左派和右派冲击的鲜明不同态度。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提议将文件在来北京开会的军队高级干部中间进行讨论、修改以后再发出。

　　命令稿在征求了这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后，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即中央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10]

　　命令稿在中央碰头会讨论后，于本日再次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根据他一月二十六日批示内容写成的第五条又进行了修改，修改后这条是这样表述的：“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对这个命令稿，毛泽东最后作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11]

　　从中可以看到，修改后的第五条在对左派和右派冲击作出不同处理的基础上，还特别加上了今后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的文字。这是鉴于当时形势，维护战备和国防安全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后盾的要求。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召集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命令稿修改问题。本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这个命令，通称“军委八条”。[12]

　　我们看到，军委“八条命令”是由徐向前提议，林彪口述，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讨论、修改，又征求了军队领导干部的意见，在毛泽东两次审改后，由他主持召开中央会议通过后下发的。这个命令稿反映了进行军队文革和支左过程中，在军队一线工作的领导干部的集体意见。由于这个命令稿不仅对于军队文革而且对于地方文革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中央决定将这个命令稿也向地方转发。

　　二月三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通知稿送毛泽东审阅，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总理：同意，照办。”在这个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机关名单中，毛泽东加写了“各级银行”。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又将中共中央通知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通知下发时，日期署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为此，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并要求各地将此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13]

　　这样我们看到，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不仅在军队下发了，而且中央也向地方转发了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在军队和地方的先后发布，不仅对于正在进行的军队文革和支左工作，也对地方文革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③ 军委“八条命令”的内容及其评析。

　　我们先来看军委“八条命令”的内容：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要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档案、文件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14]

　　从中可以看到，第一条、五条，说的是在军队文革和支左过程中，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就是要为文革服务，支持造反派、反对右派、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对左右两派冲击军事机关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站稳立场，对于社会上的左中右有一个正确判断，否则的话，就会混淆是非，造成打压左派的严重后果。

　　第三条、七条，是讲军队文革的，明确指出军以上机关要分期分批开展文革；军以下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实行正面教育。在文革过程中，进行“四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不仅严格界定了文革在军队实行的范围，还进一步强调在文革过程中要准确判断矛盾的性质，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这是针对军内激进造反派提出来的限制措施。

　　第二、四、五、六条，是从国防安全和军队履行职能出发，对于军队文革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不论是要求军队人员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还是要求军队外出串连人员迅速回到原单位进行斗批改，开展夺权斗争，以及不得冲击军事机关、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妥善处理档案资料和文件，都是为了搞好战备，维护军事领导机关的权威，使得军队文革和支左行动能够顺利进行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第八条，是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这些干部子女中的许多人不是与工农子弟一样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斗争中，而是与过去的老红卫兵和联动一样，从家庭和个人利益出发，依靠父母身份，狐假虎威，招摇过市，煽风点火，挑拨是非，如果不加管教的话，就会走上邪路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量。

　　“八条命令”不仅对军队文革的范围、如何开展军队文革和保护军队重要机构做出了规定，还要求军队为文化大革命提供支持和保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了保持军队稳定，使军队能够更好地进行自身文革和执行支左行动而制定的文件。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对“八条命令”稿审改后，不仅批准向全军下发了这个命令，还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就要取决于人们在实际行动中能不能像文件要求的那样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了。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

　　④ 军委“八条命令”的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军委“八条命令”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提议，由林彪口述成文，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参与研究，经过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在毛泽东审改、批准后下发部队和转发全国的。下发这个文件是在部队进行文革和支左的背景下，面对军队领导机关和高中级干部遭到的冲击，为了保持军队稳定、捍卫文革、搞好战备、维护国家安全所采取的实际行动。那么，这个文件发布后，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历史的考察中发现，“八条命令”是在部队领导机关和高中级干部遭到造反派冲击的背景下发布的。文件的下发，是为了规范军队正在进行的文革，制止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使军事机关和其它重要机构免遭冲击。这样做对于发挥军队在文革和支左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高军队自决能力，保持军队稳定，维护军队权威，有效履行军队支持文革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当然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文件不仅要求部队支持左派，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还要追究右派冲击军事机关的责任。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军队对被他们判定的右派、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行使专政的权力。这样军队领导人就能以文件为依据，对被他们宣布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进行抓捕、取缔。于是，在四川、青海、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河南等地，大批军内外的造反派纷纷被逮捕，许多左派组织遭到取缔。比如，二月镇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本来，军队在支左过程中，由于大部分部队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就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15]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许多军队领导以这个文件为依据，继续打压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组织，压制造反派的反击，致使造反派和军队的矛盾更加激化。文革的形势也就由此进一步复杂化。

　　这样我们看到，军委“八条命令”的发布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维护军队稳定、履行自身职能和支持文革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不少军队支左领导人以此为依据，又造成了打击造反派、激化社会矛盾的消极作用。从维护军队自身稳定和有效履行职能来说，军队获得了采取行动的自决权，能够对他们认为危害文革和自身稳定的行为采取措施。这对于军队进行文革和支左行动当然是有利的。但是他们采取的行动是否具有正义性，是以他们对左派和右派以及文革的正确认知为前提的。如果一旦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错误判断，就会滥用专政权力，不是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右派，而是指向具有造反精神的左派，这样就会对文革的进程造成严重破坏。由于这种权力来源于军委发布的“八条命令”，因而这个文件也就客观上成为他们打击造反派的“上方宝剑”。

　　由此看来，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具有双重作用。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文件对于军队保持稳定、有效履行职能和支持文革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又造成了打击造反派、对文革进程造成破坏的消极作用。从对军委“八条命令”双重作用的剖析中，才有可能对这个文件的作用作出准确、全面的分析。

　　（3）军委“十条命令”。

　　在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军委又下发了“十条命令”。既然下发了“八条命令”，那么，时隔不久，为什么军委还要发布“十条命令”呢？

　　① 军委“十条命令”发布的背景。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军委“八条命令”对于军队在自身文革、支左行动和履行职能方面具有双重作用。“八条命令”下发后，不论在军队文革还是支左行动中，相当数量的军队领导机关、军区、省军区和部队领导人以执行这个文件为由，抓捕了许多军内外造反派，取缔了不少造反派组织。这样就不仅进一步激化了军队及其领导机关与造反派的矛盾，还使军内外文革的进行遇到了较大困难。

　　本来，中央军委是为了保证军队在自身文革、支左行动和履行职能的正常进行才发布“八条命令”的，但是事与愿违、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偏差。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驻军纷纷行动，以冲击军事机关、反对右派、维护战备的名义，抓捕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组织。比如，仅四川省就取缔造反派组织一千一百多个，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八万多人，特别严重的是青海省竟然发生了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镇压造反派组织八一八的二二三事件，造成了三百余名群众伤亡的惨剧。[16]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形式上来说似乎是因为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实际上则是由于一些部队领导人执行命令不当造成的。这是因为在“八条命令”下发前夕，军队不论是在进行自身文革、支左行动还是履行职能上，都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个命令就是为了使部队能够有效履行职能和完成文革任务才下发的。但是许多军队负责人在执行过程中，将造反派和保守派颠倒了位置，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这样就背离了文革的宗旨和原则，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更大困难。这里虽然有认识的因素，但从深层来说则是其所持的立场造成的。因为不论是军队在自身文革还是支左行动中，即便对两派性质的确定上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只要以中央的文件为指导，深入斗争一线，认真调查研究，从两派群众的斗争矛头指向谁来作出判断，也是不难弄清楚的。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军队及各地支左领导人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

　　为了纠正业已出现的错误，消除“八条命令”造成的消极影响，就需要制定一个文件在军队文革和支左行动中来约束各级军队负责人的随意行为，将军队文革和支左行动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军委“十条命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② 军委“十条命令”的内容及其评析。

　　军委“十条命令”稿是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提出，报经毛泽东审议、批准，又经过中央碰头会和军区会议讨论通过后，才下发部队执行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报送毛泽东审阅。四月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

　　为了使这个文件在文字表述和相关规定上进一步缜密、完善，毛泽东不仅提议先在出席军区会议的高级干部中征求意见，还亲自动笔对文件进行了修改。毛泽东修改的内容如下：

　　第一条中“对未向我开枪的群众，无论革命的、反动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修改为“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修改的文字——引者注）这个修改表明，不论群众、群众组织是否向军队开枪，军队都不准开枪还击。这样就对军队开枪作出了进一步限制。

　　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定实查明的反动组织”一句，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一般的概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对于三、四条的修改，文字的表述更为严谨、准确、流畅，同时还防止了一些军队负责人以追究责任为名打击造反派。

　　对于第六条的修改是“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让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修改的文字——引者注）这条修改是针对如何处理与犯错误群众关系的，要给犯错误或仍然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认识错误的时间，而不能采取极端作法。这是为了做好群众工作。

　　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字。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从中看到，毛泽东不仅肯定了林彪报送的这个文件，还对这个文件从内容以及文字的表述上进行了修改，提议在军区会议上进一步征求意见。这个文件在军区会议征求意见后，林彪又将命令稿报送毛泽东审阅。四月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同志：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17]随后，这个文件在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后，于本日发出。这个命令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军委“十条命令”的内容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让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犯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18]

　　从文件中可以看到，不仅严格禁止向群众（或群众组织）开枪、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群众责任、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还对抓捕群众、取缔群众组织以及对于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行动都作出了严格限制，又对如何在支左行动中掌握政策，进行路线教育，践行民主作风，宣传群众，争取群众，孤立坏头头，缩小打击面，做出了重要规定。在军队进行自身文革和支左行动中不能随意采取行动，就成为这个文件的鲜明特点。

　　从中不难看出，“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下发后军队在自身文革和支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出来的。由于“八条命令”下发后，一些军队领导人以及各地多数支左人员利用文件赋予他们的权力，抓捕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组织，还搞大规模的“请罪”行动，甚至出现了向造反派开枪的严重事件，给文革的进行造成了严重困难，因而才在“十条命令”中对一些军队领导人和各地支左人员作出了严格限制。这样就加强了对于他们的监管，防止他们按照个人主观意愿随意干涉文革。

　　③ 军委“十条命令”的作用。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军委“十条命令”对于军队在自身文革和支左行动中作出了许多重要限制。这是针对“八条命令”下发后出现的问题才制定出来的。“十条命令”下发后，一些军队和各地支左负责人就难以像以前那样根据个人意愿抓捕造反派群众和取缔造反派组织了。这对于造反派及其组织在文革中的行动当然是有利的。

　　“十条命令”下发后，鉴于军队在自身文革和支左行动中遭到种种限制，许多情况下难以像以前那样采取行动了，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问题，被打压的造反派开始发起反击了。他们以军委“十条命令”为依据，迅速行动起来，向打压过他们的一些军队领导和支左部队负责人发起了攻击，军内和军地之间的矛盾又走向激化，文革的形势趋于紧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四月三十日在中直礼堂谈到当前形势时，就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当前苗头有两个：（一）左派重新冲击军队。军委十条下达后，如北京轰李钟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超过了对刘少奇。……军委十条下达后，左派对过去的错误不认帐，又来冲，重犯历史错误。”“（二）无政府主义。……什么命令也不听。”[19]

　　军委“十条命令”本来是为了消除“八条命令”下发后对文革造成的消极作用才制定出来的，但是在“十条命令”下发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造反派及其组织向军队发起了新的进攻，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是发布“十条命令”前没有预料到的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做好军队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改正以前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还要说服、教育造反派及其组织要对以前遭受过的打压进行妥善处理，不要采取激进的行动。这是“十条命令”下发后，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

　　从中可以看到，军委“十条命令”的下发遏制了一些军队领导和支左部队负责人对于造反派及其组织的打压，这对于发挥造反派及其组织在文革进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当着一些军队和支左负责人遭到重重限制的同时，造反派及其组织又趁机向他们发起了反击，进一步造成了形势的混乱，从而使这个命令发布后的负面作用呈现出来。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十条命令”发布后形成的两重性：既具有为造反派及其组织解除压力、发挥他们能动性作用的一面，又出现造反派及其组织乘机发动进攻，造成矛盾激化、形势紧张的另一面。从文革形势的发展来分析，前一个起着主导作用，后一个处于次要地位。因为这个命令毕竟约束了一些军队领导和支左部队负责人对于造反派及其组织的严重打击，为发挥造反派及其组织的积极作用，将文革推向前进创造了条件。

　　（4）两个命令在文革中的作用分析。

　　军队进行自身文革和支左行动开始后，中央军委先后发布了“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前一个命令是拥军，后一个命令是爱民，合起来就是拥军爱民。两个命令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研究这两个命令的时候，就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并置于军队自身文革和支左行动的历程中，才有可能对它们的产生与作用形成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

　　尽管“八条命令”下发后造成了打压造反派及其组织的严重后果，但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八条命令”的下发还是必要的。因为在“八条命令”下发前夕，不论是军队自身文革还是支左行动处于混乱状态，遇到了不少阻力。如果没有“八条命令”的有效管制，文革的进行就会遇到更大困难。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时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20]

　　这里的问题是，“八条命令”下发后，军队抓捕了许多造反派，取缔了不少造反派组织，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为了纠正这种现象，军委才又发布了“十条命令”。“八条命令”是针对军队在自身文革和支左行动中的问题制定出来的，没有这些问题就不会有“八条命令”的下发。同样，“十条命令”又是针对“八条命令”下发后产生的新问题制定出来的，没有“八条命令”下发后产生的这些新问题，也就没有“十条命令”的下发。从两个命令的内容上看，“八条命令”是赋予军队权力的，“十条命令”又是限制军队权力的。从赋予军队权力到限制军队权力，也就是在军队授权上的变化，是因为军队在执行“八条命令”中抓了更多的造反派，取缔了不少造反派组织，犯了严重错误的缘故。“八条命令”下发后一些军队领导和支左部队负责人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文革的正常发展，“十条命令”的下发不过是通过限制这些人的行为将文革重新拉回到既定发展的轨道而已。

