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对于许多人并不陌生。《朱德的扁担》长期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让许多人第一次听说了朱德这个名字。由于作者不愿意在入选语文教材时署名，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作者。这篇课文的作者，就是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朱良才将军。那么，朱良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呢?
井冈山上，“我宁可战死疆场，也不愿再躺病床。”
朱良才，原名朱姓明，1900年9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外沙村。父亲朱邦藩以教私塾为生，有田20余亩。因无劳力，雇人耕种，生活富足。朱邦藩有三个儿子，长子朱姓敏，次子朱姓成，朱良才为小儿子。朱良才周岁时父亲病逝，此后家境日益艰难。他自幼读私塾，14岁考入县立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衡阳诚德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受新思想。从诚德中学毕业后，朱良才回乡创办新式学堂。朱良才的青少年时代过得十分平淡，在他参加革命后的《自传》中曾回忆说：“这10年光景（1915－1925）纯系一个不闻政治的老百姓……。但所处的社会地位，自发地产生了对旧社会的不满情绪，以致成为后来能够走向革命的基本因素。”
1925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朱良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乡农民协会，被推选为农民协会组织委员。1926年，朱良才随农会委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从此，他更加热心地领导开展农民运动。汝城反动势力疯狂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朱良才在村里无法呆了，汝城县委给他写了封介绍信，介绍他投奔朱德、陈毅参加湘南起义。
不料朱良才作为农会的领导骨干，却被驻粤北的国民党军第16军范石生部逮捕入狱。朱良才之名即是他在这次入狱后改成的。
由于朱良才当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在坐了36天牢后出狱。经受了白色恐怖的严酷考验后，朱良才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1927年9月，湘南特委派何日升到汝城任县委书记，派胡伟章任组织部部长。何日升见朱良才对敌斗争坚决，便和胡伟章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的一天，何日升、胡伟章在石泉下湾胡伟章的家里主持举行朱良才入党仪式，和朱良才一起宣誓的还有他的堂弟朱赤。宣誓后，朱良才兴奋地说：“在我被捕时，差一点被敌人当作共产党员杀了，结果今天真正做了共产党员。做共产党员死了也心甘，死了也光荣。”
1928年1月初，朱良才经汝城县委介绍，前往湖南参加暴动。在湖南耒阳县，朱良才找到了朱德和陈毅。几天后，陈毅带他到永兴参加湖南特委召集的代表大会。会后，朱良才来到资兴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与其他领导一起发起了农民暴动。起义农民转移到耒阳后，组成第36团，不久挥师井冈山，加入了红4军的行列。
朱良才参加红军后，开始在军部当秘书，给朱德军长掌印。后来，在朱良才积极请求下，被派到红4军主力之一的31团1营1连当党代表。不久，他就率部参加了保卫井冈山的黄洋界战斗，当时由于红军主力出山作战，黄洋界保卫战，是以红军两个连对敌军一个师的悬殊兵力的战斗。8月30日清晨，敌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朱良才和连长王良率领战士利用有利地形，相继打退了敌人的4次冲锋，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红1连战士的士气更加高涨。而敌人则军心动摇，当夜逃回了酃县。战后，毛泽东对黄洋界保卫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朱良才率部随红4军参加了一系列战斗。由于朱良才坚定地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战术方针，作战勇敢，又注意用革命道理去教育红军战士，所以全连官兵士气旺盛。毛泽东经常在朱良才的红1连开座谈会，搞调查研究，提出一些连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性问题，进行建设全新的无产阶级军队的尝试。
1929年，朱良才率部随毛泽东、朱德进军赣南、闽西，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次年，朱良才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第9师政委。1930年底，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2月29日，国民党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18师师部和两个旅深入龙冈地区。根据作战命令，朱良才和师长徐彦刚指挥部队迂回敌后，及时发起了猛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红9师一举攻占张辉瓒的指挥所，活捉了张辉瓒，并缴获一部电台。红军乘胜作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不久，朱良才率红9师俘国民党军2000多人，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朱良才担任政委的两年中，红9师常常出敌不意地在敌背后开刀，几乎每战必胜。红9师也因此被誉为“善打迂回的常胜师”，朱良才也在征战中屡建奇功。
◆1929年6月19日摄于闽西龙岩城，从右到左分别是陈毅、毛泽东、谭政、朱良才。
1931年秋，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朱良才在指挥部队作战时，被敌弹击断右臂，鲜血直流。战士们把他抢救下来，送往医院治疗。当时红军医院医疗设备简陋，医疗技术也落后，只能采用土法接断臂，既费时，疗效又差。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3个月，断臂仍未痊愈。那时，前方战事频仍，朱良才日夜惦记着部队的作战、训练和政治工作，坐卧不安。朱良才在伤口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不顾医院阻拦回了部队。到了红军总部，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见到朱良才，说：“你来了?”周恩来看到朱良才用绷带吊着的右臂，又问：“伤好了吗?”朱良才回答：“好了，没大问题!”周恩来说：“那好，五军团15军军长李青云是宁都暴动过来的同志，学生出身，没有指挥打过仗，几仗没打好。你来的正好，马上去15军当政委。”朱良才听后立即到五军团去报到。红五军团的政委是朱瑞，他见了朱良才很高兴，说:“明天就要打仗，我带你去上任。”
