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8岁，曾是一名“赤脚医生”，在县卫生防疫站（现在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退休。前几天回老家小住，遇见担任乡村医生的小弟党安民，他小我10岁，问起当年乡里几个赤脚医生朋友时，小弟告诉我有几个已经作古，我内心痛惜不已。
“赤脚医生” 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是顺应当时社会需要，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遏制传染病暴发流行、保障农村社员身体健康、促进农业生产的战略性决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80年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赤脚”的含义就是保持农民本色和社员身份，一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边为社员防病治病。每出勤一天大队给记10个工分，与社员一样参加本生产队分粮和年底决算。当年印刷发行的赤脚医生形象宣传画，就是一位中年妇女肩背红十字药箱，手拿镰刀，头戴斗笠，裤腿卷到膝盖，赤脚站在农田参加劳动的场面。
那时每个大队（现在叫行政村）设立一个卫生室，“赤脚医生”名额按大队总人口千分之一配备。大队提供房屋和启动资金，卫生院负责业务培训，社员每人每年交一元钱实行合作医疗，看病拿药不管药价多少，一次只需缴纳5分钱。资金管理好的村，合作医疗一直坚持到80年代。
1968年，我中学毕业回村务农。由于前任“赤脚医生”招工当工人去了，我荣幸地被大队选派到乡卫生院和部队培训班学习医学知识，大队每天记10个工分，补助四毛钱。经过五个月培训，我回到村里后背起药箱，当上了“赤脚医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都是大集体生产模式，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业生产还是牛拉人背的原始状态，缺乏农机化肥，小麦亩产100斤就是好收成，薄地亩产也就几十斤。社员每人一年分不了100斤小麦，一日三餐靠红薯，营养缺乏，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都很差。加之环境脏乱，苍蝇、老鼠、蚊子、臭虫等害虫横行，缺乏防护措施，一年四季传染病、多发病居高不下。冬春季发生流脑、百日咳、麻疹、肺结核等呼吸道传染病，夏秋季发生伤寒、痢疾、肠炎、食物中毒和疟疾、乙脑等疾病，胃肠炎、蛔虫病发病率也非常高。有一年，我把村里一个肠梗阻病人送到卫生院紧急手术，打开腹腔后，从切开的肠管中掏出半盆子蛔虫。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麦茬烂，没好汉”，身体健康的人很少。那时候蚊子特别多，尤其傍晚时蚊子成群嗡嗡叫，徒手就能抓住十个八个的。晚上睡觉没有蚊帐，只能手拿芭蕉扇不停地搧，只要一打盹，蚊子就爬满全身，用手一拍全是血。由于蚊子多，疟疾（俗称“打摆子”）发病率居高不下，一度影响农业生产。又由于那时一日三餐不离红薯，红薯吃多了产生胃酸，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胃溃疡病人。
那时候发病率高，药品却极其紧缺，卫生室常用药也就三五十种。最好的消炎药是青霉素、链霉素，即便这样也时常断货，谁要是买到一盒青链霉素就像买到宝贝一样。防病治病提倡用一根针、一把草药土法上马，我和我的搭档常常肩背药箱，挎着竹篮，到地头、沟沿、坟地、荒坡采挖蒲公英、地丁、茵陈、狶签草、野菊花、车钱草、土茅根等土草药，我们还开荒种植柴胡、荆芥、藿香、红花等中药，看病几乎离不开中草药。
大队卫生室只有两间房屋，设在大队部门口临街处。白天社员下地干活，我和我的搭档肩背药箱走村串户巡诊，送医送药到各家各户。夏天割麦和收秋期间，我俩手拿镰刀，肩背药箱到田间巡诊，预防外伤和中暑。晚上社员们没事，就聚集到喂牲口的屋子或代销点侃大山，胡喷六球瞎抬杠，而我们则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那时，社员是靠工分吃饭，有病也不歇着，都是带病出工，晚上到卫生室看病，不耽误白天挣工分。
晚上喝罢红薯汤打开卫生室门，不一会儿屋里便站得满满的，我和我的搭档就一个个接诊、处理。病人中有外伤需要包扎的，有长疮换药的，有看病拿药的，有打针的，还有请医生出诊去家里给老人看病的。我们处理完卫生室病号，背着药箱出诊时，还要拿着疟疾病人休止期治疗药物到病人家“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所有病人都处理完后还要汇总处方，结算当天账目，忙完就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常常饿得肚子咕咕叫。