　　这两个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审改、批准后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这两个命令。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从北京到武汉的专列上与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21]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因为冲击得很厉害，要维护军委“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2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这两个命令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布的，以及军队和造反派对于两个命令的不同态度。一些军队领导和支左部队负责人以“八条”来抓捕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组织，造反派及其组织则是用“十条”来反击一些军队领导和支左部队负责人。两个命令在一些军队领导和支左部队负责人与造反派及其组织中间引起了迥然不同的反映。“八条命令”从克服军队自身文革和支左中的混乱来说是必要的，却造成了对于造反派及其组织打击的扩大化；“十条命令”对于纠正军队在自身文革和支左过程中对于造反派及其组织打击的扩大化上来说是必要的，却又造成了造反派及其组织向一些军队领导和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攻击。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两个命令对当时文革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它们对于文革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两者之间并不是等同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方面，消极作用则处于次要地位。既不能因为肯定积极作用，就忽视消极影响，也不能因为出现了消极影响，就否定积极作用。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并对其地位作出界定，才有可能对于这两个命令作出比较全面而又准确的评价。

　　这样我们看到，两个命令在军队自身文革和支左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既有制止混乱、推动文革有序发展的积极性，又造成了打压造反派及其组织和向一些军队领导及支左部队负责人进行反击的消极性。文革也就是在发扬两个命令积极性而又纠正其消极性的过程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5、“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是指支左、支工、支农，以及军管、军训。本来，根据中央军委、总政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发布的《紧急指示》，军队和军队院校不干涉、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1]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军队介入文革，不仅要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要对混乱地区和单位实行军管，对学生进行军训。“三支两军”的实施对于文革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1）军队介入文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军队是在党中央绝对领导下、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而军队就要支持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做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是发动不起来的，更难以进行下去。军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因而军队就要为文化大革命提供支持，为文化大革命保架护航。这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职能及其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斗争形势更为复杂，局势更为混乱，矛盾更为尖锐，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军队的介入来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还要保持工农业生产的平稳发展，对混乱的地区和单位进行军管，对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社会群体进行军训。这是在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从这方面来说，军队介入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

　　本来，文革开始以后，军队只是作为文革进行的坚强后盾在起作用，并没有决定让军队直接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只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后来才改变了这个规定。[2]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进行了夺权斗争。由于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普遍对于文革存在着抗拒心理，没有多少人能够主动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反而隐藏在背后，继续拉拢一帮人来保护自己，抵制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这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的重要背景。由于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以及被冲击的多数领导干部心照不宣地和保守派站在了一起，利用当时仍然掌握的权力支持保守派，使得文革的进行遇到了较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军队介入文革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夺权比较顺利，形势比较稳定，文革沿着既定部署有序进行的话，是不需要军队直接介入地方文革的。从这方面来说，军队介入文革又是具有偶然性的。

　　军队介入文革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进行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军队介入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如果文革发展顺利的话，通过夺权斗争及时清除了党内走资派，就没有必要让军队直接介入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军队介入文革的偶然性。从文革发展的进程来看，军队介入文革是在文革发展遇到困难同时文革又必须进行下去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军队介入文革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2）中央决定实行“三支两军”。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实行“三支两军”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当时，由于夺权斗争在各地展开，许多党政机关和单位陷于瘫痪，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工农业生产受到重大影响，左派在夺权中也面临着较大压力，文革的进行遇到了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夺权斗争，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既定轨道进行而不致于出现中途夭折或者走上歧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果断做出实行“三支两军”的决定。那么，这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呢？

　　我们先看支左决定。本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原先规定军队是不直接介入地方文革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就有了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设想。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3]不过，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要求军队介入文革、实行支左，还是从毛泽东对南京军区一个报告作出的批示开始的。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递交了请示报告。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毛泽东当天就审阅了这个报告，批示道：“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4]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改变了过去军队不介入文革的决定。这是在军队与地方文革关系上的重大变化。这个批示是对南京军区请示报告的具体答复，但是要把它变成全军的行动，只有在中央核心领导层通过以后才能下发部队执行。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问题，要王力抓紧起草一个指示。[5]

　　随后王力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批示精神，迅速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并于当日送毛泽东审阅。送审稿的内容是：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6]

　　这样以毛泽东批示和支左决定的下发为标志，军队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群众的夺权行动。这说明军队直接站在了革命群众一边，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们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军队的介入，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军队的支持，常常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军队的支左，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7]

　　我们再来看做出支工、支农的决定。文革进入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向领导干部发起了进攻，许多党政机关和单位、工厂处于混乱状态，工农业生产遭到重大冲击。军队介入地方文革以后，不仅要支左，还要采取措施，排除干扰，协同地方管理工业、农业，保护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驻军要大力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意义，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要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具体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实；在某些原来干部已经不能工作的单位，军分区、市、县武装部以及驻军团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同当地的贫下中农组织协商，成立领导生产的班子，恢复生产组织，安排春耕生产；各级人民武装部门，要号召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中的骨干，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生产突击队的作用；各地驻军要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的春耕生产。[8]

　　这个指示是中央军委在春耕生产的前夕下发的，不仅要求部队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对农村面临的不同情况作出了部署和安排。军队不仅要支援农业，还要支援工业，使工农业生产尽可能少受冲击，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月二日沈阳军区向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等报送了《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及驻沈各军事机关，于二月下旬共抽调七百八十名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沈阳市一百二十二个大、中型工厂和部分大专院校，运用有线广播、口头讲解等办法，反复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工业十条”、“八项命令”以及中央、军委的其他有关通知、指示，党的政策一经讲清后，部分工厂由于少数人闹事而产生的不正常现象，逐步得到纠正，生产普遍上升，武斗基本制止。

　　三月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9]

　　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在京召开军级干部会议，因而毛泽东提议将这个报告印发与会军级干部参阅。这个报告印发前，各地已经出现了军队在支左的同时，还对工农业生产予以支持的现象。由于文革深入到工厂、农村，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地方工农业生产在运动中遭受重大冲击，因而毛泽东就把一些部队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实际行动及时变成全体支左部队的共同任务，并以政策措施的方式下发支左部队予以执行，从而保证了工农业生产即使在全面夺权的紧张阶段也没有从全局上遭到严重破坏，而是在总体稳定中有所发展。

　　下面我们来看军管决定是如何做出来的。军管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中央为了防止局势恶化，实现社会稳定，对于形势动荡的地区、单位和部门所采取的军事管制。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刚刚进入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中央就决定对一些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下午在毛泽东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后下发。通知说：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凡是发生两派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管，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10]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很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11]

　　后来，随着全面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更多的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混乱，军管的范围也就进一步扩大，直至发展到对于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务院部委直接进行军管。这对于控制事态恶化，维护社会秩序，保持形势的整体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再来看军训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军训主要是针对学生实施的。文革开始后，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投入造反运动，进行大串连，将文革星火传到全国各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认识和利益的不同，他们中间发生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也随之出现，给文革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就要通过军训，在增强他们文革认识水平的同时，还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胸怀全局，将言行纳入文革发展的轨道。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早在全面夺权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对革命师生提出了军训要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12]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13]

　　从中可以看到，军训主要针对的是学校学生，以大中学校的学生为重点，将中央文件、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著作为素材，着力提高参训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纠正他们出现的缺点、错误，规范他们的言行，使他们能够跟上文革的发展步伐。

　　军队正在进行文革，这个时候又要执行“三支两军”，就要处理好军队文革与进行“三支两军”的关系。于是，中央军委就批准一些军区暂停军队文革，以便集中力量进行“三支两军”。三月中旬，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北京军区机关暂停“四大”的决定》。这个文件要求迅速恢复军区机关的正常秩序，进行整风后抽调、组织力量投入“三支两军”工作。[14]

　　为了统筹安排军队文革与“三支两军”工作，对全军的“三支两军”作出整体部署，以便集中力量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各院校、文艺单位、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即可以增加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各总部、各军兵种（包括在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15]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于“三支两军”的领导工作，四月三日，中央军委开会讨论了加强“三支两军”办事机构问题，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三个办公室，即支左办公室、支工支农办公室、军管办公室，军训工作由总参、总政分管，不另设办公室。并决定：支左办公室，由肖华直接与中央文革联系；支工支农办公室，由杨成武、邱会作等组成；军管办公室，由叶剑英主持，吸收总参、总政及军委办公厅的负责干部参加。各办公室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并负责向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办理中央、中央文革、军委交办的事项。按照中央军委的规定，人民解放军师以上机关都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16]

　　“三支两军”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着眼于文革发展大局，为了推动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促进革委会的建立，保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稳定社会秩序，在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战略决策。这样随着“三支两军”的实行，在激烈夺权的斗争中，不仅保持了社会形势的基本稳定，还使得工农业生产避免了遭受大规模的冲击乃至于破坏。这对于文革发展和全面夺权阶段任务的完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三支两军”的实施及其发展状况。

　　中央确定实行“三支两军”以后，军队迅速介入地方文革，开始了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工作。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是如何实施“三支两军”的呢？其中的基本状况如何呢？

　　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多次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17]由此可见，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强调要支持左派进行斗争。实行“三支两军”以后，支左在其中占有首要地位，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支左开始。

　　① 支左是“三支两军”的核心。

　　支左就是支持左派，左派就是造反派，因而支左就要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能否支持造反派，不仅成为判断军队是否真正支左的标志，也是军队在支左行动中是否会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关键。其实，军队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是由人民军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责所决定的。

　　1）支左是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神圣职责。

　　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革命群众组成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因而在夺权斗争中军队就要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他们进行的夺权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群众在斗争中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而保守派则是与此相反，以保护领导干部的名义反对这样做。由于两派对待领导干部的方式不同，这个时候受到造反派冲击的多数领导干部从自身利益出发就对两派表现出不同态度（即反对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却又碍于文革洪流的蓬勃发展难以直接付诸于行动。于是造反派与隐藏在党内领导干部中间的走资派之间的矛盾，就以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甚至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造反派是在同党内走资派和群众中间保守派的斗争中展开夺权行动的。在夺权斗争中，由革命群众组成的造反派，不仅要面对多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他们中间走资派的反对和抵制，还要面对群众组成的保守派的干扰和阻挠。造反派是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进行造反和夺权的，其目的就是要清除党内走资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人民军队就不能袖手旁观，对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无动于衷，坐看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而要从人民军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出发，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这是由人民军队的职能和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由此可以看到，左派由于面对党内走资派的抵制和保守派的干扰，在夺权斗争中需要军队的支持，同时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职能和作用，也决定着军队必然要介入文革并且支持左派进行夺权斗争。这样左派进行夺权斗争的需要就与军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和作用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军队在支左中进一步履行这一神圣的职责。

　　2）对军队支左做出的双重规定。

　　这里的双重规定，是指中央对于军队在支左中的行为既不是无原则地支持，也不是主观设置重重制约，而是根据军队在支左行动中的实际表现，对军队支左既予以坚定支持，又作出必要限制，采取支持和限制相结合的双重措施。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进行文革的强大后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为了使军队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就要反击对于军队的无端攻击，维护军队权威，采取措施和手段保证军队能够行使职权；同时又要对军队做出必要的限制，防止军队领导干部在支左行动中忽视调查研究，漠视群众工作，独断专行，随意行事，给文革造成严重损失。这种限制既是为了防止支错对象，也是为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是为保证军队能够正常履行使命所作出的规定。

　　从前文我们对“军委八条”和“军委十条”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军委八条”是赋予军队职权、维护军队权威、对军队支左提供支持的文件。“军委十条”又是鉴于部队在执行八条过程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对他们采取限制措施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虽然都是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实际上传达的却是党中央的声音。两个文件的先后下发，就是中央对军队支左做出双重规定的集中体现。

　　不仅如此，中央还制定了其他双重规定的文件。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即使在正式做出支左决定前，中央就要求不得冲击军队，维护军队权威，同时对军队的行为也做出了必要限制。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将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中央军委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报送林彪，林彪当日又转报毛泽东。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恩来同志：因是重要文件，应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他还在陈伯达、江青为送审这两个文件的报告上批示：“已送总理酌处”。

　　《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写道，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有一些地方党委，借保证党和国家机密安全及党内文电正常传递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塞进军事机关，甚至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

　　《中央军委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18]一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两个文件。[19]

　　从这两个文件中可以看到，第一个通知是维护军队权威的，要求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第二个通知是批评一些军队负责人利用军队场地为党内走资派提供庇护，要求他们今后不得再这样做。这两个文件是在中央正式决定军队支左前下发的，也可视为做出双重规定的滥觞。

　　中央决定军队支左以后，既赋予了军队支左的权力，同时又对军队在支左中的行动作出了重要限制，要求军队忠实履行职责，不得向群众开枪。这在中央致新疆的电报中表现了出来。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的电报后，批示：“照发。”电报指出：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20]

　　中央对于军队支左中的双重规定，还体现在对于右派群众组织冲击军队所采取的措施和军队不准任意开枪的要求上。

　　二月上旬，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书面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群众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

　　林彪看过毛泽东的批示后，要秘书张云生立即把批件送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看看。张云生乘车赶到西山，将批示交给叶剑英。叶剑英将这个批示认真、反复地看了几遍，如同获得了“尚方宝剑”一般，非常高兴，随后就在他主持的一个小型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传达，并发表了简短讲话。此刻，会场内顿时沸腾起来，人们的愤怒情绪爆发了，纷纷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有的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受到冲击的肖华尤其激愤难平。他再也坐不住，怒气冲冲地举起攥着拳头的右臂，跺了跺脚后控诉：“他们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会场立即哗然。