西路军失败后，朱良才乞讨着寻找红军
朱良才刚一到任，就率领红15军参加了赣州战役。激战中，朱良才亲临火线，奋力率部抵抗，在最危急时刻，朱良才亲自带领大刀队，与敌人短兵相接。由于朱良才等部誓死阻敌援军，才使主攻赣州的红三军团免受强敌夹击。在战火中，红15军逐渐锻炼成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在193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朱良才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保卫中央苏区的广昌战役失败后，朱良才调到红五军团第34师工作，因为师里已有师长和政治委员，组织上任命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在湘江战役中，朱良才枪伤复发，被送到医院治疗。过湘江后，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很关心朱良才的伤势，就让他跟随军委总卫生部走。朱良才在总卫生部得到了较好的治疗，伤势逐渐好转，就帮着做些工作。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见朱良才很能干，遂向上级打报告，让他担任总卫生部政治委员。朱德同意总卫生部的意见，这样，朱良才就留在了总卫生部当政治委员。在朱良才的领导下，完善了红军总卫生院的编制，保障了红军卫生工作的开展。
◆年轻时的朱良才。
在长征中，粮食和水、住房都很困难。总卫生部随中央行动，虽然粮食难搞，还是能搞到一些。但搞到粮食无法带走，因为伤病员都是病号，尚不能自理，粮食自然无人去背，所以粮食一直很困难。后来伤病员多了。为了加强伤病员的管理，另外组织了一个野战医院，由朱良才任政治委员，杨立三任院长。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8月初，红军总部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合编，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这时，杨立三去军委汇报工作，没再回来工作，整个医院的担子都落在了朱良才的身上。
过草地的困难很多，几百名伤病员大都是重病号，没有粮食，缺少药品，环境恶劣。怎样才能带领他们安全地走过草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朱良才回忆说：“许多人饿得走不动了。我找到了一条狗，把狗杀了。由于人多，我把狗肉煮成汤，请医生和伤病员喝狗肉汤。这次喝狗肉汤的事，给许多人留下了极深的记忆，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一碗肉汤就救了他们的命。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汝光同志当时是医生，直到几十年后，他见到了我，还提及此事。这件事虽然不大，可看出了那时同志间的友爱，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海军副参谋长范朝福，当时是政治部的干事，过草地时没了粮食，没法过了，我就把干粮袋里的粮食倒了两碗给他，靠这两碗粮食，他过了草地。全国解放后，空军搞演习，我参加了。因多年不见，我已不认识他了，他却还认识我，给我敬了个礼。见我记不起他来，就说：‘老首长，你不认识我了？我叫范朝福，过草地时，没了粮食，是你给了我两碗，不然，我也没有今天。’我这才想起了此事。为此，我很感慨，一个帮助别人解决了困难的人，雪中送了炭，对方永远不会忘记的。”
1935年10月，朱良才被调到红31军任政治部主任，军长是王树声，政委是詹才芳。当时对于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比较敏感。因此朱良才讲话很谨慎，开会时，他请詹才芳参加，并在讲话中避开这个方面军、那个方面军的话头，一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朱良才在政治部一连开了几个会，每次都请詹才芳参加。詹才芳对朱良才的工作很满意，并把这情况反映给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说：“朱良才这个主任不错。”
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政干部学校，朱良才被调去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1936年10月下旬，红5、红9、红30军在靖远附近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这时，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为教导团，朱良才任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教导团也随着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
由于孤立无援，西征军最后以失利告终，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1月1日，西路军主力红5军攻占高台县城，敌人重兵围攻高台。红5军将士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失陷，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多名指战员都牺牲了。红5军失败后，西路军的形势异常危急。这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陈昌浩对朱良才说：“如今形势危难之际，你去5军当政治部主任吧。”朱良才想：5军都不存在了，我还去当什么主任呀。心里这样想，但又考虑还是以大局为重，就回答道：“好吧。”
◆1939年，朱良才（左起）、王平、刘澜涛、刘道生、唐延杰、赵尔陆、舒同、杨成武、吕正操、聂荣臻、聂鹤亭在晋察冀。
红5军当时只剩下几百人，政治委员黄超带着这几百人行动。朱良才去后，问他怎么办，他也没说什么，朱良才也没再问。吃饭的时候，彼此谁也不说话，闷气沉沉的。由于红5军已名存实亡，能收拢的几百人只好补充到其他部队，不久，红5军建制撤销，朱良才被调到红30军政治部当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红30军同敌人打了几仗，未能改变困难局面。部队子弹打完了，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在石窝，总指挥部开了会，决定把剩下的几百人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以红30军为主；右路以红9军为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在宣布分左路右路人员时，要朱良才到右路军，跟王树声一起负责部队的指挥工作。
