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的《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的《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
恩格斯的《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恩格斯的《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恩格斯的《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恩格斯的《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恩格斯的《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全集中文1版27卷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巴黎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安年柯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卒，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开玩笑地说到了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薄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研究。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象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远不会错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十七世纪中叶而结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竟是这样地遥远，甚至普通经济学家都不会忘记的东西他都忽略了。他谈分工时，竟完全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好啊！难道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细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十七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于九到十二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所以，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是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许多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做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荒谬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总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是，这只有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欧洲各国，那末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采用机器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做第三个进化，当做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啊！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象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一切信贷机关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十八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存在有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这些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末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销，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结果，是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就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末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不是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象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这样，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创世时起就在各国人民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仅仅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实行它。这样考虑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而了解这么点东西竟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诡计来发现神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独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和实际生活隔离起来，把它们和现代生产、和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事物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隔离起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以其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妻爱情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跟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相对立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谩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象一个圣徒，象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做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想有可能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又及：您或许会问我，我写信给您为什么不用流利的德文，而用蹩脚的法文？这是因为我所涉及的是一个法国作者。
如果您的回信不拖得太久，我将非常感激您，因为我想知道您是否懂得了我这粗陋的法文中所包含的思想。
全集中文1版28卷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维：
我担心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我误解了你的上一次来信，把最近两封信都按下列地址寄出去了：“钱伯斯街7号《革命》办事处1817号信箱”。这个该死的“1817号信箱”引起了混乱，因为你来信说要在“旧地址”上加这么几个字，但没有说明是指第一个地址还是指第二个地址。可是我希望，在这封信寄到以前事情已经弄清楚，特别是因为上星期五寄出的那封信里附有我的文章的很长的第五篇。第六篇，也就是最后一篇，这个星期我未能写完。但是，即使你的报纸重新出版了，这次延宕也不会碍事，因为你手上掌握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你驳斥海因岑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惜恩格斯寄给我太晚了；它写得既泼辣又细腻，这种巧妙的结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论战。我已经把这篇文章给厄·琼斯看了，这里附上他给你的一封信，这封信准备发表。琼斯写得很潦草，又有一些缩写，而我想你还不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所以我把我妻子誊写的抄件和德译文连同原稿一起寄给你，以便你把原稿和译文两者同时发表。你还可以在琼斯的信后面附上这样几句话：至于说到乔治·朱利安·哈尼（他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也是一个权威），那末他在他的《红色共和党人》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并且还加了一个边注，说：这是《the most revolutionary document ever given to the world》（“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而他在他的《民主评论》上译载了被海因岑“驳倒了的”智慧，即《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我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而且哈尼还在一篇论路易·勃朗的文章中把这些文章当作对法国事件的“真正的批判”介绍给他的读者。不过，在英国只是不需要引证“极端分子”的话。如果英国的一个议员要当大臣，他就得重新经过选举。例如新任财政大臣，Lord of the Exchequer，迪斯累里就是这样的，他在3月1日对他的选民写道：