　　“各位且熄心头火！”叶剑英对大家劝说道：“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叶剑英强调，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行事，不可轻举妄动；军内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要注意搞好战备。[20]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批示在对支左部队作出必要限制的情况下，授予了支左部队自卫权。这个限制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必须遭到右派群众而不是左派群众冲击时；二是必须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能实行；三是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于一般群众还是要进行批评、教育。遗憾的是，后来军队在面对冲击时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个批示，既在左派和右派群众的认定上犯了严重错误，也在反击中出现了严重扩大化，有时也并非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开枪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不论是叶剑英还是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都是矛盾重重的。他们对于批示中授予军队行使自卫权颇感兴奋，却对其中的限制条件默然置之。这预示着一旦他们对群众组织的性质出现所谓的“误判”，就会将打击矛头指向左派群众，造成严重的后果。二月镇反和青海的二二三事件以及各地出现的对造反派的打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在毛泽东作出批示，授予支左部队自卫权的同时，为了进一步约束军队在支左中的行动，防止军队向群众开枪事件的发生，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这个文件是经过毛泽东审改后发出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将《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送毛泽东审阅。二月九日上午，毛泽东阅后批示：“有一些修改。”“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当时许多支左部队没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右派，在支左行动中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要求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迅速写出几条指示下发部队执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这个文件在当日修改、补充后，林彪再次将文件稿报送毛泽东审阅。二月九日下午，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同志：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

　　党、政、军联席会议也就是中央碰头会。毛泽东提议中央碰头会通过这个文件，反映出他对于这个文件的高度重视。那么，这个文件的具体内容以及毛泽东修改的情况又如何呢？

　　文件内容如下：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加写的文字。——引者注）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关于文件的第三条，当时只是口头传达了一遍，并没有印成文字下发，叶剑英后来对此有一个说明，我们引述如下：

　　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二月十一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21]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标题改为《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这个规定于二月十日发出。[22]毛泽东在题目中加了“真正”二字，是在提醒支左部队负责人对进行夺权斗争中的两派组织要注意甄别，分清左右，实际上是对任意开枪作出的必要限制。

　　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到，对于徒手群众，无论属于哪一派，都不准开枪。对于保守派、右派、反革命分子，只有在必要时才逮捕他们的头目，但是不要开枪。这样就对于部队开枪做出了严格限制。即便是对现行反革命分子也是在文件中作出了严格限制的，即必须查明无误，而且拒捕、顽抗和发动武装暴乱，又是在说服无效的情况下，才可以开枪镇压。这样文件就对开枪的时机、场合和条件作出了明确限定，目的还是为了防止随意开枪对文革发展造成严重破坏事件的出现。

　　第三条是规定军队如何采取镇压行动的，当然应该事先保密，在临战前才能下达。第五、六条，是毛泽东特意加写的条款。这既是对支左部队做思想工作，又是向他们传授瓦解反革命组织的方法。在行动中，要将反革命组织中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少数坏头头，同时面对群众的过激行动，还要冷静处理，沉着应战，妥善解决这些事件。这是做到不随意开枪的重要条件。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军队介入文革、进行支左以后，一方面中央维护军队权威，要求各地群众组织不得冲击、围攻支左部队，同时又对支左部队行使职权特别是在开枪上作出了严格限制。这样做既是为了使军队能够顺利完成支左任务，促进文革走向深入，又是为了防止部队随意开枪给群众（既包括造反派，也包括保守派）造成严重伤害，影响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关于军队支左的双重性规定。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双重性规定并非来自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军队支左和文革自身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就是认识到这个逻辑规律以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需要军队的支持。军队要支持文革首先必须保持自身稳定，还要具有采取行动的权力。这就要获得必要的授权，维护军队的权威。同时，军队必须是在支持真正左派的过程中才能行使这个职权。这是军队行使职权的充分条件。为了防止军队支错对象，滥用职权，随意行事，出现过激行为，就要对军队行动予以必要的限制。不准任意开枪以及其他相关措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关于军队支左的双重规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

　　这样在军队支左的问题上，既要坚定支持军队支左，对支左部队予以授权，又要对军队支左中的行动作出必要限制，将要求军队支左与对其行动作出限制结合起来。支左部队负责人要清醒意识到支左行动的使命和要求，准确界定群众组织的性质，按照文革的要求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既要力戒在群众组织性质的认定上出现错误，支持右派，打击左派，乃至于向左派群众开枪，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要避免对右派群众组织任意开枪，而不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将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其少数坏头头，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纠正“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错误之后，支左工作才能走上正道。

　　这样看来，我们在研究军队支左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中央对于军队支左的坚定支持，又要看到中央对此作出的必要限制。不论是支持还是限制，都是为了使军队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自身作用，维护文革发展所采取的措施。这是中央对于军队支左做出双重规定的目的所在。

　　3）军队支左普遍犯了严重错误及其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军队介入文革后，许多支左部队没有支持左派，却支持了右派，犯了严重错误。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整个支左部队中。[23]不仅激化了军队与左派群众之间的矛盾，还进一步造成了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衡，对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乃至文革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对军队支左所犯错误的考察中看到，军队进行支左以后，除极个别大军区外，多数大军区经过短时间的考察、犹豫，普遍支持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劳动模范多的、保护党政领导干部的、拥护军队的一派。从两派斗争以及该派在文革中的实际表现来看，这是群众组织中的右派，也就是保守派。在两派激烈斗争的背景下，支持了保守派，就必然会打压与之对立的左派（即造反派）。这样多数大军区势必会遭到造反派的冲击和攻击，造成军队与造反派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矛盾激化。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也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军队在支左行动中所犯的错误，及时反馈到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队介入文革本来应该支左压右，多数大军区却在实际行动中支右压左。这是与支左行动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正是因为这样，多数大军区在初期的支左工作中才被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认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些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受到中央的批评，有的还被作出了相应的处理。[24]

　　既然军队在支左行动中普遍犯了严重错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支错对象，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呢？

　　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没有深刻领会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观点。

　　从“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的先后下发，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直到决定军队支左的时候，文革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了。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多次讲话、谈话，作出了一系列批示、指示，中央也下发了许多文件，对文革进行了诠释和说明，但是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仍然没有掌握文革的要义，还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进行文革的时候，就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而不是党外，要在党内领导干部中间寻找走资派。这就不能把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作为主要批斗对象。进行支左的过程中，就要以此为标准来判断群众组织究竟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从而确定支持的对象。但是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由于没有认真领会中央的文革精神，仍然按照传统的习惯，认为党、团员多的、劳动模范多的、保护党政干部的群众组织是左派，与其对立的组织是右派，因而支错了对象，犯了严重错误。这样是否真正掌握文革思想观点，就成为能否正确判断群众组织属性，确定支持对象的关键因素。

　　犯错误的原因之二，是当时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与地方党政干部不仅关系密切，而且还存在利害上的关联。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在支左中都犯过错误，但是对于群众组织属性野战军弄错的较少，而地方部队支错的较多。[25]这是因为野战军直属于大军区和中央军委领导，地方部队则是属于省军区管辖，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关系更为密切的缘故。当然，省军区、军分区及其下属的人武部也是属于大军区领导的，即便是大军区及其所属的野战军也是与地方党政干部存在重要联系的，从体制上来说都是属于党政军这一系统的。尽管如此，还是不如省军区、军分区及其下属的人武部与地方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也是大军区及其所属的野战军虽然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但是却比省军区、军分区及其下属人武部（地方部队）所犯错误较少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军队这个时候也在进行文革，军以上机关中的领导干部还在遭受军内造反派的炮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密切联系，还是同处于党政军领导干部群体中维护其整体利益的要求，以及分别遭到军内外造反派批斗所产生的共同心理，都在驱使着军队支左负责人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反击造反派、维护其群体利益方面与保护他们的保守派形成共鸣。因而不论是维护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还是共同对付军内外造反派的问题上，他们都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在支左行动中他们为什么对保守派提供支持了。

　　犯错误的原因之三，是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没有对斗争形势以及两派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

　　军队介入文革后，首要任务就是支左。要支左，就要选定支持对象。这就要准确判断社会上的群众组织，究竟哪一个是造反派组织，哪一个是保守派组织，否则的话，就会支错对象。当时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自称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哪个群众组织说自己是右派组织的。这就要求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要从两派群众组织的言论、更要从其行为出发，收集大量素材，分析双方的观点，弄清主要分歧，将两派群众组织的属性搞清楚。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造反派分裂了，分裂后的造反派彼此之间又进行着斗争，都自称是造反派，那么到底应该支持哪一方呢？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支左中的难点。这就要求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不要轻易表态，而是深入到两派之间，讲解政策，晓以大义，认真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从大联合出发，要求他们团结起来进行夺权斗争。许多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对群众组织的斗争状况进行深入调研，而是依靠传统习惯，凭感觉入手，认为保守派就是左派，因而支错了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

　　犯错误的原因之四，是军队支左是新生事物，没有经验教训可循。

　　军队以前并没有进行过支左行动。对于军队来说，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在军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没有经验教训可以遵循，在支左过程中就更容易犯错误。当时两派群众口头上都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表示支持文革、进行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并没有写在这些人的脸上，也不表现在他们的穿戴上，将双方辨别出来确实不那么容易。毛泽东后来也说过，过去那种战争好打，也容易打，敌人清楚。这回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26]因而军队支左人员在没有经验教训可循的情况下犯错误，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当然，这个因素在其所犯错误的原因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许多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所犯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这表现在当时许多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没有深刻领会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观点，与地方党政干部不仅关系密切，而且还存在利害上的关联，在支左过程中没有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以及两派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以及没有经验教训可循。这些因素虽然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所犯错误的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身上，但是造成的影响又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前两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后两个因素处于次要地位。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支左部队中的大多数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当时许多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由于支持了保守派而没有支持造反派，因而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方向、路线错误。从考察中可以发现，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要对这些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还要对这些原因在所犯错误中的不同作用作出准确界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所犯的错误有一个正确、明晰的认识。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注意到的。

　　军队介入文革后，由于在支左行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而严重干扰了全面夺权斗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纠正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所犯的错误，使他们扭转方向，支持造反派，回到文革的轨道上来，就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

　　4）纠正军队支左错误的方式之一——毛泽东对支左部队负责人做说服教育工作，并为他们承担责任

　　我们知道，军队介入文革后，在支左中背离了中央确定的支左方针，普遍犯了严重错误。从毛泽东对调研报告和相关材料的批示可以看到，他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27]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并没有批评、责怪这些支左部队负责人，不仅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还主动为他们承担责任，把他们解脱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纠正错误，支持造反派。

　　下面我们就以毛泽东处理武汉军区和湖南省军区支左错误为例，来分析毛泽东是如何对犯错误的支左部队做说服教育工作并为他们承担责任的。

　　军队介入文革进行支左工作以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在湖北特别是武汉支左中，支持了保守派百万雄师，抓捕了大批造反派，还取缔了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与武汉军区及其支持的百万雄师的矛盾日益激化，提出了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局势进一步走向动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解决武汉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毛泽东提出到武汉保陈再道去。鉴于当时武汉面临的形势以及地缘位置，他想通过解决武汉问题来推动湖北及其周边省份的类似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肖华、杨成武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去湖北、湖南，并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28]毛泽东提出到武汉以后，虽然当时与会人员认为当时武汉局势混乱不同意他去，但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还是于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从北京出发了。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去武汉的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省支左情况后说：有错误就改，没有什么了不得。有错误主要是我负责。谁叫我一月二十一日发个指示，要解放军介入，要支左？那个时候党政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他还说：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改正了错误，工作就更好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29]

　　从中看到，毛泽东并没有把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看得有多么严重，甚至对他们所犯的错误还表示了谅解。在对这些犯错误的干部进行说服教育的同时，还为他们承担了主要责任，将他们解脱出来。其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极早改正错误，做好支左工作。到了武汉以后，他在谈话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个观点。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谈到军管问题时，毛泽东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当谢富治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指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任湖北省副省长——毛年谱编者注）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有错嘛。他还说：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龙书金（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了。[30]

　　毛泽东在这个谈话中提出了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只要陈再道他们承认错误，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不能打倒陈再道等人。谈话还提出了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这在随后毛泽东与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谈话中更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七月十八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

　　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犯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痛痛快快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改也可以，因为他不那么通！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以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也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

　　他对在座的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只要你革命，也不要犯了错误就不准革命了。你们拥军是真拥还是假拥？有的干部先结合起来再说。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个服务人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31]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在做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还为他们承担了责任，跟他们详细谈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把“底”交给了他们。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搞好大联合，统统不在打倒之列。同时，还告诫他们要重点做好军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又要王力、谢富治做好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再提出打倒陈再道等军区领导的口号了。这样毛泽东不仅向陈再道、钟汉华交待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还要求造反派支持陈再道等军区领导人，为他们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走廊上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番话显然不是随意讲的，其意图还是为了让这些服务人员将这个信息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央对于陈再道等人的态度，以利于在武汉军区主导下将各派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但是，事与愿违，这个时候王力等人到武汉造反派中间去活动，在没有做好军队和百万雄师工作的情况下，将中央的决定捅了出去，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于是百万雄师群众和武汉独立师的一部分官兵抓走了王力，冲击了毛泽东驻地，酿成了七二○事件。周恩来获悉后，紧急飞赴武汉，七月二十一日安排毛泽东乘飞机到达上海。关于武汉七二○事件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专门研究，此处从略。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到达武汉是要解决军区支左所犯错误的，他对军区领导人进行说服教育，为他们承担责任，对他们进行保驾，还要求造反派支持军区领导人，但是却发生了七二○事件。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这个事件进行思索以后，还是把它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了。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周恩来从武汉来电话谈武汉的情况。周恩来提出对外报道武汉发生的事要含蓄，不点名，建议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毛年谱编者注）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表示同意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下午，毛泽东两次谈到武汉事件，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是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32]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即便武汉发生了严重的七二○事件，毛泽东根据事态发展以及事件本身的情况，也没有升级矛盾的性质，而是仍然把它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的。他从认识和立场的角度提出了区分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标准。这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也为支左中犯错误的干部提供了改正错误的机会，为他们从思想、态度、行动上极早转变过来创造了条件。

