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创造了历史？英雄？人民？（增补版）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退休教师，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北京插队知青）
谢小庆增补说明：本文曾作为本号的第327期于2019年12月10日推出。主要讲述的故事是：1967年11月上级的号召是“复课闹革命”，我们这批奔赴内蒙草原的北京知青是一批没有响应上级号召的“逆行者”。后来才注意到，早在1年半以前，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同学就曾经以公开信的方式，明确倡议：中学毕业以后直接参与社会实践，与工农兵相结合，首先取得工人、农民颁发的“思想毕业证书”。显然，我们这些1967年11月走进草原深处的北京知青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只是用实际行动响应了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同学发出的倡议。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和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天才思想家普乐汉诺夫曾经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旁征博引，论证了自己的基本看法：“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
同样天才的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在自己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同样旁征博引，挑战了普乐汉诺夫论证的前提：历史必然性。他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非常古老而陈旧的看法，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一种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
谁创造了历史？英雄？还是人民？这是一个没有唯一正确标准答案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普乐好（plausible）答案，也都可以借助事实（fact，data，evidence）和逻辑推理（logicalreasoning）对自己的看法展开论证（argument）。具有不同选择的人，都很难用事实和形式逻辑来证明（verify）自己的看法，也很难改变那些坚定地持相反看法的人，但是，他可以通过讲真实故事的方式，争取到那些尚未形成自己坚定看法的一些人的支持。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在这里讲一些事实。
从1967年到1980年，大约有1600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中国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都不多见的一件大事。谁创造了这段历史？
1966年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同学写了一封关于改革教育制度和高校招生制度的公开信。6月10日，看到女一中同学的这封公开信之后，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予以响应，并很快得到四中其他同学的支持。很快，上级做出了将1966年高考推迟半年的决定。上级这一决定刊登于当年6月18《人民日报》头版，并配发了题为《彻底搞好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在当天报纸的第2版，全文刊登了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同学的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明确倡议：中学毕业以后直接参与社会实践，与工农兵相结合，首先取得工人、农民颁发的“思想毕业证书”。
1967年11月16日，我和400多位北京中学生，从天安门广场出发，走进内蒙古草原深处。后来，我在草原生活了11年，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
1967年11月，“英雄”的号召是“复课闹革命”。67年10月14日，四家顶层机构共同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96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同时在头版报道了上海控江中学实现复课闹革命的经验。
196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全国广大革命师生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立即复课闹革命》。
下乡前，学校已经实行军管，解放军已经入校。一个班，被称为一个排。排长，是现役军人。在我申请下乡的过程中，我的排长曾经多次真诚地动员我留下来参加“复课闹革命”。
1968年夏天，又有上千名北京中学生来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
在我们进入草原的一年多以后，1968年12月22日，“英雄”才在《人民日报》上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
《走上高高的兴安岭》：从我的家乡到到祖国边疆，都是我心爱的地方。辽阔的祖国所有的民族，像一家人欢聚一堂……
（谢小庆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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