《We shall endeavour to terminate that strife of classes which of late years has exercised so pernicious an influence over the welfare of this kingdom》（“我们将尽力结束阶级斗争，它在最近几年中已对这个王国的幸福产生了如此有害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3月2日的《泰晤士报》指出：
《If anything would ever divid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beyond reconciliation, and leave no chance of a just and honourable peace, it would be a tax on foreign corn》（“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分裂到不可能再调和，而且使人对公正的和光荣的和平不再存有希望，那就是谷物进口税”）。
为了使海因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有性格的人”【显然是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中的一句诗：“没有天才，可是倒有性格。”——编者注】不致认为，贵族拥护谷物法，资产者反对谷物法，因为前者想“垄断”，后者要“自由”（一个笨伯只是在这种思想形式中才看到对立），那只应当指出，在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拥护“自由”（贸易自由），而资产者则拥护“垄断”，也就是目前“普鲁士”这两个阶级对“谷物法”所采取的立场。《新普鲁士报》是贸易自由的最狂热的拥护者。
最后，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就要向民主派先生们指出，他们最好是先熟悉一下资产者的著作本身，然后再去大胆地对它的对立面狂吠。这些先生要弄清过去的“阶级的历史”，就应当譬如说研究一下梯叶里、基佐、约翰·威德等人的历史著作。他们想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应当先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譬如，只要一打开李嘉图的那本巨著，在第一页上就可以看到他的序言的开头几句话：
《The peoduce of the earth—all that is derived from its surface by the united application of labour, machinery, and capital, is divided among thre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namely, the proprietor of the land, the owner of the stock of capital necessary for its cultivation, and the labourers by whose industry it is cultivated》（“土地产品——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而从地面上得到的一切产品——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必需的基金或资本的所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工人之间进行分配”）。
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查·亨·凯里（费拉得尔菲亚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明。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不仅指责李嘉图，而且指责马尔萨斯、穆勒、萨伊、托伦斯、威克菲尔德、麦克库洛赫、西尼耳、惠特利、理·琼斯等等，一句话，指责欧洲的经济学权威，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制造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他拚命驳斥他们，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证明，美国的“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关系”。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你可以利用上述意见中你认为有用的东西。此外，海因岑已经用我们的“中央集权”去代替他的“联邦共和国”，等等。当我们现在所传播的关于阶级的种种观点变得不怎么新奇，而且为“正常的人的思想”所接受的时候，这个粗鲁的家伙就会大叫大嚷地把这些观点说成是他“自己的洞察力”的最新产物，并且对我们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发出狂吠。因此，当黑格尔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他凭借他“自己的洞察力”对它发出狂吠。而现在，他却靠黑格尔哲学中变得淡而无味的、卢格没有消化掉又吐出来的面包屑来糊口。
随信附上匈牙利通讯的最后一部分。如果你的报纸还存在，你可以利用其中的某些东西试试看，何况匈牙利前总理瑟美列已经从巴黎答应我给你写一篇亲笔签名的详细文章。
如果你的报纸已经出版，就请多寄几份来，以便把它们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你的 卡·马克思
这里所有的朋友，特别是我的妻子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顺便提一下。我托前山岳党人霍赫施土耳（亚尔萨斯人）给你带去《寄语》和几份我在陪审法庭上的发言（后者是我答应给克路斯的）。这个家伙不是什么人物。
附上章程。建议你把它整理得更条理些。伦敦定为美国的总区部。在这以前我们只能有名无实地实行我们的统治。
如果“希尔施”的声明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这是一个卑鄙的人，虽然他对沙佩尔和维利希的态度是正确的。
全集中文1版32卷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孩子们在迅速恢复健康，虽然还很虚弱。
您寄来的东西收到了，非常感谢。不要给孚赫写信。这个撒尿的男孩太自命不凡了。他所得到的全部东西是，在出第二版的时候，我将在论述价值量的适当地方给巴师夏一些必要的回击。过去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第三卷将有专门一章来详细评述“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此外，您自然会看到，孚赫及其同伙在他们自己的拙劣文章中，不是从耗费的劳动力的量中而是从没有这种耗费即从“节省的劳动”中得出“交换价值”。而就连这个备受那些先生们欢迎的“发现”也不是可敬的巴师夏自己做出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惯例从先前的许多作者那里“抄袭”来的。其来源孚赫及其同伙自然是不知道的。
至于说到《中央报》，那末，那个人已经做了尽可能大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设想价值这个概念一般说来还有点什么意义，就一定要同意我的结论。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学的王牌了。
但是，够了，非常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我不主张转载施韦泽的文章，虽然施韦泽为他自己的报纸提供了好材料。
如能给我寄几号《邦报》来，我将对您感激不尽。
施纳克的地址您问一下《爱北斐特日报》就一定能知道。
衷心问候您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
您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我收到了狄慈根关于我的书的一篇文章，准备把它寄给李卜克内西。
全集中文1版37卷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林
1890年8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您的信在我的口袋里旅行一直到了北角，并且绕了六个挪威的峡湾。我想在旅行期间回信，但是在肖莱马和我旅行全程乘坐的轮船上，写东西的条件极坏，因此现在来补写。
非常感谢您谈到了您的情况，对于这些我是一直十分关心的。您确实应该尽力写好关于克纳普的文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要消灭普鲁士传统的主要问题之一，指出以往吹嘘普鲁士传统完全是出于欺骗。