　　本来，在毛泽东到达武汉前后，想通过做好陈再道、钟汉华等军区领导人的思想工作，为他们承担责任，将他们解脱出来，在军队主持下，实现各派的大联合，以此来促进湖北省以及周边省份和地区的工作。但是，七二○事件的发生，使得毛泽东的这个设想不得不延缓下来。

　　下面我们分析毛泽东是如何处理中央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和湖南省军区错误解散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的。

　　湘江风雷是湖南省一个比较大的造反派组织。湖南省军区在支左以后，与湘江风雷的矛盾不断激化，于是报经中央碰头会批准，解散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解散的时候，并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他也不知道这件事，而是中央碰头会作出的决定。后来毛泽东从多方获悉湘江风雷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当时中央碰头会作出的解散决定是错误的，于是决定为湘江风雷恢复名誉。但是中央起草的文件稿却对这个决定以及相关责任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表述，而是说的含含糊糊，毛泽东在审改这个文件以及随后的谈话中不仅对此作出了明确认定，还在相当程度上解脱了湖南省军区的责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就否定这个组织。湖南省军区在支左过程中与这个组织的矛盾不断激化，主张取缔这个组织，二月三日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交了关于湘江风雷的报告。经中央碰头会研究后，中央文革小组向湖南省军区发出了二四批示，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在纠正军队支左错误的时候，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也签订了《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33]

　　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八月四日，毛泽东审阅这个文件稿后，批示：“改了一点，其余都好。”他在审阅时将决定稿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有毛病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一句中的“是有毛病的”，改为“是有错误的”，并加写一段话：“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七日，毛泽东审阅决定的修改稿，批示：“同意。”十日，中央发出这个决定。

　　同日，中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召集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开会，听取余立金关于武汉情况等问题的汇报。谈到取缔“湘江风雷”的“二·四批示”时，毛泽东说：“批复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不然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区推到第一线了嘛！解散“湘江风雷”，是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又不晓得，但我仍要承担责任。[34]

　　从中我们看到，解散湖南省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是湖南省军区报经中央碰头会、中央文革批准后采取的行动，毛泽东本来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在发现错误以后，他不仅要求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还表示自己也要承担责任。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解脱了湖南省军区的责任。当然，这样做也是为了促进湖南省军区支左干部态度的转化。

　　毛泽东这个时候对于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予以了制止和纠正，保护了正在遭受冲击、批斗的部分军队领导干部。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策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谈到其他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35]

　　对于军队领导干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并没有抓住不放，而是对他们采取了超脱的态度，既往不纠，团结起来向前看，以宽容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犯错误的军队干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他说：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彭绍辉怎么也打倒了？听说他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就不能工作了吗？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3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对于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式，用真诚、亲切、坦率的话语，开导这些领导干部，循循善诱，细致耐心，娓娓道来，如沐春风，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来解决问题。他还主动为这些领导干部承担责任，将他们解脱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幡然悔悟，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解决湖北武汉和湖南湘江风雷的问题，不过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而已。见微知著，这从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犯错误的干部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也显示出人民领袖的博大胸襟和磊落情怀。

　　5）纠正军队支左错误的方式之二——毛泽东亲自纠正若干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通过谈话、会议、文件、报告、材料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资料来了解各地的文革动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作出指示，纠正多数军区在支左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前文我们对毛泽东纠正武汉军区、湖南省军区的支左错误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其实这不过是他纠正军队支左错误中的两个具体实例而已，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通过指示、批示以及下发文件来指导各地支左部队纠正错误。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8）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

　　王明昆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

　　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37]

　　从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的电话汇报记录看，他认为原先支持西安交大犯了错误，现在要纠正错误支持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毛泽东对此是有疑问的，因为西安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而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中的极左派却有破坏工厂的嫌疑，这显然违背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军队又怎么能支持这样的极左派呢？当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比较慎重，主张对此不要急于表态，而要经过调查以后再做出决定。这个批示表明毛泽东对于破坏生产的造反派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是从群众组织的实际言行而不是固定程式出发来作出判断的，对于群众组织及其行为的表态也是慎重的。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对四川省宜宾地区两派冲突材料的批示。

　　三月二十七日，晨二时，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登载的反映四川宜宾地区两派冲突激烈的信后，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时任成都军区第四政委——毛年谱编者注）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

　　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致信毛泽东：“宜宾问题，我们接触较早。二十天前，我们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并有几个附件，送给了总理。现在送上一份，供主席参考。”晚八时，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请一阅。此事不仅牵涉宜宾一处，而且涉及成都军区及若干军分区对群众组织所采取的政策。你阅后，请送聂荣臻同志一阅，然后还我。”

　　二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已看到。当由康生、王力、关锋三同志约刘结挺（曾任中共四川宜宾地委第二书记——毛年谱编者注）等同志商谈，决定双方各来十数人，包括军区甘渭汉、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在内。”毛泽东批示：“已阅，退总理。”四月一日至四日，周恩来连续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强调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去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38]

　　毛泽东从四川宜宾两派冲突的材料中发现，这是与成都军区及若干军分区所采取的政策存在密切关系的。于是他要周恩来负责召集成都部队领导人和冲突双方代表来京商谈，还将相关材料批示给林彪、聂荣臻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传阅，让他们了解相关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要通过两派代表和军队支左负责人来京一块商谈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纠正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这在此前处理贵州军队与两派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上就表现了出来。

　　下面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审阅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时所做的批示。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安徽两派冲突严重。部队进行支左后，群众冲击军事机关，抓了不少人，还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犯了严重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四月一日，毛泽东审阅三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条是：“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这一条末尾，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当天，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39]

　　从安徽决定稿的第二条可以看到，要求对冲军区和给军区提意见，或者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逮捕或打成反革命的人，一律释放或平反。这说明当时安徽部队在支左时捕人太多，打击太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是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中央的决定是要求他们纠正这个错误的。毛泽东在这条结尾处加写的文字，用中央处理处地学生冲中南海、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的事实来批评安徽以及各地支左部队，把冲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实际上这是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是用事例而不是命令来说服他们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

　　毛泽东还纠正军队在河南、湖北支左中对省委领导干部冲击面过大的错误。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河南省军区党委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毛年谱编者注），将刘建勋、文敏生（时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毛年谱编者注）、纪登奎（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戴苏理（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毛年谱编者注）、杨蔚屏（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毛年谱编者注）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开始约陈再道等谈话。[40]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当时河南两派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因而毛泽东提议与武汉军区负责人、河南省委领导人商量后，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调查了解情况，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于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只保个别领导人，却将多数省委领导人排除在外提出了疑问，还指出在对待湖北省委的问题上也存在这种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军队在支左中对于省委领导干部冲击过大，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是慎重的，没有直接做出指示，而是希望中央在调查研究之后，根据事实对这个问题研究后快点做出结论，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解决。这是毛泽东纠正军队支左所犯扩大化错误的一个具体体现。

　　福建部队在支左中与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激化，打压造反派，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中央要求福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支左部队在这方面更是责无旁贷。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二日，毛泽东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说：现在福建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自己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批示：“请先楚同志斟酌。”五月二日批示：“退总理照办。”[41]

　　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的批示是含蓄的，意在启发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支左中要慎重处理与造反派的关系，采取主动行动，进行反省检讨，纠正支左错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就给福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济南军区及山东部队在支左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在革委会建立后，支左部队与革委会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些问题通过不同渠道反映到了中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山东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各地在支左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集中体现，因而通过对山东问题的剖析可以反映出各地支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我们先看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

　　山东军区五月四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

　　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三、污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

　　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五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请阅。看来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54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毛泽东又及”

　　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梁，指梁兴初；张，指张国华；甘，指甘渭汉；韦，指韦杰；当时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第四政委和副司令员。[42]

　　从中我们看到，山东省军区的电报反映当时造反派正在进行反军活动，致使地方军事机关已经无法工作，三结合的不少革委会也陷于瘫痪状态，严重影响到战备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是在向中央反映、请示问题，但是其中的意向则是明显的。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他并没有将这件事看得有多么严重，因为这种状况在全省来说毕竟只占少数，而电报却对此作了夸大式的汇报。但是，他将这个电报批送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又表明他对这件事是非常重视的。引起他重视的原因在于，在支左过程中，野战军弄错的较少，而地方部队却弄错的较多，山东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可能大都存在问题。这种状况并非只是在山东出现，而是比较普遍性地存在于整个支左行动中。

　　至于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擅自做出结论，而是要中央碰头会通过调查研究，集体讨论研究出办法后再告诉他。对重庆造反派组织八一五的表态也是这样。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慎重的，也是毛泽东民主作风的重要体现。

　　我们再来看刘伯承向中央转报的一封署名济南军区支左工作人员的信件。

　　四月三十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将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转报中央。

　　这封写于四月二十九日的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

　　刘伯承在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时写道：“昨廿十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五月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43]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山东支左部队与革委会、造反派群众的矛盾非常激烈。刘伯承将这封信转报叶剑英，叶剑英又转报林彪，而后再由林彪上报毛泽东。从毛泽东的批示看，他并不认为山东的形势像信中说的那样严重，特别是在张春桥、姚文元到达济南以后。尽管这样，他还是将信件批送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退交林彪存。这表明毛泽东尽管对这封信反映的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但还是将这封信在核心领导层中传阅了，让大家了解此时军队存在的这种状况。这封信所反映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表现了这个时候军队许多人的心情，在支左部队当中具有普遍性，因而毛泽东才在批示中做支左部队的思想工作，要他们遇事沉着冷静，保持乐观心态，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从以上山东军区的电报和由刘伯承转报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们只是诉说山东省革委会和造反派存在的问题，而对于他们在支左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却避而不谈，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在批示中指出事情没有他们说的那样严重，还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及时改正错误。但是，这种动向却反映了支左部队中许多人的心态，具有普遍性。随后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的两封来信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我们先看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的第一封来信。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五月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

　　材料说，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也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毛文稿编者注）的问题。（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44]

　　从济南军区、山东军区两位干部的来信中可以看到，济南军区在支左过程中不仅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而且还和造反派发展到了公开对立的程度，但是军区机关却至今没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要赴京告状，准备和造反派“打官司”。这个材料不仅反映了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还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此前对于山东形势的看法是准确的。

　　我们再来看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的来信。秦厚德，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通信总站干部，一九六六年九月被免职后安排转业，因地方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未被接收。一九六七年三月参加济南军区司令部的支左工作。

　　秦厚德参加支左后，发现军队支左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四月二十一日他写了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并转毛泽东等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于三月四日参加了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二月十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五、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为革命派告状的地方。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快报》，文革办。”“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45]

　　秦厚德在信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映了当时济南军区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已使军区与革委会、造反派组织之间形成了严重对立，且已发展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济南军区保卫文革委员会和省革委会分别成为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大本营，两派斗争是军区与革委会之间斗争的反映。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在济南存在，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军队支左行动中。秦厚德不过是把这个问题在信件中以生动、形象、鲜明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上来而已。这是军队支左干部从一线发出的报告，极具说服力，因而毛泽东批示印文革《快报》，要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从批示中看到，济南军区支左中存在的问题正在好转，这些问题在一些地方已经得到了解决，在另一些地方还有待解决，继续存在着。

　　从以上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在支左运动中的四则材料可以看到，当时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军队与革委会、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业已走向激化。山东部队直接向中央（或通过刘伯承）发的电报和报告，只是批评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反军行为，并不检讨自己的错误。毛泽东虽然对他们反映的问题表示了疑问，还是在批示中对他们做说服教育工作。随后，来自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一线支左干部的信件揭露了军队支左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这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军区支左活动中。这两封来信不仅印证了军区支左所犯的错误，也反映出军队内部是存在响应文革号召、履行神圣职责、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支左干部的。对于山东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中不仅对军队支左人员做了思想工作，而且还把相关材料在刊物上发表，又派张春桥、姚文元到山东处理问题，致力于解决军队与革委会、造反派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山东的形势已经出现了好转的趋向。

　　下面我们再来看江西省军区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两则文献资料。

　　第一则文献资料是关于江西省军区与革命群众对立的材料。

　　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日编印的《快报》第二二一三号登载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阅后，交汪东兴阅。江西军区某些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4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对这个材料是重视的，批示给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传阅，还对于江西省军区某些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表示了质疑。其实，这种状况并不仅在江西省军区存在，在湖南、湖北、河南三个省军区也同样存在。由于毛泽东没有掌握这些军区支左的详细资料，因而在批示中只是对此表示了疑问，没有做出确定的判断。这说明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是非常谨慎的，这个文献资料也反映出支左错误在这些省军区中也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的。

　　第二则文献资料是关于江西省地方武装部门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材料。

　　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稿。通知稿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省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毛泽东批示：“照办。”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批注：“不宜称为坏人。”中央通知于本日发出。[47]

　　江西等省地方武装部门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是公然违背文革方针和支左决定的。中央发出通知就是要制止这些地方武装部门的错误行为。毛泽东在迅速批发通知的同时，认为将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人称为“坏人”不妥，才将其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还为此写了批注说明。这表明毛泽东对于犯错误的支左干部重在思想教育，争取他们尽早转变过来，而不是依据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不教而诛，直接对他们进行定性处理。这是毛泽东对待犯错误的支左干部的基本态度。

　　江西的这两则文献资料表明，江西等一系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在对他们所犯的支左错误进行纠正的同时，还是重在说服教育，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争取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为了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中央决定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稿，批示：“很好，照发。”