朱良才跟右路军出发，天亮之后，队伍又被打散。朱良才身边，只有李聚奎、方强、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朱良才和这十几个人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没有粮食，他们杀了战马充饥；没有水喝，他们吃雪止渴。四天后他们商量：这样在山里转下去，即使不被敌人抓住也会冻死、饿死，便决定出山，探风声。结果，被一股搜山的敌人发现。幸好旁边山上响起了枪声，敌人向枪响的地方跑去，朱良才、李聚奎、方强等领导同志才趁机脱身跑掉，但不幸的是他们几个也跑散了。朱良才单身一人，决定寻找部队。朱良才在回忆录《风雨磐然》一书中感慨地写道：“……想到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十年了，是中国共产党使自己走上了这革命的征途。这十年中有痛苦，有欢乐，每当遇到困难和痛苦时，总是党使自己增强了信心，展示了光明的前途。而今天，部队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许多战友和领导都牺牲了，想起这些战友和领导同志的音容笑貌，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起，对敌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着。”
失去了组织、队伍和战友，朱良才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沿途乞讨，化装潜行前往陕北。
经过36个日夜的流浪，真是九死一生，朱良才终于走到了甘肃镇原县。一打听，知道这里驻有红军，正在营救西路军失散官兵。当这位面孔黑瘦、胡子拉茬、衣衫褴褛的“叫花子”，跌跌撞撞地出现在援西军某团团部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援西军正要寻找的目标之一朱良才。为了尽快营救西路军将士，朱良才主动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专门做营救工作，被任命为秘书长。由于他有亲身经历，对失散红军认得特别准，很快找回了许多红军干部，为我党挽回了一大批骨干力量。1938年春，朱良才到中央党校学习。
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1938年秋，朱良才奉命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军区工作，担任军区三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在三分区工作一年，他和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发动全分区军民经过48天的战斗，粉碎了日军对五台山的围攻。
◆1939年1月，朱良才（左起）、程子华、唐延杰、吕正操、聂荣臻。
1939年秋，朱良才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7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调离，朱良才代理政治部主任。1944年春，朱良才正式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他全力以赴地做军区和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这期间，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先后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并击毙了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在抗击日军的同时，还成功地进行了反“摩擦”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
磨河滩战斗是百团大战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朱良才回忆说：“在连战七夜的磨河滩的战斗中，我们一个连攻击日军500人机械化部队，我虽伤亡过半，但没有一个动摇逃跑的，甚至因被河水隔断失掉联络的人员，在党员的领导下，依然开展麻雀战，不丢伤员、不丢武器、终于归队。在龙梁战斗中，我们一个连受到极大损失，只剩二十余人，连长与支书负伤，党员自动代理指挥，完成了任务。三甲村歼灭战中，我们一个排伤亡仅剩下三个人，最后，指导员振臂一呼，仍将敌堡垒攻占。至于战斗中个人的英勇例子就举不胜举了。”他说：“没有政治质量的提高，这样英勇牺牲的精神是不可想像的。”
◆1939年，朱良才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百团大战后，日军强化了对华北的“治安”措施。从1941年3月开始，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根据地封锁、分割，实施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总体战”。同年7月，日军又实施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复杂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朱良才紧紧抓住军区提出的创党军铁军的号召，要求各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模范的党军铁军。这一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励了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1941年8月13日，华北日军以5个师团、6个旅团和伪军共7万多人，对北岳区和平西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军区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在7月22日发布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为即将到来的反“扫荡”作出了部署。
反“扫荡”开始后，军区领导机关一直没有离开中心区域，朱良才一直随机关行动。9月1日，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及抗大二分校、分局党校、北岳区党校等单位7000余人，在阜平的雷堡被日军围住，朱良才遵照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要侦察科长罗文仿带电台到东边的台峪发报，造成敌人错觉，使军区机关得以突围。
在两个月反“扫荡”作战中，根据地军民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一例。朱良才怀着激动的心情，挥笔写下了歌颂英雄的诗篇：“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捐躯全大节，断后竟奇功。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后来，狼牙山上矗起烈士纪念塔，朱良才的诗句被镌刻在石碑上。