为了《文库》去研究英国蓝皮书，对于不住在伦敦因而不可能亲自判断各个文件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的人来说，未必能够进行。议会公布的文件那么多，每月都为它出版专门目录，这样，您不得不大海捞针，有时即使找到点什么，也不是您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您还是想在这方面做些什么（如果要当真做好，那一般说来这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我随时准备告诉您各种消息。其实，要是布劳恩想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固定的人，那最好是去找爱·伯恩施坦（他的地址：北区塔夫内尔公园科琳路4号）。爱德·伯恩施坦正打算从《社会民主党人报》一腾出手来就去研究英国的状况，所以，看来正好合适。今天或明天他将去海滨呆几星期，因此我不可能和他谈我刚才想到的这件事。
我在维也纳的《德语》杂志上看到了摩里茨·维尔特这只凶兆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的评论，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摩里茨这家伙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挺身而出，甚至可能抓住在他那一流人中间确实已经退化为空话的东西。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的程度。反社会党人法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强大得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了一些事情，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文学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
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而结果也正好与此相称。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对于从1878年以来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的我们的工人，而且仅仅对他们，我抱有绝对的信任。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但是这一切都将被克服，我们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克服，因为我们的青年人确实是坚韧不拔的，此外，还因为柏林这个未必能很快摆脱它特有的习气的城市，和伦敦一样，在我国不过是形式上的中心，而不象巴黎在法国那样。我常常生法国和英国工人的气，虽然我了解他们犯错误的原因，而从1870年起，从来没有生德国人的气，对代表他们说话的个别人确实生过气，但是对又走上轨道的群众却从来没有过。而且我敢打赌，我永远不会对他们生气。
您的 弗·恩格斯
我把信寄到《人民论坛》社，因为我不知道寄到潘考夫【柏林郊区，康·施米特住的地方。——编者注】是否还行。
全集中文1版37卷
致约瑟夫·布洛赫
科尼斯堡
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3日的来信，我在福克斯顿时就转给我了，但是我在那里手头没有所提到的那本书，所以不能答复您。12日回来后，我又遇到一大堆刻不容缓的工作，所以到今天才来给您写几行。这就是我复信迟的原因，为此请您原谅。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您看《起源》第十九页的描述，普那路亚家庭形成的过程是逐步逐步的，甚至在本世纪，夏威夷群岛王室家庭中还有兄弟和姐妹（同一母亲生的）结婚的。而在整个古代史时期，都可以遇到这种婚姻的例子，例如托勒密王朝还有这种情况。可是在这里，也是第二点，应当区别母亲方面或只是父亲方面的兄弟和姐妹。’αδελφó，’αδελφή【兄弟、姐妹。——编者注】这两个词是从妈妈一词来的，因此原来的意思只是母亲方面的兄弟和姐妹。从母权制时期起还长期保留这样的概念：同一母亲的子女，虽然是不同父亲的，也比同一父亲但不同母亲的子女彼此更亲。普那路亚形式的家庭只排除前者之间的婚姻，而绝不排除后者之间的婚姻，因为根据相应的概念，后者甚至根本不算亲属（因为起作用的是母权制）。在古代看到的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据我所知，局限于夫妻双方或者是不同母亲生的，或者是不能确定但也不能排除他们是由不同母亲生的。因此，这些婚姻决不违反普那路亚的风俗。您还忽视了这一点：在普那路亚时期和希腊的一夫一妻制时期之间，发生了使情况大变的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飞跃。
瓦克斯穆特在他的《希腊古代》中写道，在英雄时代，希腊人“很近的亲属（除了父母与子女）结成夫妻，并不引起任何反对”（第3卷第157页）。“和亲姐妹结婚，在克里特岛不认为是不道德的”（同上，第170页）。
后面的意见是根据斯特拉本（第10卷）得出的，只是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地方，因为原书没有分章。关于亲姐妹，在没有相反的证明时，我理解这里是指同父的姐妹。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来判定您的第一个主要论据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昨天（这段是9月22日写的）又发现一个决定性的地方，可以完全证实我上面所谈的，舍曼在他的《希腊的古代》（1885年柏林版第1卷第52页）中说：
“可是，大家知道，异母所生的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在后来的希腊不算血亲婚配。”
但愿，我已经力求写得简短的那些极长的复合句，不致使您吓坏吧！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全集中文1版37卷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林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的聘请，那将是做得很对的。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如果您随时注意，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的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在实践中会熟悉全部机构，并且会不得不注意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收到的第一手的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市场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些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候而已。当时问题是在于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这一点至少对我们来说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下述情况的的确确是事实：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梦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而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很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叫做杰·古耳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的钱财，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
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的那本小册子【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了。首先必需出版第三卷，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至于谈到党内争吵，反对派的先生们硬是把我拉了进去，使我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恩斯特先生对待我的行为，除非称之为幼稚，是无法形容的。至于这个人有病，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写作，那我表示遗憾。但是这个人具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以致不把别人的话读成相反的意思，就连一行也读不下去，这样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力用于其他方面，而不能用于社会主义这个非幻想的方面。让他去写小说、剧本、文艺评论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他只会损害资产阶级教育，从而对我们有利。也许他那时会成熟起来，在我们的领域里也能有所作为。但是，应该说，这个反对派所表现出来的一大堆幼稚的胡说八道和绝对愚蠢的东西，是我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而这些极端自负、目空一切的无知青年竟然想规定党的策略！我仅从倍倍尔在维也纳《工人报》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通讯中所了解到的东西，比从这些人的全部胡说八道中了解到的更多。而他们自以为，他们比这位如此惊人正确地了解情况、如此有说服力地简单描绘情况的头脑清楚的人更了不起！这都是些失败的美文学家，而即使是有成就的美文学家，也是令人厌恶的家伙。