　　文件号召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体现毛主席的以下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小将，支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此件于当日发出。[48]

　　开展这样的运动，是为了促进军民之间的团结。军队支持革命群众，革命群众协助人民军队做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共同搞好全面夺权的斗争，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于军队在支左中犯过严重错误，造反派也对军队进行过冲击，彼此心生芥蒂，就要进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实际军民之间的大团结。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针对军队支左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并没有责备这些支左人员，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亲自批阅、下发、转发材料，还要求支左人员认清形势，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改正错误，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6）纠正军队支左错误的方式之三——转发支左部队的经验和检查，为下一步支左指明方向。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将各地支左部队的经验以及他们对所犯错误作出的检查及时转发全军，其目的还是为了使各地支左部队能够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及早认识错误，支持造反派，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完成支左的任务。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山西省是比较早地夺权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级行政区。夺权能够取得成功、建立革命委员会，还是得益于军队对于造反派的坚定支持。夺权以后，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阐述了夺权斗争的经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王力、关锋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的一篇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报送林彪审阅，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各同志参考。”林彪阅后转报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十时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49]

　　不仅如此，贵州省在实现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省军区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及时总结支左经验，整理成书面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并在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要报上发表。

　　全军文革小组三月二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十七号上，登载了《贵州省军区关于怎样做好支援左派工作的经验》。材料说，贵州省军区党委在二月一日至三日召开了有各师、军分区主要领导和军区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在讨论怎样搞好支援左派工作时，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央已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过去由于认识不清，所以一接触实际，就迷失了方向。

　　二、善于发现左派是我们采取支持行动的前提。具体方法是：（一）善于通过分析各派的特点来发现左派；（二）注意从各派与上面的联系来发现左派；（三）到群众中去倾听各方面意见，防止片面性。三、克服怕字，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夺权。

　　三月七日，毛泽东阅后觉得材料写的比较抽象，缺乏例证说明，于是作出批示：“戚本禹同志：此件看过，不错。但有些问题写得不具体，例如第一个问题没有举例，究竟怎样解决的，看不明白。是否请他们写一个较具体的可供发表的报导送来，请酌处。”[50]

　　这个时候解放军铁道兵党委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作法是：1、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3、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斗争大方向。

　　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三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渡口驻军的经验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一起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指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51]

　　铁道兵的这个报告，主张支左首先要从政治上予以支持，深入群众斗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识别左派。这是避免在支左行动中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方法。由于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因而中央才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军参照执行的。

　　“军委八条”下发后，四川省驻军在支左中抓捕大批造反派，取缔了许多造反派组织，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在中央指示下，通过做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了所犯错误，于是采取行动，改正错误，不仅释放了错捕的造反派，还向中央写了检讨性的报告。

　　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四月二十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批示精神，四川地区截止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林、周阅后办。”[52]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成都军区的这个报告是肯定的，欣慰的。因为他们虽然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毕竟在中央发出指示并且做了思想工作以后，及时改正了错误。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军委十条”下发后，造反派向军队发起了反击，进一步造成了形势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服支左部队要承认错误，立即改正，沉得住气，还要对双方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摒弃前嫌，走上正轨。从毛泽东的批示看，他对于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由于成都军区的这个报告是在支左部队比较普遍地犯了严重错误的情况下，执行中央指示，认识并采取措施纠正了所犯错误，这在正在进行的纠正支左部队所犯错误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导向性，因而毛泽东提议印发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阅。

　　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支持了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如何改正错误，取得造反派的信任呢？这个时候召开座谈会，听取造反派批评，建立与造反派的密切联系，就成为纠正支左错误的重要一环。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九四○号上登载了《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开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革命派、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所以训练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的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注）

　　部队负责人欢迎和感谢同学们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并因势利导地转入讨论如何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议论中，“李世英同学对军队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在“李世英同学”五个字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注）其中第七条意见是“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注）第八条意见是：“在作好各院校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注：“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注）

　　部队负责人认为，李世英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召集西工大等四校负责人，就如何紧紧把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在这期《快报》的报头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53]

　　从中看到，陕西驻军负责人主动召开革命学生座谈会，进行谈心活动，听取、接受他们的批评意见，把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造反派的大联合，这是纠正支左错误，促进大联合的重要方法。毛泽东肯定了军队的作法，将这个文件印发正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希望全军能够采取这种做法，尽早纠正支左错误，和造反派联合起来完成夺权、建立革委会的任务。

　　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军队领导干部对形势发展的看法是好的，在认识上与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保持一致的，毛泽东发现以后表示欣慰，在批示中予以了肯定。五月三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日编印的两期《快报》登载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批示：“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54]这个批示对于在支左中犯错误的军队干部态度的转变会起到积极作用。

　　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总结了前段时间支左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下一阶段工作的部署，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提交了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名义将这两个报告转发全军，并起草了批语。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五月十三日广东省军管会报送了《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五月十二日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上报了《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

　　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

　　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报，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

　　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和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下一个批注：“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他还批示道：“恩来、林彪、中央碰头会阅发。”[55]

　　从中可以看到，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检讨了他们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表示要采取措施改正错误。转发这两个报告，对于纠正军队支左错误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毛泽东不仅决定将这两个报告转发全军，还为中央起草了批语，对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的做法予以肯定，希望犯错误的同志坚决改正错误，不要听信亲属从保守派那里带来的错话，坚定信心，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正确对待和处理所受到的批评。

　　为了进一步纠正支左错误，加强与地方造反派的沟通与联系，大军区负责人与造反派举行了小型谈心会，向造反派当面承认支左中犯了错误，表示以后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毛泽东发现后，及时将这个方法转发全军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上，登载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五月十日与广州工联八位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摘要。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56]

　　成都军区五十四军主动听取造反派的批评和意见，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做了思想工作，还与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这样缓和了对立情绪，消除了一些误解，感情上有所接近，逐步推动两派的大联合。这是解决两派矛盾和冲突、实现大联合的一个突出范例。毛泽东决定将他们的做法转发全军，还为此起草了批语。

　　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五月二十六日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说，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阅后为军委转发报告起草了批语：“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还批示道：“林彪、恩来同志阅发。”[57]

　　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在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若干决定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注意工作方法，总结了进行群众斗争的若干经验。这对于正在进行的解决两派斗争、实现大联合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提供了借鉴，因而毛泽东决定予以转发，供各地参考。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三十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上登载了《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文章说，江西省革筹小组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若干决定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注意工作方法。其经验是：

　　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在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采取了用典型带动一般的方法。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抓群众的活思想。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结合中心任务，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声音传不下去。（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下一个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自己革命化。

　　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姚文元同志：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58]

　　从中看到，江西省革筹小组发现了形势不能迅速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毛泽东在批注中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存在。这是因为各地在传达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精神、指示的时候，不少人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从本位主义出发，各取所需，随意割舍，对自己以及本派别不利的话就阉割了，致使形势难以迅速好转。这种状况即便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也是如此。毛泽东的批注特别提醒人们对此要引起高度重视。

　　进入一九六八年，军队在支左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地方部队在支左中所犯错误较多，因而就需要其它部队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就要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中不断提高认识。《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报告就是这样形成的。

　　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给毛泽东、林彪写报告说：“遵照主席批示，碰头会于今（九日）晚通过代中央起草的转发《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批示，现送上，请予审批。”

　　中央批示稿中指出，江西省军区党委“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一些在支左中曾一度犯了错误的部队，在提高认识、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到新的地区担负支左任务，经受锻炼，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收效很好。”“中央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为部队改正错误、立新功创造了条件。”

　　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二月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林、周再阅。加了一段，请酌定。”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省军区、各军下发了这个批示。[59]

　　在一九六八年八一前夕，不少地方群众组织和支左部队进行联欢，开展谈心会和座谈会，检讨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消除隔阂，加强军民团结，为缓和矛盾，稳定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日整理了一份信访摘报。摘报说，最近云南个旧、河北保定、四川内江、福建福安和厦门等地的群众组织来信反映，他们在八一前邀请当地驻军开拥军“谈心会”或座谈会，会上群众组织的代表称赞了部队的功绩，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部队同志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一些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通过拥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

　　九月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建议将此件通报全军，普遍开谈心会。”

　　十月四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这个信访摘报转发全军，要求凡担任“三支两军”的部队，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普遍开谈心会，对待不同观点的群众诚恳对待，多作自我批评，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60]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为了纠正军队支左行动中所犯的错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支左行动中的经验、教训报告及时转发全军参考，使各地支左部队及其负责人结合本地情况，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及时检查、反省自己在支左行动中的问题，认识错误，纠正错误，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转发各地经验、教训的报告和材料，就成为中央推动军队纠正支左错误的重要方式。

　　7）纠正军队支左错误的方式之四——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做出严肃处理的同时，还开办各级训练班，将支左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虽然军队在支左中比较普遍地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还是对他们进行启发教育，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尽快转变过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做好大联合工作。一般情况下，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也只是向上级写出检查报告，不会受到组织上的处理。但是，一旦他们在行动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就要对他们作出相应的处理了。

　　我们知道，青海二二三事件、武汉七二○事件是军队支左中所犯错误的代表性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那么，对这两个事件又是如何做出处理的呢？

　　我们先看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处理情况。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镇压八一八造反派红卫兵，造成了347人伤亡的重大流血事件。这个事件经毛泽东批准后，进行了重新调查。中央文革小组将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三月二十四日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解放军二○五部队副主任）、王昭（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隔离反省；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宣布这个决定的会上，当场将赵永夫逮捕。[61]

　　我们再看武汉七二○事件是如何处理的。

　　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亲往武汉，就是要解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武汉独立师部分官兵和百万雄师群众竟然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冲击毛泽东驻地，酿成了七二○事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飞离武汉，到达上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玩忽职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事件的发生，对事件发生及其严重后果负有首要责任。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周恩来八时二十分从武汉来电话谈武汉的情况。周恩来提出对外报道武汉发生的事要含蓄，不点名，建议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毛年谱编者注）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表示同意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62]

　　毛泽东将七二○事件定性为党内错误。这个定性以及他对于七二○事件中犯严重错误的人们的寄望，还在他为中央起草及修改的文件中表现出来。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审阅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会七月二十四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队公告》，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晚十时，毛泽东审阅修改林彪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加写了一段话：“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63]

　　但是，林彪却对此有不同看法。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二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64]

　　七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交待杨成武：你回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指林彪、江青等处理武汉七二○事件——毛年谱编者注），当作犯错误处理。警惕有人做文章。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指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和政治委员蔡炳臣——毛年谱编者注）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65]

　　从中看到，在武汉七二○事件的定性上，毛泽东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之间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对事件定性的不同，直接关系到对于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作出不同的处理。毛泽东从七二○事件的具体情况以及军队支左的大局出发，将这个事件定性为党内错误，因而不仅把陈再道他们接到京西宾馆去，保护起来，还给陈再道捎去了寄予希望的三句话。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则认为在毛泽东到达武汉亲自解决驻军支左错误的情况下，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等领导干部竟然玩忽职守，蓄意挑衅，发生了独立师部分官兵和保守派百万雄师殴打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冲击毛泽东驻地的严重事件，因而属于反革命性质。这种分歧又在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表现了出来。当然，在毛泽东指示下，经周恩来安排，几位元帅还是出席了这次招待会。[66]

　　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7]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68]

　　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等人在七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势在必然。这是他们主观任性、咎由自取、肆意妄为的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林彪提出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而且《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还把它当作“斗争的大方向”公开提了出来。这不仅违背了毛泽东对于七二○事件的定性及其处理方针，而且更为蹊跷的是，这篇关于文革斗争方向改变的社论竟然是在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这样就打乱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部署，扰乱了文革的大局。关锋的倒台就与此密切相关。从中可以反映出在对七二○事件的处理上，中央内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青海二二三事件和武汉七二○事件都是在军队支左期间发生的严重事件，但是中央对于这两个事件的定性和处理则是不同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两个事件本身、军队支左领导人在事件中的作用及其对于文革破坏程度的不同所决定的。毛泽东对于武汉七二○事件责任人的错误在作出严肃处理的同时，也对他们抱以殷切的希望。只要改正错误，并获得革命群众谅解以后，仍然可以参加到革命的行列。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支左干部所犯错误的处理，不仅是严肃、认真的，也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

　　由于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比较普遍地犯了严重错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各地以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批示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为指导，开始对派出的支左干部进行集训，以便他们能够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使支左工作走上正轨。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向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提交了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一千七百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十天，第二期八天），并通过集训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五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同志：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间，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随后，中央军委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转发到部队团以上党委。[69]

　　由此看来，毛泽东非常重视广东省军管会组织的这次集训，因而才批示把这个报告转发全军，要求各地支左部队都要抽出时间进行整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进行检查，改正错误，做好支左工作。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不仅要做好支左部队人员的训练工作，也要做好各地人武部干部的训练工作。因为在支左工作中，地方部队、人武部支左人员犯错误得较多。于是，毛泽东指示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

　　八月十七日，周恩来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稿报送毛泽东审阅。

　　意见稿中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办好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训练班的指示，我们设想训练的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请中央负责同志讲话，请革命左派介绍斗争经验，大、中、小会议相结合，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训练步骤可配合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步骤分四批进行，每批四个月，可交错进行。训练工作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直接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协助进行。各省的训练班都要组织一个小的领导班子，挑选一批军队的造反派和地方上的红卫兵参加工作。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八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文件。[70]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还专门谈到了训练班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训练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十八年来没有训练过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大军区的干部，责任在我，我是军委的主席嘛。为什么不训练？不出问题还想不起要训练这些干部的问题。小县训练三四百人，中县训练六七百人，大县训练八九百、千把人。时间不要好久，两个月，以后一年训练一次。[71]

