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的私有制“天理”和公有制“原罪”

GDP的私有制“天理”和公有制“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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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财富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GDP推动私有化的思想根源。

  

  北大出版的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第5版,5)给出了以上GDP循环图。据此,继续批判GDP的资产阶级性质。(前四点请读《政府服务——淄博文旅经济中的GDP批判》)

  5, GDP默认私有产权为必然生产条件

  GDP再生产循环默认劳动、土地、资本作为家庭私有产权进入生产要素市场,投入生产,再分别以工资、租金和利润的形式经生产要素市场,作为GDP总额回到家庭,这就形成TFP全要素生产和全要素财富贡献假象,决定了无论社会资本股权如何交叉,生产方式均以维护家族家庭私有产权为中心。

  5.1,根源在于指导思想的误解。  

  为什么和社会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GDP在经济领域畅行无阻?有些同志认为,马克思是全要素财富论,这种解读顺应了GDP观念,阻力最小,但这是误读。

  这种误读,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当做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描述,从而产生像“全要素财富论与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矛盾”这样的折中主义。

  这种误读误解产生的原因,是抽去了资本主义生产特征,无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是整体的统一,从GDP以家庭私有为所有者主体,通过企业生产主体,再以家庭和企业为市场流通主体,从而把GDP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环节,视作中性,产生所谓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所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这样根本性的错误。

  5.2,警惕错误的指导思想在上层建筑中产生的危害。  

  与西方接轨开放,实际是与资本主义接轨。这种错误倾向戕害了一两代人,以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企业法》(2006年修订)为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产生了一系列实质性的侵害。

  在产权保护上,如第三条提出“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本意是按照中国特色对公有产权实施有限责任保护,但将国企与境内外私有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平列,接受华尔街“上市公司”即“公有”公司的资本主义理念,按GDP要求,从法律上淡化所有制性质。这种思想经过反复铺垫,到上届国务院,只强调市场主体,回避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上更为露骨。第十六条规定,对企业负无限连带责任的普通合伙企业“也可以用劳务出资”,即以劳务出资的出资人必须负企业的无限连带责任,而负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六十四条)。这些规定相对于劳动,生产资料产权具有天然的特权,以资本为中心,重物轻人,忠实体现资本神圣,劳动草芥的资本拜物教,体现了GDP把私有产权视作天经地义。

  从1979年提出GNP,到1992年我国建立股份公司法律,再经过以后法律修改,完成了企业生产目的由满足社会需要为主,向资本增殖转变,无形中杜绝了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阶级在“自由市场”自发创建公有制中小微企业的路径,以至于华为、南街村等在企业注册中必须以私人持股方式加以变通,引起其集体性质的社会争议。

  5.3,政策方针与错误指导思想的混淆。  

  公主私辅,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一贯政策,在70年代之前,从我国农业国的实际出发,生产资料私有主要体现在农村自留地上,这一方针受到一线领导从共产风到“三自一包”系统路线的“左”右干扰,受到毛泽东的坚决批评,毛泽东去世后,其意见遭到八十年代初期党中央的反对。

  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毛泽东提出了工商业最早的公主私辅原则,“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一是国家投资不及,二是确有需要,而非毫无原则的私有经济。在满足社会需要上,“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毛泽东年谱》第3卷47页)。满足社会需要是目的,公有或私有是阶段性手段,而非颠倒过来,私有化是目的,放弃社会主义内容。

  今天讨论的,已经是是否正视城乡经济成分中的私主公辅,是否回归宪法党章和解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关于公有制主体的主张,这和以公主私辅为前提的“两个毫不动摇”是不矛盾的,如果不能纠正在“马克思是全要素财富论”这样的误读误解,就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在执行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中失去方向。

  5.4,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需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资本论》提出了市场经济中的两个坐标体系。“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33)任何一项生产活动,是资本耗费还是劳动耗费,这是不同的阶级视角。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哥达纲领》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提出这个口号是蒙蔽人的,因此是资产阶级口号。

  那么这句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的话语,“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298)。列宁斯大林苏联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国以铁人王进喜、陈永贵、王国藩等代表的一代创业者、牺牲者,完全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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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人王进喜在井喷危机时刻以身体作搅拌机

  因为《哥达纲领批判》批评了拉萨尔,就断定马克思是“全要素财富论”,这是忘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以及上层建筑现实的刻舟求剑;因为《资本论》提出了资本和劳动互为对立两个坐标体系,就认为“全要素财富论与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矛盾”,是教条式的形而上学,它们势必在经济领域产生思想混乱。

