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新在第十七章第一节《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次调整、两个阶段和两次整顿》中讲到，1985前，中国经济有两次重要调整（针对洋跃进等各种问题），“第一次调整（1979-1980年），由于认识不统一，贯彻不力，收效不大……第二次调整（1981-1983年），由于统一了认识，贯彻得力，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里主要记载第一次调整的措施、过程、问题等。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八字方针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武力主编）：1978年时，农轻重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占比48.7%，农业和轻工业3.6%，5.8%。此外，经济结构还有如下问题：（1）产业结构。能源动力紧张，经常停工半停工；铁路运输和港口装卸能力不足；机械加工能力过剩，超过能提供的钢材3-4倍。（2）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积累率高达36.5%。（3）洋跃进，向外国借贷大量资金搞大项目，财政压力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说，“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调问题摆在全党面前。三中全会公报吸纳陈云意见，提出经济需要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打下好的基础。
1979年3月，陈云和李先念致信中央，提出“要有两三年时间，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此时陈和李都很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也是之前三十年一直强调的。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就是调整各种关系，比如轻工业重工业农业的比例，重工业中能源和交通的比例，等等。改革就是改革经济管理方式，给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整顿就是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严肃工人的考勤之类，核心是建立工人听话的一套体系，不听话就罚，等等。最后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
八字方针，一方面是调整洋跃进带来的后遗症，一方面是希望从计划中逐步孵化出市场，从社会中孕育出资本（不论其是否愿意）。
二、初步调整的措施
（一）集中力量促农业
分田单干。开放农贸市场。鼓励举办社队企业之前就有了，并视情况减免税收。社队企业就是之后的乡镇企业，这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前三十年计划的产物。之前的社队企业要求农村不仅搞农业，还要力所能及搞工业，这些工业能直接服务于本地的农业。1980年，社队企业从业人员3050万人，收入占社队三级收入的34%。
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1979.3起，陆续提高18种农副产品收购价。多数产品提价在20%-50%，超购部分再继续提价，且幅度更多。1979农副产品收购指数提高22.1%，1980再提高7.1%。销售价格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由国家补贴。同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计划地下降了10-15%。1979-1980，国家财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
书中提到，上述措施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我们经常说分田单干激发了农民积极性，但现实却远远不是如此简单。
（二）加快轻纺工业
整体基调，要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减少积累，增加消费，为此必须加速轻纺工业的发展。
为加速发展，主要采取如下方式：（1）原料、动力、交运、基本建设、贷款和外汇等方面，优先轻工业。（2）重工业主动放慢速度，轻工业提高增加速度。（3）重工业还调整方向，增加轻工业需要的产品规格，并采用重转轻，军转民等形式，从机械工业和国防军工中腾出一定生产力，利用边角余料增产市场需要的日用消费品。（4）发展社队企业对农副产品的加工，恢复发展城镇手工业。1980年轻纺工业以外各行业生产的轻工业品产值占整个轻工业品产值的31%。
（三）增加城乡人民收入，积极扩大城镇就业渠道
决策层提出必须增加人民收入，这至少两方面考虑：（1）轻重工业比例调整后，必须增加人民收入，不然轻工业产品没有市场。（2）增加人民收入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具体而言采取了如下措施：1、农村。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税收【减免贫困社队农业税和社队企业税收】，增加农民收入。这之前详细讲过了。2、城市。（1）大力安置回城知青就业，解决了2000万青年就业。（a）全民所有制企业计划外用农民工，国家动员其中500万回乡。动员符合退休退职的员工400万退休退职。（b）发展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多办集体所有制的服务网点，鼓励当个体户，等等。1979年903万，1980年905万城镇劳动力先后得到安置。（2）提高部分职工工资，并大力发展物质刺激（奖金），恢复计件工资（计件工资恢复之处是可能提高工人收入的，因为单价会比较高，但随着后续发展，企业为了扩大利润必然压缩单价，最终却可能降低工人工资）。
调整工资是1979.11开始的，40%职工提了工资，加上奖金和计件工资恢复，1980年比1978年提高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建国以来最大幅度。
（四）其他
稳定能源，节约燃料。原油和原煤采掘比例失调，需要有计划地稳定和减少之。为了在能源稳定甚至减少下，保障工业发展速度，国家强调要严格节约能源。1979、1980，能源3%，-1.3%，工业总产值8.5%，8.7%。
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78预算投资389亿元，1980压缩为300亿元，这就要求下马某些项目，关停并转某些企业。加大住宅、城市公用事业等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为什么要压缩预算，后面会详细分析）。
三、调整中的阻力和问题
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给职工加工资，加快轻纺发展方面，比较顺利。在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和部分企业关停并转方面，难落实。这一方面涉及到地方利益，认识分歧，另一方面很多要停的大项目涉及国外合同。
（一）问题概述
调整初期有些效果，市场活跃，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但很快出现问题。1979-1980连续财政巨额赤字，物价持续上涨。原因在于放权让利，使得地方和企业掌握了更多预算外资金，获得了更大投资的利益驱动。【这就是刘日新说的“第一次调整（1979-1980年），由于认识不统一，贯彻不力，收效不大。”】