　　因为在支左中犯了错误，所以才采取训练班的方式来帮助这些领导干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革和“三支两军”的部署和安排上来。训练班是一个学习班，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班。在训练班中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反省自己在支左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改正错误，执行中央命令，做好支左工作。

　　训练班在北京和各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如何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执行党中央、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的方针，在干部认识、改正错误以后，就要根据责任轻重适时将他们解放出来。毛泽东后来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毛泽东接见在北京参加集训和培训的军队干部，随后同吴法宪、叶群、路杨（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毛年谱编者注）谈话。谈到参加集训的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干部时说：犯了错误不要完全责怪他们。我们不主张不教而诛，因为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教育改造嘛！要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大批干部。毛泽东问：陈再道来了没有？斗争陈再道的那种方法，我们也不赞成。得知陈再道还在被隔离时，毛泽东说：隔离他干什么？批评、斗争，不搞“喷气式”就行了。还是让他参加，教育教育嘛。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呢？以后还是请他们来。[72]

　　不论是集训班、训练班还是培训班，都是为了将军队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军队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整训，通过学习、说服教育、做思想工作的方式，让他们从党内外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入手，真正理解和把握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对社会上两派斗争的辨析能力，认识、改正自己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将言行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对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根据其错误的性质及其危害程度，还是做出了严肃处理的。青海二二三事件和武汉七二○事件尽管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青海二二三事件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造成了死伤347人的流血事件，而武汉七二○事件尽管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毕竟没有下令开枪、直接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由此决定了这两个事件的不同性质及对于其负责人的处理方式。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即使造成严重后果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对于他们错误的处理也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至于开办各级集训班、训练班和培训班，就是要通过整训的方式，践行文革路线，掌握文革政策，统一部队思想，纠正支左错误，将军队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这是纠正支左错误、统一支左干部思想的有效方式。

　　从中我们看到，在军队支左干部比较普遍地犯了严重错误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是一味地责备他们，而是对于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采取了谅解的态度。为了让他们认识到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从思想上极早转变过来，不仅对他们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为他们承担了责任，还亲自处理若干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转发支左部队的经验和检查，又对支左部队负责人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处理，通过开办各级训练班，进一步促进人们思想的转变，统一认识，改正错误，将支左工作纳入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

　　8）对支左工作的历史性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军队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命令下进行支左的。遗憾的是，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没有支持造反派，而是比较普遍地支持了保守派，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还发生了激进、流血事件。犯错误的多数部队负责人还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引导下，才认识、检查、纠正了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军队的支左行动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能否在夺权中得到军队支持，往往成为夺权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是由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职能所决定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军队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73]我们注意到，中央对于军队支左作出了双重性规定，既授予军队支左的必要职权，又对军队的行动作出了严格限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军队支错对象和过激行为的发生。尽管这样，还是在支左过程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支持保守派的行为，也发生了激进特别是流血事件。二月镇反、青海的二二三事件和武汉的七二○事件，不过是其中带有标志性的事件而已。这就给全面夺权乃至整个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出现这些问题以后，除去青海的二二三事件，一般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是把这些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不论是毛泽东发表的讲话、谈话、指示，还是经他批示下发的文件，并没有把这些错误看得有多么严重，而是通过耐心地说服教育，还为这些犯错误的负责人承担了责任，为的是让他们从思想上转变过来，及早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完成全面夺权、建立革委会的任务。因而他们所犯的错误被定性为党内矛盾，是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尽管这些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并没有给文革发展造成实质性损害。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再做出进一步分析。军队虽然在支左过程中普遍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这些错误的性质及其影响来看，不过是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延长了全面夺权的时间，致使文革的发展在策略上有所调整，但是却没有改变文革的发展方向，文革的战略也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全面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任务还是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当然，这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掌握着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也是与犯错误的多数领导干部能够改正错误、支持文革分不开的。

　　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就是要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在进行全面夺权的斗争中，如果没有军队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和帮助，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是困难的，有时简直是不可能的。虽然军队主要是在政治方面为夺权斗争提供支持，但是由于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职能及其力量所在，对于文革还是起到了坚强后盾的作用。军队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也是由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居于支配地位，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牢牢地控制着军队的指挥权，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所决定的。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主要集中在支左初期，后来在中央的引导下得以纠正。一般来说，军队在支左初期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军队在支左中后期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如果把军队这个时候在支左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乃至镇压造反派的行为，放在军队支左乃至于“三支两军”的整个历程中来分析，当然更是占次要地位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不说，军队在支左中犯了严重错误，不仅延长了全面夺权的时间，还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军队与造反派关系的恶化，增加了建立革委会的难度。即便纠正了这些错误，在军队支左人员特别是其负责人心中是不是真正认识并支持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一个疑问。鉴于全面夺权开始以后，地方党政机构陷于瘫痪，造反派与保守派以及各派组织之间的纷争不断，这个时候往往是以军队主持的军管会为基础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的。虽然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却导致另一种结果的出现——军队支左人员在多数三结合的革委会中一支独大，几乎垄断了革委会的工作。这样就容易对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文革走向产生严重隐患。林彪集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无疑给下一步的文革造成了严重阴影。

　　总的来说，对军队支左进行两方面的评价：一是军队支左对完成全面夺权、建立革委会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军区在支左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其中的过激行为、流血事件，对于文革发展又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两者在支左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虽然军队在支左初期比较普遍地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功是大于过的。只有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军队在支左中的作用，并对它们在军队支左中的地位作出准确判断以后，才有可能对于军队支左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

　　② 支工、支农是稳定工农业生产，为文革发展提供经济支持的可靠保障。

　　前文我们已经对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什么要让军队支工支农进行了若干分析，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工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稳定和文革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被打乱，不仅文革难以进行，社会稳定也难以维持。因而当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农村，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红卫兵纷纷到工厂、农村串连，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也大量涌现出来，工农业生产遭到重大冲击，一些厂矿企业陷于瘫痪，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工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毛泽东做出了军队要支工、支农的重大决定。

　　支农就是要不误农村，首先抓好春耕生产。这就要求农村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迅速行动起来，做好农业生产工作。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汪东兴照办。”信中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建议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和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布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此信于二月二十二日发出。[74]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75]

　　三月十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两三周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尔后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毛主席交给军队的光荣任务，一定要切实做好，努力完成。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76]

　　这是要求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人员要执行中央指示，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的安排，做好支左、支农、支工工作。这个时候中央还将抓工农业生产中的典型材料转发给各地参考，希望各地以此为榜样抓好本单位的生产。

　　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行动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三月十四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区党委的电报稿。电报指出：北京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很好，应在全国推广，各地“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军事代表为主，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尤其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起草后，将电文送陈伯达并转毛泽东批阅，注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77]

　　为了使厂矿企业的职工和干部进行文革的同时，能够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擅自离开岗位，防止、制止武斗，保证厂矿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中央名义先后发布了给干部职工的信件。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三月十六日送审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批示：“照办。”信中要求：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财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这封信于三月十九日发出。[78]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稿，批示：“已阅，照办。”信中要求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生产时间不得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这封信的日期署八月十五日。[79]

　　搞好农业生产，必须抓住农时。这就要求革委会、军管会和农村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社员行动起来，搞好春耕工作。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广大农民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春耕生产。[80]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过下发文件、转发材料，要求工厂、农村的工农群众搞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同时，大批军队官兵根据中央指示深入工厂、农村，进行支工、支农工作。

　　三月上旬至四月上旬，全军各部队派了几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8354个厂矿企业，宣传“抓革命，促生产”。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全军的支工人数都达到十几万人。部队支工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一些因武斗而瘫痪的重点工程得以继续进行。解放军参加了这一时期许多重点工程的建设；参加铁路、公路新线的建筑；派出人员、机械到车站、码头突击装卸、运输，解决压车、压船、压港问题；以至顶班采煤采矿。自一九六六年起，解放军先后组建了冶金、煤炭、黄金、铀矿等专业部队，担负国家急需的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任务。[81]

　　各省市自治区则成立了以军人为首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各地名称各异，有的叫指挥部，有的叫办公室）。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下旬，全军支农部队达到73.9万人，第二季度每天支农人员在50万人以上。到一九六八年，全军共抽出116个团、119个营、2666个连、125个排、861个宣传队，到1236个县（市）的社队，进驻定点支农。仅一九六八年第二季度支农就动用汽车两万多辆、各种机械八百多台、马车三千多辆，劳动日达三千多万个。[82]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针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但是在文革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夺权斗争以后，仍然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冲击和破坏，致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同时也为了使工农业生产在全面夺权过程中能够得到稳定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做出了支工、支农的决定。

　　于是，在中央军委、各大军区的组织、安排下，许多部队深入工厂、农村担负起了维护工农业生产稳定与发展的重任。军队介入工农业生产，实行支工、支农，不仅可以防止由于夺权以及派系纷争对于工农业生产造成更大的破坏，同时还可以保证工农业生产在平稳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这样就为社会稳定和进行全面夺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当然，由于军队负责人过去没有管理过工农业，其中也会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但是这毕竟是次要的。

　　② 军管是为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局势动荡所采取的果断措施。

　　军管就是军事管制，是“三支两军”的重要内容之一。军管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决定军队介入文革的背景下，为防止局势失控所采取的有力手段。那么，为什么要实施军管呢？军管的基本状况如何呢？实施军管，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为什么要实行军管？

　　军管是在军队介入文革后采取的行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党政领导干部中间，这样势必会使党政领导干部遭到重大冲击。由于党政领导干部担负着党和国家各级部门的领导、管理工作，在造反派发起夺权行动的背景下，遭受冲击的领导干部，自顾不暇，也就没有多少心思再考虑如何履行领导、管理的职责了。有的省的多数省级领导干部放弃职守，逃离岗位。也有的为了逃避冲击，干脆穿上军装，躲进了军区大院，致使中央不得不发出军队不得当走资派防空洞的通知。[83]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领导岗位上就没有多少人能够行使职权了。这样，社会管理秩序被打破，激烈夺权的地区和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混乱之中。

　　文革深入到工厂、农村，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群众中间也发生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随着斗争的深入，造反派也出现了分裂。各派群众组织之间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局势的混乱。军队支左初期，比较普遍地支错了对象，支持了保守派，而没有支持造反派，军队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走向尖锐，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

　　不论是夺权斗争中领导管理的缺失，还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斗争，乃至于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都在一些省市自治区造成了局势混乱，有一些地区还发生了局部动荡。这种局面已经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的进程，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文化大革命要想进行下去是非常困难的。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停止下来。但是，在党政领导干部普遍遭到冲击，难以对局势进行有效管控，而群众组织又形成严重派系斗争的情况下，只有调动军队，采取强制手段，对特定地区和单位实行军管，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实现社会稳定，稳定政局所采取的有力措施。因而，实施军管既是文革进行下去的必然要求，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其实，不论从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职能，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上来说，实施军管都是行使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选择。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做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是搞不起来的。这样在局势混乱已经严重威胁到全面夺权的斗争，致使文革进行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由军队出面对于混乱地区和单位实施军管，既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军队为履行职能所采取的有力行动。况且，当时发生的大规模武斗，造成的局部混乱，已经脱离了继续革命的范畴。这个时候也只有通过军队实施军事管制，才能制止局势恶化，恢复社会稳定，使正在进行的斗争重回文革发展的轨道。

　　由此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一些省市自治区局势发生严重混乱乃至于走向失控的时候，调动军队，实施军管，既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文革发展的必然选择，又是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职能所系。从这里来说，实行军管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出现混乱形势以后，为防止局势失控、保障文革发展所采取的果断措施。

　　2）军管概况。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随着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在一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混乱局面。为了遏制混乱局面的蔓延，使出现混乱的地区和单位能够实现稳定，恢复正常秩序，防止局势失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对于发生混乱的地区和单位，乃至于一些重要行业和部位实行军管。这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为完成全面夺权任务、建立革委会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如何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实行军管的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早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不久，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就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很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

　　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84]

　　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指出：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85]

　　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86]

　　由于广东在夺权中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周恩来在与广东来京人员谈话后，二月二十七日夜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处理广东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时任广东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毛年谱编者注）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这样做。”[87]由此我们看到，中央准备对广东、云南实行军管。

　　成立省级革委会，不能“拉郎配”、硬凑合，而是要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建立。此前，省级行政区如果处于无政府状态，就要首先实行军管，维护社会稳定。三月十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的报告后，批示：“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88]同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实行军管。[89]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市内一些重要的厂矿企业负责供应北京的物资需求，生产不能停，秩序更不能乱，为此，三月十六日毛泽东审定了北京卫戍区关于对一些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当天，中共中央批发这个布告，要求有关厂矿张贴。对于一些斗争复杂、一时难以建立革委会的省级行政区，还是要通过军管来筹备建立省级革委会。三月十七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福州军区关于建立福建省革委会和夺权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中提议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为好。毛泽东批示：“照办。”[90]

　　对国防工业的六个部进行军管以后，经毛泽东批准，还要对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工交财贸各部实行军管。三月十七日，周恩来在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的信中说：“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91]

　　铁路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打乱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这个时候黑龙江《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材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材料说，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线路阻塞现象严重。每天必须运出五千一百多个车皮，而目前他们每天只能装运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个车皮，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也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铁路局的事故大大增加，到三月十五日，已发生行车事故三百二十六起，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这样短的时间内，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罕见的。材料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后，迫切希望驻军派更多的干部去加强领导。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92]

　　由于承担国防工业研究任务的科研院所在夺权中陷于瘫痪，难以进行正常研究工作，于是分管国防科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技委员会主任、国防科技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三月十一日向毛泽东等报送了对这些科研院所实行军管的报告。

　　报告说，现在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许多单位领导瘫痪，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必须迅速予以改变。建议对这些单位实行军事接管，接管工作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报告还提出了接管后的相关问题以及调整改组的五条原则。