1942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一年。日军为了把华北变为“大东亚圣战”的补给基地，加紧在根据地制造“无人区”，进行毁灭性的“扫荡”。晋察冀边区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土地荒芜，疾病流行，人民缺衣少粮，苦不堪言。春荒开始，老百姓把树叶当成主要口粮。军区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训令，要求各部队伙食单位不准在村庄附近捋摘树叶。当人民群众得知这训令后，都很感动，纷纷找到政治部，要政治部将训令撤回，因为子弟兵也没有粮食吃。老百姓的真挚感情，使朱良才很受感动。他耐心地向群众做了解释工作。与此同时，他亲自管理政治部的伙食，教育干部和党员们发扬人民军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带领群众克服困难。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贯彻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发出政治训令，提出“一面战斗，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口号。朱良才又以政治部的名义发出《积极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要求全边区的党政军民积极行动起来，掀起大生产的热潮，大量开垦荒山、荒地，不使一小块土地荒芜。他对部队的生产提出具体的目标，要达到能保证几个月的粮食、蔬菜、马干（即马料）。他强调各级军政首长要以身作则参加生产，要有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那样亲自耕地、拔草的精神，要求所属各级政府和部队帮助抗属、贫民搞好生产。
抗日战争时期，朱良才协助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工作，及时发现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先进典型，对巩固基层、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2月，戎冠秀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授予她绣有“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的大红锦旗。散会临走时，军区直属部队的子弟兵全副武装，列队相送。授奖后，朱良才扶戎冠秀骑上奖给她的栗色大骡马，送她上路回家乡，体现了军民深厚的感情和对英模的崇敬。
朱良才重视宣传、文化工作，充分发挥文艺武器的威力，组织创办《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晋察冀画报》和“抗敌剧社”，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揭露日伪军罪行，坚定部队和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几年间，军区政治部的抗敌剧社演出了许多有教育意义的节目，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许多文艺工作者说：“晋察冀军区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是和朱良才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
◆朱良才在工作。
毛泽东曾评价朱良才说：“军事上过硬，政治上合格”，是“军之良才”。朱良才1989年病逝后，聂荣臻元帅在给朱良才的夫人、北京军区后勤部原副政委李开芬的信中，对朱良才的政治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说从抗战开始就和我并肩战斗，成为我的一位好战友、好帮手。良才同志毕生从事政治工作，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以他的思想、才能和模范行动，把政治工作做深做活，做到每个战士心坎里。大家知道，战争的年代，尤其是在游击战的艰苦环境中，没有战士们的崇高觉悟和坚忍毅力，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良才同志非常重视抓部队的基层建设，抓党支部的建设，这对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着重大的作用。”
朱良才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把位子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
1946年1月，朱良才担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48年5月至1949年8月，朱良才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培养军政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8月，朱良才调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华北军政大学政委。1954年，朱良才升任华北军区副政委。1955年4月1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月11日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决定，华北军区改称北京军区（兼京津卫戍区），杨成武任司令员，朱良才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第一政治委员。
朱良才多次负伤，身体虚弱，加之长期劳累，得不到休息，到1949年夏，额骨发炎，头痛不止，长夜失眠，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经过数月治疗和休养，朱良才身体慢慢好转。此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没等病治愈，便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回到军区，投入繁忙的工作之中。不久旧病复发，他只好再次回医院休养。从1951～1953年，三年之中，朱良才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养病。