  例如,以“全要素财富论”为指导,以此作为“公主私辅”的理论解释,所谓发挥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各类生产要素的作用,调动其活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认识和说法,不过是马克思批判的“三位一体”公式高水平的变形,貌似公平,实际上隐藏了资本增殖的秘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可以使财富尽快涌流,但它同时也在作茧自缚,制造危机;特别是默认只有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才能使一切财富涌流,或者幻想以资本要素组织生产和流通可以摆脱资本增殖最大化的客观规律,可以回避资本主义无解的内在矛盾,看不清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本全球化运动中,中国和前苏联后期向美国持续的单向的物质财富输出,实际上解救、缓解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垂死矛盾的历史,而这种错误历史观反过来又加强对资本为中心的市场机制的迷信。

  这些模糊认识就会实际上混淆政策界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以错误的历史观抹杀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在计划商品经济实践中的巨大成就,模糊资本家和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本质界限,排斥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阶级性,放弃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的自觉性,懈怠于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共服务的“普惠、基础、兜底”建设,在私主公辅现实中随波逐流;在贯彻党中央“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质上回归共同富裕的正确主张中,面对即将踏入的智能化时代,经济运行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过剩和相对贫困的矛盾。克服这些模糊认识,我们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和修正主义观念的斗争中取得借鉴。

  6,GDP私有化理念的庸俗经济学原理批判  

  GDP并不是一种中性的统计手段,而是一种世界观,是忠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

  6.1,GDP在私有化上的非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作用  

  GDP将生产投入视作家庭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在生产资料所有上支持了阿尔钦“使用自己的钱比使用别人的钱更加用心”的观点,顺应了小生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善于以此收买、笼络广大小生产,小资产阶级,将其欺骗入自己阵营,以壮大声威。毛泽东指出在家庭单干问题上,不能走群众路线,而是要加强对农民的团结教育,针对的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这一策略。但被认为是“极左”,违背了利益原则。

  在经济哲学上,GDP默认“经济人假设”,以反对意识形态化为名,排斥其他观念,实际上是保护其唯心的人性论基石不可摇撼。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和相对贫困条件下,劳动者在温饱后存在着关心阶层、阶级、民族命运的精神追求,具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但在西方国家因“政治不正确”而成为社交讨论敏感区。在我国,在GDP意识形态影响下,公有制不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天性”也成为潜在意识形态,一些人把公有制主体和共同富裕视作“极左”平均主义。

  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等一系列经济学家的产权观点,是十月革命以来公有制的对立面,提出产权明晰的强烈主张,实际上是废除全民所有,形成私有化的立论基础。其中,厉以宁口是心非,避嫌于私有化,提出虚化土地产权,确权经营权使用权的欺骗性主张,具有民主革命派特征;张五常代表大资产阶级,出身陕北农民的张维迎具有浓厚的小农意识,赤裸裸鼓吹私有化。这些人集合在名为“产权明晰”的私有化大旗下,用改革开放的旗帜,温尔文雅地掩饰“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102)。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的“全要素财富论”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6.2,GDP理念诱发、助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  

  修正主义创始者伯恩施坦否定分配消费中生产的决定作用,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在分配、消费环节的改良,受到列宁痛斥。

  伯恩施坦的继承思潮接过这个主张,刻意混淆反对平均主义和生产资料私有的本质界限,把维护劳动权益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启动劳动力商品化、雇佣化,用一部分人先富掩护权力特权和生产资料在“改制”和资本运作中的大规模私有;混淆管理劳动和剥削劳动,混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不同本质,提出抽象的企业家精神;抹杀生产中主动劳动精神的公私根本差异,无视王进喜跳入泥浆池,少活20年拿下大油田的拼命,和生产假药毒酒、贪官前仆后继、不怕绞首架的拼命两种“拼命”的本质差异,把国企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私人维护其产权和利益最大化的“混改”上,这一切的实质,统统是借发展GDP的外衣,遵循GDP默认私有化生产和流通的结果。

  6.3,GDP推动公有制的异化

  进入GDP体系后,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治思想工作、民主管理体制,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尊重价值规律等的毛泽东思想话语体系,被经济学看做意识形态化和“极左陋习”,或所谓“封闭僵化老路”而人为废止;劳动者主体,员工主体这些本来天经地义的原则,在公有资产资本化后,被法人治理取代;在人与生产资料的自然关系上,我国吸收国内外先进科技,形成了世界一流的先进制度与流程,但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被雇佣劳动理念改造,形成严格的、空前悬殊的等级制。