　　三月十八日，周恩来向毛泽东等写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经与有关同志商量，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报告在汇报了军管的方法后说，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并基本同意他提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进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商定后将分别报批。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阅后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退总理照办。”[93]

　　鉴于铁道路、交通部、邮电部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混乱状况，难以像平时那样履行职能，周恩来开始组织对这三个部进行军管。三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说：请大家来，是要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对三部要实行全面军管，不能再耽搁了。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了关于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关于国防工厂和国防科学研究院（所）实行军管的试行草案。[94]

　　对于国务院这些部门实行军管，最终还是要在毛泽东批准以后才能实行。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作，同意他关于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管不能再拖的意见。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为了进一步协调、加强对铁路的管制，保证铁路畅通，八月十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命令决定：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以便统一指挥。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95]

　　大庆油田是国家的石油生产基地。为了保护大庆油田的生产秩序，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三月二十三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军管会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油田的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教育、团结他们。[96]

　　三月二十四日，在对青海二二三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着手筹建以刘贤权（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为主任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四月三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正式成立以刘贤权为主任的青海省军管会的电报。[97]

　　自从二月二十七日夜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对云南实行军管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中央决定对云南省进行军管，组成以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为主任的军管会。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组成以李成芳为主任的云南省军管会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报。三月，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对中共中央调查部实行军管。[98]

　　进入五月，中央决定对西藏自治区进行军管。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成立以张国华为主任的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给西藏军区的复电。为了稳定河北省石家庄等五个专区的形势，北京军区决定对这五个专区实行军管。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99]

　　当然，在批准对省级行政区进行军管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是慎重的。只是对三结合的革委会一时建立不起来，而局势又处于混乱的省市自治区才实行军管。一旦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站了出来，能够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了，就不一定非要实行军管。比如，中央碰头会原先主张对甘肃省实行军管，但是毛泽东觉得原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副省长胡继宗等人已站出来了，所见与军区一致，又积极支持造反派三司，于是就提出在与兰州军区负责人商量后，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照办。”纪要指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00]

　　由于国务院大多数部委的造反派在夺权斗争后分裂成两派，争斗不休，致使这些部（委）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为此周恩来提议对这些部（委）进行军管。五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次日，将该决定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并附信说：“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生产和业务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同日，经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101]这个决定发出后，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成立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实行统一领导。[102]

　　江西省赣州地区出现了严重武斗，毛泽东发现后立即决定派驻部队进驻赣州，制止武斗，维护秩序。中央军委办公厅七月四日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摘抄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七月四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

　　七月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情先考虑，待面商。”[103]当天深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已与黄永胜通了电话，他可以调两个团、一个师部驻赣州。”次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104]

　　到了一九六七年年底，中央决定对于新华社、民航系统实行军管。

　　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控制的决定》稿。这个决定于十二月十八日发出。十二月二十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坚决对民航系统进一步实行军管。[105]

　　到了一九六八年八月，有一些军事院校尚未联合起来，于是中央军委办事组提议对这些院校进行军管。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审阅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九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106]

　　以上我们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阐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中央碰头会对于一些地区和单位实行军管的情况。实行军管不仅包括中央、国务院的部（委），还包括省市自治区和若干重要的城市、企业和单位。军管决定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研究后，报经毛泽东批准后实施的。关于军管的概况，下面有一个资料对此作了更充分的说明，我们引述如下：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至四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陆续作出对一系列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和指示。

　　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省自治区有九个，即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云南、青海、福建、西藏、河北。全国实行军管的大城市有二十五个，如南京、广州、旅大、汕头、阜新、镇江、无锡、常州、扬州、温州、淮南、湛江、个旧等；全国实行军管的专区（包括自治州和特区）有十九个，如大庆特区、伊春特区、延边、南通、舟山、通陵特区、惠阳、佛山、海南岛、丽江、临沧、保山、思茅、红河、文山、阿里、玉树等；全国实行军管的县有176个。

　　中央各部除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系统外，预定实行军管的有三十七个部委，国防科委向所属的五十八个院校、所、厂，派出了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国防工办所属二、三、四、五、六、七机部均实行军管，同时也对各机部所属的六十一个院、所、厂派出了军管会（组）。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大部分地专以上所属的银行和仓库均实行了军管，共有1219个银行实行了军管和军事保护，占全国实有数2876个的42％。全国实行军管的广播电台（站）547个，占全部电台2295个的24％。全国实行军管的报社111个，占全部210个报社的53％。省以上的公安部门，除辽宁、黑龙江、河北、山东、上海、湖南、贵州、河南、湖北外，其余20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实行了军管。全国18个铁路局中有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北京、呼和浩特、柳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昆明等10个铁路局实行了军管。沿海中央直属的15个港口，军管了9个，即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黄浦、连云港、湛江和海口。全国实行军管的厂矿共有1041个，另军事保护的厂矿153个，其中煤矿、国防工厂占较大的比重。对部分军队单位也实行了军管，如北京地区的总后301、302、309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京西宾馆、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博物馆、总政1201印刷厂、总后装备技术研究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107]

　　从中我们看到，军管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实施的。实施军管既包括省、自治区、中央部（委）、公安部门、科研院所、大城市、专区、县，也包括电台、报社、银行、仓库、港口、厂矿、医院，范围大，覆盖面广，针对性强，不仅对混乱的地区和单位实行管制，还对重点部位进行防控，其目的就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防止大规模动荡局面的出现，为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发展创造条件，完成夺权斗争和革委会建立的任务。

　　3）军管的意义。

　　军管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仅对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

　　更对一些失去控制的地区和单位所采取的军事管制措施。进行夺权过程中，这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严重混乱，无政府主义盛行，给当地的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也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时候旧的权力机构被打破，而新的权力机构——革委会尚未建立起来。只有采取军管，才能在新旧权力交替之际，控制混乱局势，实现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秩序，促进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意义之一，军管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力措施。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要揪出党政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因而对党政干部队伍造成了重大冲击。被冲击的大批党政干部有的无法进行领导、管理工作，有的则是主动放弃了这个职责，于是正常的管控遇到了很大困难，甚至难以执行。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相互之间进行了复杂、尖锐的斗争，甚至演变成大规模武斗，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管控的缺失和正在进行的激烈斗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局部的紧张与动荡。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任其发展的话，就会顺势蔓延进而导致全国性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果断措施，派出军队对于混乱的地区和单位实行军管，进行严格控制，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稳定。

　　意义之二，军管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复杂的原因，一些地区和单位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这些地区和单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难以正常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处于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势头发展猛烈，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发生连锁反应，蔓延到更多的地区和单位，致使社会秩序在更大范围内遭到破坏，形成走向动乱的严重隐患。在严峻的形势下，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才能防患于未然。当原先的党政机构被夺权，而新的权力机构——革委会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军队，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军事管制，才能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重任。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止社会秩序在更大范围内遭到破坏的必然选择。

　　意义之三，军管是文革得以进行的坚强保证。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一些地区和单位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严峻挑战。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控制和改变，文革要进行下去是很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能否在一些地区和单位实现稳定局面，确立正常秩序，进而遏制社会秩序混乱和动荡局面的蔓延，防止局势失控，就成为文革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社会稳定和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陷于动乱之中，处于无政府状态，就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保障，又如何能够进行文革呢？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实行军管。只有这样才能为文革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实行军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是因为一些地区和单位的夺权，已经破坏了原先的秩序，造成了局势的动荡，而文革的继续进行是不能建立在局势失控和社会动乱基础上的。这样实行军管就成了管控局势，防止事态恶化，为文革发展创造条件的必然选择。

　　④ 军训是规范学生行为、将其纳入文革发展轨道的有效途径。

　　军训就是军事训练，主要是指针对红卫兵、学生进行的军事训练，有时也包括对党政军干部的训练。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这个时候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虽然活跃在文革舞台上，但是在他们中间却发生了严重分裂，出现了情绪化的行动，还进行了武斗。这样就背离了文革的宗旨和原则。因而军训就成为规范他们行为，将其纳入文革发展轨道的必然选择。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决定对师生进行军政训练，而后各地对学生展开了军训。内参和文革简报也就不断将各地军训的情况反映到中央来。

　　新华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登载了《北京两个中学进行军训的情况》。

　　文章说，驻军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最近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进行集训革命师生的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两个学校的军训都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以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主要教材，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友，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消除各阶级群众之间的隔阂。第二阶段以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主要教材，引导师生深入批判阻碍革命派大联合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挖私心，大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实行革命组织大联合、大夺权。

　　二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彪同志：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1000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请酌。”[108]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发现北京两个中学开展军训的材料后，批示林彪派人调查一下，写一个总结材料，发到全国，供各地在军训中参考。同时，还要对大专院校的军训作出总结，发往全国，为各地军训提供借鉴。

　　根据毛泽东二月十四日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示，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出了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政训练试点工作的总结报告，二月十九日林彪将这两个报告送毛泽东审阅。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此两件总理阅后送林彪同志。”

　　三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大中学的军政训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主张在报上发表。主席批示的两个关于北京的军政训练的文件，他们也主张修改后发表。请主席决定。”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不适应新情况。因此都不宜发表。”北京卫戍区的这两个总结报告，后来既没有由中央转发全国，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10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审阅了北京卫戍区的两个军训报告后，不仅批示将这两个报告转发全国，对学生军训作出进一步指示，还要求对党、政、军、民机关的中青年也要进行军训。但是，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各地军训活动迅速开展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才没有同意在报刊上发表北京的军训报告和他的批语。虽然这两个军训报告和批语没有发表，但是却反映出毛泽东对于军训工作的重视和各地对于军训工作的执行情况。

　　随后不久，北师大军训的情况又一次反映上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五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期上，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材料。

　　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军训期间，“坚决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派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和巩固了左派队伍。”

　　五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文革小组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毛文稿编者注）、李庆林（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另一造反派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的负责人。——毛文稿编者注）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材料，同时还发表了题为《军政训练好》的社论。[110]

　　从毛泽东建议发表这个材料并要求将事实核对清楚来看，他对这件事是非常重视的。由于四月三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代表的时候，批评北京卫戍区傅崇碧、李钟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周恩来年谱编者著）在军训中支持右派，打击左派，因而次日凌晨，周恩来就同北京卫戍区、六十五军有关负责人谈军训问题。[111]正是因为在军训中发生了支持右派、打击左派的现象，因而毛泽东看到北师大军训部队支持左派的材料后，才觉得这个材料不仅对于各地正在进行的军训，还对于军队开展的支左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这才提议公开发表这个材料，以期推动各地军训中的支左工作。

　　这个时候各地将通过军训实现大联合的报告陆续上报中央，毛泽东将其中有代表性的报告转发全国，作为各地在军训中实现大联合的参考，推动各地进行的军训工作。

　　三月七日，毛泽东阅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延安中学通过军训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112]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对天津报告予以了肯定，还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国，以作为各地军训的参考。他在批示中重申了对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进行军训的主张，将军训与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和斗、批、改联系起来，通过军训教育、说服学生，促进犯错误的师生和干部思想的转变。这样就把军训与文革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军训来促进文革的进一步发展。

　　大专院校的学生仍然在外面进行串连，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主要任务是搞好本单位的夺权斗争，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于是，中央要求到外地串连的学生要立即返校，对他们进行军政训练后，参加本校的文化革命。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外出的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号之前返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规定由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113]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夺权斗争引发了局势的混乱和动荡，造反派发生了分裂，许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武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不论是党政军干部还是红卫兵的头头都要进行训练，在训练中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九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训练干部时，毛泽东说：不但要训练武的，也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114]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毛泽东就适时提出了进行军训的要求。军训的主要对象是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后来也包括犯错误的干部、教师以及其他人员。军训一方面是学习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指示，一方面是进行实际操练，培养他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机智果断、雷厉风行的作风。通过训练，践行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进行自我检查和反省，坚定信念，搞好团结，改正缺点，纠正错误，批判宗派主义、风头主义，搞好本学校、班级的大联合，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创造条件。

　　（4）“三支两军”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三支两军”是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实施的，包括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它们实施的对象和任务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具体说来，支左是核心，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完成全面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支工、支农是文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保持工农业生产的平稳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奠定基础；军管、军训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提供前提；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全面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就是要支持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从党内走资派手中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造反派就要行动起来，把走资派从党员干部队伍当中清理出来，夺去他们手中的权力，而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这是当时左派的主要任务和使命。在左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中，就需要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的支持。左派在军队支持下（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情况），经过夺权斗争，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不论是从全面夺权阶段左派承担的任务和使命，还是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职能，都会使军队把支左作为“三支两军”的首要任务，因而支左就成为“三支两军”的核心。

　　同时，我们也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业生产遭到了较大冲击乃至于破坏。如何防止工农业生产遭到更大的冲击，使遭受冲击的工厂、农村迅速恢复生产，保持工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就成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能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保持工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避免遭受更大的冲击和破坏，才能为文革的进行奠定经济基础。否则的话，在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不仅经济运行和人民的生活难以保持，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也是难以进行下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支工、支农，就成为制止夺权斗争对于工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破坏，进而保持工农业生产稳定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样就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群众组织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发生了新的分裂。造反派与保守派及其各自内部和走资派之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酿成了局部动荡，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政局的稳定。这个时候实现社会稳定，建立社会秩序，就成为文革进行下去的必然选择。否则的话，如果连基本的局势都稳定不了，在失控的形势下，又如何能够进行文革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采取强制手段，通过军管、军训来防止形势恶化、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实施军管、军训就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有力手段。这是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得以进行的前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就“三支两军”的内容来说，支左是“三支两军”的核心，是为支持左派夺权斗争展开的行动；支工、支农，则是防止夺权斗争对于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保持工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奠定经济基础；军管、军训，则是为了实现局势稳定，建立社会秩序，防止形势恶化，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提供了前提。这样我们看到，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是核心，支左、支农是为文革发展奠定基础，军管、军训则是为文革发展提供前提。也就是说，支左是为了完成全面夺权和革委会建立的任务，支左、支农和军管、军训则是为了完全这个任务、创造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条件是为完成任务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总之，“三支两军”在全面夺权阶段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如果没有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进行支工、支农，实行军管、军训，不仅左派的夺权斗争会遇到很大困难，而且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的稳定也难以得到有力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因而“三支两军”对这个阶段的文革来说，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这种作用表现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严峻的形势下，既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又要保持工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防止局势动荡，出现失控的局面。“三支两军”的实施，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支左中推动了夺权斗争的开展，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又能够保持局势的基本稳定，防止工农业生产遭到更大的破坏。这样就不仅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阶段文革的发展。