如果《人民论坛》停刊，我感到很遗憾。在您主持编辑下看得很清楚：这个理论内容多于时事内容的周刊，已经能拿出一些东西来，而我也知道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撰稿人！但在《新时代》成为周刊以后，是否能和《新时代》同时坚持下去，看来确实是有问题的。无论如何，您本人将会很高兴摆脱编辑的一切甘苦，并且有时间从事纯新闻工作以外的其他事情。在今后一些日子里柏林还会有最近这次争吵的各种余波，而谁要是卷了进去，就会一事无成。
发表我那封信的片断没有坏处，但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信是凭记忆写的，写得很快，又没有查对等等，因此总有一些考虑不周的说法会被我们在莱茵称之为小捣蛋鬼的那种人抓住的，天知道他会从中引出什么样的谬论。
十分感谢您预先祝贺我还有一个月才到的七十岁生日。我目前感到身体非常好，只是还必须保护眼睛，不能在煤气灯下写东西。但愿能继续如此。
我的信该结束了。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全集中文1版39卷
致弗兰茨·梅林
柏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梅林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盛情给我寄来《莱辛传奇》。我写信给您不单是想正式证明这本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书的本身——它的内容。所以就拖延下来了。
我从末尾，即《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有幸能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四十年之久，那末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本来似乎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他的不大出色的战友就很容易被给以过高的评价——而这种情况看来现在就正好落在我的身上。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和纯粹的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宪法、法权体系、任何领域的思想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表，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末，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完全不越出思维的范围。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之“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思想的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实际条件最后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因此，我不仅决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相反地，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而已。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这样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聘请这个人在莱比锡做历史教授呢！那里曾经有个老瓦克斯穆特，这个人头脑也很平庸，但对事实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种人！
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重复那些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在细节方面，都很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感到惋惜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威廉一世。——编者注】为止的整个情景。您已经预先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甚至可以认为已经最后完成了。而在破马车完全破碎以前无论如何这是必需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成为过去了）最必要的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做全德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十六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明年冬季实现），那末我就能在那里发挥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各点。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原因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另提出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一天比一天不可救药的紊乱。那里在中世纪时期，代表外国干涉的是帮助普罗凡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的英国征服者。对英国人的战争可以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大胆查理。——编者注】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感到羞愧的对照，但是因此也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最前列以来，我们对先前的羞辱就能稍微容易地忍受了。
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帝国的两个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
我已经天南地北地扯得太远了；让这些空话至少给您作个证据，证明您的著作使我多么兴奋吧。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全集中文1版39卷
致瓦·博尔吉乌斯
布勒斯劳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阁下：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象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
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们那种致命的疲惫和软弱，——导源于1648—1830年时期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最初表现于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慢性穷困尖锐化起来才动摇了。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证明，事情已经向这个方面发展，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出版物中对于经济史的不可原谅的忽视。不仅很难于抛掉那些在学校里已被灌输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观念，而且更难于搜集为此所必要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编者注】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总之，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定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完满的回答，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引论里，以及在《费尔巴哈》一书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字句，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象给报刊写文章那样清晰而明确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请代我向……【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的……【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它使我十分高兴。
致崇高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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