  以GDP默认家庭私人产权为坐标,以法人治理为名义,对充分竞争类型国企要通过“能混尽混”的“混改”,以取得公有资产运营的“合理”“合法性”。公有制歧视,是自GDP提出以来公有经济占比日益衰退的根本原因,特别是体制性的阻遏公有制中小企业产生的路径和空间,淡化所有制形式。

  在实用主义的所谓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名义下,在按资分配驱动下,自发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国企改革实践中,划分三类分类管控,这是运用价值规律评价国企取得的重要进步,但在市场导向,市场决定机制下,企业产生消极于低收益的使用价值生产、压缩必要劳动交换价值等自发机制。这些,很难避免马克思在评价过渡中的公有制形式之一时说的,“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520),而这些缺点,是由为资本生产方式量身定做的GDP带来的。特别是在“公有资本”框架下,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自发复归,且更加隐蔽和尖锐。

  6.4,GDP必然推动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历史  

  长期以来,从经济学始,热衷于歪曲解放后我国发展成就,成为一种惯例,用经济寿命曲线的成长期比较奠基、付出的投入期,用丰收季节比较播种季节,对建国70年诋前褒后,形成错误评价,其中GDP计算口径起到重要作用。

  GDP提出之前,生产统计以工农业物质财富为主,人民群众全面突破资本四个界限所产生的历史巨变均不被GDP承认。仅以资本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为例,在GDP提出之前,中国的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等基本建设,大量依靠农民以工代赈,工程兵、铁道兵和人民军队无偿支援地方建设的原始积累,投入最低限度的设备、资金,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些改天换地、泽被后世的巨大、巨广的使用价值在市场交换账目上显示无多,其巨大的劳动价值不能被GDP计量。

  GDP凭借加入大量的与物质财富生产无关的交换及重复计算,特别是开放资本市场后,对金融市场收支的大量重复计算,这一特征形成了另起炉灶,极大地贬低毛时代的经济成果,把中国的当代发展记功于1979年提出GDP之后,从而增加对改革开放评价的盲目性。

  只谈后三十年,这是包括无党派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内的各类经济学家以及媒体的通行做法。林毅夫先生1979来到大陆,对之前的中国农民集体改变命运缺乏感性认识,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将中国描述为1978年人均GDP不及非洲撒哈拉以南1/3,完全罔顾新中国在短短30年实现人口和预期寿命接近翻番的奇迹。因为师从于主张农业新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舒尔茨,其老师的这些观点恰恰顺应了分田单干后小农经济向中大型农场主分化的要求,因此林被追捧为农业经济学专家。学术研究被政治风向左右,对于追求光明,投奔大陆的林先生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个人悲剧。

  6.5,GDP私有化理念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教益  

  恩格斯指出,“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对于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要知道在每个具体场合下应该反对哪些社会制度并以何种方式发动主要攻击,这是永远不会有困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223)

  用辩证的眼光,改革开放给工人阶级带来的最大益处是认识了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无产阶级是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在中国有其特点。中国现代工人阶级主要是解放后工业化的产物,前身是农民,文革中工人阶级中表现出的顽固派性,文革后拥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对私有化忍受妥协,都具有小资产阶级特点的残余特征。当然,中苏工人阶级都具有顾全大局的无私的牺牲性,如切尔诺贝利电厂核泄漏后,在一线作出重大牺牲的工人代表,正是优秀的苏共党员作为;在改革中,两国工人阶级都不惜下岗、失业、破产,整个阶级敢于为社会主义改革作出牺牲。对现代资本主义,两国工人阶级都缺乏感性认识,对修正主义的认识和觉醒,必须借助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历史教训。

  解放70多年来,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从吃定息的工商改造者,到当权走资派,从年广九的傻子瓜子的资本萌芽到国企“抓大放小”私有化,从外资与中国工商市场结合,开始集中,直至互联网平台垄断,金融垄断的冒头,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世界顶尖的生产力代表,也亲身陪伴了资本的潜在、孽生、集中、垄断的全过程,伴随了社会财富在资本驱动下快速涌流,自身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再也不是文革中帽棍辫满天飞的肤浅认识了,这就具备了恩格斯说的“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的一切条件。

  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检测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到50.1%,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码农、外卖骑手等新生代的工人阶级,弥补了父辈对现代资本主义缺乏感性认识的历史缺陷,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待续)

  20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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