当时，军队中都派有苏联顾问，朱良才对顾问的态度是：他们提出的意见，正确的采纳，不适合解放军情况的，给予解释说明。苏联政治顾问对政治部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见。按照这位顾问的意见，政治机关好像是只做俱乐部工作的。朱良才说：“俱乐部工作当然要做好，但政治机关主要是抓好部队党的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传统不能丢。”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军区总顾问提出要砍倒一片妨碍部队行动的果园，朱良才坚决不同意，并向他讲了解放军的宗旨和拥政爱民的传统，保住了这片果园。
朱良才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在人的处理上更为慎重。在政治运动中，他特别注意做到防止“左”、右两种倾向。北平和平解放后，军区总医院内有好几位原国民党少将和上校军医，对这些人，有的干部觉得不可靠。朱良才说：“在旧军队，他们是凭技术吃饭的，现在，只要我们诚恳地帮助和信任他们，他们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他不但请这些军医看病，还亲自找他们谈心。有一位军医思想上有一些“疙瘩”，朱良才派秘书到这位军医家中去看望。这位军医得到信任，很受感动，表示一定安心工作，做出成绩。
在朱良才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前后，在部队中出现片面强调正规化和主张搞一长制的倾向。在一些干部，尤其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削弱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观念。朱良才觉得，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之所以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就是因为有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外是错误的。他撰写了《健全单位集体领导》的文章。文章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基础。在我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只有健全了党委的集体领导，才能使伟大而艰巨的建军任务胜利完成，获得最可靠的保证。因此，进一步健全党委的集体领导，认真地贯彻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乃是目前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朱良才将军和夫人李开芬。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好了，但朱良才仍然保持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常常说：“俭可以养廉，俭可以养德。”他规定，他的汽车家属小孩不能随便坐。他告诉秘书，凡是制度内发给他的东西才能要，不能随便向管理部门要东西。有人说他的秘书太机械了。这位秘书说：“政委是这样要求的，违背了是要受批评的。”他的家庭养成了清廉的家风。
朱良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朱良才旧病复发，头痛难忍。他自知这种病不是短期能治好的，说：“我是正职，因病不能多抓工作，对军区工作有影响。怎么办呢？响应中央的号召，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干吧，我休息治病，病好了再工作。”当时，朱良才58岁，本可以一边治病，一边工作。当时不管从中央干部、还是同级或是下级、以及家人或身边的人员，都劝他带职休养，不必辞职休养。但朱良才却从大局出发，于1959年1月20日召开的北京军区党委全体会议和军区一届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免职休息治病的请求。中央军委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赞扬他思想开明，顾全大局，一心为党，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朱良才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把位子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称赞。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昏了过去
据朱良才的儿子朱新春讲述：
1976年9月9日上午，朱良才正在石家庄养病，河北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向他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我父亲经历得多了，立即感觉不好，肯定有大事发生。”当天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送重要新闻：毛泽东同志逝世。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父亲当即就昏了过去，送到医院抢救，几个小时后才终于苏醒。”
醒来的第一时间，朱良才便急着下床，他对时任河北省军区司令马辉说：“马上给我派飞机，我要回北京。”马辉一听便吓坏了：“老首长，您的身体不能坐飞机呀。朱良才只好作罢，等待第二天坐火车走。”
“那时候没高铁，从石家庄到北京，整整一天才能到。”
悲恸的朱良才一夜未眠，整晚都在滔滔不绝地向守在身边的医生、护士讲他和毛泽东的故事。第二天一到北京，便直接住进了301医院。
9月12日，朱良才来到人民大会堂，终于见到了毛泽东的遗体，“告别回来后父亲身体就不行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中央决定于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的追悼大会。朱良才对医生说：“就是死了，我也要去。”
但没想到的是，301医院党委决定：以朱良才的身体状态，不能去追悼会现场。军委同意了此意见。
9月18日那天，朱良才只能躺在病床上，流着眼泪听完了追悼会广播。“从那以后，父亲就再也起不来了，再也离不开医院了。顶多，只能坐着轮椅出去转一转。”
朱良才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嘱咐家里人：“我走了以后，你们就把我安葬在井冈山上——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培育过我的井冈山上。”
1989年2月22日，经历过无数腥风血雨，战胜过无数艰难险阻，为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一生的开国上将朱良才，又回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培育过他的井冈山上，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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