当我们结束一天工作回家时，已经是深更半夜，有时刚躺下还没睡着，就有人来敲窗户：“贵方，快点吧，我的孩子发高烧了！”或者“我媳妇上吐下泻肚子疼，快点上俺家看看吧！”没法，只好披上棉袄，掂起马灯，背上药箱，跟着来人去出诊。当出完诊回家钻进被窝刚想睡觉时，又有人来敲门。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冬天，村里发生流感，我一夜连续出诊4次，天亮时才回家。刚躺下还没睡着又有人来敲门：“贵方呀，我牙痛得一夜没睡着，想来找你吧，怕耽误你睡觉，我咬着牙顶到天亮才来找你。”那天我一夜没睡成，天亮也睡不成，害得我爱人一夜开门七八次，跟着我受累。要是哪一天晚上没人喊，能睡个安稳觉，就感到太满足、太幸福了。由于那几年晚上常出诊腿部受凉，现在只要天冷或刮风下雨，膝关节就疼痛难忍。
那时候，生产队加班干活可记加班分，而我夜夜出诊却没多记一分，尽管一夜不睡觉，白天还必须照样值班巡诊。有一次，因前一天晚上出诊时间长，第二天实在瞌睡得受不了，我背着药箱溜到村外窑洞里睡了一大觉，中午都没有回家吃饭，害得我爱人在村里找了大半天。说实话，有时候真想打退堂鼓，可我不干又有谁能干呢？不管咋着，当个“赤脚医生”也算是个体面的职业，真不干我也舍不得。想到给病人治好病后，病人家属感激时的表情和样子，想到半路遇见乡亲们那么热情地让烟打招呼，想到去病人家出诊时人家忙着点火取暖、倒茶时非要加白糖的热情劲，觉得很受安慰。心里不禁想：“值啦，继续干吧，干啥都不容易，只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就比啥都强。”
说到医疗设备，那就太简陋了。卫生室总共有两个出诊箱，两个血压计，两个方盘，十几只玻璃注射器，两把镊子，两把持针器，一把手术刀 ，一把拔牙钳，两包针灸针，一个用于消毒用的铝锅。器械消毒就是用酒精点燃烧一烧，静脉注射用的大针管和胶管输液器来不及消毒时就用开水涮一下。凭着热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憨胆大，我还开展了胃穿线、割鸡眼、眼睑外翻纠正术，以及拔牙、皮下脂肪瘤切除术、外伤清创缝合术等，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
1974年，县卫生局成立卫生学校，每个大队选派一名“赤脚医生”参加培训，脱产学习一年，我又荣幸地参加了培训学习。学习期间，大队给记工分，每天补助1.2元。当年7月份，我县疟疾暴发流行，大批劳动力病倒，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县卫生局从卫校抽调我们3个同学，与其他乡镇抽调的人员组成小分队，分乡包村，共同参加全县疟疾大会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全民预防服药和现症病人正规治疗，工作量非常大，经常忙到半夜。同时，还要发动社员群众，开展“三管两灭”，即管水、管粪、管饮食，灭蚊子、灭苍蝇。全民动手，铲除杂草，消灭污水，清理垃圾，熏杀成蚊，毒杀孑孓，土洋结合，多措并举。那时到处是标语，到处是红旗，到处是熏杀蚊虫的烟雾，到处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向病魔作斗争的人民战争。经过那一场大会战，卓有成效地消灭了疟疾传染源，切断了传播途径，保护了易感人群，之后疟疾发病率逐年下降，直到实现“基本无疟县”。在当年的疟疾大会战结束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被留在县卫生局工作，直到退休。
回忆起当年“赤脚医生”那段岁月，回忆起那些往事，常常百感交集。我忘不掉同甘共苦的搭档，忘不掉同乡和邻村的朋友，忘不掉培养我、栽培我的大队干部和父老乡亲，忘不掉帮助、支持、关怀、爱护我的各位长辈……虽然有的已经离开人世，但我会永远记住他们，怀念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一切。回忆往事时，我也为自己没能为村里和乡亲们作出更多的服务和贡献而感到愧疚和遗憾。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赤脚医生”变成了乡村医生，他们穿上白大褂当上了专职医生，可以晋职晋级，退休可以享受国家补贴，而 “赤脚医生”这个称谓已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我们无法忘怀老一代的“赤脚医生”，无法忘怀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艰苦岁月，为农村卫生事业和防病治病做出的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谨以此文怀念老一代“赤脚医生”们！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疾控中心 党贵方/文 摘自2018年第1期《中国农村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