　　至于军队在“三支两军”中间出现的错误，特别是在支左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虽然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曲折，但是与这个阶段的积极作用相比，毕竟是次要的。

　　6、军队在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中将文革推向前进。

　　以上我们研究了全面夺权阶段军队进行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基本情况。军队是在自身文革中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是在“三支两军”中为文革保驾护航的。文革也就是由此不断取得进展的。

　　（1）军队在自我革命中焕发生机。

　　军队的自我革命，就是指在军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是军队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有效途径。军队中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军队内部开展的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军队内部的具体实践。通过战士对干部、下级官兵对于上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督察，在军内建立起遏制走资派、保持人民军队永不变色的机制，使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因而在进行军队文革的问题上就要非常慎重。在文革的范围、方式、批次及其实施程度上要做出严格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循序渐进，稳步推行。军以上单位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开展“四大”，军以下单位则是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1]

　　当时许多军队领导干部遭到批斗、炮轰，也发生了过激的行为乃至于武斗，同时参加造反的干部、战士也不同程度地遭到不少领导干部的打击、迫害。尽管如此，军队文革在发展过程中强化了这样的氛围，战士批评干部，下级批评上级，领导干部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军队内部监督机制就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这对于防止军内走资派和腐败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就连一些军委副主席、总部、大军区负责人都遭到批判、炮轰，想想看，如果这种方式能够持续下去，每隔几年在军队内部搞一次文革，在高级领导机关开展“四大”，怎么还会有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总参谋长房峰辉，总政治部主任张阳等一大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盘踞军内高层多年而难以发现、处理，给军队建设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发生呢？

　　教训是沉痛的，原因犹为发人深思。军队文革固然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曲折，但是这个时候就应该立足现实，在总结军队文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走向成熟，逐渐成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永葆军队生机和活力的有效途径。而不是将其中出现的错误扩大化，将军队文革漫画化、妖魔化，以此作为否定军队文革的依据，使军队建设在发展中误入歧途。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反省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建军路线落实到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中，使军队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就成为政治建军面临的首要任务。军纪和军内管理制度的制定固然有效，但是纪律、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监督落实的。当军队的部分领导权被军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把持的时候，这些纪律、制度的有限性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在保证军队基本稳定、履行职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前提下，发动军内群众，通过“四大”的方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军内走资派，使领导干部置于军内干部群众的监督之下。这是永葆军队生机和活力的有效途径。

　　军队是在自我革命中焕发生机的。军队文革真正使官兵平等、士兵监督干部、下级监督上级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军队文革进行的时候，由于领导干部失去了权力，也就难以利用职权来打击对其造反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群众通过“四大”来行使民主权利，将领导干部所犯错误揭发出来，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在斗争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能力。军队也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保持青春和活力的。

　　（2）文革在“三支两军”中取得进展。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出现了局势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受重大冲击和影响，造反派也在夺权行动中遇到了强大阻力，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军队执行“三支两军”。文革就是在“三支两军”中才保持了形势的基本稳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断取得进展的。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写道：“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2]文革就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向走资派夺权是破的标志，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则是立的标志。不论是全面夺权行动，还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都离不开军队的支持和协助。当然，这种支持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3]没有军队做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坚强后盾，文革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并做到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是通过“三支两军”为文革保驾护航的。“三支两军”的主题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具体表现为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行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一些极度混乱的地区、厂矿企业进行军事管制，对学生进行军训，以实际行动为文革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三支两军”支持下，才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是离不开军队支持的。这种支持包括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两种方式。直接支持就是在两派斗争中站稳立场，支持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进行的夺权行动。当然，这个时候还要采取适当措施，促使他们摒弃派性成见，做好两派的团结工作。间接支持就是军队通过军管、军训方式来防止局势的恶化，使混乱的秩序趋于平静，在支工、支农中保护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进行创造有利条件。

　　其实，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支工、支农搞得不错，但是在开始支左的时候却普遍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毛泽东主要是采取说服教育、做思想工作的方式使军队支左人员改正错误的。虽然这个阶段也发生了二月镇反、二二三事件和七二○事件，造成了文革的曲折发展，但是毕竟没有出现全国局势的失控，工农业生产也只是在局部区域遭到破坏。因而尽管发生了错误，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因为军队在全面夺权阶段通过执行“三支两军”为文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三支两军”中取得进展的。这是军队在全面夺权阶段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具体表现。没有军队的支持，要完成全面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从这里来说，“三支两军”是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

　　（3）军队在全面夺权阶段中的作用分析。

　　前文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许多地方党政机构陷于瘫痪，社会秩序出现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这个时候只有军队出来才能够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支两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军队既要进行自身文革，又要为地方文革保驾护航。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此是极为重视的。要想搞好军队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工作，就要首先做好军队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不论是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还是同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都先后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观点，概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剖析了党内斗争的基本态势，围绕进行军队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这两个问题，重点就为什么进行文革以及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军队与会高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实际行动投身于军队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工作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做的这些思想工作，对于他们正确认识文革，搞好军队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工作，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

　　我们注意到，这两次会议是在发生了二二三事件、二月镇反的背景下召开的。召开这两次会议也是为了校正前一阶段支左过程中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搞好军队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的工作，中央军委又先后发布了“军委八条”和“军委十条”。“军委八条”是支持军队，约束造反派的；“军委十条”是支持造反派，约束军队的。这两个命令也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针对先后发生的造反派冲击军队和军队镇压造反派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是为了搞好军队自身文革和支持地方文革才发布的。

　　在全面夺权阶段，军队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功绩表现在通过执行“三支两军”不仅保持了全国形势的总体稳定，保障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完成了全面夺权的任务，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军队的介入，要取得这样的成效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军队在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确实犯了不少错误。前期支错了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陷入了派性斗争中，出现了像二二三事件、二月镇反、七二○事件这样对于文革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致使文革的发展出现了曲折。即便如此，这些错误也没有对文革大局造成决定性影响。文革是在纠正了这些错误以后才取得进展的。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评价军队在全面夺权阶段作用的时候，不能采取简单划一的态度，而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唯物的辩证的分析。既要看到军队在夺权阶段立下的功绩，又要指出军队在这个阶段所犯的错误。既不能因为功绩而讳言错误，也不能因为出现错误而抹杀功绩。这样就坚持了两点论。不仅如此，还要看到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两者是不平衡的，即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样就坚持了重点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于军队在全面夺权阶段的作用做出准确的评价，避免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泥潭。

　　军队在全面夺权阶段是通过“三支两军”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军队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两重性，既是支持文革，又给文革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同时，军队对文革的支持又远远大于给文革造成的消极影响。军队在全面夺权阶段就是这样完成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的。

　　二○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文献索引

　　（二）军队在自我革命中为文革保驾护航。

　　1、军队面临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双重任务。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43页至44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438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89页至590页。

　　2、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0]，第372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249页；[13]，第300页至303页；[25]，第310页至313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1]，第173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77页；[11]，第1477页至1479页；[36]，第1483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6]，第42页至43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22]，第147页。

　　7、《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4]，第590页；[6]，第591页。

　　8、《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 刘继贤，副主编 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3]，第961页；[5]，[10]，第961页；[19]，第963页；[20]，第960页至961页；[21]，第957页。

　　9、《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范硕著，华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16]，[17]，第205页；[35]，第213页。

　　10、《“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8]，第145页。

　　11、《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24]，第29页至44页。

　　12、《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5]，[23]，[27]，[33]，第168页。

　　1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32]，第347页。

　　14、《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版。

　　[7]，第288页。

　　1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333页至339页；[9]，第339页至343页；[12]，第363页至371页；[14]，第391页；[28]，第400页至408页；[29]，第409页至421页；[34]，第421页至427页。

　　3、军队进行的文化革命。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9]，第226页至227页；[21]，第226页至228页；[22]，第226页，228页；[23]，第201页；[25]，第202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4]，第1474页至1475页；[36]，第1498页至1499页；[39]，第1501页至1504页；[40]，第1501页；[41]，第1504页至1505页；[44]，第1506页至1507页；[60]，第1474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6]，第622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29页；[7]，第121页；[10]，第31页至32页；[15]，第12页；[18]，第47页；[20]，第50页；[24]，第54页至55页；[30]，第68页；[33]，第85页至86页；[35]，第37页至39页；[38]，第113页，126页；[42]，第115页；[43]，第119页至121页；[64]，第130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1]，第153页，155页。

　　6、《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4]，第668页至669页；[9]，[11]，第669页至670页；[12]，第673页。

　　7、《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2]，第578页；[16]，第581页。

　　8、《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编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 刘继贤，副主编 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6]，第970页；[31]，第962页。

　　9、《洪学智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蒋胜祥主编，北京金盾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三月第一版。

　　[8]，第117页至121页。

　　10、《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第559页，380页；[5]，第594页；[45]，第592页；[48]，[50]，第589页；[52]，第590页；[53]，第589页至590页；[59]，第592页；[61]，第594页。

　　11、《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63]，第531页。

　　12、《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张云生著，春秋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49]，第113页；[54]，第112页至114页；[56]，[58]，第123页；[62]，第121页至122页。

　　13、《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37]，第195页。

　　14、《<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27]，[28]，第419页；[29]，第408页；[32]，第516页至517页；[46]，第503页；[47]，第500页至501页；[55]，第501页。

　　1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3]，第76页；[14]，第290页；[17]，第263页，[57]，第493页。

　　4、从军委“八条命令”到“十条命令”。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9]，[11]，第203页至205页；[13]，第204页，206页；[14]，第205页至206页；[17]，第306页至309页；[18]，第308页至309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1]，第1491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54页；[7]，第39页；[12]，第40页至42页；[20]，第157页；[22]，第101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0]，第118页。

　　5、《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5]，第673页至674页。

　　6、《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 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 刘继贤，副主编 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3]，第954页至955页；[6]，第956页至957页。

　　7、《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5]，第790页至791页。

　　8、《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第88页；[19]，第159页。

　　9、《<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8]，第444页至445页；[16]，第456页至463页。

　　10、《“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第132页至133页，154页至160页，175页至180页。

　　5、“三支两军”。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第197页；[6]，第199页；[9]，第248页至249页；[17]，第183页；[18]，第190页至192页；[21]，第221页至223页；[33]，第395页至396页；[42]，第328页至329页；[43]，第336页至337页；[44]，第338页至339页；[45]，第343页至344页；[49]，第246页；[50]，第252页至253页；[51]，第254页至255页；[52]，第314页至315页；[53]，第318页至320页；[55]，第347页至349页；[56]，第353页；[57]，第356页至357页；[58]，第441页至442页；[59]，第469页至470页；[60]，第553页；[69]，第330页至331页；[70]，第399页至400页；[92]，第267页至268页；[93]，第270页至271页；[103]，第370页；[108]，第231页至232页；[109]，第236页至237页；[110]，第332页至333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74页；[3]，第1468页；[11]，第1473页；[13]，第1476页至1477页；[26]，第1531页；[75]，第1485页；[84]，第1473页；[86]，第1476页；[89]，第1477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35页；[10]，第31页至32页；[12]，第27页；[14]，第68页；[19]，第33页；[20]，第44页；[22]，第49页至50页；[23]，第49页；[25]，第78页，80页，111页；[27]，第49页；[28]，第98页；[29]，第98页至99页；[30]，第99页至101页；[31]，第101页至103页；[32]，第103页至104页；[34]，第107页至108页；[35]，第119页至121页；[36]，第165页至166页；[37]，第52页；[38]，第69页；[39]，第71页；[40]，第75页；[41]，第76页；[46]，第86页；[47]，第98页；[48]，第113页；[54]，第76页至77页；[62]，第103页至104页；[63]，第105页；[64]，第104页；[65]，第104页至105页；[67]，第106页；[68]，第106页至107页；[71]，第125页；[72]，第199页；[74]，第57页至58页；[78]，第66页；[79]，第111页至112页；[80]，第153页；[83]，第40页，33页；[85]，第35页；[87]，第60页；[88]，第62页至63页；[90]，第65页，66页；[91]，第66页；[95]，第87页至88页，第109页；[96]，第68页至69页；[97]，第63页，71页；[98]，第71页；[99]，第80页；[100]，第80页至81页；[102]，第87页；[104]，第97页；[105]，第146页至148页；[106]，第189页；[112]，第61页；[113]，第62页；[114]，第125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66]，第175页；[77]，第136页；[94]，第139页，141页；[101]，第157页；[111]，第142页。

　　5、《“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7]，[73]，第125页。

　　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第141页；[24]，第145页；[61]，第148页。

　　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6]，第430页；[81]，第431页；[82]，第429页；[107]，第432页至433页。

　　8、《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张云生著，春秋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20]，第86页至90页。

　　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318页；[15]，第361页；[76]，第343页。

　　6、军队在自我革命和为文革保驾护航中将文革推向前进。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第41页。

　　2、《“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3]，第125页。

　　3、《“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