1979年4月13日，中央强调，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但是据反映，下面很多人阳奉阴违。7月26日《人民日报》批评，“当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对调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他这个企业是多年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关别人的可以，停自己的不行。”【可能关别人的，不能停自己的，这样的认识一直存在。1996年前多次经济过热，2002年、2008年两次重化工业大跃进造成巨大产能过剩，都和地方类似思想有关。1996前是直接相关，2002和2008是直接+间接。不仅如此，被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广为诟病的僵尸企业无法关闭，产能过剩企业占用信贷资金，等等，均与这类思想有关。这种思想的实质在这里不细说。】
阻力一是意见分歧，有些人认为形势不错，不宜调整。另外是出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考虑（笔者个人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各地方各部门都有急切要解决的问题，如安排就业，解决住房，希望加速发展，等等。都希望别人调整，不愿意自己降速。
（二）陈云的意见
1979年9月，陈云在财经委员会上讲话强调，“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也绝不能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另外陈云还明确了使用外资的限度，大项目的建设速度，要求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掘潜力，后新建。【这里陈云的意思很明确，不宜通过基建拉动生产，而是反过来，先要有相应的生产能力，才配套相应的基建项目。不然就只能搞信贷投资，而这要的信贷投资会无以为继。这是典型的计划时期的思路，和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信贷+需求管理）完全不一样。】
根据陈云讲话精神，财经委组织有关部门重新拟定了1980、1981的两年计划。【刘日新在第十七章第一节《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次调整、两个阶段和两次整顿》中说，“第二次调整（1981-1983年），由于统一了认识，贯彻得力，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刘日新对比两次调整数据后说，后一次的核心在于把积累率降了下来】
10月3、4两天，陈云再次在座谈会上讲话，会上多数人和他意见相反。邓小平在观察考虑。他主张当面把矛盾摆出来辩论。他支持陈云的意见，认为“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但又强调调整的目的是创造条件，以便更快更好地发展。在建设速度、利用外资、调整项目等方面，邓小平立场相对中立。比如在清理项目上，他赞成清理在建项目，但又认为，为争取1983年开始有相应的速度，现在的调整还要包括一些准备工作。
（三）矛盾在发酵
第一次调整也起到了一些效果，主要体现在结构比例上。按1978/1980数据，农轻重比例从24.8：32.4：42.8变为27.2：34.36：38.44，农业和轻工业比例明显增加；与之对应，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从36：64变为31.6：68.4。但是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巨大问题，本节第一小部分讲的问题开始发酵。
1、矛盾发酵
具体而言有如下问题：（1）连续财政巨额赤字。这主要是财政支出突然扩大导致：厂职工工资涨得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不提高销售价，补贴多；扩大企业财权，留给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减少；许多项目该退没退，因为借来的外汇需要支付本息，下不了决心把项目停下来。（2）为了平衡收支，1979-1980年两年间，政府向银行借贷投资，银行增发了13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过去29年发行货币量的63%，大大超过商品流通量的增长。1980年物价城市物价上涨8.1%，群众议论纷纷。
2、统一思想加强调整
上述问题很严重，中央认为必须解决（1980年农业受灾，原油储量不足，短线物资有缺口）。如果不调整，1981年赤字可能突破50亿，货币会进一步超发，引发物价暴涨，进而引发社会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1980.10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进行分析后向中央请示，陈云表示需进一步调整，邓小平支持。上层统一了调整的决心。11月召开省级全国计划会议，统一了调整的思想。会议强调本次调整：基本建设要退够，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要关停并转，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要平衡。
提出三条总要求：（1）基本做到财政收支平衡，赤字缩小到50亿以内。（2）信贷要基本平衡，1981年增发货币控制在30亿左右，不再高财政性货币发行。（3）物价要稳定下来。至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比较复杂，在六五计划期间解决（1981-1985）。
为了做好调整，会议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加强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局部服从全局，等等。
（四）后续思路
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还占主导。为了稳定经济，除上述调整外，还需要增加消费品供应和燃料动力，为此做了如下事情：
（1）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作为进一步调整的中心。发的钱多了，国民收入超分配，怎么办。应急处理，减少积累和消费的开支。由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能降（发的钱收不回来），就只能大幅压缩投资计划（1981比1980压缩了20.7%），并适当控制消费（如此一来市面上对商品的需求就会降低，与供给形成新的平衡）。同时，在1981年的投资重，轻工业占比从9.1%上升到10%，非生产性建设从35.7%上升到43%，重工业中能源工业占比达重工业的一半（结构进一步调整）。
（2）关停并转一批高消耗、质量差、亏损达的工业企业。为缓解能源不足、原材料不足、财政赤字等问题，关了一批小型国营重工业，以减少能耗和亏损。调整农村社队工业和地方小型轻纺企业，鼓励他们和原料产地老工业基地在互利基础上联合办厂（就地解决原料），以免他们和城市大工业抢原料。具体来说，对长期亏损企业采取停止供应能源、原料，停止财政补贴和信贷，对抢原料的落后企业用行政办法裁并，对社队企业（也是抢原料的）的小纺织厂、小烟酒厂恢复征税，促使大批小企业关停并转。
（3）财政方面，当时预测工业关停并转后，税收减少。中央决定1981年支出减少140亿（这样就能持平），并发行国库券弥补前两年赤字。这部分支出全都从基本建设里面压缩。后来税收没有减少，整体基本实现了财政稳定的目标（收入1089亿元，赤字25亿元）。
（4）严格实行信贷管理和现金管理，制止超计划贷款和滥发奖金，货币净投放比去年减少28.5亿元，基本实现不搞财政性货币发行。
（5）需求端得到控制，供给端工农业（主要是农业和轻工业）增长超过预期计划，物价逐步回落，涨2.4%。
这次洋跃进带来的问题可以说是1996年前数次经济过热的预演。后续几次经济过热的萌芽在这里清晰可见。经济危机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的，也就是社会面的无计划与单个资本的有计划之间的矛盾导致的。80年代的过热，主要体现为诸侯经济，是这种矛盾的特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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